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在D物流公司就干了十个月多一些，还不到一年。我是2017年5月12日入职的，那天是汶川地震九周年。我在D公司的顺德某枢纽做理货员，那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货运中转中心。不过我是在离开后，才从网上了解到这一点的；当我还在那里上班时，虽然也为它的规模所震撼，但老实说，我没有心思去关心它能排第几大。
我们的货运中转中心在一个物流园里，那里除了D公司以外，还有京东、唯品会和百世快递等公司的货运中转中心。我上的是长夜班，每天晚上七点干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每个月休四天。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上长夜班，白天分拣场不运转。我干的这个活儿虽然不看学历，但也不招文盲，因为不能认字的话，就没法辨认货物标签上的地址。所以有些不认识字的老乡，就连这个工作也干不了了。
所谓的面试只是走走形式，实际情况是来者不拒，但入职前要无薪试工三天。这应该违反了《劳动法》，但我打听了一下，物流园里的企业都这样操作，假如你不能接受，就只能不干这个活儿了。
从实践来看，试工也确实有必要。初次干这活儿的人，很多其实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试工是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就我所见，试工后留下来的人还不到一半。有的人甚至试两个小时就走了。不过，公司应该给留下来的人补上那三天工资才对。
当然公司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很多从外地来打工的人，身上盘缠并不多，所以入职干满二十天后，公司会提前发放头半个月的工资，而正常应该是次月15日才发的。
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埠头，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儿，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分拣场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工作台停靠着，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晚上登上分拣场，立即就能听见一阵延绵不绝的隆隆响声，低沉而浑厚，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那是上百辆叉车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叉车就像工蚁，把从货车上卸下的快件送到各个组分拣，然后再把分拣好的货物送到对应的装车口。
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工作内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我喜欢这份工作，虽然不是喜欢所有方面：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因为那是在广东，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我就已经汗流浃背，直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买了一个三升的水壶，每晚喝掉满满一壶，试过整晚上没有小便，水都从汗腺排掉了。
试工的三天，我被安排去倒包，这是我们组里最累人的岗位。营业站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扎成包裹的，我们组要把这些包裹拆开，把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再重新打包起来。而倒包就是把营业站点送来的包裹破开，把里面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那些包裹有轻有重，轻的几斤，重的五六十斤。如果只是倒两三个小时，大概多数人都可以应付，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对体力的消耗就很大，有些人就扛不住了；这个岗位也是组里唯一不让女工上的岗位。
所有到我们组来试工的男工，都会被安排去倒包，女工则去打包。只有在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上，双方才能看清楚彼此是否适合，从而减少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没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况。实际上试工的几天是最累人的，因为身体这时还没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这也是很多人试了两小时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来，干久了，慢慢都会适应，感觉就没那么累了。
我记得有次来了个大姐试工，干活儿没有问题，但到了半夜突然走掉了。后来我听说，她因为不识字，被组长劝退了。我觉得她不是完全的文盲，否则不可能干了几小时都没出错。可能是她认识的字有限，频繁地问人，导致带她的同事越来越害怕，最后通知了组长。因为一旦她贴错了标签，整包快件被发往错误的城市，我们整个组都要扣钱。
