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一个晚上，正读二年级的应物兄，随着辅导员芸娘第一次来到姚鼐先生家里。姚鼐先生当时住在苏联专家当年援建的楼房。楼梯嘎吱作响，楼顶经常漏雨。从廊上能看到被分割成不同形状的天空。有时候能看到老鼠搬家。它们拖家带口，以小分队的形式溜着墙根疾速前进。
一个姑娘在楼梯口等着芸娘。
她就是谭淳，本来学的是外语，由于对历史感兴趣，她准备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她也写诗，经常把自己的诗拿给芸娘看。芸娘自然鼓动她考到姚鼐先生门下。这也是她第一次来见姚鼐先生。她很漂亮。“漂亮”这个词用到女人身上，是最无力的，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但除了“漂亮”，他还真的找不到别的词。也就是说，她的漂亮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漂亮，眉眼、脸盘都没有什么特色，但组合到一起，却给人一种漂亮的感觉。她穿着讲究，比一般的大学女生要讲究得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灰色风衣。她一头长发像溪流一般。她显然知道自己的漂亮，这从她那摆动头发的动作就看得出来：好像摆动的只是头，只是头的后半部分，颈部以下是不动的。她高傲得就像女王，哦不，是公主。
她对芸娘说：“我还没决定，考还是不考。”
芸娘说：“报考时间还早着呢，不急着定。”
她说：“我一直没告诉你，父亲想让我去香港。”
芸娘说：“你自己决定。”
她显然是个大胆的姑娘，因为她谈到了在内地还属于禁忌的名字：邓丽君。她说，她前段时间去香港探亲，发现在那里可以大大方方地听邓丽君的歌。这么说的时候，她随口哼了两句《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芸娘说：“如果为了父亲去香港，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只是为了一首歌，那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她说：“我离开香港时，父亲放了这首歌。”
芸娘没再接话。
现在看来，那天她来到姚鼐先生家里，其实是想找到一个理由：留在大陆的理由，或离开大陆去香港的理由。
姚鼐先生的客厅里已经围坐了七八个人。这些人都是姚鼐先生的弟子。有的弟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是姚先生“文革”前的弟子。
姚鼐先生正在讲述闻一多先生。那是追忆，是深情的缅怀，但口气
却是轻松活泼的。当然，如果仔细听下去，你就可以感觉到，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姚鼐先生，其实辞约而义丰。前面是怎么讲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关于闻一多先生的胡子。
闻先生公开声明：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是山羊胡子，下巴上有，别的地方没有。不对，别的地方也有，即上髭，又浓又黑，像个“一”字。都看过闻先生那张木刻像吧?就是口衔烟斗的那张?他回头侧身看你，目光既冷且热，如同他的内心世界。
闻先生上课，总带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很大，像小案板，像画夹，毛边纸做的。闻先生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丝不苟。不是因为他是恩师，才说他的字一丝不苟。真的是一丝不苟。闻先生写字，用的是别人用秃的笔。秃笔写小楷，如纸上刻字，那字如铭文显于珠黄。
他夹着笔记本进来，点上烟斗，立即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战国之后，最适合讲楚辞的，即是闻先生。这一点，乔木先生也是认的。乔木先生说，闻先生是不发牢骚的屈原。闻先生是太阳吟，屈原是月亮赋。太阳可以照亮月亮，月亮不能照亮太阳。这话讲得好。
闻先生讲《湘夫人》，缓缓吟诵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先是满面愁容，而后双目悲戚，随后举目四望，心驰神往。闻先生的视野，非一般人所能及也。讲晚唐的诗，闻先生能联系到西方印象派。闻先生说李贺的诗，最像印象派。闻先生曾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他的画也受印象派影响，用各种颜色代替阴影，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闻
先生之死，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现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对话，暂时搁浅了。
