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thirdxelf”，是文德能留于人世的最后的声音。用它作书名，倒也合适。这其实是芸娘的建议。芸娘说，她后来终于想起来，文德能说过，他曾写过一篇短文，但没有完成，题目就是这个词，这个生造的词。
这本书厚达五百五十五页。这么厚的书，本该很重的，但由于选用了进口的六十克轻涂纸（LWC），所以显得并不重。它还有一种从沉重中逸出的轻盈的感觉。
这是文德能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书。
文德能生前，甚至没有发表过单篇论文。文德能曾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是“述而不作”。文德能总是说，虽然自己看了很多书，但总觉得那些知识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经验，所以无法举笔成文。哦，有句话，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了：你之所以会被那些知识所吸引，你之所以会向我们讲述那些知识，不正是因为它们契合了你的内在经验吗?你的“述而不作”，其实就是“述而又作”。任何“述”中都有“作”。“述”即阐述，即阐幽，即开启幽隐之物。
他记得很清楚，同一本书，文德能总是买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借给朋友读。文德能总是会以批注的形式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哦，对于那些伟大的著作来说，我们都是迟到者，但是在个人经验和已被言说
的传统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阐释的空间，它召唤着你来“阐幽”，把它打开，再打开。
在他看来，文德能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阐幽”者。
此时，在临近正午的阳光下，应物兄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黑暗的房间——那个房间现在就埋葬在眼前的废墟中。他看见文德能举着灯盏朝他走来。灯盏在这里不是隐喻，而是事实本身。他们之所以秉烛夜谈，是因为那天又停电了。那段时间经常停电。他记得那是郏象愚带着乔姗姗逃走之后的某一天。他之所以又来到文德能家中，是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乔姗姗那天走的时候，将乔木先生家的钥匙留在这里了。他来到这里的时候，阿姨正陪着文德斯吃饭，文德能在房间里陪着费边看一部日本电影《罗生门》。当他也坐下的时候，突然停电了。事实上，那时候电影已经接近尾声：云开日出，樵夫在罗生门旁看到一个哭泣的女婴，正想着要不要把她抱起。
那部电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改编的。文德能此前不仅搜集了导演黑泽明的所有资料，而且重读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文德能点燃了灯盏，一盏交给了阿姨，一盏拿到了阳台上。两个灯盏在房间里遥相呼应，相互安慰。他们谈话的时候，微弱的灯光就在芥川龙之介的自传性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上闪耀。文德能推荐他和费边看看这本书。文德能说，我们很多人就像书中的信辅，依赖书本，尚无法从书本中跳出。
文德能已经在那本小说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
他和费边都说，何不把它整理成文呢?
文德能侧脸看着一个瓦罐，瓦罐中盛的是沙子，他把手伸进了那些沙子。从黄河里采来的沙子，干净得就像豆粉。那是阿姨采来的，用它来清洗餐具、酒具，用它来炒豆子，也用它来做沙包供文德斯锻炼拳脚。文德能说，他一直想写书来着，他想写的书就像一部“沙之书”。沙子，它曾经是高山上的岩石，现在它却在你的指间流淌。这样一部“沙之书”，既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它包含着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西学进不去，为何进不去?中学回不来，为何回不来?
哦，时间的缝隙！如前所述，这个词也曾在芸娘的诗中出现。
显然，在他们看来，正如空间有它的几何学，时间也有它的地理学，而地理也有它的历史学。这是文德能和芸娘共用的词汇。
“世上真有这样的书吗?”他问。
“至少可以试试。”文德能说，“或许到了老年，可以写出一章?”
