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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的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邀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邀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这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梯阶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N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园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浑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堕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Rx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个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立极了。孤立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疚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问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他说在结婚后先阅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做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我说:“谢谢。”他说:“别客气。”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