闻先生喜欢晚唐的诗。但说到最喜欢的唐诗，闻先生却首选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闻先生说，那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乔木先生说，张若虚就这一首诗，所以他是名诗人，不是大诗人。闻先生不这么看。闻先生说，只要有这一首名诗，就是大诗人。呜呼！孤篇压全唐！满天星斗多而不够，孤灯一盏少而足矣。然而，《春江花月夜》又是一首虚无的诗。闻先生如此喜欢，大有说头，但后人少有提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虚无中，又有积极。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一轮孤月徘徊中天，大江急流，奔腾远去。一种相思，两地离愁。闻先生说，落月摇情满江树。“摇情”二字，情韵袅袅，最是摇曳生姿。
应物兄注意到，谭淳似乎被打动了。
谭淳把风衣脱下，叠好，放在膝上，对芸娘说：“好，我不走了。”
姚鼐先生说，闻先生受他的老师梁启超影响甚巨。对梁启超先生，闻先生向来直呼其名：梁任公。闻先生讲，梁任公给弟子们讲乐府诗《公无渡河》[1]，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微闭双目，摇头晃脑，吟道：“公、无、渡、河——好！”然后又是“公、无、渡、河——好！”然后再吟：“公、竟、渡、河——好！”然后又吟：“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众人虽没见过梁任公，但经由闻先生，梁任公音容宛在。
姚鼐先生说，闻先生此时就是梁任公。梁任公就是闻先生。梁任公有多么陶醉，闻先生就有多么陶醉。梁任公有多少伤悲，闻先生就有多少伤悲。闻先生说，梁任公虽无半句解释，众人却无不身临其境。尔后，闻先生模仿梁任公先生喊道：“谁上来?擦黑板！”众人愣神片刻，方知此时身在教室，而非大河之畔。大师授课，即是如此。只述本事，境界已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矣。闻先生授课，如重写古文、重雕玉器、重烧彩陶。
谭淳把头靠着芸娘的肩膀，说：“谢谢你带我来，我真的不走了。”
芸娘说：“你也得能考上啊。”
谭淳立即说：“怀疑我考不上?”
芸娘说：“考的人多了，你得下大功夫。”
应物兄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完全被姚鼐先生吸引住了。在那一刻，姚先生即为闻先生，即为梁任公。他也由此知道，那么多学习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青年学子，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投奔到姚鼐先生门下。
姚鼐先生那狭小的客厅，此时极为安静。在姚鼐先生讲完的那一刻，他听见人们长吁了一口气。刚才，因为全神贯注，听者无不屏声敛息。斯是陋室！那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本来给人衰败的感觉，但此时却突然有了另外的含义：它们是为奏响这历史韵律而特意准备的。
他觉得，那盏老式吊灯也有了贵族气息。
那时候姚鼐先生的夫人还健在。她是姚鼐先生就读西南联大时的学姐，一个清清爽爽的老太太。她担心姚鼐先生过于激动，就端出一碟大白兔奶糖要发给每个人，也给姚鼐先生剥了一颗糖。如果不是有弟子在场，她肯定把奶糖塞到姚鼐先生嘴里了。姚鼐先生快速地把糖嚼了，咽了，说：“历史重新开始了。一切都耽误得太久，但为时未晚。历史从来不会浪费，历史从来是得失相偿。”
那时候的姚鼐先生，沉默时是老年人，一说话像中年人，吟起诗来就成了青年人。姚鼐先生随后吟诵了闻先生的《太阳吟》。哦不，想起来，吟诗的姚鼐先生既是老年人，又是中年人，又是青年人，或者还像个孩童：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的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但是接下来，姚鼐先生又对弟子们说了一段话：“公无渡河！这首乐府诗，我也送给诸位。乱流不渡，危邦不入。屈平沉湘不足慕，复生引颈诚为输。”
屈平自然是屈原，复生指的则是梁启超的同仁谭嗣同。
姚鼐先生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
这时候，一个细节发生了。谭淳突然站了起来。她侧着脸，冷冷地追问道：“先生，那两句诗是梁任公说的，还是闻一多说的，还是你说的?”
姚鼐先生这才注意到她，问道：“你是芸娘带来的吧?”
她说：“我是慕名而来。”
姚鼐先生说：“第一句诗是李贺的，第二句诗是我说的。”
她说：“‘复生引颈诚为输’，是你觉得他‘输’了，还是你觉得他觉得他‘输’了?”
姚鼐先生说：“他没觉得自己赢了吧?”
她说：“他唤醒了中国人，怎么能说输了呢?”
那个上了年纪的学生站起来说：“谭嗣同要是不死，会怎么样呢?梁任公、康有为倒是没死，后来也没干出像样的事来。”随后，那个学生继续发表看法，“姚鼐先生是提醒我们，我们都只能生活在历史中。个人只能是历史的人质。你选择反抗，那是人质的反抗，你是反抗的人质。你选择合作，那是人质的合作，是合作的人质。对历史而言，我们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谭淳追问姚鼐先生：“你说，他说得对吗?”
