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炮（胡土根）的到案，樟坂人民法院刑事庭决定就李寂被杀案重新进行法庭调查，胡土根和陈步森一起出庭。
由于案情有了出乎意料的进展，几乎所有与本案有关的人悉数到场。冷薇也被母亲扶着到了法庭。刘春红也来了，被周玲控制在另一端的座位坐着。郑运林挥着旗子坐在冷薇的后面以示对她的支持，但他的旗子被法警收缴了。董河山进到法庭的时候，环顾了一下四周，他的目光含着自信，预示着他对新出现的情况了如指掌。沈全出庭时则显得忧心忡忡，他今天只是作为陈步森的辩护人到场，实际上他很想成为胡土根的辩护律师，但后者显然不在乎他的好意。胡土根到庭的时候，头转来转去，目光四下飘忽，一副羁骜不驯的样子。最后，他终于看到冷薇了，他的目光像棍子一样敲到她身上。冷薇发出颤抖，她看到了亲手用棒子敲碎丈夫脑袋的人，她双手抱肩，好像快要倒下去了。陈步森则眼神平静，他什么人也没看，只是低着头。
法庭调查开始。接下来出现的场面有些令人感到滑稽，只有陈步森一个人回答法官的问题，胡土根完全无视法官的提问，他用带着嘲讽的目光看着陈步森，好像注视一个小丑。即便如此，法庭调查仍然继续下去，重点在于向胡土根提问，让他重新描述整个犯罪过程。董河山对他说，陈步森已经讲述过犯罪过程，现在，你从你的角度重新讲一遍。胡土根说，我没有犯罪，不叫犯罪过程。法官说，你把事件过程描述一遍。胡土根说，我早就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但没人想听我说，今天，终于有人听我说了，但我已经成了罪犯。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胡土根身上。我要说就要说很长，否则我不说，我一句话都不说。胡土根说。法官说，你要真实地说出来。胡土根说，我保证说的全是真的，但你们要听我说完。
接下来是胡土根对法庭的陈述，虽然多次因故被打断，为了全面展现当事人的描述，这里作了适当的调整，所以胡土根的陈述仍是完整的：
我叫胡土根，土炮是我后来自己取的名，我要一炮打死我的仇人。我的家在云墩乡，那里是一个花乡，一到花季，满地都是鲜花，每家每户都种花，因为花很好卖，虽说不能发大财，但可以过日子，我和我父母就靠这几亩花圃维持生活，我是他们的独生子。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就会一直在那里生活下去，种花卖花过日子。
就在我母亲准备给我提亲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县里下来人到我们村宣布，云墩乡的大部份土地要被征用盖高楼，给城里人住，限我们在半年内搬迁。我们村的人当场听了就傻眼儿了，因为我们是靠种花讨生活的，没有土地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我约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到乡里了解，乡里的干部说一定会给我们补偿，发给我们土地和房屋拆迁的补偿费。我问他有多少？那个干部说够我们今后过得像皇帝一样。我旁边的人就问，皇帝是什么？那个干部就笑着说，你们可以到城里买房子住了，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不就是当上皇帝了吗？我们听了真的高兴了一阵子。
可是拆迁款标准下来时，我们村里的人都傻眼儿了。一亩地的补偿费经过七除八扣到我们手里只有两千块钱，房子一幢也只拿两万多块。我们拿着这点钱能干什么呢？到城里买房子，一套最便宜的也要十三、四万，贵的要三十几万，我们等于在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我们总不能搬到更远的村子吧，就是愿意搬去，人家也不要我们，他们不会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地让给我们种。我跟父亲说，这钱不够我们活一年的，我们不能要这笔钱。父亲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到城郊租房子住吧。城郊租一间民房一个月也要两百元的，租上几年我们就坐吃山空了。
