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机场的灯光照着雨天；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人港，猛吹着水泥路面上的季风黏土。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延长)。狭小潮湿的机场楼里，有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是那个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一群新的、突然风行起来的拜金教祭司身上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以及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质的新皮鞋。
这些日子，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又一次走运的阿拉伯人散布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8世纪一样，那时候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是在一个17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是信德如今已不属印度，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那么轻易就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500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其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500年是穆斯林，后150年是英国人——直到1947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叠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800年前、12世纪伊斯兰大扩张的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这一家在德里住了500年了。”这话在欧洲听起来会被当成是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Qureshi)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承继了800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对比了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那些是莫卧儿宫殿与清真寺的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Shah Jehan)的贾马·马斯吉德(Jama Masjid)大清真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20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惊栗感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里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的社区，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区与甘地1893年在南非见到的印度人社区相比，组成更为单一，与印度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几乎就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其“印度式”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一九七五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宪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可以说，这一事件使印度在世界上广受瞩目。我的美国出版商科诺普请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同时，我的伦敦出版商和《纽约书评》也都给予了我相当的支持。如此劝诱令人无法拒绝。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与印度政治和批评相关的事。这是我此前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去做的事，但写出一本新书的邀请还是令我兴致盎然，我同意了。这项计划仅有很少的资金支持，但我希望最终能有一个好结果。
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去了孟买，与一个调查员见了面。他正准备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区域，认为我应该与他同行。这与“紧急状态”并没有多少联系。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增加自己关于印度的知识；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关于印度的所有写作，实际上是同一本描述性的书。于是我从孟买出发乘火车前往浦那，然后与调查员在乡间四处自驾游览。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t词语被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我写下的东西令我十分满意。我以为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写完其余部分：旅行，与人相遇并与人交谈。但“紧急状态”无法回避；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很快，人们就不再愿意与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预见到如果继续沿用这套旧方法，我将无法完成这本书。一种新的方式驱动着我。在写作时常会碰到的灵光一现的慌乱中，我突然想到可以尝试对印度进行一次精神层面的描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报纸、杂志、书籍，压榨出它们的意义。
因此，在《中途航道》与《幽暗国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求知方式。虽然我偏爱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有交谈，但那时这已经不可行了。读者会发现在我这些书的新版序言里，我更关注的是写作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旅行的艺术，而不是我讲述的内容，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书里我被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写作方式驱使着，我必须让自己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关于这次特别的旅行，还有另一个丰沛的成果。我在《纽约书评》的约稿最终结集成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作品。因此，在没有专门训练也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连载写作。读者会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须说，而且这种说{去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有效，我的书滋养了我。每本书结束时，我都比创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识而言，这本书暗含着一个想法：印度诞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现实决定了印度的多种面向，但这并非总能得到承认。后来我很公开地使用了这个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欢这本书中有关于此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达。这本书纠结的写作过程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陈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