姚鼐先生看着她，说：“孩子，我要对你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2]
姚鼐先生话音没落，谭淳就抓起风衣，一抖，穿上了，然后就夺门而出了。姚鼐先生的夫人用埋怨的目光看着姚鼐先生。
芸娘追了出去。
那天，芸娘倒是在镜湖边追上了谭淳。1983年的济大校园，镜湖比现在大得多。它不像个湖，倒像一片野地。湖岸杂花生树，湖里长着芦苇。枯死的树倒在水中，像一个又一个独木桥伸向湖心。因为树梢淹没于湖中，所以它们都像是断桥。镜湖岸边的几只路灯也大都闪掉了，只有微弱的光。她们挽着胳膊走着。应物兄没有靠近，只在后面跟着。后来，谭淳突然又跑开了。应物兄将永远记得她在昏暗的光线里奔跑的姿
势：她的胳膊夹着，当一只脚落在身后的时候，脚往外撇，偶尔亮起来的灯光，有时候就照在那只脚上。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她穿的是那个时代少见的靴子。
她就那样跑啊跑，从春天跑到了夏天，从济州跑到了香港，然后在一天晚上，与程先生相遇了。然后，她接着跑，跑到了日本。奔跑成了她的基本姿势，奔跑的影子成了她留在大地上的影子。而在这个夏天，她又从日本跑回了济州，跑到了姚鼐先生的客厅。然后呢，然后她又跑掉了。
关于谭淳与程先生的相遇，芸娘显然是知道的，但他从未听芸娘讲过。
芸娘似乎不屑一谈。
那么，后来他是从哪里知道的呢?从他的朋友蒯子朋那里。蒯子朋这样做，倒不是搬弄是非。某种意义上讲，蒯子朋是替程先生辩解。他相信蒯子朋讲的都是真的。因为其中一些细节，与他在姚鼐先生家里看到的细节，惊人地相似：它只能属于谭淳，而不可能属于第二个人。
那是在1984年，即谭淳到香港之后的第二年。
这一年，程先生在香港出席新亚书院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新亚书院，是儒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办的，其教学宗旨即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
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对照这个宗旨，还有比程先生更合适的嘉宾吗?程先生当时应邀做了一场学术演讲，题为《和谐，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程先生是用英文演讲的，担任翻译的就是谭淳。程先生在香港停留了一周。离开香港之前，程先生在下榻的浅水湾饭店设宴，答谢了谭淳和蒯子朋。蒯子朋当时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负责全程陪同程先生。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是蒯子朋当年对谭淳的印象。
谭淳告诉程先生，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论文是关于谭嗣同的《仁学》的。她问程先生对谭嗣同的看法。程先生其实当时就怀疑她跟谭嗣同有什么关系，但谭淳说，他们只是碰巧都姓谭，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已。程先生就说，他认为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仁学》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佛道为表，儒家为里。谭淳说，她不这么看。她说，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逃跑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康有为跑的时候还带着小妾，日后更是声色犬马。唯有谭嗣同谢绝了日本友人的安排，坚拒出走。这其实是佛陀式的割肉喂鹰，投身饲虎。谭淳说：“谭嗣同不是佛道为表、儒家为里，而是外儒内佛。”
程先生让了一步，说：“半儒半佛吧。”
谭淳说：“他若是儒，断不会走上断头台。儒家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3]
儒家太爱惜自己了。他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体
现的是‘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
程先生再次让步了：“待我重读了《仁学》，我们再讨论好不好?”