谁又能想到，没有任何不良习惯的文德能，竟然没有自己的晚年。死是突然找上门的。在此之前，文德能只是发烧而已，有些气喘。皮肤上偶尔出现的绿色硬块，他还以为是郊游教文德斯爬树引起的。后来到了医院，竟然已是白血病晚期。应物兄还记得，最初的震惊过去，他立
即想到，文德能完不成那本书了。
令人恸心的告别时刻到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担心引起出血，医生不允许文德能刮胡子，文德能那清秀的脸上也因此杂草丛生。那个时候，文德斯坐在芸娘和阿姨中间，双眼噙泪，眼看着生如何成为死。文德能脸上的苦楚慢慢消失了，变成了微笑，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般，好像随时都能席地而坐，与朋友们聊天。就在这时候，文德能似乎又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说出那个单词：Thirdxelf。
然后又清晰地说出了两个字：逗号。
正如芸娘后来所说，这个词其实是文德能生造的一个词：第三自我。那是文德能最早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它的第一句话，就是：“Thethirdxelf，这是我生造的词，意为‘第三自我’。”哦，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垂危的文德能，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创造性的时刻，也说明他的思考一直清晰地持续到临终。
文德能的脸色随之变得微黄，又变得蜡黄。医生掐着表，记下了那个最后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动作，是应物兄永生难忘的：芸娘抬起了文德能的手，将那只手抬向了文德能的胸部，然后继续缓缓移动着那只手，在它变得僵硬之前，用它合上了那双眼睛。芸娘后来解释说，这是文德能本人的要求。
哦，文德能，你用自己的手，合上了自己的眼帘。
文德能最后的泪水溢出了，慢慢消失于那片杂草。因为文德能说过，谁也不要哭，所以当护士给文德能剪去指甲、剃去胡子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哭。而文德能自己的眼泪，那曾经消失于野草中的眼泪，这时候再次出现了。剃刀挪开之后，文德能的脸有如黄绸，那泪水也就如同在黄绸上滑动，流得很慢，像蜜。
文德能的墓地就在凤凰岭，与他父母的墓地相邻。
朋友们手捧花环来给文德能送行。那白黄相间的花枝，开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金属圈上。麦子收割之后，大地光秃秃的。一群鸟儿正在低空盘旋，它们叽喳不停，跌宕起伏，仿佛在朗诵大地的语言。朋友们就在文德能的坟前约定，等一周年的时候，一定要相聚一次。这话当然是真诚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文德能的名字确实也经常被朋友们提起，那当然也是真诚的。但是一周年过去了，三周年过去了，朋友们再也没能聚起来。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哦，死去的人是认真的，活着的人已经各奔东西。
这天中午，芸娘执意要去凤凰岭的墓地去看看文德能，但被他和文德斯阻止了。他们觉得，芸娘脸色很不好，点个头似乎就要晃倒。文德斯说，自己和阿姨去就行。
文德斯和阿姨走后，他和芸娘先在济河边的一个小饭店里坐了下来，然后又来到了小饭店旁边的一个旧书店。他们要在这里等待文德斯，然后一起再回到姚鼐先生家里吃饭。保姆已经来过电话了，问他们
什么时候回去，共有几个人。
芸娘说：“让孩子先吃。”
随后，芸娘坐到了河边的空椅子上，面对着河水。他也坐了过去，轻轻地翻开了那本书。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就像一个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读书。他觉得这个时刻既神秘又美丽。在芸娘面前，我内心沉静。
他听见芸娘说：“文儿让我写序。我想了想，摘了两句别人的诗，送他作题记。那是我的感受，不是文德能的。德能不会那么想。他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哲学、美学、诗学、神学、经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来不及孤芳自赏。”
那题记是芸娘手写的，笔迹略显凌乱，那是因为每个笔画都有些颤抖：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1]
芸娘说：“文儿说他不知道依什么顺序来编。我告诉他，你该问应物老师，《论语》各章节的编辑顺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也提醒文儿，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是没有首页的。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你听到了那声音，那声音瞬间又涌向树梢，涌向顶端。”
他现在看到的第一则笔记，是关于尼采的。文德能先是摘抄了尼采的话，然后写下了自己的话：
人们应尊重羞愧心。大自然就是因为这羞愧心才把自身掩藏在谜的背后，掩藏在斑驳陆离的不确定性背后。[2]
在尼采的晚年，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为《快乐的科学》重写了序言。这温情脉脉的言辞，似乎来自另一个尼采。尼采认为，不健康的现代哲学既是启蒙的代价，也是哲学本身的代价。尼采为何重提羞愧?因为现代哲学已经不知羞愧。羞愧的哲学，宛如和风细雨，它拥吻着未抽出新叶的枯枝。无数的人，只听到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从这里为自己的虚无找到理由。但或许应该记住，羞愧的尼采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曾经写下了对自己的忠告：今天我也想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哪个思想会在今年首先流过我的心田，并应该成为我未来全部生命的根基、保障和甜美！我想学到更多，想把事物身上的必然看作美丽：我会成为一个把事物变美的人。
芸娘说：“如果德能活到现在，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会不会变。可能会变。当然也可能不变。”
“您是说，现在看来，他有点乐观?”
“我们可能都是理智上悲观，意愿上乐观。你知道的，1888年春天的时候，尼采完成了最后一部书稿《权力意志》，他谈论的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
物：虚无主义的降临。我为什么会关注现象学?是因为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胡塞尔开始用他的《逻辑研究》来抵御虚无主义。他的方法是回到‘意义逻辑’和‘生活世界’。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持续了一个世纪。我看后来的那些西方哲学家，好像还没有人能够从根本上粉碎尼采的预言。似乎梦魇依旧。这也是我试图走出现象学的一个理由。”
“您是说，德能还是有点天真?”