想到这里，我两眼发黑。于是，我串通村民到乡政府提要求，乡干部对我们说，合法征用土地用于建设是国家政策，要我们顾全大局。我说，我们的房子没了，地也没了，以后我们住在哪里吃什么？那个乡干部，看着像副乡长的，一副蛮横劲儿，说，天无绝人之路，你们农民就是太懒了，以后怎么办？想办法呗！别人能到城里打工，你们为什么不能？我说，可是，我的房子和地没了，你们给的钱太少，不公平。那个副乡长摆摆手说，你别找我，找国家论去吧。这个副乡长的态度把我惹火了。我这人就是急脾气，一下子冲上去把他摁倒，揍了他几拳，后来被人劝开。副乡长就让治安人员把我抓住，要送我坐牢。后来乡长来了解情况后，把我放了，说，以后不要打人。副乡长对我说，你就等着瞧。
越来越多的农民跟我一样，不愿意那么贱卖了土地和房子。大家都不要钱，坐在乡政府门口要求提高补偿款的数目，父亲求我别闹事儿，我被他关在家里。可是，我的朋友胡石头和陈三儿他们已经在市场那地儿聚集在一起，围了一百多人，要求提高补偿款。我偷了个空跑出去，看到市场的人很多，陈三儿对我说，他们要在这里盖高楼，一套房子卖五十万，却只给我们这些钱。这时，警察来了，好像是他们从县里搬来的，把我们赶散了。
过了五六天，事情闹大了。那个副乡长带着治保主任和几个保安来抓人。说我们“阻碍交通”，胡石头和陈三儿都被抓走了。一共抓了七八个人，要告他们“冲击政府机构罪”。被抓的人的家属不服，在乡政府门口坐了一个月，人还是没有放回来。后来就审判了，当听到判决结果时，大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胡石头被判了十五年，陈三儿判了七年，还有几个判了五年、三年和一年。我父亲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乱来，我说，我不是要乱来，我不乱来，你告诉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们没有了住的，也不能种花了，没有活计了，吃什么呢？到城里我们两眼一抹黑，谁会要我们这样的没文化的人？我对父亲说，我可以不闹事儿，但我就是不搬，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着。
我就这么挺着。可是拆迁队果然来了。村里人都学我的样儿，不闹事儿，但就是不搬。副乡长在我面前晃着一张纸片儿，说，我可是有正规的拆迁办的文件，你要是不搬，我吿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妨碍公务。我说，你就告去吧。副乡长看着我说，你想做钉子户是不是？告诉你，我就是专拔钉子户的。第二天，村里出现标语，上面写着“狠拔钉子户！”。
当天晚上，趁我不在家，我们家冲进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挥着一种很粗的棒子，把我们家的东西砸了个底朝天，打完后对我爹说，先打你，不搬，过几天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那群叫棒子队的人，专门教训钉子户的。父亲和母亲吓得哆嗦，我回家的时候，这回是母亲跟我跪下了，她说，根啊，别跟他们作对了行吗？咱们搬还不行吗？母亲的眼泪让我也险些掉泪，但我说，我不搬，这是我的地，我的房，难不成我是这国家的房客，说让走就得走吗？第二天，拆迁的推土机来推我们家，父亲就躺在车子底下，抱住车轮。车子只好返回头。可是第二天开始我们家就有人扔砖头。有时全村会突然断电。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天夜里，我们正睡着觉呢，突然听见有人敲锣，说东头失火了。大家就披了衣服出了屋，结果大家一出屋，家里却起了火了。先在东头起的火。我家住西头。我跟大家说，这里面有鬼！为什么我们跑出屋才起的火呢？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我跑来跑去，要抓那些一边敲锣一边放火的人。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整片房屋都烧起来了，我知道完了，他们成功了。
等到我跑回到自己的房子面前，发觉我的家已经在烈火中烧散架了。父亲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说母亲还在屋里头。也就是说，我母亲没来得及出来，被掉下来的橼子砸了，活活烧死在里面。第二天，拆迁队的车就来了，他们很快地推平了已经被烧得东倒西歪的房子。