初次干这活儿的人，都会掉一些体重。我有一个同事，入职只比我晚几天，他在三个月内从一百八十几斤，掉到了一百三十几斤。我原本就不算胖，但干了几个月后，也掉了十几斤。
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早上下班前的两个小时会相对慢下来，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而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这段时间最忙，基本上一刻都不能停。具体是这样的：我们晚上七点上班，先干到九点，然后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货场里有两个食堂，被不同的承包商承包，提供不同风格的食物。菜品是自己舀的，像自助餐一样，称重付费，米饭则无限供应。如果想省钱，可以少打点儿菜，多吃几碗饭。平心而论，饭堂的价格还算公道，而且比较卫生。吃完饭后，我们就从九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七点，连续九个半小时不再有进食时间。有些人会自带面包或饼干，半夜抽空往嘴里塞点儿。有些人就连着十个小时不吃东西，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一般都带饼干，偶尔忘了带，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记得我试工的第一天，没人告诉我这些时间安排，我是吃了晚饭才去的。这导致九点大家去吃饭时，我根本就不饿，所以什么都没吃，我以为半夜还有机会去吃东西。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从九点半开始，一直干到早上七点，其间我只喝过水，再没进食的机会。我又没带干粮，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晕头转向了。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
每天早上下班前，我们都要开个例会，由组长和经理发言，总结当天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一般两三分钟就讲完。晚上上班前也要开个短会，说一下注意事项或最近的工作要点，但都是些无聊的内容，几句话就讲完，我一般都不听，毕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我记得试完三天工后，有个副组长，是个小个子，来找我聊天。当时我们组有一个大组长、三个副组长，上面还有个负责行政的经理。那个副组长告诉我，虽然试工没有工资，但他会在排班的时候，补偿给我三天休息时间。当时我们上下班不用打卡，后来就要了。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这个副组长和其他组长发生争执，直接就不干了。我的那三天带薪假期再没人和我提过。
D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货运物流，但从2013年起，也推出了快递业务，只是发展得不太好，起码我2017年入职时，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小件分拣组处理的就是快递件，不过这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很轻松。公司的人员配备和工作量是挂钩的，资本家不养闲人。
最初的几个月，我就在倒包和打包两个岗位上轮换。我们组里主要的岗位有四种，其中倒包和补码协同工作，投柜和打包协同工作。倒包员把送来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后，补码员用红外线枪扫描快递单上的条形码，再用大头笔在快件上写下目的地代码。补过码的快件经流水线进入打包区后，投柜员通过分拣柜把发往不同目的地的快件分开，然后打包员把分好的快件重新打包起来，交给叉车送到装货口。就工作强度而言，补码是最轻松的，一般由女工负责；倒包则最累，其次是打包。
下班后我们要去吃早餐，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吃完饭就回住处洗澡、洗衣服了。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和油渍，而且人累的时候会这样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弄脏的，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打打肥皂也就行了。于是当衣服晾干后，甚至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了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地，人就会变得不介意这种问题。
