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抱负讲述过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的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一种再为他做一期“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而采访他时，彭大师还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还有很多多年来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而了东西南北的议论声。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份，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乎我们的意料，然而原订的忙碌是从7月1日香港回归开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的准备。
但谁也没想到，在这段轻松一点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起来。
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月20号上午8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许是睡梦中被醒，一时间有点懵，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们。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么短物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善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的最多的总是可能是：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21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去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束，我看到我的格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我见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月8号，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月8号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并不是因为司令，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象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可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月9号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又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可是有点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80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也许是身体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级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们，课是自然没其它内容了，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50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于是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来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家中的气氛自然凝重极了。
9月15日，我的父亲去世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家人的离去自己是哀伤的极致，然而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我们对于父亲的追悼也不敢在张旗鼓，哭声也多少有点压抑。悲伤不能无限制地释放是我对那一个九月最深的记忆。而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压了许久。
然而痛苦过后光明就一点点到来，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好如此。
那一页都翻过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样一种伟人离去后，民众恐慌与担忧的记忆，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识地有了些担忧。
但中国在这二十一年中已经脱胎换骨了。
知道小平去世后的那一个上午，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一直在议论中度过，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也多少对以后几天工作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没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担忧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继续，中午和要接受采访的对象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我们：下午的采访可以正常进行。
中午从宾馆出来，大街上依然车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与往日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餐馆里大多数仍然是座无虚席。看起来，虽然空气中隐隐有一种伟人离去后异样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继续。
进行完广州的采访，第二天我们赶到深圳继续有关广东足球的调查采访。
一到深圳，和我们谈起邓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谈起邓小平，仿佛有些自言自语般感慨：这个城市是属于邓小平的。
我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感情，看着车窗外高楼林立的深圳，想着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很容易让人感叹：深圳，这座城市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纪念碑，而这样的纪念碑在全国还有多个。
今天回忆起来，我很庆幸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到达深圳，因为在几天工作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深圳人对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们几个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邓小平画像前献花，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献花的群众络绎不绝，旁边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要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和花圈用车拉走，以便为后来的人空出地方来。
我们献过花之后就旁边默默地驻足，这时看到各种不同的献花人的神态和表情至今难忘。有一位中年妇女献过花之后，往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离去，还有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跪下嗑了一个头，最后悲伤地离去……
身后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地喧嚣着，然而眼前这祭奠伟人的仪式却静默无声，沉默中深藏着一种感情，而可贵的是这种祭奠的仪式都是群众自发的，感情更是发自内心的。
接着我们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园，那里有小最初在这里种下的树，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抱这个目的来这里的人很多，小平当年种的那棵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下围了一圈鲜花和小的花圈，显然，此时，象征生命省略的绿树也被人们当成另外一个哀思的地方。
我们在深圳的几天采访顺利进行完毕，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后一如既往地让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继续。
当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人最初的担忧慢慢消失了，一个伟人的离去当然在众多人心中造成伤痛，然而这伤痛并没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人们用一种成熟的平静更深刻地纪念伟人，我想念小平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这种纪念吧！
深圳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几个人急着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长街上送行的一员。于是，这个晚上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作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送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代。
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的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用不再担忧这种心情为小平送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还会打乱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动。
被访者：傅聪著名钢琴家
问：您现在平静了?