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外国朋友，他们也是应邀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好客的程先生将他们一并请来了，其中就有应物兄多年后在感恩节那天见到的那个东方学教授。东方学教授关心的是男女问题，说，儒学好是好，就是只讲修身，不讲身体；只讲仁爱，不讲做爱。程先生说：“谭美人刚才还说，儒家因为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不能做到舍生取义，这会儿你又说儒家不讲身体。”
程先生说道：“夹板气不好受啊。”
“夹板气”一词，很难译成英文。谭淳在“suffer
wrong
from
the
boards”和“bebulliedfromtwoside”两种说法之间来选取，都觉得不满意，突然造出了一个生词：“squeezedmiddle”[4]。
程先生觉得，谭淳真是个天才。
讨论从饭店持续到海滩。程先生认为，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儒家确实是爱惜身体的。但爱惜身体，不是爱自己，而是一种孝道。儒家并不排斥身体，儒家其实更愿意用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孔子讲“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
[5]
，这是不是身体?六十而耳顺，讲的是
不是身体?孟子讲养气、讲正气、讲浩然之气，强调从自然转化为文化，是不是讲到了身体?荀子讲教化，讲Virtue[6]，讲化性起伪，强调以文化矫治自然，是不是涉及身体?儒家所说的身体，既是真理的感性显现，也是处世的礼仪之道。它沟通天人，承续族类。
东方学教授说：“我说的是，儒学排斥肉体快感，所以影响了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这话把程先生给惹急了。尽管谭淳在场，程先生还是讲了一下儒学与性爱的关系。因为它属于学术讨论，所以谭淳当时好像并没有感到难堪。在将程先生的话逐字逐句译成英文的过程中，由于海涛阵阵，谭淳还相应地提高了嗓门，像是在高声朗诵。
程先生当然是半开玩笑地说，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甚至都可以用在男根上面。中国有一本书，叫《素女经》，早就讲过，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仰者，智也
[7]。程先生说：“这
是世界上最早论述人的道德观念与身体快感相同一的著作。”当然，谭淳的翻译再次让程先生大吃一惊。程先生认为，谭淳是他见过的最适合将中国典籍译成英文的人。当然了，程先生也由此怀疑，谭淳的性爱经验一定非常丰富。谭淳那朗诵般的语调，无疑也增加了程先生的错觉。程先生随后就悄悄地向蒯子朋打听谭淳的情况。他对蒯子朋说，看来谭淳不仅性爱经验丰富，而且就像一座自由的港口，像一个买票就可以进去的剧场。
随后，程先生邀请谭淳到房间喝茶。
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
程先生问：“那你喜欢谈过去，还是谈未来?”
谭淳说：“我喝咖啡。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
蒯子朋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程先生显然也是。这个说法，好像有点道理。当然，它也进一步增加了程先生的误解。随后的事情，好像就水到渠成了。这天晚上，他们就住到了一起。程先生和谭淳都是单身，所以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也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所有的问题只在于，程先生的身体太好了，谭淳当天也刚好排卵了。
只有这么一次，谭淳竟然就怀孕了。
程先生返回美国之后，谭淳曾寄去过一封信，说她可能会去美国留学，还说自己最近身体不适，大概跟香港常年潮湿有关。她其实是向程先生暗示，自己怀孕了。程先生不仅回信了，而且还写得很认真，完全是站在她的角度看问题。程先生说，你是研究历史的，应该知道，美国的历史比兔子尾巴都短，爷爷的烟斗就是文物，所以他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从来不善于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只考虑眼下。程先生建议她去英国留学。对于她所说的身体不适，程先生也是关心的，程先生劝她，不妨回内地看看中医。
谭淳好像被说服了，没有再写信。
七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秋天，程先生再次来到香港讲学。程先生这次演讲的内容，某种意义就是上次谈话的延续，题目叫《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状况》。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这次演讲后来引起了持续的反响，被认为是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
开端。程先生说，谭嗣同竟然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这完全是置中国文化于死地。这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谭嗣同的激进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主义。谭嗣同又说，儒学所说的“五伦”当中，只有“朋友”一伦涉及自由平等，可以保留，其余“四伦”都应该扔进垃圾堆。这是什么话?你受了后娘虐待，便恨天下的母亲?你挨了父亲的棍棒，便恨天下的父亲?[8]程先生的感慨是，谭嗣同以一己之私看天下，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数典忘祖至此，却被后人视为英雄，岂不谬哉?谭嗣同这个人，就是孔子所批评的好直、好勇、好刚，却不好学之人。此人冒失急躁，引颈就义，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对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或有意义，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无可取之处，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
