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堂课，我们谈了小说这一心灵世界的建筑材料问题，今天我们要谈这心灵世界的建筑思想的问题。或者说上次是务实，这次则是务虚。我强调小说不是现实生活的世界，而是个人的心灵的世界，那么个人的心灵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判断？我还强调小说的世界是用现实世界的材料建成，那么作为创作者的个人是以什么原则去处理现实的材料？就是说创作者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将如何解释？谈到这些问题，我们似乎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里，虽然我早已声明过，小说不是现实的写照，而是独立的存在，但我们总是无法回避那个材料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创作材料来自于现实，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正视现实。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的情形，这情形是如何在我们不同的观照下，变换着形态，也就是与不同的个人产生不同的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不改变，那就是方法，我依然是以技术的方法，量化的方法，这也许是个太刻板的方法，于思想这样抽象的对象不合适，但我已说过，我们应当学习一些机械论，这可以使我们不至混淆某些事实。
现实世界是一个力量强大变化多端的世界，即便是个别的人性，都无法脱离它的制约来认识它，就像我们时常说的，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所以要进行孤立的衡量是有难度的。认识的程度总是要受到时代的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左右，似乎很难给它标准。举一个例子：80年代初，作家张洁写过一个很短小的散文，叫《拣麦穗》，大概一两千字，写小时候的一段往事。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爱上了她们庄里一个卖灶糖的老头，她为什么爱这个老头呢？因为老头来的时候，她可以用她拾到的麦穗换灶糖吃，后来她这段天真的恋情因老头的去世而终告结束了。这篇散文在当时非常轰动，我以为它对于中国文学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总是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几乎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作为创作者的个人则被压抑着。因此，张洁这篇小小的《拣麦穗》，便以它鲜明的个人化而开创了变革的风气。
我以为，《拣麦穗》在新时期文学里的作用要超过打头炮的《班主任》、《伤痕》，因为它开辟的是文学本身的道路，而不仅仅是揭示了新的社会问题。但到了今天，文学的个人化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名正言顺，每一点个人性的小事都可见诸文章，日益增多的报纸副刊、生活类杂志又使这类小文章的市场迅速扩张，于是，在我们的文化空间里便充满着私人口袋底里角角落落的东西。面对这种琐碎情调的泛滥，我们是否要对个人化的价值进行新的评定呢？
我的意思是，个人的认识难免要受到它时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这样变化着的评定对象，我无法制定一个绝对标准，所以我只能以对比的方式，来判断认识的水平和质量。我将列出几组作品，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下面，是不是有可能看到一个高度。我很难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结论，但我认为人的认识之间不排除有质量的高低之分。现在，在承认每一个个人都是合理存在的理论前提下，取消了所有的质量标准，实质上是取消了个人和个人的差别，结果是再一次的取消了个人，共性的前景又出现在面前，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所谓后现代的假定之下。
首先，我要提到的作品是复旦的老校友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课时，我忽然发现，新时期文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例子。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从文学的第一步开始走的，因此很多作品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出发，让我们看清我们的出发地是怎样的。《伤痕》是写文革当中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母亲被错误路线打成了叛徒，她就和母亲划清了界限，断绝了母女关系，“文革”过去以后，母亲得到平反，继而又生了重病，躺在医院里面，她从外地回到上海来探望母亲，一路上的回忆和忏悔，回忆和忏悔的结果是她认识到文革是一个扭曲了正常人性和个人情感的罪恶时代。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得到了很强的社会轰动的效果，而且展开了公开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学是否应该大力张扬人性，个人的人性是否高于时代的需要。这样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幼稚的，可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它确实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在文学中的人性阶梯上。