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空泛起鱼肚白，褚克桓离开我的住处。
临走前，他瞥了眼皓一摆放的鞋拔子，秒懂它何以存在于此，然后毫不犹豫地取下它，就像割草机掠过草皮，破坏速度快得令人招架不及。我目睹他用那只鞋拔套上皮鞋，像下完雨看见满地花瓣般理所当然。
他挂回鞋拔，拥抱了我，我趁脸埋在他怀里的时候，一一询问各种技术性问题：今后该用哪种通讯软体联络、适合发讯息的时间、手机设定密码锁，以及最重要的，删除手机上所有与我的对话记录——褚克桓挺到最后，终于忍不住制止我说下去。
“你不要替我做这些安排，这样好像犯人。”他皱着眉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曾经对褚克桓说过，我们之间不是朋友，也不会是情人，当陌生人是最安全的选择；然而，我却一步步沦陷、堕落、捣毁他十年的爱情长跑。于是，我们的关系只剩最后一种定义——共犯。
身为爱情的亡命之徒，我根本不敢去想，昨晚他所说的“我会想想该怎么做”究竟得怎么做，而我更不敢去思索自己又该怎么做。从意识到自己有罪、抗拒自己有罪的事实、坦然面对罪恶本身，到泯灭良知筹谋接下来还要怎么犯案——光是这个拉扯过程，都要撕得我四分五裂了。
虽然相爱，但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能放下各自身边的伴侣拥抱彼此吗？就算真的放下了，背叛过彼此伴侣的我们又有长久相守的能耐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未知。
那些未知都是风险。
褚克桓是交易员，金融市场的交易最需要评估风险，而我跟褚克桓相爱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为了确保获利，其中的风险溢酬又该如何算？也说不定，等今早台股开盘，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褚克桓也忘了要“想想该怎么做”，一切生活又回归常轨。
台湾时间的脱欧公投就是周末，我和褚克桓相依约没有联系，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我只能沉默以对，等待新的动静。
这天，英国国会下议院网站超过一百多万人联署，要求再次针对是否脱离欧盟进行公投，局面宛如提完分手的小情侣发现分手成真立刻反悔的荒唐闹剧，市场已经疯狂与失控，缩水的资产、人民的信任，都再也回不去，一如爱情中的伤害。
就这样熬过歌舞升平的两天，却在星期日的夜晚收到高子媛的来电。
第一通我没有接，过了几分钟又来了第二通、第三通——我犹豫了。收假的夜晚，在不确定褚克桓身边是否伴着高子媛的情况下，我无法贸然联系。但电话依然响个不停，就像褚克桓夜不归营的那晚一样。
“喂？”电话打到第五通，我决定接起电话，打算见机行事。
“惟惟，方便说话吗——？”高子媛的声音听起来刚哭过。
“可以。”我怕多说多错，于是那句关切她情绪状态的话哽咽在喉咙，发不出来。而会不会这种异常的冷漠也成了另一种破绽？我惴惴不安地纠结着。
“我跟克桓吵架了。”高子媛的声音脆弱得让我一听就能想象出她哭丧着脸的画面。
而从那一刻起，我发现自己脑袋嗡嗡地分裂了，像压制失败的影片音画不同步地运转，窗户映出我的倒影，我看见自己对高子媛说着“表面的声音”，但听进我心里的不是那些温柔安慰的字句，而是回荡在脑海中自私又恶毒的潜台词：“只是吵架吗？所以没有提分手啰？”
“礼拜五晚上他失联一整晚，我问了他所有的朋友，没人知道他去哪里。”
“问朋友有什么用呢？我跟褚克桓从来就不是朋友啊。”那声音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