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6月11日星期五
我提着包走进一间低矮的平房，心想最好的藏身之处往往是那些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
这家汽车旅馆位于拉霍亚的一条小街上，距RKI总部办公楼仅几站路，旅馆的红瓦屋顶上爬满了紫藤。这地方早在40年代曾是个停车场，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幽会的好去处——我也来过几次。
我要了院子后部的一间，门口有棵大树。一踏进房门，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这房间我曾经住过。有一年夏天，我从学校回家，神差鬼使地跟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男子在这里住了几夜。他是附近斯克里普斯学院的职员。
我关上房门，把包放在床头的行李架上，然后到厨房去检查窗户。窗外是条小巷，厨房里有扇后门能通出去，我租来的汽车就停在那儿。我拉了拉插销，注意到窗户是钉死的，又试了试前门和其他窗户。我认为这房子还是安全的，便走到小书桌跟前，想在抽屉里寻出个信封来。
这天早晨在往市中心来的路上，我发现有人跟踪。一进城，我便向霍顿广场停车库驶去，把我哥哥的“侦察者”停在车库底层，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我进了附近一家餐馆，强迫自己咽下了早点，又喝了几杯咖啡。我假装细阅《联合论坛》，暗中观察其他顾客和窗外的行人。外面有个戴软帽的男人很可疑，他在人行道上蹓跶了半个钟头。于是，我在餐馆里磨磨蹭蹭一直坐到10点，然后出门顺百老汇街往休斯顿百货公司走去。我以前在那家公司当过保安。那男人继续跟着我。
商店雇员（尤其是当过保安的雇贝）对店内诸多不向顾客开放的通道、备用出口等了如指掌。谢天谢地，自我离开以后，这家公司的商场并没有进行过大的改建。10分钟后，我从边门出去来到一条小马路上，尾巴被我甩掉了。然后，我混进购物人群中，穿过几条马路，先后乘了三辆公交车，辗转迂回地到了皇家海滨。
我租了一辆蓝色别克一云雀车。这车租金低廉，只是损坏得厉害：左边车身有个四痕，坐垫破破烂烂，挡风玻璃上有一条带缺口的裂纹。我开车到科罗纳多，从花旗银行的活期账户上取出RKI预支给我的大部分款子。在到拉霍亚的途中，我去了一下霍顿广场停车库，从“侦察者”里取出了手提箱，然后来到这里。
我终于在客房小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落款上印的是别家饭店的名字。这正合我意，可以迷惑那些跟踪我的人。我把巴里凯房间的钥匙和我租的车的钥匙，还有“侦察者”车的钥匙、取车牌都封进了信封，又从钱包里取出三张邮票贴上。
我打电话到汉克的妻子安妮·玛丽在旧金山的公寓，答录机说她在萨克拉门托市的加州环境保护联盟办公室。我没有留下口信。
我又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正在开会。我问了会议结束的时间，说到时候再打过去。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对了，有一件该做的事，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
我对着梳妆台上方的镜子仔细端详自己。我穿着卡琳的牛仔裤，那宽松的款式，我以前从不穿，上身是她粉红色衬衫，也是我绝对不会买的。我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穿着爱好倒是对我很有利。至于上午跟踪过我的那个戴软帽的男人，我怀疑就是RKI派的，不过他根本就没有正面打量过我。真正伤脑筋的是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长，而且我的发型很可能就是我最易被识另u的特征。必须把长发剪掉。