我们第一步看到了《伤痕》，它承认了母女的感情，同时控诉了那个离间母女感情的时代。距离不久，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最宝贵的》。这是篇很短的小说，甚至于我今天为上课想找它都没有找到，王蒙自己的许多选集都没有把它收进去，可见它是不怎么受重视的。可是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它的故事和《伤痕》相似，也是写一个孩子在文革中与父亲的决裂，不过是由他父亲来回忆这件事情的。父亲为儿子的行为感到非常痛心。他觉得一个孩子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失去了用他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真相的本能，为了一个其实并不了解的抽象名义不惜舍弃与父亲的感情，他也控诉这个时代，但他控诉的是这时代将孩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同样的一个亲情决裂的故事，在《伤痕》中批判的是时代，而在《最宝贵的》中，则是批判时代里的人，这已经见出了高低，但还不够，我再要举第三个例子，就是《牛虻》。《牛虻》里面红衣主教和亚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再复述了。在这一对亲情关系之上，凌驾了真理，这是一个古典主义的命题，真理和血缘亲情，谁战胜谁？这时，又开始背叛人性了，父子之情在此时此刻呈现出它自私和软弱的性质，而对真理的服从需要更崇高的情操。这是我所例举的第一组作品，关于人性。
第二组，首先是张贤亮的小说《牧马人》。它写一个右派被发配到西北农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贱民，过着孤苦的生活。然后老乡们就张罗着给他找了个四川逃荒来的媳妇。此时的右派章永麟正陷于精神的绝境，由于自身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对自己对世界抱着极度的怀疑，看不清楚任何事情，完全失去了判断力。而就是这个四川女孩子，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只懂得劳动和吃饱肚子，抱着最基本的人生观念的女孩子，拯救了他的思想。这里有段脍炙人口的对话，大意是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你知道吗？”女孩子说：“犯错误怕什么，改了就行，咱们以后不犯了就是。”她使他回归到最纯朴的人性里，他一下子退到人的最初级阶段，不再去多想，什么政治、社会、历史、人类精神，存在意义，他全都不去想了，他只面对一件最最初级的事情，就是：生存。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过一种诚实的生活。他向四川媳妇学习了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说服自己来解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在那种特别颠倒、混乱和纷繁的情况下，这种质朴的人生观不失为一种出路，可以把人带到初级阶段，一下子面对着最初级的问题。我们考虑的问题无论多么复杂，可是我们还是要吃饭，我们能不吃饭吗？那么吃饭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也真实多了。因此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人生最初级阶段，把所有意识形态的影响统统摆脱掉，也可说是一种进步。我们再看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天云山传奇》也是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但接纳这个右派的是一个知识女性。这位知识女性显然不会使这个右派返朴归真到“犯错误就改，以后不犯了就是”的地步，那么，她是在怎么样的立场上来接受这个右派，又以什么样的思想激励这个右派？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天云山传奇》，它也没有说出什么太深刻的道理，没有说出什么太让人信服的道理，它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解释，其实相当简单，甚至不失浅显。可是我觉得它要进一步，它至少是企图在一个理性的位置上来解答人生的困境。它不是像《牧马人》里的四川女孩，她是感性的来解决问题的，而《天云山传奇》则进步到理性的立场上了。现在，我又要谈到《复活》了。在《复活》里面，有一大批政治犯，都是知识分子，那么托尔斯泰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些政治犯的？首先，我要重申托尔斯泰的人生观，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罪人，而在这浑然不觉的罪人世界里，唯有政治犯是具有自救倾向的人。前面那两个知识分子全都需要别人来救他，他们只是受难者，而《复活》里的这个政治犯集团是有自救希望的，他们不仅要救自己，这个世界还要靠他们。他们走向西伯利亚，走到流放地，信心十足的经受考验和洗礼，以求脱生为拯救罪人的圣者。在这三部作品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递进的过程，是否也说明认识质量的高低。