睡觉才是最磨人的部分——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每次到了凌晨四五点，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让我躺下，五秒内就可以睡着；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经摇摇欲坠，经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觉，可是随即又惊醒过来，重新撑起身体，那副模样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目光是迷离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有次我把两包快件的标签贴反了，发去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发去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都会在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后，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了起来。而且，因为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着做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感，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快天黑时，匆匆地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可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儿，或者去附近的村子逛逛超市，虽然那个超市很小，商品种类不多，但我发现逛超市对我有减压的效果，即使逛完后我只买一两种东西。
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最初我住的房间很热，夏天室内有三十几度，墙壁被太阳晒得滚烫，吹风扇也不顶用。为了省钱，我租了个没空调的房间，其实带空调的房间只贵50块。大约到了8月份，我真的熬不住了，感觉自己只剩半条命，于是联系了房东换房间。可是夏天哪有空余的空调房，房东一味忽悠我，老是说快有了，实际连影子都没有。就这样被她耗了两个多月，连中秋节都过了，她突然联系我，说有空调房了。这时候天气其实已经凉爽了一点儿，但还是很热；在广东，即使到了10月份，温度也维持在三十几度。所以我还是立刻换了房间。不过在换了房间后，我大概只开过三四次空调，高温天气就逐渐结束了。
除了热以外，噪声也是妨碍睡眠的因素。我住的这种出租房，楼下的大门没有门禁系统，假如租户有访客来了，要不就电话联系下去开门，要不就直接在楼下喊。只要楼下一有人喊，就会把我吵醒，这时我真想下去掐他们脖子。
不过，即使没有噪声，气温也降了下来，我也还是很难睡着。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安眠药我买不到，听说黑巧克力有助于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服一片——这当然不管用了。褪黑素我也买了，可是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只能采用老办法——喝酒。超市里有四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太贵，我就买杂牌。几种杂牌都是四川产的，喝起来不像清香型的二锅头，倒像浓香型的酒，不过价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儿的酒，比如500毫升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
我经常一边喝一边看书，喝完后完全不记得看了些什么，有时我要喝个二三两才能躺下。晚上我是六点半起床，假如中午两点前能睡着，我就会感到庆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里，我甚至过了四点还醒着，这时我就会非常焦虑。在到D公司之前，我每天要睡七个小时；但上夜班之后，我日均只睡四个多小时。
喝酒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睡醒后我还是醉醺醺的。幸好我是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每一步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像是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排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儿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就这么周而复始。
这里介绍一下我当时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村子，叫罗亨村，紧挨着物流园，中间隔一条小河涌。物流园是个开放的园区，并没有围墙门岗，车辆行人可以随意通过。反倒罗亨村是封闭式的，一边被河涌包围，另一边的出入道路设有门岗，每天晚上十点关闭。最初我觉得奇怪，村子为什么要围起来呢？这样的做法我从没见过。后来才发现，罗亨村的主产业是培植观赏植物，这里从小巧精致的盆栽到高大茂盛的行道树，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或许有些植物价值较高，村民为了防盗，就把村子围了起来。就连我每天上下班走小路，途中都要翻越一道铁藜栅栏。有一个下雨天，我打着伞去攀那栅栏，一不小心右手臂被尖锐的铁藜划破，至今仍留有疤痕。
罗亨村的村民都姓云，从他们祠堂门外的对联上，我了解到他们的祖先是不知哪个朝代从陇中迁来此处的。村子原本其实叫罗坑村，这是我从老房子废弃的门牌上看到的，现在则改叫罗亨村，听起来就没那么朴实了。不过村民大概嫌原来的名字土气，妨碍他们做生意。假如你是一个珠三角的小老板，想为自己的办公室添置几盆富贵竹，那么在罗亨村买显然比在罗坑村买更让你放心。