一个小时后，我从附近一家美容院出来时，口袋里减少了200元钱，但我深信，剪了头发的我走在街上，谁也不会一下子认出我来，甚至连我哥哥也不例外。
这次我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接着了。
“你好吗？”她问我，“汉克说他们给你晋升了一个对你绝对不合适的职位。依我看，你不辞而别，没什么不对。”
“我现在不能谈这事。这会儿我需要打听点事情。”
“说吧，莎伦。”
“你听说过一个叫‘陆海卫士’的组织吗？”
“他们是最极端的生态恐怖分子。”
“极端到什么程度？”
“几年前，有人怀疑他们杀人，杀了一个捕金枪鱼的拖网船船长。据说那个船队为了逃避鱼网检验，在一个外国港口入了船籍。不过，这件杀人案一直没有证据。”
“外国船籍是怎么回事？”
“大拖网船用的老式深海网捕捞金枪鱼时，会连海豚一起拉上来，海豚夹在里面一挤压就会闷死。《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通过以后，规定拖网船换用一种能使海豚逃生的网。美国船队被监视得最严密，但，如果是外国船籍的，可以免检。那些不响应《保护法》的渔船就找外国港口重新注册。”
“‘陆海卫士’杀那个船长是为了杀一儆百？”
“我们想是这样。”
“这么说，他们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会不会为了谋取钱财呢？他们会不会为了索取赎金而绑架某个人呢？”
她迟疑了一下。“他们有可能绑架人，不过不一定为钱，可能是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无法解释莫宁绑架案。“你知道一个名叫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墨西哥环境保护论者吗？”
“他干得十分投入，也很受人尊敬。”
这又与绑架者打算通过方特斯的公司收取赎金的说法不合。
“真有意思，你怎么会提起方特斯，”安妮·玛丽接着说，“那个被杀的船长正是给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弟弟吉尔伯特干活的。吉尔伯特买下了科罗娜船队。那个船队原先停泊在圣迭戈。他买下以后，就挪到墨西哥去了。”
我回想起伦肖曾提到过方特斯兄弟关系不和。“照你看，伊曼纽尔·方特斯会不会跟‘陆海卫士’有关系？”
“绝对不会。”
“如果‘陆海卫士’的目的是让吉尔伯特丢丑，或者对他的反环境保护做法进行报复呢？”
“那也不会。伊曼纽尔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恐怖分子同流合污。去年我在里奥会议时见过他。我们交谈过。”
我叹了口气，刚才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摸到了线索呢。“你听说过一个叫布洛克威茨的人跟‘陆海卫士’有联系吗？”
“斯坦？”她似乎很惊奇，“我听说过他，但是跟那个组织没关系。”
“他是什么人？”我立刻又振奋起来。
“斯坦·布洛克威茨是个十足的混蛋，专为反环境保护运动筹款。听说过‘明智用途协会’吗？还有全美联合会？”
“‘明智用途协会’不就是那个与里奥会议同时召开的反环境保护最高级会议的团伙吗？”
“嗯，他们的计划全是破坏性的，甚至要废掉联邦政府所有的环境保护规定。全美联合会是一个代表采矿业、伐木业、牧场经营和其他行业利益的集团联盟。另外还有‘保护自由企业中心’，那是个非营利性的团体，专门为反环境保护论的组织筹款。大企业给他们捐许多钱。不用说，他们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布洛克威茨的公司叫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在哪儿？”