第三组的第一篇是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它写苏州的一个阔少，吃着祖上留下的房产，极尽享受之能事。他的享受集中体现于一个嗜好，就是吃。他每天生活的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让包车夫拉他去一个有名的面店吃头汤面，就像洗澡一定要洗头澡一样，头汤是最清澈的，味道也最纯真。吃过头汤面，就去茶馆和他的吃友碰头，一起喝茶，漫谈上一天吃过的菜。然后再四部包车或八部包车开向某一个地方，好好吃一顿中午饭，吃得很整齐，冷盆热炒每一个程序都不漏掉。下午则去澡堂，因为要吃，就要消耗，消化不良的话，就要影响吃。晚饭是喝酒，下酒的是各类苏州小吃，这些小吃分散在全城，让人买好后集中送到酒馆。解放以后，饭馆全部大众化了，满足不了他了，怎么办呢？他物色到一个女人，是个旧军官的小老婆，在她眼里，饭馆的菜不算菜，真正的菜是家里弄出来的。因为吃，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和她结了婚，从此他吃得更加精致。小说就写这一个美食家在几十年的人世沉浮里如何坚持着他的口舌之欲，这口舌之欲其实是人在温饱以外的一些点缀，一些装饰，这些欲望既是人生的累赘，却也是不可少的，它可使人生更为享受一些。我再要提的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它的故事采取倒叙的方法，一个年轻艺术家回溯10年前到农村采风的时候，遇到一个赶牛耕地的老头。这个年轻人就是那种典型的当代青年，衣食无忧，什么都无所谓，浪迹天涯，和小姑娘调调情，调得差不多了就拔脚。他碰到这老头，老头向他叙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老头原先家里很有钱，有房子有地，娶了城里最漂亮的姑娘做媳妇，他却是个浪荡子，吃喝嫖赌，什么都跑不了他的。
终于有一天，他把家里的田地，房子全都押在牌桌上，赌输了，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穷人，长衫换了短打。父亲给他气死，女儿生了场大病，成了哑巴，接着母亲也病了，他在请医生的路上被拉了壮丁，在淮海战役里，又被解放军俘虏，由他挑选革命还是回家，他就领了盘缠回到家里，但母亲已经没了，家里还剩他和媳妇儿女四口人，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媳妇却得了肌肉无力症，到最后连针都拿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后来，儿子学校的女校长生孩子大出血，要学校里的孩子都来献血，只有他儿子的血型配得上，就抽他的血，孩子失血过多死了。不久，媳妇也死了，这时只剩下他和一个哑巴女儿。哑巴女儿到了30多岁的时候，他给她找了个女婿，这女婿有点残疾，是个歪头，但心地非常善良，婚后一切都非常好，女儿还怀孕了，但就在生孩子的时候，他女儿死了。后来，女婿在拉水泥板的时候出了工伤，又死了，就剩下他和孙子两个人，最后，孙子苦根也死了，留下他一个人和一条牛还活着。就这样，人的生存之外的东西一层层地剥落，美食，佳酿，女人，赌桌上的冒险，这些做人的奢侈没有了，然后，亲情，平安，天伦之乐，柴米糟糠之趣，人生最起码的点缀也没了，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活着”，一个本质的“活着”。在这里，人生的枝枝叶叶都剥落了，就余下人生的主干，而它还是立着，不会倒下。
这里的人生要比《美食家》的严峻得多，极端得多，也走得远得多。
然后我要谈的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当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点点积雪作水，一点点土里勉强长出的颗粒作粮食，当我们就靠这么点东西在活着，也是只剩下赤裸的“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却得到了升华的空间。《美食家》写的是人生的点缀，人生的富于乐趣，到了余华这里，只剩下活着了，一个老头对着一头牛在说话，地老天荒，事情好像到了头，可是张承志继续勇往直前，给活着的绝境又开了一扇门，那就是精神的空间，在那里，活着将重新获得附丽。
再看第四组，谈到爱情了。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这都是新时期文学的贡献。现在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不必讨论的，爱情肯定是有位置的，爱情当然是不能忘记的，可是在那个时代里它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些小说把爱情提到一个高度，它凌驾于政治生活，凌驾于社会生活，甚至凌驾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命题在当时来说非常大胆，它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社会生活之外，给爱情以独立的位置。尤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写得非常优美。它的故事是很简单的，可却是强烈的，它告诉你爱是怎样渗透一个人的生命。接下来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提到了性的问题，性可说是爱情的物质化。多少年来，艺术家总是把爱情挽留在精神的层面上，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把爱情逼进一步，逼近它的实质，性。将这两部作品并列一起，我们能看见爱情在慢慢剥离它的附着物：从社会道德和政治生活上剥离开来，又从精神上剥离开来，变得更加纯粹了，因为精神里还是含有着社会文化背景的成分，性则是相当纯粹的，它只有爱情的本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参与，排除了其余的各种因素。然后我要提到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它写一个法国殖民者少女和一个中国豪富男子在越南湄公河上邂逅相遇，他们一个有财富没地位，一个有地位没财富，他们的关系可说是从各自的需要出发的，这个男人有的是钱，他嫖过很多女人，可是没有嫖过白种女人，而女孩子很需要钱，她的家庭也需要钱。中国男人的财富和法国少女的种族地位使他们互相视作下等，且又明白彼此的需要，因此内心都觉得耻辱，于是便牢牢抓住各自优越的东西来维持尊严和骄傲，不惜伤害对方，坚持将他们的关系看作一场两相情愿的买卖，而回避了一个成熟男子和情窦初开少女的相互吸引，这是一种纯洁而又淫邪的情欲，却出自真实自由的人性。他们无法放弃他们其实是很脆弱的尊严和骄傲，这是他们在异国的漂流人生中的立足之本，他们都是软弱的动物，无法与命运作斗争，为对方提供立足之地，于是，他们也只有坚守之间的交易关系，来安慰他们的绝望。直到最后，中国男子才认识到他们的爱情，去向父亲要求退婚娶法国女孩，而法国女孩在经过了离开之后的漫长回忆，终于认识中国男子其实是她的情人。故事发生在这两个异国人的第三国，加强了人生的漂流感。这里的爱情穿越了情欲，纯粹到性的爱情其实也是爱情的外壳，在性里面还有着一个核，就是人性为孤独求救。在命运的漂流中，爱情带有岸的面目，可后来我们知道，它不过是一条船，同样是随波逐流。大家都是渺小的，谁能拯救谁呢？在这里，爱情又回到精神的状态，如同《爱是不能忘记的》，但这里的精神是走过了物质的阶段，路程更为漫长，更为深远，虽然是走入了虚无，其实更接近彼岸了。