程先生说：“这个谭复生！非佛家，非儒家，非墨家。”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程先生说：“非驴非马，非僧非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
不少人扭头去看坐在后排的一位女士。那个人就是谭淳。他们都知道谭淳是研究谭嗣同的，想看看她的反应。谭淳身边坐着一个男孩。她正在给那个男孩翻书，那是一本卡通画册。程先生其实没有注意到她。而谭淳呢，发觉很多人回头看她，似乎在期待她的回应，她就站了起来。起初她还是轻言细语，但随后便激烈了起来，说，她以为先生身为海外名师，定有高论的，不承想竟是人云亦云。又说，她有一言献于先生。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本是人之常情，倒也无可指责；舍生求义，
剑胆琴心，却唯有英雄所为，岂是腐儒所能理解。说了这么一通之后，不等程先生说话，就坐了下去，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替孩子翻着那本卡通画册。那个孩子当然就是谭轻，也就是后来的程刚笃。
程先生的反应其实不失儒学大师的风度：“‘腐儒’就‘腐儒’吧。历史上很多鸿儒都被称为‘腐儒’。‘腐儒’也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是‘豆腐乳’，有益于人。”然后又说，自己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只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八十年代，是一个processofradicalization[9]，radicalism也需要reflections
[11]
[10]
，就像人到中年，会反思自己年轻时做过的荒唐事
一样。
坐在程先生身边的蒯子朋，悄悄提醒道：“那位女士名叫谭淳。”
但程先生没能想起谭淳是谁。
蒯子朋又提醒道：“她是谭嗣同的族人。”
程先生朝谭淳所坐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说：“知道维护先辈名声，说明这个人重视人伦，是个儒家——”
按蒯子朋的说法，程先生的记忆好像突然被唤醒了，突然不说话了。就在这时候，热心的听众拥了上来，要与程先生合影留念，或拿程先生的著作请他签名。程先生的目光从人缝中看过去，寻找着记忆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美人。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了，因为她领着孩子正向门口走去。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黄兴。如前所
述，黄兴当时还是那个海运大王的马仔。黄兴在等着程先生，要把他送往浅水湾。在那里，海运大王将宴请他。
就在程先生收拾完讲义要走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
随后，这个人跪在了他面前。
这个人就是郏象愚。郏象愚当时刚被那个叫彩虹的女人赶出家门。他双手递上了在慈恩寺求来的那个卦签，祈望程先生为他指点迷津。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程先生曾通过蒯子朋联系过谭淳。谭淳曾经答应见面，但最终却没有来。程先生看到的是蒯子朋捎来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采薪之忧[12]，不能赴宴，祈望谅解。
那么，程先生什么时候才知道有程刚笃这么一个人呢?
那已经是1994年3月了。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程先生一本书，蒯子朋第一时间将样书寄了过去，书中夹着一张婴儿出生证明复印件：婴儿的名字填的是谭轻，父亲一栏填的是失踪，母亲的名字填的是谭淳。蒯子朋告诉程先生，谭淳已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她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小野川秀美与日本的谭嗣同研究”
[13]。几年前，她就收到了小
野川秀美的邀请，但她没去。等她去了日本，却得知小野川秀美先生已经去世了。
蒯子朋没有想到，早在三十年前，程先生就与小野川秀美见过面。程先生告诉蒯子朋，小野川秀美最早研究王阳明，还是听了他的建议。
程先生当然也问到了那个孩子。
蒯子朋说，那孩子还在香港，由外公抚养。
随后，程先生就先飞往日本见了谭淳，又飞到香港将那孩子接到了美国，并给谭轻改名为程刚笃，英文名字就叫LightenCheng。对于程刚笃，程先生是尽了父亲之责的。有一天，发现程刚笃在吸食毒品，程先生竟然老泪纵横。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把孩子送到戒毒所了事，但程先生不。程先生二十四小时和程刚笃待在一起，外则延医以药石去其瘾，内则教诲以圣德感其心，终使程刚笃病去身健、修心向善，得以完成大学教育。
在应物兄的记忆中，程先生对程刚笃只发过两次火。第一次，珍妮也在。如前所述，珍妮曾说，她最想看的是兵马俑，它们的表情看上去很沉醉，就像做爱，就像刚做完爱，就像在回忆做爱，看上去很性感。程刚笃附和道，是啊，它们一回忆就是几百年，可见做得棒极了。程先生发火了：“就按你们说的，那也不是几百年，而是两千年啊。”程先生勒令程刚笃多读中国历史，不然对不起列祖列宗。第二次发火则是因为程刚笃一周内换了三个发型。第三个发型是莫希干发型、美国大兵发型与清代男子发型的三合一：头顶竖着一撮毛，左右两边却刮得头皮乌青，脑后呢，竟然留着一条辫子。程先生说：“剃头三日丑，修身一世强。三天两头剃头，不知道丑吗?有那闲工夫，何不多读几本书?”
记忆中的一天，程刚笃终于理了个跟程先生一模一样的发型。他们的头型还真的很像。程先生看了，心中喜悦，一时又不好意思当面表扬，就以散步为名，跟了出去，好从背后多看几眼。应物兄记得，当时正有大风吹过，路上行人姿态各异，顶风而行的都是身体前倾，顺风走路的则尽量后仰。程先生是顶风而行，应物兄呢?因为要听程先生说话，所以他是背对着来风，脸向着程先生。大风灌进了程先生的口鼻，程先生几乎都要窒息了，但还是探着头，看着儿子的背影，一脸笑意。一直到程刚笃上了车，程先生才以身体后仰的方式往回走。
就在那一天，程先生提到与孔子、孔鲤、孔伋
[14]
祖孙三人有关的
一个故事。程先生说，孔子的儿子孔鲤似乎是比较平庸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给孔子生出了孙子孔伋。孔鲤曾对孔子说：“你子不如我子。”又对孔伋说：“你父不如我父。”
程先生说：“哪一天，刚笃要是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如果程先生知道易艺艺还把孩子打掉了，会有什么感想呢?