“圣克利门蒂岛。”
“好地方。他们为谁募钱？”
“他们的对象差不多就是‘保护自由企业中心’的那些组织。”
我脑子里飞快地考虑刚听到的新情况。“等会儿再谈布洛克威茨，你知道安·内瓦罗这个名字吗？”
“内瓦罗是布洛克威茨的妻子。”
“噢？”
“布洛克威茨是前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成员。大概六七年前，他玩弄权术，被赶了出来。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筹款公司，反对绿色和平，讨好大企业和财团，以此作为报复手段。”
“很聪明，”我说，“这倒是让大财团掏腰包的好办法。”
“是的。布洛克威茨募到许多钱。但是捐钱人并不了解布洛克威茨。大部分募来的钱都被他占为私有了，存在瑞士银行他自己的账户上。”
“这是事实还是推测？”
“是有根据的推测。我有个好朋友在奥林奇县当审计员，专查大诈骗犯。这几年她一直盯着布洛克威茨，而且盯得很紧。为此，她的车子被砸过，家里还起过火，警方一开始就怀疑有人放火。”
“安妮·玛丽，你知道海诺认识布洛克威茨吗？”
她讥讽地笑起来。“当然认识啦。去年3月份，反伐木示威中海诺被抓了起来，是布洛克威茨让人放了他，还站在警戒线后嘲笑他。他们两人之间的敌意由来已久。”
“好吧，”我说，“我怎样才能接触布洛克威茨或者内瓦罗呢？”
“喔，这个，我不知道布洛克威茨会怎样。树敌太多的人对生人总是存有戒心。不过内瓦罗……他们结婚有一年光景，所以她还不至于变得过分多疑。我记得……稍等一下，让我查一查。”
安妮·玛丽很快就回来了。她说：“内瓦罗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开了一家‘燕巢’商店。”
“什么店？”
“不太清楚，从店名看，也许是卖旅游纪念品的。”
“谢谢，安妮·玛丽。这对我很有帮助。”
“莎伦，你什么时候回家？汉克想跟你谈谈。他一直都——”
“我知道他不高兴，但是我会跟他解释的。告诉他……”我顿了一下，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告诉他，我很快就会回去的。”
18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在圣迭戈北面约六十英里。去那里必须经过圣奥诺福雷边境检查站。此时，八车道公路上没有非法偷渡者，移民局工作人员厌倦地挥着手打发车辆过境。可是一到夜幕降临，非法偷渡者就开始行动；那时候，检查站里便笼罩着紧张的气氛。15年没到这个传道小镇，如今它发展了，但仍不失那老式的情调。
我驶入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镇，把车泊在一条像是主要商业街的马路上，然后径直走进电话间寻找“燕巢”商店的地址。不一会儿，我发现那个店就在电话间隔壁。那满橱窗的绢鸟吸引了我。那些鸟或歇在栖木上，或悬在几乎看不出来的细线上，似在飞翔。
店堂内的珍奇鸟类更多，千姿百态，各有特色。一只漂亮的金刚鹦鹉在角落里调皮地眨巴着眼睛；一只大渡鸦的神情沉稳冷静；一只乌鸦恶狠狠地斜睨着。如果我一定得买点儿什么才能结识安·内瓦罗的话，那就买那只鹦鹉。
我走近那只鹦鹉，发现翅膀下系着价目牌。“90元。”
“那可是高级工匠手工制作的。”一个沙哑的嗓音在我背后说道。
我转过身，只见一个高个子紫铜色头发的女人，戴着一副宽大的银边眼镜。要么这女人不是安·内瓦罗，要么海诺从未见过布洛克威茨的妻子。
“是只极好的玩意儿。”
“我们还有小些的，价钱便宜。”
“不，”我惋惜地摇摇头，“是它的模样吸引了我。”