在罗亨村生活并不方便，村里没有超市、发廊、食店，只有两个小卖部，商品种类都很少，因此我的大多数同事都住在附近更大的石洲村。从罗亨村步行到石洲村要半个小时，我一般两三天去采购一趟。那里有一个菜市场、一个小公园、一个篮球场、一个中型超市，还有几家日用杂货店，此外小食店和出租屋也很多，晚上还有卖烧烤和麻辣烫的露天摊。不过我喜欢安静的环境，所以罗亨村更适合我。此外罗亨村的房租也便宜一点儿，比如我住的单间，租金是400块，石洲村同样条件的要500块。
平常我们都很少在网上买东西，虽然网上的东西便宜，品种也多，但村里的快递员都不上门，只在村口打电话，通知我们出去取。我下楼取一趟快递要十分钟，而且不知道快递员几点来，而白天的睡眠本来就珍贵而易碎，万一被电话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因此我宁愿不网购，石洲村有什么我就买什么。幸好那里的东西都不贵，比如我买了个三角牌电热水壶，只要29块，后来我留给了房东。我想贵的东西，在石洲村也卖不出去。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份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干长久，因此公司常年在招人。我刚入职的时候，给公司介绍一个人奖300块，后来涨到500块，再后来涨到800块，“双11”前涨到1000块。我介绍了个朋友去营业部做收派员，拿到的500块奖励，我一分都没要，全部给了他。但他干了不到两个月就跑了，说是太累了。在我们分拣场的卫生间里、电热水机旁、洗手槽上方等空白处，都贴着人力资源部的彩色海报，内容是一些在职员工的自述。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比如有个人，名字我当然忘了，姑且叫他老王，在分拣场干过几年，后来辞职做生意去，结果钱都亏光了，于是又回来继续打工。如今他现身说法，指出还是打工好，待遇也让他满意……这些陈述的文字就排在他的一张半身照旁。从照片上看，他现在似乎过得不错，对着镜头露出了快乐、满足的笑容。和老王有近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边小便或一边洗手或一边打水，一边慢慢地看。
除了炮制宣传海报，人力资源部也亲自上阵，在石洲村的路口摆摊子，在墙上贴招聘启事，在App里发广告，总之多管齐下、长招不懈。只要有人来应聘，他们不管那么多，先丢到分拣场来试试工，毕竟他们也有KPI（绩效）考核。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有些被送来试工的人，明显并不适合。比如曾经有一个女孩，小细胳膊小细腿，个子也矮小，看样子就不像能干这种活儿的。但人既然被送来了，也不能退回人力资源部，更不能推到其他组，还是得让她试一试。组长心里其实不想要这种人，怕她手脚慢，拖累全组劳效，而且吃不了苦，干一两个月就跑，白白把她带出来。于是试工的时候，组长特地叮嘱我们不要帮她。我前面说过，试工其实是最累的，没干过这活儿的人，一般需要一两周时间适应，身体条件本来就差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越是她这样弱不禁风的人，我们越不能帮，因为帮她无异于误导她，令她以为自己可以胜任。必须让她吃足苦头，若最后她还是觉得自己能干，那么才是真的能干。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壮壮的人，我们可以搭把手，帮帮他们。
我自己试工的时候，因为不掌握倒包技巧，把快件从纤维袋里倒出来时，需要抽回那只纤维袋，我没有用拇指和食指夹住袋子的尾巴，而是用食指尖去抠着拽。当时我也没觉得疼，可是这么拽了三个晚上后，两根食指的指甲都反了，几天后黑掉，后来慢慢脱落，过了两三个月才长出新的来。
不过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残疾人，是政策规定要录用的——每个企业按照总用工数，须安置一定比例的残疾工。据说我们之前因为没有达标，还被罚过一大笔钱。残疾工其实是可以干活儿的，而且在有些岗位上，他们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只是由于身体不便，他们不能轮岗。比如跛脚的人，就不能去倒包和打包，因为倒包和打包需要不断走动——我一双全新的迪卡侬跑鞋，四个月就穿破了——这就难免给组长在安排轮岗时增添了麻烦。所以组长并不喜欢他们，有时还会挖苦他们一下。
在任何团体里，大概都会有被排斥的人，我们组里也不例外。有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妹，才十八九岁，是组里最年轻的人之一。她个子很瘦小，力气不大，动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说稍有点儿迟钝。她经常在流水线上拖大家后腿，迫使别人援助她，有时甚至要把传送带停下来。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在组里没有任何谈得来的朋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我对她尽量友好，但是对于她的处境，我帮不了更多。有次她被气哭了，半夜跑掉，撂话说不干了。组长其实松了口气，因为他也想替换掉劳效低的人，只是这个小妹此前一直雷打不动地坚守在自己不能胜任的岗位上，组长也拿她没办法。不过过了两天，这个小妹又提出要回来，组长当然拒绝了。可是这个小妹的男友也在分拣场上班，是做装车的，他领着女友过来求情，跟组长磨了很久——大家毕竟在一个公司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都是打工人，太难为彼此也不好。最后组长让步了。于是这个小妹又回到我们中间，继续受苦受难。
