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无论是谁，每次搬家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两件从储物柜里翻出来却不知是扔了好还是留着好的东西。在我家里，滑雪用具就是这种东西。
那至少是十年前的型号了，带着它最后一次去滑雪也是在好几年前。每年冬季将近之时，我都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将滑雪重新拾起来，可一到冬天，却只会嘀咕着“啊——好冷！这么冷的天，没理由还特意往更冷的地方跑啊”，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被炉一步。这样的情况每年都在重复。
不过，我的确对滑雪有着特殊的感情。就算自己不滑，每当电视上转播世界锦标赛之类的比赛时，我也一定会看。即便是一般人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选手，我也知道很多。
那大概是因为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札幌举办了冬季奥运会。在那之前我连冬季奥运会都不知道。但自从在电视上看到札幌奥运会之后，我便对冬季运动特别是竞技滑雪抱有了强烈的憧憬。
“等我长大了也要去滑雪。我要滑得像基利（法国著名滑雪选手，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一样华丽。”那时候我一直幻想着身着滑雪服的自己在雪地上画出优美弧线时的模样。
滑雪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早早来临了。那是在初中三年级的三月。为庆祝勉强混过了中考，我和四个朋友决定一起去滑雪。其中一人是之前写过的迷恋披头士的H本。他叔叔与婶婶住在白马岳，那次旅行全靠他们。
因为是第一次，我们手头自然不会有任何与滑雪相关的用具，出发之前临时买的也只是诸如紧身裤之类用来滑雪的裤子和手套。因此当我们准备开始滑雪时，那模样实在不堪入目。没有一个人穿着所谓的滑雪服，都是用薄薄的登山服或者运动防风外套来充数。光穿那些会很冷，里面还得一层一层地裹上好几件毛衣。最能体现每个人个性的是帽子。有人戴着不管怎么看都像是用护腰临时改造而成的毛线帽，也有人戴着普通的棒球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S木，他戴着学生帽，还把帽带拉下来扣在了下巴上。他以那副打扮走在雪地里的样子，让人联想到雪中行军。
“好像有点不对吧。”我看着映在窗户玻璃里的身影，“不管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来滑雪的啊。和基利完全不一样。”其他四人也“嗯”地点头认可。
在滑雪用具出租店租了破旧的滑雪板之后，我们便去听H本婶婶的指导课。婶婶教我们将滑雪板撑开呈V字形滑动的方法，即所谓的犁式直滑降。我们看到之后却抱怨起来。
“这么寒酸的滑行方式算什么呀。教点更帅的。”
“我想像笠谷（笠谷幸生，日本著名跳台滑雪选手。）那样跳滑。”
面对不知好歹的我们，婶婶终于也发起了脾气。“要这样的话就随你们便。我不管了。”然后她就说要去准备饭菜，早早地离开了。没了教练，我们一下子走投无路，但又觉得总不能傻站着不动，便开始按照各自的方法尝试起来。滑行一点点距离然后摔倒，我们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动作。不过十几岁孩子的运动神经也真是厉害。没过一会儿，虽然姿势看着别扭，但我们总算可以拐弯或者刹停了。
“太好了，终于有点滑雪的样子啦！”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又变回了无所畏惧的初中生，什么也不管，放手乱滑。当然也不可能平安无事。H本撞到了树上，S木冲进了一对正晒太阳的男女中间，N尾则和一个外国人撞个正着，大叫着“I’mSorry,I’mSorry”，我一头撞到木屋商店的窗户上，令里面的客人都吓了一跳。场面一片混乱。去滑雪场是需要坐索道的，当我们准备乘坐下山的索道回去时，所有人都偷偷地看着我们笑。我不好意思地往一旁躲了躲，心想等我成了高中生之后，一定要滑得帅气十足。
但是，到了高中，那个梦最终也没能实现。为什么呢？
因为没钱。
等终于和朋友们约好新年一起去滑雪，已经是高二寒假之前了。那时我们的前提条件是这样的：四天三夜，住宿费、交通费、用具租借费、餐费，全部加在一起一万五千日元以内。
就算是在过去，这个价格也不可能。但我们完全没这样的意识，直到真正开始计划之前，还在说着“大山比较好”、“滑雪还是去信州”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经过一番认真的探讨，我们最终决定去兵库县的冰之山。因为以可花出去的路费计算，实在去不了更远的地方。而且还不是乘火车，而是大巴。除夕夜，我们从弁天埠头出发了。听着广播里的红白歌会一路往北，到达目的地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多。
而接下来才是问题。
要到达旅店，必须从那里换乘地铁或者公交。但这个时间，这些交通工具当然不可能还在运行，我们其实已经事先考虑到了这个状况。乘坐夜间大巴到达这里然后等到天亮，是最节省交通费的方法。
但是我们想得太过天真。我们乐观地认为车站至少会有候车室，觉得只要有屋檐和墙壁，凑合一晚也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被放下来的地方居然是加油站前面，周围一片漆黑，类似候车室的地方根本连影子都没看见。和我们一起下车的还有好几个人，但都有车接走了。
