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