第五组我要借用一些戏剧和影视做例子。首先是美国现代话剧《黑人中士之死》，剧本曾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不久前上海戏剧学院排练演出了。这组作品我是用来谈民族的问题。它的故事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一个黑人士兵的营地里发生一件谋杀案，一个黑人中士被谋杀了，上面派来一个白人军官调查这个案件。在广泛调查后他发现这个黑人中士几乎是所有人的敌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以强力压制他的士兵表现出那种属于黑人民族的来自他们的家乡非洲的特性。比如他们连队里有个男孩子，是从南方过来的，他非常喜欢唱黑人的歌曲，中士也喜欢听，听他的歌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到了非洲，看到了黑人集居的南方，会有很多怀想，可是他极讨厌这个男孩子，无故地关他禁闭，罚他，因为他觉得他唱那些歌使他太像黑人了。他也不喜欢老是黑人和黑人在一起，说粗话，开玩笑，打棒球，唱歌跳舞，他要他们向白人靠拢，受教育，有礼貌，举止文雅，因此被黑人士兵视为背叛，最终杀了他。结尾是非常微妙的，这个黑人连队被批准参加太平洋战争，整个连队都为这个批准激动而歌舞狂欢，他们虽然不像他们的中士那样自觉地认同以白人种族为中心的美国，可是当他们能为美国去战斗的时候，却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这是一个非常国家主义的戏剧，软弱民族被强大民族吞没似乎势不可挡，黑人中士实际上是黑人里的精英，他最早认识到一个弱民族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因此他非常强烈地渴望靠近一个强民族，被它接纳，与它汇合。这个故事所唤起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东西，它是一部机器，冷静，严谨，甚至残酷，但是它是一个有效的组织。而民族是情感的源泉，它和血缘、家乡、亲情、生命的根有关，它是一种自然状态，在强食弱肉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必须要组织成国家才能生存，然而，在归属国家的同时，民族则面临被取消的命运。第二个作品是一部澳大利亚电视剧《情归何处》。故事是说澳大利亚白人的教会组织办学校，专门驯化土著孩子，他们从各个部落里用糖果把孩子引上直升飞机，带到学校里，集中进行教育。他们设法叫孩子忘记他们土著的语言、宗教、习俗，同时灌输现代社会的文化将他们培养成文明人。这对孩子们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他们和父母分离，背弃他们的图腾，须克服巨大的恐惧，并怀着难以消除的犯罪感。然后有个女教师进了这个学校，她目睹了这一切，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她感觉到不公平和不自然，她认为再弱小的民族都应该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任何一种文化都与人性有关，都具有人性的价值，最后她就帮助这些孩子逃跑了。在这部电视剧里，种族上升为文化，跨越了国家，它带有种族乌托邦的色彩。但艺术和现实的可能性无关，它讲的是抵达精神高度的可能性。然后我要谈到《印度之行》。它写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和她未来的婆母去印度看她的未婚夫，他是英国驻扎殖民地印度的高级官员。她们在印度感受到当地人的质朴和热情，便也报以善良和友好，在那些驻留印度的充满傲慢偏见的英国人中间，她们显得特别的不一样，她们的随和，宽容，富有同情心，受到一名印度医生的热烈爱戴。这名医生受过英国教育，学的是西医，对他落后的祖国有着怒其不争的感情，对西方的进步抱着赞赏的态度，但对于它们的殖民政策则是反感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又怀有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两个女士非常好感，十分殷勤，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具有历险性质的旅游，就是到一个著名的神秘山洞去，那山洞里有着奇异的回声，传说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经过紧张繁忙的准备，终于成行。然而在山洞里却发生了传说中的不可思议事情，英国姑娘突然间极端恐惧的奔出山洞，而身后则跟着印度医生，于是，印度医生便以企图强xx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一个悬念故事，但重要的不在于悬念。这起案子有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姑娘未来的婆母，她虽然没有目睹山洞里的事件，但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证明印度医生的人品，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时，这案子已激起民众的反英情绪，酿成事端，她的作证可说事关重大，不由陷于犹疑，最终，她在一个长老的影响下，于开庭前夜离开印度，从法庭缺席。这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印度教的一个首领，他深谙东方哲学，他认为世界万事都有着必然性，所有的偶然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效果，所以行动是无意义的，不自然的，甚至会影响事物的真相。