她端详着鹦鹉，犹豫了一下。“我看咱们可以谈成这笔买卖。这鹦鹉已经在店里放了一段时间。75块钱怎么样？”
我瞥了一眼鹦鹉。“价钱还是不便宜。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我会再与你联系的。”
“当然可以。”她走到营业桌边，取出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燕巢，不顶撞主人的鸟中珍品，安·内瓦罗。”
“是你的名字？”
她摇摇头。“是店主的名字。”
我皱了皱眉头，审视着卡片。“安·内瓦罗。她是不是嫁给一个叫斯坦·布洛克威茨的男人？”
“嗯。你认识他？”
“那当然。太巧了。我现在就是去圣克利门蒂跟他谈，关于……关于我正在写的反对环境保护运动的书。”
“哦，”那女人有些不自然地说，“你跟他谈就对了。”
我立刻说道：“听起来，你不赞成布洛克威茨的观点。”
“我来这里干活是因为我喜欢鸟，所有的真鸟。布洛克威茨筹了大笔的钱来反对进一步约束石油公司的法规。如果你曾经见到过泄油事件给鸟类造成的……”她耸了耸肩。
“很高兴你告诉了我这些。我写的书对布洛克威茨那样的人是持批评态度的。可我简直无法与他面谈，因为他不让我上他家去，又不安排时间到他办公室去见他。”
“他的为人就这样。”
“我想，你能告诉我他的住址，”我说，“我知道这要求有点儿过分，不过这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
她透过眼镜玻璃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你为什么非要见他呢？”
我掏出皮夹子，向她出示了证件。“布洛克威茨跟一件我正在调查的绑架案有牵连。”
“噢？”听到她雇主的丈夫跟绑架案有牵连，她似乎来劲了。“好吧，”她说，“我给你地址，但有一个条件。”
“说吧。”
“把这只鹦鹉买去。我是拿佣金的，如果今天做不成，笔像样的生意，内瓦罗会扣我这个星期的工钱。”
我朝那老鹦鹉看了一下，这可是我遇上的换取情报的最优惠价格了。“把它包上，把地址写下来。”我吩咐她。
原来内瓦罗和布洛克威茨不住在圣克利门蒂，而是住在东面靠近里弗赛德县边境的乡村里。那是个柑橘县，绵延起伏的山坡上满是橘树、酸橙树和鳄梨。“燕巢”店的那女人给我指的路十分明确。不一会儿，我就驾车穿过布洛瑟姆小镇，顺着一条路驶进了一片林子，再前行约一英里，便看见一个山坡上有一幢白色维多利亚式房子。
那是一幢乡村风格的维多利亚式大屋——方方正正、质地坚实的三层楼房，老式游廊带着围栏。房子墙上爬满了盛开的攀缘蔷薇；车道尽头停着一辆红褐色沃尔沃车。游廊秋千上，坐着一个黑头发花衣服的女人。
我四下看了看，然后下车走进林子。林子尽头就是草坪。在我和那幢白色房子之间隔着一片盘根错枝的蔷薇藤架。我一步步慢慢地往前移，透过蔷薇藤架往前张望。那女人还坐在游廊的秋千上，双手紧抱着放在膝上。她似乎在等人，在等谁呢？
这女人的外貌与那店员所描述的相符合：三十五岁左右，矮矮胖胖的，一头黑色直发，明显的南美人相貌。她就是布洛克威茨的妻子内瓦罗。
内瓦罗仍旧静静地坐着。
15分钟后，一阵汽车引擎声由远而近。内瓦罗站了起来，走到游廊边上，身子靠着栏杆往前探。一辆浅蓝色德国宝马车驶上了她的私家车道，车身上装有车载电话的天线。不久前，我见过一辆这样的车……
内瓦罗走下游廊的台阶，向汽车迎过去。车停了，接着车门打开，走出另一个女人。她身材瘦弱，浅色的鬈发垂到耳根下面，身着一件长长的蓝色夏衣。
是黛安娜·莫宁！
她们俩互相打招呼，握手的样子不像是朋友关系，带有几分矜持。她俩站在汽车边上说着话，然后黛安娜打开汽车的后门，取出一只手提箱。她把箱子拎到沃尔沃车那里，内瓦罗已经过去打开了后盖，黛安娜把箱子放了进去。随后两人进屋去了。
要一起出门？
我起身退回林子，朝自己的车走去。我悄无声息地调转车头，停在一个我看得见私家车道的位置，然后，静静地等待。