不，这事不能告诉程先生。
这天，他在姚鼐先生的客厅里待了很久。芸娘告诉他，她在等文德斯，她要把这房间的钥匙交到文德斯手上。在等待的时候，芸娘和保姆一起整理着姚鼐先生堆放在书案上的手稿、笔记和书信，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装到书架下面的柜子里。他插不上手，在客厅里待着。
后来，他听见芸娘轻呼了一声：“先生！”
先生?屋里还有人?姚鼐先生也在?
随后是保姆的声音：“先生太细心了。”
原来，从一只用蓝布做成的小口袋里，跑出来几张散乱的纸头。纸头上的字，竟是弟子们在听课和讨论时随手记下的一些笔记。当年，他们走的时候，把它们当成废纸留下了。那不是一只口袋，而是一排口袋，像果实一样垂挂在那里。保姆在用鸡毛掸子拂扫上面的灰尘的时候，它自己掉了下来。芸娘在一张纸头上看到了自己的几句话：
这是时间的缝隙
填在里面的东西
需要起新的名字
在骨头上锉七孔
这不是在做手术
也不是为了透气
是要做一支骨笛
这首无题诗，若以首句为题，则可称为《时间的缝隙》。时间的缝隙！这是芸娘和文德能都喜欢的词语，将时间化为空间的概念。诗是用圆珠笔写的。上面有姚鼐先生修改的痕迹：将第五句和第六句的顺序调整了一下。调整之后，确实更押韵了，更符合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音乐美”。姚鼐先生改动时用的也是圆珠笔，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那是芸娘自己改的。之所以能确认那是姚鼐先生改的，是因为姚鼐先生特意在修改符号旁边写了一个字：鼐。此外，姚鼐先生还写了一句话：“只写了七句，还是有第八句?有了第八句，即为新七律。”
这是哪一天写的，是听了哪堂课之后写的，它到底要说什么?芸娘全都不记得了。上面字迹凌乱，甚至歪歪斜斜。那是一张带着横线的纸，右边豁豁牙牙的，这说明它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因为纸张发黄，蓝色的横线已经模糊了。芸娘又把它装进了那只口袋，把它挂上了墙。
在等待文德斯期间，保姆的小孙女出来了。小姑娘手里捧着一个纸盒子。她一边走一边和纸盒子说话，还歪着头，把耳朵贴向纸盒子。哦，原来里面养了几只蚕宝宝，她是要听蚕宝宝说话呢。
芸娘问她：“蚕宝宝说什么呢?”
小姑娘说：“它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我叫蚕姑娘。”
芸娘笑了，说：“昨天还叫荷花姑娘，今天又改名了。明天，是不
是还要再换个名字?”
小姑娘说：“不许叫荷花姑娘！只许叫蚕姑娘。”
他跟“蚕姑娘”只见过一面，她竟然还记得他，问：“我叫你应爷爷好不好?”
童言无忌啊。上次她还叫我应叔叔呢。看来，我转眼间就老了。
保姆说：“叫叔叔。”
“蚕姑娘”歪着头，听着蚕宝宝吃桑叶的声音，说：“我是荷花姑娘，他是应叔叔。我是蚕姑娘，他就是应爷爷。”
芸娘说：“蚕宝宝会变成蝴蝶的。你要变成了蝴蝶姑娘，又该怎么称呼应爷爷呢?”
“蚕姑娘”看着他，说：“那我就叫你应姥爷。”
芸娘说：“孩子就是这样，每天都在给所有人、所有事物起名字。”
几只灰白色的蚕，已经快把桑叶吃光了，只剩下了一些脉络。那种有如春雨般的沙沙沙的声音，此时变弱了。有一只蚕，蹲在盒边，挺着胸，昂着头，一动不动。“蚕姑娘”指着那只蚕，问芸娘：“它吃饱了，
想睡觉了?”
芸娘说：“都不是。它在想问题呢。”
“蚕姑娘”问：“想什么问题?是不是在想，还有什么更好吃的?”
