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
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
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
“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
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
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
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
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
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
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
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册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贺次郎像是明治时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头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亩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还在其它方面为日本侨民办事，在日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还让妓院妓女捐钱给日本政府，《村冈伊平治自传》也记载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战争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结合日本人会和墓地的事考虑，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贺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帐上了。
人们常有对不知自己底细的人美化、夸张过去的心理倾向。这种被美化、夸张的过去也会被作为事实认知。根据心理置换反应，越是现在的境遇大不如从前的人，谈起从前的事时，越容易强烈地加以渲染。从《村冈伊平治自传》后记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长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顺心，由于听从偶尔相识的旅行者的劝告，才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这样，自传中的美化与夸张就不奇怪了。
也许我过分地拘泥于这本《村冈伊平治自传》了。可是作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权威被人注目的这本书，其内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么我们上边举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么叫人相信？只要这些研究大都依据《村冈伊平治自传》，我就把它们与《村冈伊平治自传》同样对待。
当然，上述的几种海外妓女研究不仅报告了历史的事实，还通过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责日本的国家主义。这样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实的真假、误差的致命影响。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样对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说研究不充分的理由，还有它们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纪实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纪实文章除外。我并不主张女性史只能由女性来写，对此，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希望男性参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为读者积极参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过女性去发掘，就不会搞清楚。
明治时代初期到大正时代流落到东南亚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连平假名都写不出，是文盲，当然她们不可能拿笔写出其生活实态，诉说苦恼。即使她们会写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为女性来讲关于卖淫的细节，写出来是有抵触的。坦白卖淫生活对家庭家族都是羞耻的，这就足以作为最大障碍。研究者只能通过残存的妓女的生活与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状态。根据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她们紧闭的心扉会向站在购买她们的性的男性立场上的男性研究者敞开，还是会向同一性别的女性研究者敞开？谁更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长于调查拐诱妇女的方法与经济组织。但没有人研究她们的性交实态和心理结构，这对妓女研究来讲是极不完全的。
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木绵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学》文章。文章讲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应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领域内发挥，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学问。因此，女性进行海外妓女的调研恰好符合这一观点。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从东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从听取她们的自白开始我的工作，别无他法。我虽然是她们的同性，但是只是一个旅行者。对于那些想忘记自己的过去来生活下去的人来讲，她们不可能告诉我她们过去的娼妇生活。这样的话，我只能考虑到有“南洋姐”的乡村或家庭，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哀乐，等待她们打开关闭已久的心扉。
可是，虽然我这样考虑，但在她们分布最多的九州的岛原和天草，我一点儿关系门路都没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冈县中间市写《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诗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农民小说家岛一春。能不能托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这些人的关系。访问别人已采访过的老妓不会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记载的“南洋姐”现在的生活都比较富裕，属于老年妓女中比较发迹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记者谁都没造访过、真正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的海外妓女。为此，我不要人介绍，作为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进入岛原或天草的农村去。于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试探性地到天草下岛旅行。虽然我第一次到天草来，但我意想不到如愿以偿地邂逅了我所想见的老年妓女。这本书，虽称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称不上是游记，但它是我与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记录。我们两人的偶然相遇成为决定的契机。这还得从第一次天草之行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