“他也可能比我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想把事物身上的必然看成美丽，想成为一个把事物变美的人。”
芸娘说着，咳嗽起来。
他不便再问了，只好默默地翻书。
随着书页的翻动，我们的应物兄再次回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两个灯盏遥相呼应，如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这是因为他又看到了文德能提到的《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文德能显然非常喜欢这段文字，不然他不会一口气抄了那么多：
这样的信辅，一切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不依赖书本的事，他一件不曾做过。他是先看到了书本中的行人，才去看街头的行人。他为了观察街头的行人，又去查看书本中的行人。而街头的行人，对他来说，也只是行人而已。这是不是就是他通晓人生的迂回之策?为了了解他们，
了解他们的爱，他们的憎，他们的虚荣心，他读书。读书，特别是读世纪末欧洲产生的小说和戏剧。他在这冰冷的光辉中，发现了在他面前展开的人间喜剧。他发现了许多街道的自然美：靠了几本爱读的书，他观察自然的眼光变得尖锐了一些，发现了“京都郊外的山势”、“郁金香花丛中的秋风”、“海上风雨中的船帆”、“苍鹭在黑夜里飞过时的叫声”。他在自己的半生中，也曾对几个女性产生过爱，然而她们却没有一个使他懂得女性的美。至少没有使他懂得书本以外的女性美。“阳光中女性的耳朵”和“落在面颊上的睫毛的影子”，他都是从戈蒂耶
[3]
、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那里学来的。
这个夜晚，曲终人散，我再次蓦然从朋友的背影中读出了信辅。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们这是要去观察街头的行人?而我伫立窗前，如同信辅看着信辅，如同一个信辅看着另一个信辅从书中走向街垒。
“这个夜晚”是哪个夜晚?就是我取钥匙的那个夜晚吗?他们是谁?是我和费边吗?遗憾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注明时间。街垒?这个词没有用错吧?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去得很晚，街道非常安静，哪里有什么街垒?哦，翻开下一页，他看到文德能对“街垒”这个词的解释。原来，文德能使用的“街垒”一词是有特指的。他也由此认定，文德能这段话，是在另一个晚上写的：
在这个晚上，我怀着道德的重负，提到了兰波。1876年8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名华人在海边救起了一个濒死的士兵。这个人大口地吐着海水，自称是诗人兰波。他确实就是兰波，隶属荷兰外籍军团，是这年5月被派到爪哇岛的。三个月后，他就成了逃兵。我讲这
些，是因为我的朋友，一个写伤痕小说的人，每次见面必谈兰波。我曾经喜欢兰波，但后来不喜欢了。我很想告诉他们，兰波的诗，在这个时代可能已是陈词滥调。
在二十世纪，“兰波族”成为专有名词，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
[4]
，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二战以后，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兰波的崇拜者，一个真正的混子，一个流氓，一个瘾君子，宣称在未来世界里，“兰波型”的人将取代“哈姆雷特型”的人和“浮士德型”的人。他似乎说对了。于是在1968年，在法国巴黎，反叛的学生将兰波的诗句涂于街垒：“我愿成为任何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我很想对朋友说：不要成为兰波，不要成为亨利·米勒笔下的兰波；不要相信兰波，因为兰波本人从未成为兰波。
文德能当然也摘抄了他喜欢的理查德·罗蒂。很多年前，文德能从竹编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偶然，反讽与团结》。应物兄记得，文德斯曾经说过，哥哥走得太早了，没看到罗蒂的另一本书《托洛茨基与野兰花》，看到了，可能会更喜欢的。不过，现在他看到的不是文德能对那本书的摘抄，看到的是罗蒂关于海德格尔的一次发言：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欧洲思想家，而在真实世界里，海德格尔却是一个纳粹，一个怯懦的伪善者。文德能几乎全文翻译了罗蒂的那篇发言，然后简单地写下了几句话：
从逻辑上看，海德格尔没有活着的理由，因此他才将余生投入到比自我更伟大的目标中。我可以想象，海德格尔在他垂危之际，会祈求上帝给他力量，让他再度过一天，或是一小时，或是一分钟，让他继续投入到那个目标当中去。
他觉得，他触摸到了文德能那颗悲悯的心。
对文德能来说，仅仅悲悯是不够的。他不会停在那儿，他还要披荆斩棘继续往前走，继续“思”。哦，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海德格尔说，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尚不会思。海德格尔后来对纳粹言行的缄默，是因为他在思。
海德格尔尊崇黑格尔，认为黑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终结了两千年来无数的哲学家不断地给西方哲学打上形而上学印记的传统。海德格尔显然对黑格尔的那段名言耳熟能详：“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和辩论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
海德格尔在他的思中，拒绝给自己找一个奇特的好理由。为坏事物找到好理由，已经耗尽了多少聪明才智。
书中影印了一些笔记。从影印的图片上看，文德能的那些文字，简直是叠床架屋：他甚至不断地继续给自己的笔记作注。比如，他将黑格尔的那段名言画下来，又在旁边写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驳斥资本家所谓的延长童工劳动时间的荒谬理由时，也引用了这段话。“好理由”何止存在于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所处的“富于思考和辩论的时代”?越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越
是会有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关于这则笔记，文德能要批注的内容还多着呢。就在这一页的页脚，文德能用批注的形式谈到了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价：海德格尔也惊叹马克思的深刻：“因为马克思在体验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但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迄今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建设性谈话这一维度。”
[5]
我已提醒芸娘这
一点，并期待与她进一步讨论。
他问芸娘：“你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吗?”