他说我们印度有条河则恒河，我们的人死了就放在河里，漂向永恒的归宿，无论现在是怎么，最后大家都是一条河里的生命，都是顺流而下的。在这种不承认偶然性，认为一切结果都是必然的思想感染下，老太太在开庭前走了，当她的火车经过一道山壁，暗夜里看见石壁前有个人向她举手致意，就是长老，他认为老太太终于领悟了真谛。这里讲述的已经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较量，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一种是西方的精神，一种则是东方精神的。前者充满了行动，是注重现世的，它相信偶然性，相信人是可以抓住国会改变历史和存在，因此他们占据了强者的位置，在世界开辟了一系列的殖民地，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恐惧虚无。后者只相信事物的必然性，只关心终结，过程都是转瞬即逝，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在玄思中漫游，获取着心灵安宁的快乐，但由于他们的惰于行动，只得落入被殖民的地位。电影没有给两种哲学的对比作出回答，就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它的问题虽然也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却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容，走近了人的本身，它问的是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内容，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需要。不管这世界容忍到什么程度，后现代理论怎么扫荡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干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性所为的自然，它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悲剧感。而电影《霸王别姬》的人性理想却是反自然的，陈蝶衣这个人物承担了这个理想。他是个旦角，他完全把戏台上的生活当作他的生活，尽管人的命运是受着戏台下生活左右的，可他到死都不承认这一点，执着地生活在戏剧之中，毫不畏惧那种存在的虚无。他不要性别，不要爱情，他只要做一个舞台上的虞姬，当他的搭档段小楼和菊仙结婚，去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的愤怒和伤心不是由于失去友爱的伴侣，而是失去了那个戏台上的伴侣，他对着菊仙，满怀轻蔑问了一句，“你会唱戏吗？”以为就此可将菊仙击败，可事实上，失败的是他。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同伴，没有人可能始终陪伴他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这个虚无的世界我以为是高于自然的。
接下来我例举一组关于个人价值实现主题的小说。第一篇是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它写一个老工人，因为历史清白，苦大仇深，被吸收进工宣队，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有一年的国庆节，他还进入中南海，参加了国宴。就此他在他所住的大杂院里成了个人物，变得不同凡响，中南海和国宴的见闻成了这院子里的一档重要节目，而他则是主角。文革结束以后，工宣队解散了，他又回到工厂，重新过他平常的日子，中南海成了一去不回的历史，而杂院里其他人的生活倒在变化，变得好起来了，比如一个旧日的格格的儿子长成人了，钱还挣得蛮多；一个穷困的臭老九竟涨了工资……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就像是倒退了。退休以后，他越发寂寞，经常怀念那段辉煌的日子，可是再没有人听他讲述中南海和国宴了，心里失落得很。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却被等退票的人团团包围，硬把他的电影票买去了。就在人们拉拉扯扯抢他的票时，他忽然有一种得意，多年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被大家簇拥着，被大家强烈地需要着。
他很激动，这种感觉还要去找一找，就又去电影院，从此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一有票子比较抢手的电影，他就早早去排队，买了很多票，再平价卖给别人。时间长了，引起了人家的注意，都知道这边有个票贩子，结果他就被警察抓住了，抓住阁却发现他是平价出让，并没有谋利，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他低贱地去实现卑微的个人价值，结果却是失败。再要提到的是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它写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镇，镇上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做裁缝的、剃头的、打铁的、拉车的，他们过着一种刚够温饱、庸庸碌碌、自得其乐的生活。文革中，镇旁边的秃山上造起了一座房子，一个被贬职的将军来到了此地。将军到了小镇，开始度他的流放生活，他常常在街上走来走去，向小镇人提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这路那么泥泞，一下雨就不能走，你们为什么不修两条水泥路呢？”“你们为什么不把河里的淤泥清一清呢？”他的问题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现状的不令人满意，开始想到是不是应该将事情改变改变。