保姆立即说：“它最爱吃桑叶，别喂它吃别的。”
芸娘随即解释说：“我们蚕姑娘啊，每天变着法子给蚕宝宝做吃的。早上喂它吃榆树叶，中午喂它吃葡萄叶，下午喂它吃荷叶。昨天，偷偷跑去了湖边，把人给吓死了。”
他从“蚕姑娘”身上看到了应波小时候的影子，忍不住想抱一抱。但孩子却迅速跑开了。保姆赶紧打开了电视。那孩子一手拿着盒子，一手拉着芸娘的手，要芸娘陪她看电视。保姆要带她出去，她不愿出去。芸娘说：“我也不愿她出去。我就想抱着她。”芸娘牵着她的手，坐到沙发上，然后把她放到了膝上。
孩子喜欢看的动画片，名叫《鲸鱼入海》。
跨度太大了。刚才喜欢的是幼小的蚕宝宝，这会儿喜欢的是庞大的鲸鱼。
竟然是佛教题材。做保姆的奶奶，经常看这个动画片。
孩子看进去之后，芸娘突然低声向他讲述了一件事，竟然也跟鲸鱼有点关系。芸娘说：“其实年前我去过日本，在日本见过谭淳。两个女人，两个老朋友，见了面，一下子反而找不到话。我们跟这孩子一样，也只好看电视。电视里讲的是航母。竟然看进去了。航母远航时，后面会跟随大量的鲸鱼。航母的螺旋桨很大，转得很快，会将海里的鱼搅碎，形成一片血海肉林，这就正好吸引了鲸鱼。大快朵颐的鲸鱼不会料到，它也将被那螺旋桨打碎。鲨鱼也是如此。”
孩子拍着芸娘的腿，说：“不准说话。”
芸娘说：“好！不说话。”
孩子说：“又说话了。”说着，就从芸娘腿上滑了下来，推着芸娘走。
后来，芸娘和他就在离孩子几步远的地方，悄悄地说着话。芸娘说：“环保主义者常搭乘航母进行远洋考察，他们当然也看到了这些现象，但苦无良策。从日本回来之后，她倒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我们倒是聊得很愉快。她还谈到了我们那天相见无言的场景。她把自己比喻为一个仰泳者，躺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没有水花，没有涟漪。虽然身下是水，却好像躺在沙漠里。”
他不知道芸娘到底要表达什么，只能听着。
动画片里，出现了蝈蝈。孩子喊道：“蝈蝈，蝈蝈！爷爷的蝈蝈。”
芸娘就哄着孩子说：“爷爷养的蝈蝈都拍成电视了?太好看了。”
随后，芸娘突然问他：“听说学明为济世先生养出了济哥?”
他说：“是啊。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学明认为，这是他的一大科研成就。”
孩子又喊：“快跑！蝈蝈！快跑！”
原来是一只老鹰从天上盘旋而下，在塔林里捕捉蝈蝈。
蝈蝈藏到一块巨石下面。老鹰站在巨石上，伸出舌尖舔着自己的嘴，然后那舌尖越伸越长，越伸越直，像蛇芯子，像食蚁兽的舌头，那舌头缓缓伸向巨石的底部。蝈蝈从巨石下面出来了，不过，它并没有被老鹰吃掉，因为蝈蝈用它的腿缠着那舌头，并发出轰鸣。老鹰受不了蝈蝈的声音，用翅膀遮住了耳朵。孩子又是鼓掌，又是跺脚，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保姆过来，抱住了孩子。
芸娘说：“她说的爷爷，就是我父亲。他一辈子不喜欢中国老头玩的那些东西。老了老了，却喜欢上了提笼架鸟，喜欢上了蝈蝈。他不会养，在一只笼子里同时养了几只，蝈蝈打架，有的断了腿，有的断了翅膀。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蝈蝈如果掉了一条腿，它马上就会用另一条腿来代替这条腿的功能，只是走得不稳罢了。如果这条腿折了，还吊着，没有断掉，用细绳把它绑住，那么替代的现象就不会出现。这条腿走不了，别的腿也不会替代它。它斜倚栏杆，不走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这种替代不是自发的，不是有意的，不能用‘主—客’模式来认识它。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伤腿被绑住的蝈蝈，为何不靠主体意识来适应作为客体的环境。我们以前是否讨论过，‘主—客’二分前的原结构?讨论过什么叫‘在世界之中存在’?”
“芸娘，我对现象学的概念已经很陌生了。”
“虚己应物，恕而后行，[15]说的就是面向事实本身。面向事实本身的时候，你的看、听、回忆、判断、希望、选择，就是现象学的要义。你有什么好陌生的?现象学的‘自知’与王阳明的‘良知’，就有极大的通约性，你有什么好陌生的?”