答：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从来没有。
这是最简短的问答，但在我问和傅聪先生回答的时候都似乎有些艰难。
作出这句回答的傅聪先生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古典的烟斗，烟雾之中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和很贵族的笑容。
这个简短的回答之后，我们俩人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暂的沉默在回忆之中显得非常漫长。
采访之前，傅先生和钢琴在台上，我和众多的听众在台下，那场演出叫“肖邦之夜”，但那一个夜晚实在是属于傅聪的。
但非常抱歉的是，整个一场音乐会，在傅聪先生的指下，我听到的都是傅雷、傅聪和肖邦混合后的声音，平常熟悉的那些肖邦的旋律，总是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插进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一些画面和一些狂热的口号，这些感觉让我第一次明白，在现场听音乐的确有听唱片所比拟不了的优势。
当年傅聪游离海外，傅雷夫妇在压力下没能躲开文革的风波，双双自杀，留下一本未来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傅雷家书》和一段傅聪心中永远无法平静的记忆。
万幸的是，傅聪身边还有钢琴陪伴，他告诉我，从1968年到1975年，他完全是一个人过，祖国正发生着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离去；海外漂泊的孤独；感情的重创……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逃避：那就是坐到钢琴的前边，然后伸出双手，让音乐响起。
于是我以为，再大的苦难有了音乐的抚慰，并且三十多年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可以变得平静些了。
可三四十年了，傅先生的心里依然还不能平静，那就注定了今生傅先生的内心已不会再有真正的平静了。
想起来好笑，问傅聪先生之前我也该先问自己，面对傅雷一家的遭遇和那个奇特的时代背景，我们的内心平静了吗？
答案其实也和傅先生一样，更何况傅先生本人呢？
少有一本书如《傅雷家书》一般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在我和妻子结婚后整理各自书籍时，这本书是相同的收藏，而在我的母亲和我爱人的父母那里，这本书也是必备。与其说，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父子情看到一种艺术与为人的修养，不如说还看到一种历史，一种我们彼此用血和泪走过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采访傅聪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大师的手因疾病出了些问题，于是我经常祈祷：让大师的手能够健康地和音乐同在，因为对于傅聪来说，音乐其实是他最重要的宗教，而手则是引领他走进圣殿的路标。一个内心受过重创因而迟迟不能平静的人怎么能缺少了音乐的抚慰呢？
问完这个问题，我对傅聪先生的采访已近尾声，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的是：“您很热爱莫扎特，在很多人眼里，莫扎特是个孩子，特别纯洁，也有人觉得，他的苦难经历其实决定了他最应该是接受别人安慰的，但他却总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用最美好的旋律安慰着别人，那莫扎特是你的一个安慰还是你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
傅聪先生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是境界。我想假如每个人都把莫扎特作为一个想要达到的境界，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采访在还有很多话想说的情况下结束了，遗憾的是，这次我认为属于精彩的访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播出，看样令我们不能平静的并不只是历史。
被访者：蒋丞稷著名游泳运动员
问：你现在仅仅把游泳或者说体育当成一种竞赛吗？
答：我认为不是，是一个民族、一种气势也是一个人的较量，它不光是肌肉，不光是体能，它是整个人的体现。只有当你在综合指标上超过他、超过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肌肉发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认为不适合运动员，因为体育是人的竞争。
我一直不相信这样的回答是出自运动员之口，直到蒋丞稷用这段回答告诉我：轻视运动员的思想是错误的。
其实蒋丞稷正是用他的语言表现赢得我的尊重的。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用两个第四创造了中国男子游泳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而两个第四也似乎并不能让人在一片金牌的闪烁中注意到他。