我入职那会儿，来了个新人，只比我晚几天。他试工的第一天，组长让我带他去饭堂，之后他就每天黏着我，甚至连上班，他也要和我约好在路上碰头，然后一起走。他甚至提出要和我同一天休息，然后一起去玩，幸好组长没同意。其他人都以为，他和我本来就认识。他的这些做法，令我很不舒适，但又不好意思回绝，毕竟他很友善。而且他有个缺点——很喜欢吹牛，老说自己有多厉害，什么活儿都懂得干，以前还管过多少人，打架可以一个打六七个，等等。我只能边听边点头，又不敢告诉他，我一点儿都不相信。我想一个人得有多么空虚或自卑，才会这样吹牛啊。可是现在回过头看，我对他当时的做法多了一些理解。比如说，他和我都是自己到D公司应聘的，在公司里不认识人，加上我们几乎同时入职，在很多方面都有一致的对外立场和利害关系，我们结盟的话对彼此都有利。在一个新环境里单打独斗是有风险的，运气不好就会像上面那个小妹一样被孤立。而他在第一天见到我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反倒是我懵懵懂懂，始终没理解他的用意。
我们组还来过一个孕妇，是被男友介绍来的，她男友也在我们组。原本人事有规定，情侣不能分到同一组，可她男友大概开始时隐瞒了和她的关系，后来木已成舟，组长也只能卖他个人情。孕妇刚来的时候，肚子还不明显，而且她很年轻，才二十岁出头，身体很健康，干活儿没问题。可是渐渐地，她的肚子鼓了起来，看着就让人很难受了，毕竟这可是通宵的体力活儿啊。有人已经私下摇着头形容这是“人间惨剧”。她男友还好赌，在App上买六合彩，性质跟赌博一样。反正一发工资，他几天就输光，然后用女友的钱吃饭、交房租，还叫女友问我们借钱，因为他自己已经借遍了，不好意思再借了。慢慢地，两人闹起了别扭，主要是女的对男的不满。男的脾气倒很好，从来不发火，可是脾气好有什么用——就像一只没底的锅，哪怕锅盖很结实，又能派什么用场？终于有一天半夜，那个孕妇哭着跑了，大概是既累又恨，绷不下去了。第二天她就辞了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个男的一直到我离职时都还在，不久后他又交了新女友，他的新女友是个独自出来打工的有夫之妇。提到那个孕妇时，他也是满脸愧疚，说要给她补偿，不知道给了没有。不过后来他倒是戒了赌，或许是因为无法再借到钱，要不就是那个App被封了。从头到尾，我们所有人只是在旁观，静静地看着事态发展，没有人出来教训他，也没有人伸手援助孕妇，顶多只是安慰她几句。我们也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家里不顺心的事，谁也没有余力顾别人。在那种工作场所里，每个人都被生活压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后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冷漠。
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我就跟组里的两个人吵过架，吵得很凶。其中一个在和我搭档时，磨洋工磨得过分，而且心态不好，嘴巴又损，认为占人便宜是理所应当的。另一个人更过分，把难干的活儿推到我面前，自己专挑轻松的干，而且每次都这样，欺负人已经到了懒得遮掩的地步。我差点儿就和他动手了，当时我只想打一架，和谁打都行，他尤其合适。不过打架是要被开除的，即使在外面约架，被公司发现了也要开除，所以幸好我们没有打。
其实在组里，大家对摸鱼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量和收入本身就做不到公平，摸鱼的人只要别拖累别人就好。而且总的来说，那些经常摸鱼的人脾气反而更好，大概他们也是有点儿心虚吧。
我们的工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全组五十几人，按当月各自的工作表现，被评为A、B、C三级。其中表现最好的十个人评为A；犯有严重过失，比如丢件、错分、旷工、违抗命令等的评为C；其余人都评为B。A级的实发工资5000块出头，B级大约4700块，C级大约4300块。根据每个月的快件总量变化，这个工资基准会有一定波动。因为C级是一个惩罚级别，我们只要不犯错，就不会被评上，所以大家其实是在A和B之间算计。有些人对此是很在意的，比如和我吵架的第二个人，他只要没评上A，就一定会找组长要解释，借此施加压力。但更多的人是怀着一种被动接受的心态，虽然偶尔也抱怨几句，却并不主动去争取。这些人大多是不想吃更多苦，不愿卖更多力，或清楚自己即使卖力也很难表现突出，那么还不如少干点儿，避免出错掉到C——和我吵架的第一个人就属于这种。
表面上，组长给我们评级的主要依据是计件量，可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彼此的计件量很难换算比较。所以很多时候，计件量只是组长拿来激励或搪塞我们的幌子。他真实考虑的因素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安抚和平衡组员的情绪，轮流让多数人评上A；另一方面是激励部分工作能力强，并且更愿意出力的人。我因为干活儿向来全力以赴，而且人缘比较好——虽然我也吵架，但和我吵架的人人缘都很差，大家看到我骂他们还感觉解气。实际上，我是组里最友善随和的，我一个人说过的“谢谢”，比其余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我在D公司干了十个月，记得被评了大约五次A，这算是待遇很好了——我最后辞职的那个月肯定是没A的，刚入职的头两个月也不会得到A，因为给新人A会损害老员工的士气。毕竟A是珍稀资源，大家都盯得紧紧的。再说一个新人能干多久，组长还吃不准，万一给了个A，接着人就跑了，那这个A就浪费了。从组长的角度看问题，就是要把每个A的价值最大化。考虑了以上种种因素后，可见组长有多么器重我。当时组里每个月评优秀员工，最初采取全员无记名投票方式，结果头三个月里我两次得票第一，一次得票第二。看到这种情形，经理特地调整了评选规则，避免这个奖被一两个人垄断。我得到的奖品主要是些日用洗洁品，还得过一只电吹风，但我头发短，用不上，就送给同事了。
