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恢复过来。他直到现在还在拼命工作。我很为他担心。”
“可是谁为你担心？谁和你玩？谁送你上学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别记得哪个人。当时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全穿着一样的制服。”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评论道：“我一直相信有两件事是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做的——理发和当父母。”
她笑了，会意地、赞同地笑了。“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没有执照，可喜欢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见，我患有严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说，如果我不找个心理医生谈谈，很可能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搞得一团糟。”
别包括和我的关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驱散这突如其来的脆弱表现。
“得了，西尔维亚，一切规则都有例外。我是说，有些来自人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样和孤独的人一样搞不好关系。我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妇》。”
“没错。”西尔维亚大笑，接着背诵道：“‘她把他们全都痛揍了一顿，然后让他们上床去睡觉。’”
“对。顺便问问，用意大利语念听起来怎样？”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语给我读的。”
“啊，尼科。”
“是他。他还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带我去看马戏。”
“那么我猜你会嫁给他。”我说，掩饰住对自己机会的渺茫产生的悲观情绪。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都一百岁了。”
“首先，他没有一百岁。他年轻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长得可以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总会在那里，而这一点对你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把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给扑灭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她同意道，“我是说，在我称为自己的‘钳闭期’的那段时间里，他确实是了不起。”
“你指的是什么？”
“妈妈出事以后，父亲一门心思要保护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让我上学，请人来家里教我。你可以想像，他手下的人对那些可怜的家伙进行了什么样的安全检查。
“就我的社交生活而言，”她开玩笑地补充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自己家里有一应俱全、连爆米花都不缺的电影院够有多派头。可是每个周末只有你和那同样的三四个孩子当观众，这并不是多好的事。我到了14岁上才发现，看电影时最不重要的就是银幕上发生的事。我想和别的人在一起，简直想得要命。”
“你最后怎么能够离开的呢？是否也是在尼科阁下的帮助下做到的？”
“别开玩笑，”她呵责道，“不过事实是，他一直鼓励我到国外去求学。然而不等父亲完全恢复正常，我没法离开他。”
多么奇怪，来自一个孩子身上的父母本能。
“最后我决定，要想让他有朝一日重回人类社会，我就得离开。我是说，我认为如果我让他独立生活，他就会不得不开始去寻找别的人。
“总之，英国是唯一一个保安措施使他感到满意的国家。自然，必须是个天主教学校。因此差不多也就只剩下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学院了。
“我在那里很快活，虽然我过了一段时期才习惯了宗教的那一套。除了遇见我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和学会了世上的一切运动之外，我在那里还受到了极好的教育。但是每天早晚我唯一祈祷的是，下次探视日让爸爸挽着一个可爱的女士一起来。”然后她沉思着补充道：“可是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意味着我得和他一起在意大利度夏。我无法忍受让他独自生活的这个念头。我未能有机会认识多少同龄人，但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知道，他很喜欢带着我一起到工厂去。我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实际上，那似乎是他唯一不再沉默寡言、真正充满活力的时候。当他把我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他的脸上会绽出少有的笑容。我也喜欢去工厂。工人们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喜欢他。”
这一点，我从最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文章提到，她的父亲是意大利北部首先为自己从南方来的工人提供低价住房的实业家之一，否则这些工人就不得不把家属留在老家。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起在托斯卡纳偏僻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的那些周末。那是米兰和都灵的意大利上流阶层中不浮华俗气的人的度假胜地。”
“如果是这样，那地方一定真的非常小。”我开玩笑地说。
她笑了起来。“说对了，马修，所以这个地方才这样不同一般。尽管名字很朴素，‘旅店’实际上非常闲适高雅。晚上，他们在充满茉莉花香的花园里供应晚餐。反正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男人皮肤晒得黑黑的，穿着白色亚麻布西装，都显得那么英俊，可是谁也没有我的父亲好看。女人们都穿着最时髦然而不扎眼的服装。还有个3人小乐队为跳舞伴奏。”
“钢琴、鼓和小提琴，对不对？”
“对，我的音乐家朋友。”她微笑道。
“我琢磨着小提琴会带来浪漫情调。”
“确实，”她点点头，“不过遗憾的是，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和她的父亲却并不如此。”
恐怕不一定，我心里想。
“每年夏天我都不断希望我们会遇见一个爸爸喜欢的人。”
想到十几岁的少女西尔维亚和父亲一起围着舞场跳舞时仍一面谨慎地用眼睛扫视一张张桌子，寻找着合适的寡妇，我受到了奇怪的感动。
“一天晚上，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两位女士，年纪较轻的一位肤色微黑，很有吸引力，年龄非常合适。她们离我们很近，我能注意到她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整个晚餐期间，她们好像一直在往我们这边看，然后低声交谈。就在送来咖啡之前，年纪大的那位站起身来，吻了吻另一位，道过晚安后便离去了。”
“嘿，这可越来越有意思了。下一步是谁采取的主动？”
“自然是我啦。我突然头痛起来，说对不起恐怕得先走了，而且坚持要爸爸留下吃完晚饭。
“离开餐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父亲正伸手拿香烟盒。显然他一点也不着急。这是我已经等了这么久的一个时刻。我既不能入睡，也看不进书去。我在窗口呆了至少一个小时，伸长了脖子想看见餐厅，看看他们是不是在跳舞。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甚至幻想她会和我们一起在爸爸的平台上吃早餐。她不在那儿。可是他情绪特别好，所以我想，他一定已经安排好了午餐的计划。我实在等不了那么久，因此直接问他觉得头天晚上坐在附近的那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女人怎么样。”
她停了下来，沮丧地摇了摇头。
“别告诉我，”我猜测道，“他喜欢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