然而当他结束比赛面对记者镜头时，一番回答立刻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两个第四是一种缺憾，但有时缺憾也是一种美。”
在一片肌肉与肌肉、速度与速度的比拚中，蒋丞稷的言语卓而不凡。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运动员，于是当我离开电视机的时候，我暗下决心，几天之后，我要在北京采访他。
采访果真在几天后的北京顺利展开，他没有让人失望，妙语连出：“我要让波波夫知道：中国有个蒋丞稷。”
“我希望能够做领头羊，去冲击世界强手，希望能做到告诉中国的男子游泳选手，跟他们说一句话：我们可以，我们行。”
但最精彩的回答还是他对体育的理解。如果说其它的回答是一种气质和男子气，那对体育的理解就进入到哲学层次，而我们千万别忘了：说这话的蒋丞稷当时才21岁。
这之后他的路并不顺，我们俩后来陆续见过好多次，然后我就更加明白：游泳对蒋丞稷来说，不过是自己和人生挑战的一个媒介，悉尼奥运会当然是他的一个梦，不管梦是圆还是碎，蒋丞稷都会向更优秀的方向靠近，因为我感觉得到：他是自己对自己比别人对自己更苛刻的人生选手，因此当我不再在泳池边给他掌声的时候，也许他会从另一个方面脱颖而出。因为他毕竟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悟出这样的道理：只有当你在综合指标上超过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赢。
生命的赛场正是如此。
被访者：丁聪著名漫画家
问：我听许多人说丁老之所以长寿是因为懒？
答：是，我吃肉，因为肉一吃进去了，可鱼吃那么一点儿得挑半天刺，得不偿失，不吃。吃水果得洗手削皮，不吃。运动要出汗，为了多活几年花进去的本钱比多活几年要多得多，不练。我说听其自然，人家要你气受，气死你，那我就不生气。
丁聪老的长寿秘诀有点和常理背道而驰的味道，但我必须告诉您：丁聪不仅长寿而且长寿的很健康。然而如果您想照方抓药，按丁聪老的指示办，那可能根本不会长寿，因为丁聪老真正的长寿秘诀其实是心灵的随遇而安。
八十多岁的丁聪头发还是黑的，手下的漫画让人乐的同时多少也让人感觉到一些麻辣的味道。脸上都是笑容，以至于让年轻如我般的后生都敢应他的要求称之为“小丁”。
但如果觉得“小丁”没吃过苦那就错了，在知识界浪迹了几十年，伤口显然少不了，但“小丁”依然会笑，这点很让人服气。
于是八十多岁还和六十岁样，非常非常让人羡慕。不过“小”也为此有好多不顺心的事，比如他有一个老龄优待证，但上公共汽车没有人会给他让座。说这段的时候“小丁”也是笑着说的，就像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段子。
这样的心境比什么补药都灵，于是不吃鱼不吃水果不运动照样长寿，这让好多寻找各种方法让自己长寿而不能的人郁闷。
采访结束，丁聪老把他的座右铭抄给我们，仔细一琢磨，又是一种长寿秘诀，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被访者：徐益明原中国跳水队主教练
问：作为中国体育史上取得连冠次数最多的一个主教练，在其它教练面前的自我感觉怎样？
答：像鲁迅所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敢大声说话，如果大声，那还是为了跳水事业。我这个人当第一把手可以，当第二把手也可以。不过当第一把手有创造力一些，当第二把手可以很服从的。
问：你这与众不同的性格或者说个性，是不是也开罪了很多人？
答：象我这样，的确是得罪了很多人，肯定有些人不喜欢我。也不要紧，这个地球照样转动。要工作的人不会没有缺点。只有躺在那个地方不干活的人才会没有缺点，才容易算计，他有时间，我没时间。
徐益明在说这番话时，还是声名赫赫的中国跳水队的总教练，训练场馆里热气腾腾，一时看不出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选手，有实力从老徐这儿抢一块金牌。但现在老徐已经不是总教练了。中国跳水队也没过去那么战绩辉煌。好在老徐原来调教出来的伏明霞和熊倪又在危难之际重新出山，让日渐凋零的中国跳水队这个花园里显得色彩鲜艳一些。
功臣徐益明为什么会被解甲归田？回头看，当初徐益明的回答里，已经透露出好多信息。
在中国，比较有个性的教练一般来说结局都不是特别圆满。
因此，有个性的教练要么先收敛自己而后再争取拥有好成绩，要么一直拥有好成绩让别人奈何不了你，徐益明属于后者，连续17年，所有世界级大赛上中国队次次得金牌，那些半夜睡觉都可能对徐益明咬牙切齿的人也一时拿徐益明没什么办法，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于是炊起改革之风，改了机制，也改了徐益明的位置，一代名教头落得个要争一口气跑到南方办跳水学校的境地。不过我相信老徐会取得成功的。
个性特点明显的老徐偏偏爱国，外面那么多邀请书老徐偏偏不动心，非得在故土干出点名堂来。
老徐从一把手的位置上下来，中国跳水队就开始危机四伏，竟然在随后的大赛中，把奥运项目的金牌都丢了，一直被老徐压住的萨乌丁，也在中国跳水界内乱之后，成了压住中国选手的冠军王，我想老徐看着这种状况是咽不下心中的那口气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有些人也能雅量大一点儿，能人即使不让自己高兴，但如果能让国人高兴，能取得显著的成绩，那就快快乐乐的用他。免得象徐益明那样的金牌教练，那么大多数了，还得背井离乡地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