将军的出现给小镇带来新的气象，将小镇的居民从麻木的状态下唤醒。他们本来觉得一切都挺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过，将军却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并且自己也参与了建设理想生活的行动，小镇上居民的人生观由此走出停滞的状态。在将军受迫害而死的时候，小镇人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正义气势和崇高感情，为将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个葬礼使小镇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的价值实现，但这个人的价值要比前面那个老工人崇高，他可算得上一个英雄，它写了一个英雄，在芸芸众生之中依然不放弃崇高的立场竿追求，并以全力唤起良知的觉醒，在逆境里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再要举的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小镇上的将军的人生价值是体现在客观世界里的，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要实现的人生价值则是在一个虚无的境界里。小镇上的将军所实现的人生价值是可视可闻的，他领导修的路，清的河，他唤起的民心，都是实有的存在，而罗曼·罗兰赋予克利斯朵夫的理想，音乐，却抓不住，看不见，是灵魂的寄宿地。我在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作者交给音乐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他是将它作为灵界的人间名称。一个实体的人却要在虚幻的世界里实现他的价值，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将经过如何艰难险阻的跋涉？我举这三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有哪些阶梯。
再举一组作品，目前挺时髦的题目，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第一个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的是年轻女性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和兄嫂姐妹住在一起，开始身边还有些钱贴补家用，给些小恩小馆，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大家更觉得她多余。这时，有替她堂妹介绍对象的，那男的却对流苏有了兴趣，流苏尽管知道那是个花花公子，但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两人都是世故的男女，动着心机谈恋爱，那男的又想要流苏，又不想失去自由，迟迟不谈婚姻，流苏则只能亦退亦守，伺机进逼，两人正胶着在同居的状态，恰该碰上太平洋战争，香港失陷，相依为命的患难日子，终于成全了他们这对夫妇。流苏是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为之，她孤身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对男性的更牢固可靠的依附。也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她不得不和女性为敌，周围的女性都是她胜利的威胁，有可能与她争夺战利品，她必须把她的敌人扫清。于是，她最终是彻底排除了她的同性，将自己更牢不可破的契进从属男性的位置。第二个例子，是张洁的小说《方舟》。小说中的3个女性，都是不同程度上受过男性侵害的，从婚姻中撤退出来的单身女人。她们自己租了套房子，3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生活。她们和流苏的不一样在于，她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能够脱离男性，和男性竞争，在社会上平等生存的一种女性。流苏自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男性生活里的位置，一个受供养的位置，而到了《方舟》，她们是要把自己变成了和男性同类的人。流苏所做的自强实际上是把女性的被男性需要的东面扩张，然后去和男性交换自己的利益。《方舟》里的她们则拒绝扩张这种供男性享受的东西，她们所扩张的是和男性同样的立足的素质。然而，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当她们极力将自己推到和男性同一起跑线上去的时候，她们因为违反自己性别的努力搞得筋疲力尽，碰得遍体鳞伤，只能互相舔着伤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参加有所改变，相反，却因为她们的取消女性性别更为坚固的男性化，她们的努力实质上是承认了这个世界的男性主宰权。然后我要提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长篇小说《紫色》。
《紫色》也是将女性放在和男人对立的位置，而女性和女性则是最好的朋友，这和《方舟》不谋而合，但和《方舟》不同的是，在这里女性的世界是天堂，她们安身立命于那个粗暴霸道的男性世界之外，自给自足，感到极其幸福。那个妻子眼看着丈夫把他的情人带回家，看见那个情人非常美，并且对她丈夫非常任性和跋扈，她竟感到高兴，没有一点嫉妒。她看到男人对情人赔着小心，给她送饭，那个姑娘却把他赶了出来，她不由爱上了她。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她向她丈夫的情人学习了很多东酉，甚至学会了做爱，那姑娘告诉她，女性的快感来自何处，在什么位置，而以住她在和丈夫的性生活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她以为性只是对男性有意义，是男性的需要，现在情形却变了。就这样，《紫色》描写了一个妇女乐园，它产生于男权的压迫之下，最终又被男权所破坏，但就是它这短暂的存在，成立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