一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又过了三分钟——
那辆沃尔沃驶出车道朝圣迭戈开去。我等它开出一段距离后才发动那辆破车跟上去。沃尔沃径直驶过布洛瑟姆岔路口，经县辖公路上了加州74号路，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转入I—5号路。我尾随南下。暮色降临，我打开车灯，缩短了与沃尔沃之间的距离。到达丘拉维斯塔时，我怀疑沃尔沃车是朝边境去的。
到了圣伊西德罗边境出入口，路旁出现了警戒牌，与我在圣奥诺福雷看到过的一样。高高的粗钢丝网栅栏把高速公路与边境线隔断，但是栅栏的顶部由于经常有人攀援而弯曲损坏了。在栅栏与人行道之间的排水沟里有几名南美人排成一个纵队在往北奔跑。夜幕下，非法移民已经开始行动了。
沃尔沃车加速通过美国领土上最后一个出口。前方的进口港隐约可见，蓝色的“墨西哥’大字挂在六个汽车入口处。四车道的公路缩成两车道，然后再呈扇形散开。我与沃尔沃车之间拉开三辆车的距离，挨着一辆野营车徐徐开往入口处。墨西哥卫兵漫不经心地扫视着车辆，挥手示意通过——
这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调转车头。
驾这辆车过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驾驶租来的车返回美国海关麻烦就多了。租车合同上用红色大号字清清楚楚地印着：“本车辆不得进入墨西哥”。
“真该死！”我懊丧地猛拍方向盘。前方，沃尔沃车正通过入口处。我打了信号，开始往左边车道移去，那是个标着“U形转弯往美国”的出口。
这么说，黛安娜·莫宁和安·内瓦罗是一同去了墨西哥的巴哈了。怎么回事？她俩是什么关系？既不亲密，但也没看出有什么敌意，只是互相戒备。
返回我住的汽车旅馆后，我立刻动手画了一个图表，把布洛克威茨、内瓦罗、莫宁夫妇和海诺的名字都写进一个个圆圈内，再用虚线和箭头连接起来。在圈圈外围，我又添上马蒂·萨拉查，陆海卫士，RKI，菲尼克斯实验室，科罗雷斯国际公司。在科罗雷斯下面加了个箭头，描上伊·方特斯的名字。最后补上他兄弟吉尔伯特的名字。但仍然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给凯特·马洛伊打电话。斯波尔丁环保基金会的办公室没人上班，又查不到她家里的号码。接着，我给加里·瓦尔纳打电话，想知道他有没有从死者身上找到身分证件。瓦尔纳也没在办公室，同样查不到他家的电话。我把电话打到最近的阿维斯租车办事处，但是他们无法提供海诺租来的那辆车的情况。那接电话的人说他们的车是允许开到巴哈去的。于是我当即预订了一辆，以备明天早上用。
晚饭后，我把花75元买来的绢制鹦鹉从拎包里拉出来，把它放到床上，靠在一只枕头上。然后，我脱了衣服，打开那架旧电视机。电视里正在重播“寻欢作乐”——谢利·朗的一个片断。当电视插播广告的时候，我拿起鹦鹉看看翅膀下挂着的价格牌是否被那女店员取掉了。价格牌是取掉了，不过她又在翅膀下挂了另一块小牌子。我把羽毛翻起，凑着昏暗的床头灯察看上面的字。
科罗雷斯国际公司，墨西哥城。
这家公司是属于环境保护主义者伊曼纽尔·方特斯的。莫宁绑架案的信用证书抬头也是这家公司。
我勒了一下鹦鹉的脖颈，又把它放到枕头边。是巧合吗？我怀疑。
起先，绑架案似乎是被害人自己策划的。后来，一张被害人充满恐惧的照片消除了这一疑点。如今，被害人的妻子跟另一个女人一起去了巴哈，而这另一个女人开的商店就是从赎金信用证书抬头的那家公司进的货。这女人又被认为是在海诺失踪那天与他接过头的，而且她的丈夫与失踪案有牵连……
莫宁和内瓦罗为什么要去巴哈呢？她们去那儿跟下落不明的信用证书有关吗？为什么不去墨西哥城呢？
我看了看鹦鹉，这鹦鹉提供了一个线索，可我却不知如何顺藤摸瓜。这一夜恐怕又是彻夜难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