我的母亲死了。我到各级政府申诉，可是没有证据。乡里的人说是流氓放的火，他们会查清这件事情。但半年过去了，流氓还是没有抓到。我和父亲只好到比家更远的地方租房子住，租的是民房，比我的家更破，还得付房租。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觉得前途茫茫，心里像刀割一样。
我和我的父亲没活儿干，我在樟坂西坑煤矿做工的表哥叫我们到他们矿上去，说一个月可以挣上千来块钱，还可以住矿上的房子，省下房租钱。我和父亲一商量，因为呆着也没活儿干，就打上包袱往西坑煤矿去。我们到了矿上，觉得这矿还不算小，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听说过小煤矿常砸死人。表哥对我们说，矿不算大也不算小，凑和吧，但是在上工之前，要跟老板签一份协议。我问是什么协议？表哥说，生死协议，就是说出了人命矿上赔你一万五千块钱，双方两清，再不追究对方的责任。我一听就毛了，说，这比我的房子还不值钱。表哥说，外包矿工都得签这东西，你不签就走人。我听了不知道怎么办。表哥说，我们都签的，谁说一定会死呢，看你运气，我们矿井装了瓦斯报警仪呢。父亲说，就签吧，咱需要钱呢。我们就在那天和矿上签了生死协议。
下井了十多天，我才听说，这个矿以前常常突然出水出泥，死的人平均下来三十天死一个。我吓坏了，可只得做下去。我想老天应该会保佑我们这些已经很可怜的人。我看到井下装了瓦斯检测仪，这种机器很灵，瓦斯一超标它就响，响了几声就自动断电，大家就停工。可是那段时间正好快到春节，矿主不想停工，因为停工就会减产，他要我们加班，自己却开着奔驰车转来转去。我看见工头把瓦斯检测仪用衣服抱起来，心里就发毛。第二天下井的时候，我不下井。因为听说工作面着火了。工头很凶地对我说，不想下井，可以，交一百块钱到财务科，否则就开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下井，一边灭火一边工作，火还是没有完全弄干净。我们每天从井下升井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啜一小口酒，说，我又多活了一天。
第二天我发烧，就在工棚里躺着。我正睡得模模糊糊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叫。我吃力地爬起来，发现外边的人都在跑。我走到外面，才知道井下240公尺在下午二点时，3110外风道掘进工作面发生矿震，地面瓦斯通风检测无显示了。我们这口井是立井，高瓦斯矿井，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父亲正在井下。我发着高烧，眼一黑，就倒在地上死过去了。
父亲就这样死了。
这次事故一共死了三十个人。但外面都不知道，因为报纸不让报。我在矿主办公室门口骂了一天，我知道是他叫人把瓦斯检测仪用衣服包住，是他害死了我父亲。我威胁要上吿，不让父亲的尸体火化。结果死的人都赔了一万伍千块钱，就是我的没给。我去找矿主，老找不着。工头说会给我，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就是不给我，我知道他们要整我。第三天，他们通知我去领钱，我到办公室，矿主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说，就是你想吿我吗？我说，你用衣服把仪器包住，不管我们死活，每天一升井，你只问今天的产量多少。矿主说，我是老板，不问产量问什么？看见你们一个个上来活蹦乱跳，难道我还问你们死了不成？我告诉你胡土根，你别动不动就想吿谁，实话跟你说，你别闹，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我开矿开到这么大，不是瞎弄的，在市里头没人给我撑腰，我能开到现在吗？你知道谁是我的哥们？今天跟你说也没关糸，就是李副市长，李寂，知道吗？分管工业和安全的副市长，你跟我对着干，是自找麻烦，你就是告到天边，也不会有结果，而且，我们是签过生死协议的。他对旁边的人说，给他清帐。工头就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一万块钱，加上这一张荣兴饭店的消费卡，值五千块钱，一共是一万五千块。我问为什么给我消费卡？工头说，协议上没说不能给你卡，你可以去饭店吃饭，我相信你一辈子没吃过那么高级的饭。