“没办法，就在这儿等吧。”带头的人这样说着，按下了便携式收音机的开关。广播里传出的是由罗伊-詹姆斯主持的介绍去年流行歌曲前一百名的节目。我们参差不齐地跟着樱田淳子的《黄色发带》合唱，在寒冷的冬夜、道路的尽头迎来了新的一年。
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旅店，却又面临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租借滑雪用具的钱。要是不能想办法和对方交涉便宜点租到，很有可能因为预算而遭遇好不容易到了滑雪场却不能滑雪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租一套的费用是大概一天一千五百日元。我们试着恳求对方，只要能便宜点，不管多旧的都可以。结果旅店的老婆婆给出的回答竟然是：“三天八百块怎么样？”
我们都怀疑自己听错了。不管怎么看这都太便宜了。看着我们讶异的样子，老婆婆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不过，那可是没法租给一般顾客的东西，只能凑合用。”
“那也没问题。”我们回答道。那可是原本三天得花将近五千块的东西。如果八百块就能解决，我们觉得就算多少有点瑕疵也可以忍受。
但是，看到老婆婆从仓库里取出来的东西后，我们的眼睛全都瞪圆了。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她，那样的东西居然能留到现在还没扔掉。
滑雪杖是竹制的，有些地方已经变成深褐色，让人感受到其历史的悠久。滑雪板的两边都生锈了，表面喷漆也几乎全部脱落，靴子自然还是系带式的。
“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哦。只要给钱，想租多新的都有。”看到我们的反应之后，老婆婆没好气地说。
“哪里哪里，这就很好啦。我们很乐意租这个。”我们慌忙将手伸向那些竹制的滑雪杖和边缘已经钝了的滑雪板。
这些租来的滑雪用具，到最后一天归还时还保持完好无损状态的大约只有一半。几乎所有竹制滑雪杖都已折断，还有两个滑雪板都断了。我们并没告诉老婆婆，偷偷将东西送回了仓库。后来一直也没接到什么投诉，估计老婆婆也觉得这些东西“早就该坏了”吧。
当时冰之山有好几条吊椅索道，同行的朋友中却不断有人从其中一条索道上翻落下来，而且掉落的地点都一样。我怎么也找不到会从那里掉下来的理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曾掉下来的朋友跑到我身边小声说了这样一句话：“坐索道往上走的途中有间小屋，对吧？你去看看那间小屋右边的窗户。”
“什么啊，那里有什么东西吗？”
“那要你自己去看才有意思嘛。”朋友鬼鬼祟祟地笑了。
我按他所说，在接下来坐索道时注意到了那间小屋。他所说的右边窗户的前方有树挡着，并不容易看到。于是，我在最接近那里的地方往前探出了身子。
“哇！”我不自觉地叫出声来，因为那里就像是专门为了给坐索道的人看似的，赫然贴着一张色情海报。我打算再看得更清楚些，于是将身子又往前探了探，结果就从椅子上翻了下来。
几乎完全相同的一群人在那年春天还去过一次箱馆山，还是以超低的预算制订了行程计划，就连要不要买导游手册也争论了半天。
“没有导游手册还是不方便吧。”
“但是需要用到的地方不就那么几页而已吗？谁会为了那么点东西花那么多钱啊。”
“钱大家一起出不就行了。”
“那也不值。”
几番争论后的结果是，我们决定去书店将必须用到的几页撕下来偷走。
箱馆山是紧挨着琵琶湖的一座小山。山上的滑雪场并不宽阔，而且如果不从山脚下坐缆车就没法到达滑雪场。当我们正因缆车票太贵而愁眉苦脸的时候，一个朋友从路人那里打听来一条小道消息——从滑雪场坐吊椅索道到山顶之后，顺着滑雪场的背面往下走就能发现一条林间小路。
但是，在滑雪场时，一条广播通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顺着林间小路下山的顾客请注意。由于小路不属于本滑雪场的管辖范围，万一途中发生任何事故，恕本滑雪场概不负责。请顾客们予以理解。”
我们对此嗤之以鼻。“肯定是想靠缆车赚钱才说出这种话。哪有那么容易就发生事故。”
每个人都附和着“是啊是啊”，最终顺着林间小路下了山。省下了缆车钱，大家的心情都不错。于是从第二天起，我们只将上山的缆车钱、吊椅索道钱和午饭钱揣进口袋便离开旅店。
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发生了令人咋舌的意外。
从下午开始忽然下起大雪，滑雪场的吊椅索道全部停运，其他人都陆续乘坐缆车下山了。我们也打算回去。
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
因为已经吃过午饭，所有人身上带的钱凑到一起都买不起一张缆车票。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不管雪下得多大、风吹得多狂，我们只能顺着林间小路回去。
而为了走小路，必须先爬到山顶，但索道已经停了，我们得徒步爬上去。
“去买巧克力吧。”带头的人说道。一名女登山家被困在山上的时候，靠着啃一块随身携带的巧克力活了下来，这件事刚在不久之前成为热议话题。我们的脸因寒冷和恐惧抽搐着，但还是笑了起来。
冒着连前方一米左右都无法看清的大雪，我们排着队出发了。我们时不时地互相喊对方的名字，确认是否所有人都在。那条“顺着林间小路下山的顾客请注意”的广播顺着大风远远飘来，后半部分的“万一途中发生任何事故”，此时显得如此具有说服力。
我像螃蟹一样横着前行，心里却像念经般地呻吟着：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曾经向往的滑雪不应该是这样的……好像有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