“芸娘，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只是想说，我的朋友，那个虚己应物的谭淳，那个恕而后行的谭淳，她就是那只伤了一条腿、斜倚栏干的蝈蝈。”
这时候，孩子吵着要看第二集，保姆不准她看。保姆过来抱她的时候，有人敲门了。保姆抱着孩子去开门。原来是文德斯。孩子一下子扑到了文德斯怀里，喊着：“叔叔抱，叔叔陪我看电视。”
文德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笼子，说：“你看，这是什么?”
是一只用麦秸秆扎的笼子。
里面还真的是一只蝈蝈。那是一只济哥。文德斯说，这是敬修己给他的。
文德斯同时带来了双林院士的消息，他跟双渐联系了，双渐说，半个月前，北京医院派专家赶到了玉门，双渐的儿子也去了玉门，还带去了双渐的孙女。“双渐老师说，老爷子病情稳定，已经被接回北京接受治疗。”
“我得赶紧跟先生说一下。”
“看来真的不要紧了。双渐老师说，知道孙子入党了，双老还跟孙子碰了杯。医生不让他喝酒，他就让人买了几个蛋筒冰淇淋，当成酒杯，一家人互相举杯、碰杯、庆祝。”
“还能吃冰淇淋?”
“是啊，所以双渐老师说，双老身体不像兰梅菊大师说的那么糟。哦，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了。双渐老师让您去跟乔木先生说，酒坛子里的巨蜥，还是趁早处理为好。”
“是不是对身体有害?”
“他说，那其实是五爪金龙。官员们喜欢泡那个。一万五千年前，桃都山上也有五爪金龙。龙袍上镶的就是五爪金龙。其实是四爪，是四个爪子上各有五指。官员们喝这个，喝的不是酒，喝的是潜意识，喝的
是幻觉。有人说它大补。其实镜湖里的一条泥鳅，都抵得上一条五爪金龙的药用价值。”
他突然想起，葛道宏那篇关于龙袍的文章，也提到了五爪金龙，但又提到，有的龙是五爪，有的龙则是四爪，这表明各个朝代对于龙袍的规制有不同的理解。他想顺便问双渐，这是怎么回事?他没想到，这个问题文德斯已经替他问了。文德斯说，双渐告诉他，朝鲜的龙袍上都是四爪，日本的龙袍则是三爪。前者表明朝鲜当时对中国的臣属，后者则表明日本对中国文明的谦恭。
既然双渐还有心思考虑这些问题，他就想，双林院士的身体应无大碍。
他们都不知道，双渐说的并非实情。此前一周，双林院士的一半骨灰已经安葬于玉门烈士陵园。双渐此时其实是在桃花峪，因为他遵父亲之嘱，要将父亲的另一半骨灰埋到母亲身边。
[1]《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唐代诗人李白、王建、李贺、温庭筠等，亦都以此题为诗，留下佳作。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
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3]见《论语·泰伯》。
[4]迟至2011年，时任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的米利班德（EdMiliband）才在公开场合首次使用这个词，这个词直译为“被挤压或者夹扁的中间部分”，即中文所说的“受夹板气”。米利班德用这个词来形容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产阶级。这个词随后被《牛津大词典》评为2011年度新词、热词之首。
[5]《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6]美德，德行。
[7]《素女经》：“黄帝曰：何谓五常?素女曰：玉茎实有五常之道，深居隐处，执节自守，内怀至德，施行无己。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仰者，智也。是故真人因五常而节之，仁虽欲施，精苦不固。义守其空者，明当禁，使无得多。实既禁之道矣，又当施与，故礼为之节矣。执诚持之，信既著矣，即当知交接之道。故能从五常，身乃寿也。”
[8]《〈仁学〉自叙》：“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
死累矣，而卒不死。”
[9]激进化的过程。
[10]激进主义。
[11]反思。
[12]采薪之忧，有病不能上山采薪，意谓生病。见《孟子·公孙丑下》。
[13]小野川秀美（1909—1989），奈良大学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形成》。谭淳认为，小野川秀美为谭嗣同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小野川秀美看来，谭嗣同深受王阳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至《仁学》形成，谭嗣同的变革思想已经完成升华，即，认为救人的根本是政治革新，必须从科学与政治上着手；革新的目的则是，既复兴中国，又赈济人类。
[14]
孔伋（前483—前402）。《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
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据传，孟子即孔伋再传弟子。
[15]见《晋书·外戚传·王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