芸娘说：“这段话，应该是他最后写下的。很可能是在医院写下的。他总是在不同时间重新翻阅自己的笔记，再给以前的笔记做批注。”
旧书店老板让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两杯茶。这个旧书店，三十年前就有了，他和芸娘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老板只有一条胳膊。当年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已经老了。书店门上写着一个红色的“拆”字，笔画上的颜料往下滴，一直滴到地上，使那个字显得格外长，像三十年历史一样长。应物兄想起，九十年代初他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八十年代那批启蒙主义理论的书籍，已经被论斤卖了。有一套书，曾经是他最喜欢的书，是李泽厚先生主编的，叫“美学译文丛书”。当年为了把它配齐，他曾不得不从图书馆偷书。当时，那套书就躺在书店里那间既作厨房，又作会计室，还兼作小便室的房间里。那些书摞了一层又一层。它们都还用红色的塑料绳捆着，还没有解开呢。老鼠曾用它来磨牙，在书脊上啃出了月牙似的豁口。蟑螂曾用它做婚床，在上面留下了黑色的斑点。那
捆“走向未来丛书”，他曾视若珍宝，可在这个旧书店里，老鼠竟在上面掏了个窝，在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形状。他记得很清楚，当他跪在地上，歪着脑袋朝窝里看时，一只土灰色的蜘蛛爬了出来。老板看见了他，在身后咳嗽了一声。
老板笑了：“帮个忙，拿出来，拿出来晒晒。”
于是他依着老板的意思，把它放到了窗台上，让它接受微风的吹拂。老板摸着书脊，指着那个洞，说：“就像拔了一颗牙，留了个洞。”
现在，这里的书大都已经搬走。老板之所以还留在这儿，是想拍下拆毁的镜头以作留念，还为了与老顾客告别。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很干净，跟顾客说话的时候，他不时抬起右手用袖管擦擦桌面。桌上还放着几本书，每本书上都夹着纸条，纸条上写着老顾客的名字。那是等待最后的顾客来取。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文德斯还没有回来。
芸娘让他给文德斯打电话，告诉文德斯，直接到姚鼐先生家里去。
奇怪的是，文德斯竟然去了机场。他说，他要接的朋友飞机晚点了。
老板问芸娘：“文先生，走了二十年了吧?”
芸娘说：“你还记得文德能?”
老板说：“怎么不记得，当年你们两个经常来这里淘书。”
芸娘说：“大概也只有你还记得他。”
老板说：“他弟弟上周送来几本书。他说，整理哥哥的书架，发现有几本书是从这里借的，里面还夹着条[6]呢。当年我向外租书，一月五毛。他说，按这个价格算，那就是天价了。文先生定是忘了是租来的，在上面东画画，西画画，画了好多记号。他弟弟一定要付钱，我收了一百块。”
他赶紧问了一句：“那些书呢?我都买下来。”
老板说：“都被一个人买走了。”
芸娘也追问道：“是你的老顾客吧?你一定认识他。他是谁?”