物流园里还有一些外包公司，到了物流旺季或电商平台大促时，我们处理不了增加的货量，就到外包公司找临时工。这些外包临时工干起活儿来不紧不慢，因为他们每天去不同的地方上不同的岗位，确实没法和我们一样熟练。另外他们干一天拿一天钱，没有评A、B、C这些内容，所以工作应付一下就行了，没有必要太卖力。我们对这些人是既盼又恨：盼是因为他们来了我们的压力就轻了，恨是因为看到他们干活儿的样子就来气。而且这些人还得罪不得，因为在物流园里，他们的公司是卖方市场，假如他们对D公司的评价不好，他们公司就会拒接D公司的单，那么到了物流高峰时期，D公司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打动他们了。在私下里，我们会半开玩笑地互相骂：“你这么懒怎么还不去干外包？！”——不过还真有人离职后去干外包。干外包的好处是自由，每个月想干几天就干几天。不过D公司毕竟是上市公司，是货运物流行业的翘楚，相对要更正规和守法，比如会给员工购买五险，也从不拖欠工资。其中的利弊得失，就由各人自己去权衡了。
物流大概不算高危行业，但在分拣场偶尔也会死人。我们那里常规大几百人在岗，加上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更替，一年下来保守有几千人在那儿上过班，其中难免有些是有基础病的，被过度疲劳诱发而猝死。我在的那一年，就死了个装车工，据说他干活儿太猛，一晚上装了两辆车，回家躺下后就再没起来。
我住的房间隔音很差，有次听到隔壁在吵架，丈夫在骂妻子，骂了一大通，妻子始终不说话，可能是理亏。我听到丈夫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天活儿，回来只想睡个安心觉，连这我都不能够……猜测是妻子整了些让丈夫难过的事，然后丈夫就哭了，一个大老爷儿们，一边哭一边继续骂。出于八卦心理，我想听清楚他妻子到底干了什么。可是我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不相同，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说的话。
2018年春节前，我们理货部门建了个微信大群，拉进了四五百人。按照惯例，各组组长和经理要轮流发红包，然后大家一起抢。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抢红包，感受过年的气氛。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么多人的群，大家还都在说话，发自己老家的照片，互相拜年、抬杠、起哄，还有那些转来转去的贺年表情图，有时候几秒钟内能拉出十几屏长的聊天记录，手机瞬间就卡住，比看春晚热闹多了。在过年气氛一年比一年淡的情况下，我已经很久没过过这么温暖和热烈的春节了。或许由于我的手机配置低，或者网络卡，很多红包我都抢不到，最后总共只抢了十几块，我又发回到群里了，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
忘记是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我们组的经理在一家火锅店请了次客。这个经理是后来换的，原来的经理调到外地去了。新经理是在另一个部门从底层做上来的，他来到我们组，难免要笼络一下组里的骨干，让大家支持他的工作。那次除了几个组长和一个助理外，他还叫了四个组员，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意思很明显：我是他眼里的后备组长了。后来我辞职的时候听说，D公司当时正在广州白云区的东平筹备一个新的货运中转中心，经理想把我推荐过去。我们物流园在顺德C村，虽然属于佛山，但和广州也紧贴着，我们去广州南站骑车只要半小时，比去佛山市区近。
假如我在那里干到今天，至少也是个后备经理了，这时候大概正愁得扯自己头发、对着别人大吼大叫吧。但是我听说，长期熬夜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这不是遥远的事，为此我很焦虑。实际上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为了延缓大脑的退化，我就开始吃坚果，也不管有用没用。考虑到价格，我主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石洲村能买到好几种花生和瓜子，价格都在一斤10块钱以内，我几乎每一种都买来吃过。核桃能买到一种壳不厚不薄的，也是10块钱一斤，它不像小时候吃的硬核桃，硬得能把门的合页撬歪；也不像现在网上卖的新疆纸皮核桃，用手轻轻一掰就碎。它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我一般把它往地上用力一掼，它就从中间裂开了，然后我再把果仁抠出来吃。不过我也知道，核桃是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从D公司辞了职，然后到了北京，随后入职了S公司，改做快递员，不上夜班了。送快递虽然也辛苦，但不用熬夜，而且收入更高。其实我就不该去上夜班，最初就该去送快递。我有轻微的社交障碍，原先以为送快递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每天要和很多客户打交道，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应付得了。
眨眼在北京三年多了，现在我已经离开了S公司，很快也要离开北京。回想起在D公司那时候的自己，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也有些方面没变。比如现在我不想和人吵架，更不想打人；比如我还在坚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2020年3月30日初稿
2021年7月2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