“不对，你这个傻瓜，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
“我想我说得太多了，啊？”西尔维亚抱歉地说。已经快到凌晨一点钟了，我们正站在“圣跳蚤窝”（我给我们住的那个鬼地方取的又一个浑名）空空的大厅里。
“一点儿都不，”我真心说道，“要不然你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但是了解并不是喜欢的同义词。”她大着胆子说道。
“西尔维亚，对于你它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意义。”
我们互相吻了吻面颊以祝晚安，然后她乘电梯回房。我，一个积习难改的美国人，要进行每天的锻炼，便沿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到我那在第10层上的阁楼（至少那时是这种感觉）。我一边爬一边心里在想——除非我过于陶醉在希望中了——她最后的那句表面看来无关痛痒的话是有它的含义的。尼科还没有赢得她。我仍有机会。
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完成了日程上的最后一项——彻底地钻研了由接触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常见的血液传染病血吸虫病的发病、发展和治疗之后，叫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开始了我们此时已经熟悉的仪式：重新打开家庭的心理相册。
我们谈到最初把我们吸引到医疗事业上来的一些事情。
“说实话，”西尔维亚说道，“我记不得有什么时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着要当个医生。我是说，我觉得早在乔治的时候就开始了。”
“乔治是谁？”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当她向我述说内心深处的隐秘时总是这样。今晚，感谢她套头衫的剪裁样式，在她对我叙述乔治·望祖托的时候，我无法避免一瞥她美丽的Rx房。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我们都是7岁。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圆又大，个子比我们小得多。下课的时候，别的男孩跑来跑去乱闹，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过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从不能到我家来玩，原来，他每天放学以后要到医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这么久以后说起这件事还是那么难。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亲提出为他出钱到美国去换一个新肾，我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们在波士顿综合医院给他做手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西尔维亚低下了头。“这件事一直使父亲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们没有干预这事，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活上6个月，甚至1年。而情况是，医学科学只是使结局来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柔声说：“因此你决定做个医生。”
“不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心里一定是怀着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莎拉的父亲，剑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临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时允许我们跟在后面。
“约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当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病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倾听每个病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
“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虽然他非常虚弱，可听见大夫的笑话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乔治当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关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决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亲的反映。”
“其实你想像不出来。尽管他显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反击。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责。”
“父母都爱用这一手。”
“总之，这一招不灵以后，他就试着以学医有多么艰苦来劝阻我。”
“告诉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没有形容一番3天一个班，不许睡觉？”
“详细得令人痛苦。可是我争辩说，要是别人能经得住，我也能。后来就是——收买。他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类似福特基金会的组织，向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医学事业提供资助。我承认自己动了心。但是，在整整一个夏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他放弃了。当他和我吻别的时候，他轻轻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去干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试探地说，“其实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结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问题吗？”
“上帝啊，”她假装生气地看着我道，“你比我爸还够呛。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爱他？我说过爱他吗？”
“反正那会是个资产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她勉强承认道。
“那么你们定了日子没有？”我突然觉得并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是，”她恶作剧地笑着说，“最近两位父亲建议定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你是说就这个8月？”
她点点头。“当然，现在他们得往后推了。”
我又开始呼吸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渴望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特别理由。
她不仅能够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还能远远地离开尼科·里纳尔迪和一切来自家庭的压力。
“告诉我，西尔维亚，你去非洲的决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
她想压下笑，但没有成功。
“实际上我确实解释过，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好好考虑考虑。”
“他们的态度呢？”
“他们没有选择。我像爸爸，可也像妈妈。她也会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所以现在，爱提问的记者先生，你的问题都得到回答了吗？”
没有，我对自己说。我刚刚才想起了一整套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