老板说：“这人呢，路过这儿，就会来坐坐。也不说话，阴着脸。他不是济州城的笑星吗?自己却从来不笑。过年过节，他常在电视里露脸的。去年春节晚会他又出来了。‘想死我了吧?我才不想你们呢，我是路过。’他第一句话总这么说。他是学狗像狗，学猫像猫，学驴就打滚，学牛就哞哞。他肯定是文先生的老哥们。他把二十年的租金，一股脑全都掏了。他记性真好，扳着指头数，第二年租金就涨了，涨到了两块，第三年涨到了四块。我逗他，第四年涨到了五块！他摇头摇得跟拨
浪鼓似的。不不不，第四年你就只卖不租了。脑子多好使！一共七本书，他付了两万块。是不是觉得老汉我丢了饭碗，该买个烧饼充饥?他说，他手里也有几本，也忘了还了，算是一并结了。真知道顾全老汉的面子。不客气了，我收了他五千块。”
他听出来了，那人是小尼采。
哦，小尼采，我的朋友。
这时候，有个老顾客来了，五十来岁，问老板吃了吗?老板分明没吃饭，却说：“吃了，不过了，老汉我只拣好的吃。吃了两只烤鸭。不过呢，这济州的北京烤鸭，跟北京的济州丸子，一样难吃。”
那老顾客径直去桌上拿书，然后拉开抽屉，把一百块钱丢了进去。
老板又说：“这事，我跟文先生的弟弟说了。就又往这里搬了一箱书。数了一下，五十本。说是送给哥哥的朋友。”没错，桌子旁边的板凳上，就放着一摞《Thethirdxelf》。“可是，这一半天，店就要拆了。你们要不都拿走?再者说了，读书的人不少，可会读书的人不多。读这一本书，等于读了一屋子书。你们还是拿给会读书的人看吧。”
后来，他把那箱书搬到路边，招手拦车。
等车的时候，他问芸娘：“这些书，要不先放到我那?”
芸娘问：“乔木先生给太和写了一幅字：太和春煖?‘春煖’这个词，含自我取暖、独自得暖之意。这本书，就是给学人看的。你发给你的学生吧。得告诉学生怎么读，要带着问题去读。这只是初步整理出来的笔记，就像线团。得有进入线团的能力，还要能跳出来。”
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讨论学术，是不是不合时宜?有那么一会，应物兄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想，如果对方是另一个人，那么不仅自己会觉得别扭，也会替对方感到别扭。但这是听芸娘谈，跟芸娘谈。芸娘在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一个学术的场域，就像在荒野里临时支起了一顶学术帐篷：一切都顺理成章，合乎时宜，水到渠成。线团就悄悄地等在那里，知趣地、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芸娘把它解开，等着芸娘把它织成一块飞毯。
芸娘说：“这是一代人生命的注脚。看这些笔记，既要回到写这些笔记的历史语境，也要上溯到笔记所摘引的原文的历史语境，还要联系现在的语境。你都看到了，这本书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它只能在有心人那里传阅。可是很多人都睡着了，要么在装睡。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怎么办?醒着的人，就得多干点活。需要再来一个人，来给这个注脚写注脚。这个工作，你本来可以做，但我指望不上你了。”
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倒不是因为忙。我是怕自己能力不够。”
芸娘说：“你倒不需要责备自己。所有给《论语》作注的人，都比不上孔子，但他们的工作仍然值得尊重。等你有时间了，你可以帮文儿把这个工作做好。文儿的国学功底，哦，国学，权且用这个词吧，毕竟还不够扎实。你可以帮他。文儿说，小时候，他以为那些注啊，那些眉
批啊，都是作者吩咐他哥哥写的。他有个说法，把我逗乐了。他说小时候看见通红的煤炭，觉得很神奇，以为它是小精灵拿着红刷子刷上的。他后来觉得哥哥的工作，就是用红刷子把煤炭刷红了。应物，现在那煤炭暗了下去，所以需要刷掉外面的灰烬，然后继续刷。一个刷子不够，那就用两把刷子，三把刷子。我想，你可以成为那第二把刷子。可你现在正忙着刷别的煤炭。我对文儿说，要是应物兄院长指望不上了，那我们就得另找一把刷子。”
他还不知道，文德斯此时在机场要接的那个人，就是“另一把刷子”。
他更不知道，那“另一把刷子”竟是陆空谷。
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哦，倒不是芸娘故意要隐瞒我。几天之后，当应物兄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将对自己这么说，对芸娘，他唯有感佩。那个时候，他也才能知道，芸娘其实是在安排她的身后事。
[1]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尼采《快乐的科学·自序》：“‘亲爱的上帝无处不在，这是真的吗?’一个小女孩问妈
妈。‘我认为这么问，有失规矩。’这便是对哲人的提醒。人们应尊重羞愧心！大自然就是因为这羞愧心才把自身隐藏在谜的背后，隐藏在斑驳陆离的不确定性背后。”
[3]戈蒂耶（1811—1872），法国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代表作为《死亡的喜剧》、《珐琅与雕玉》。
[4]见兰波《巴黎狂欢节》。
[5]海德格尔《人道主义的书信》。
[6]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