我拿了钱和卡出来，才发现我父亲的尸体被人偷偷运去火化了。我被骗了。我和表哥去火葬场抱回父亲的骨灰，从坛子里我扒拉出父亲一块没烧透的头盖骨，痛哭了一场。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我下定决心要报仇。我把父亲的头盖骨用线牵了挂在胸前，找矿主算帐。我对表哥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杀了。表哥吓坏了，劝我不要这样做。他说，你挂着这样吓人的东西，还没挨着矿主就让人抓走了。于是我就把父亲的头盖骨掖进怀里。我对表哥说，没你的事，以后都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到处找矿主，要把他杀了。可是我找了两个月也没找着人。后来我听说上面要查这次矿难的事，老板逃跑了。
我一下子失去了目标。成天在樟坂街上闲逛。有一天，我逛到了一家饭店前面，就是那家荣兴饭店。我摸出那张卡，走了进去。保安挡住我，我说我有卡，他很吃惊地看我，还是让我进去了。那一天，我吃到了我一辈子都吃不到的东西，桌上摆满了好菜，有几十种，我吃都吃不过来。周围都是穿着光鲜衣服的人，只有我一个穿着黑乎乎的矿工的工作服。我一个劲儿地往肚里塞东西，一直吃到吐出来。我那一顿吃掉七十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伙食费。我吃哭了，在卫生间里难过得蹲在地上。后来我把表哥找来，和他一起吃。我不吃白不吃，因为卡不能换成钱。有一次表哥找了十几个哥们来吃，他们吃得很高兴，饭店从来没有进过这么多脸上黑黑的工人，大家都奇怪地看我们，就像看猴子一样。我看着他们大口吃肉的样子，心如刀绞，好像看到他们在吃父亲的肉，因为这是用父亲的命换来的。
就在那天，我在饭店里看见了一个人。就是矿主说的李副市长，我听见别人叫他李副市长，他和一帮人从包厢出来。我突然明白我要做什么了。我听工头说过，这个副市长是矿主的后台，还有地矿局长、煤炭局长和执法大队长都是矿主的红人，一起在煤矿入股分红的。这帮人合伙赚钱，剥削我们，现在人死了就这样对付我们。我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不想杀矿主了，要杀就杀市长。我想，肯定是这个市长撑矿主的腰，他就是我的仇人。我要杀死他。
我开始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知道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参加了黑社会团伙，认识了大马蹬。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什么，我只是想利用大马蹬。我摸清了李寂这个人的情况，他就是发采矿许可证给矿主的人，工头亲手给他送过钱，他就是我的仇人。他拿了矿主的贿赂，跟他就是一伙儿的。我要把他杀了。但他是市长，我不好下手。所以，我需要大马蹬帮忙。可是大马蹬事后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跟大马蹬不一样，我跟陈步森也不一样，我不是要抢劫，我不是要杀人，我是在杀一个我的仇人，虽然我不认识李寂，他也不认识我，但我知道我们是仇人。
今天你们明白了，我为什么要犯罪，我没有犯罪，人家这样欺负我，把我赶出家门，抢走我的地，烧死我的母亲，害死我的父亲，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道不能出口气吗？我今天杀了李寂，就是杀了那个副乡长，他们是一路货，我只要杀了一个，就出了气。我没有能力反抗，我算什么？连蚂蚱也不如，我知道我最多也只能干这一回，所以我一定要成功，这就是一场赌博，我成功了。现在，我死也无所谓了。我对得起娘，也对得起我爹了！
胡土根的话令法庭静寂一片。仿佛一颗巨大的炸弹掉落，但谁也没有听到爆炸声。胡土根把目光转向冷薇，此刻的冷薇已经脸色苍白。胡土根对她说，你这个贪官的臭婆娘，去死吧。你看见了我杀了他，又怎么样？他死一万遍也不解我的恨。他又对陈步森说，我操你妈陈步森，你还是个人吗？你做贪官家的狗，你有什么罪？你认个什么罪呢！你瞎了狗眼了吗？他们该杀，该杀！胡土根突然伸手狠揍陈步森，往他脸上吐唾沫。
法警迅速上前制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