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纽约
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一个研究生20年前走进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有人说他还在里面，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拼命想找到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基因。这传说里有其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研究者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永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儿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四季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消逝。
我开始进入哈佛时，这个领域几乎是刚刚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不到20年。他们的发现提供了在未来打开人体75万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秘密的钥匙。
①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为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因参与20世纪生物学上的最重要发现——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而与沃森、威尔金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沃森，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然而，已经有幻想家们相信，一切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把不论哪个被发现有缺陷的基因修补好后再导人人体内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献身的狂热者之一。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睡不了觉——也要把它做到。
从非洲回来后的头4年，我是在我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过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寻找着能够用来使肿瘤逆转的那个具体的分子结构。
我对一个基因的执着搜寻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点挨着冻扫视地平线，以求能看见一只难见的鸟，而我对征服疾病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萨饼活着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间题。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亲身做了试验。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亚，人可以靠粗谷饼活着。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红柿片加在类似的扁饼上，相比之下这样的饮食是多么富有营养啊。
有人也许会奇怪，这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回答是，当你在狂热地追踪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链时，你不会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费时间。比萨饼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项目是神经生物学。你脑袋中过子弹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心里就总想着自己的大脑。于是，我开始探索大脑两半球，研究神经通道，跳过神经元的突触，看看在这极少为人所知的领域中能发现些什么。人体内的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时来播下毁灭性肿瘤的地方。我越来越坚定地要摧毁它们。
1984年结束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论在哪里，实验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论起吃比萨饼来，波士顿似乎也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此外，在难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出去吃饭。我总是把朋友们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区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说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见了西尔维亚。有时我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或看见她就在我前面走着。我紧走几步赶上去，却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在欺骗我了。
即使是现在，我在晚上仍梦见她重新出现，醒来却仍是孤身一人。看来，使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的还不仅是对科学的追求。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个机构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换换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顿北区康奈尔医学院的邀请。
这时，蔡兹几乎已经绝望了，认为我肯定要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换个地方，指望我在从一个显微镜前往另一个显微镜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可爱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远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伦和蔡兹同样关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说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顿，如果你去找，会有合适的女人；在纽约，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会找到你头上来。”
蔡兹拼命兜售纽约那无穷无尽的文化生活机会：剧院、音乐会、歌剧等等。更不用说这种工作具有的显赫地位是一块天然磁石，能吸引来最优秀最聪明的女人。
总之，我决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了。终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间房间的地方的内疚感。我非常幸运能在东区大道找到这处看得见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开始慢跑锻炼（我的腰围似乎比我的事业发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钱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经将近6个月了，卖房的奥斯特莱谢老太太对于允许谁来住在她和她做心理医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绝望？），我一走进门她就对我微笑，主动带我看房子。很显然，她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然而，她还是无法使自己进入丈夫的书房。我称赞着高抵天花板的木制书架，上面塞满了用各种欧洲语言写的专业书和纯文学作品，但她却一直不安地呆在门口。
“如果你对这些书有任何兴趣的话，大夫……”她怯声说道，但是没有能够说完。
“你难道不把它们带走吗？”我问道，立刻体会到她声音中的忧伤。
“我要到佛罗里达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书已经够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发现了那架钢琴，便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