最后一组作品。《我们建国巷》，是湖南作者叶子臻写的。它写一条老巷叫建国巷，住的都是几辈子的老户人家，知根知底，你来我往，一家烧肉，各家一碗，有福共享，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后来事情有些变了，起因是一件小事，建国巷里有个居民在厂里得了技术革新的奖，奖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建国巷第一台电视机，于是他们家就变成电影院了。每天晚上，家里坐满了人，带着自家的板凳，这家的大人孩子则拿出瓜子、茶水招待，大家都很快乐，就像过节。但渐渐的却感到了不方便，他家的晚上总是敞开了门户，无法享有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有几次他们开始拒绝观众，说：“今天晚上我们家不放电视了。”自然人们对他家就有了看法，纷纷疏远了他家，使他们孤立起来，最终失去了建国巷的融融亲情。这就是为保护个人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亲情萧瑟，人际关系疏远，随之孤独来临。可是没有个人生活又不行，在那种公有的生活里，我们失去了自由，人性受到压抑，所以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还是要争取个人生活的空间。第二部，我将举电影《九周半》为例子。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讲一对男女从邂逅相遇到分道扬镳，仅达九周半时间的爱情，它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这个女性对这个男性一见钟情以后，便很自然的要去了解他，也被他了解，以达到互相契合的目的。她谈自己，也询问对方，她请他一块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到对方工作的地方去。这是一种社会化的恋爱方式，就是在人群里建立一个两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而这个男性却不是这样，他把人当作孤立环境里的动物，和周围没有关系。他不向对方讲述自己，不和对方参加晚会，当这个女的到他公司里来，他的态度也是很冷淡的。那么，他是以什么方式进行交往呢？他只以性的手段，他用极其怪诞的性方式做爱，企图建立两人间的亲密关系，开始时她觉得很新鲜，觉得他很有热情和想象力，而直到他找来一个妓女，在她面前和妓女做爱，以激起她的激情，这时候，她受不了了，这种畸形的爱的方式伤害了她，她虽然很爱他，却觉得与他无法相通，最后离开了他。等到要分手时，这个男的开始向她介绍自己，说我出生在什么地方，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我从小怎么样长大，可那女的说，已经晚了。电影最后结束在这样的情景上，男的压在他那个空洞到抽象的房间里，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有着许多电视机，女的则挥泪如雨地走在人群拥挤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两个人就此天各一方。在这个故事里，人处在完全孤独的境地，封闭在自我之中，这种封闭是那样牢固，就好像是一个坚硬的核，突破它几乎没有手段，连两性相悦也无法开拓出路。我觉得《九周半》走到了个人性的极至，再往前还有没有路？我就必须要说到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张承志总是给我们定些很高的人性的标准。《北方的河》写一个学历史的青年，去考察北方河流的经历，北方的河流对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他将它视为父亲的河，而他其实是没有父亲的，因此北方河流的含义就变得很抽象。他和一个女记者一同去找北方的河，他们一路上成了好朋友，然而，在河的面前，他却感到了孤独。他说不出这河是什么，他只能感受到它的至高无上，只有他能了解它，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和他并肩同步。他能从他周围的人身上吸取养料充实自己，比如那个同路的女记者，但他很快就把她甩在身后，又一个人走远了，反而比先前更加孤单。他也是极力扩张他的自我，但他的自我里有着强悍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吸取养料，壮大自我，使之升格。《北方的河》常常提到一个过时的日本歌星冈林信康，总是在唱着一曲歌，里面有一句：“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他也是和人群隔绝，封闭自我的，可是他的隔绝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隔绝，将自己圈一个领地，拒绝别人进入，他是不断上升，上升到一个高度，别人都走不上来，于是他就使他身处绝境。在这三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个人的实现和发展可以走到怎样的彻底的情形。
关于小说的思想的质量，我列了九组作品的例子，希望在思想的各类内容里搭成一种阶梯的状态，可使我们看清一些问题。这些作品很可能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们只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有一些也许会是牵强的，我只是想尝试一种方法，一种能使思想量化的方法，这可帮助我们检验思想的质量。在我强调小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心灵世界，现实世界是为小说世界提供材料的前提下，思想也是被我当作材料来对待的，它决定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