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经历过高考的人生会更加残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十二年，不管是努力也好，贪玩也好，最后就是要在六月初的这两天见分晓，难怪有些优等生们因为压力过大，要么崩溃，要么失常。至于另外一些学生，像我，在十二年刻苦贪玩之后，仍然有大学上，是非常令人气愤的。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便低调地把自己关在家中，只是为了保护其他学生的安全。
在我没有走入社会之前，我什么都没有，除了青春。我认为我的青春开始于初中，在高中达到顶峰，并终将在大学落到低谷。
我努力回想初中的点点滴滴，并且咬坏了好几根笔，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先说说高中吧，如果想起初中再说。
我就读的高中坐落在北京二环里，尽管紧临着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但是这所学校丝毫没有受到历史气息、人文气息的熏陶，说好听点儿是一所三类学校，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个流氓学校。
报到那天，我看到了学校那游泳池般大小的操场，心就凉了半截。幸亏这所学校质量太差，学生少，不然不知道学生们为了争夺打球场地该发生多少殴斗。
学生家长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礼堂，听了听校长的介绍。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长相酷似柯镇恶的中年妇女，说话声音做作得令人作呕。她用她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说：“我们学校啊，历史悠久，建于1865年，曾经是教会学堂，学风淳朴，要求严格，师资力量强大，设施完备。嗯，我们学校高中升学率百分之百，重点率百分之三十。”我环视了四周，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学生数量，绝对不超过100人，那就意味着有30个人能考入重点大学。
开学一周后，校长的话得到了验证。学风足够淳朴，学生们基本都会在早上把作业抄好交上去。要求的确严格，如果在厕所抽烟被老师看到，老师会严厉地要求学生把烟头扔进茅坑里，如果不照做，老师会在你甩手离去之后，亲自把烟头扔进去。严于律己的老师现在已经不多了。
一年后，我从学校保安的嘴里了解到了历史悠久的学校。这里曾经是某个帝国主义豢养的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剥削性质的学校，在内战时期还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牢，杀害了无数人民英雄。
三年后，当我拿到了一所一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我占据了全校仅有的三个一本名额。我仔细回想了三年前校长说过的话，考虑到当时我沮丧的心情，再加上时代发展所不能避免的音响条件的落后，导致校长没有能够告诉同学和家长她的真正意图。她应该说的是百分之三个，我听错了。
我不该在小说的开头就说了这么多的后话，因为按照现在的时间，我刚刚上高一。这个时候我不是坐在屋里咬着笔思考怎么写小说的人，而是一个坐在高一某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这个时候的我穿着校服，右手拿着笔，似乎在听老师讲课。
我的右边坐着一个头发挺长也挺黄的哥们儿。此人皮肤白皙，长得勉强不算难看，由于黄色的头发在亚洲人种原厂制造的范围中很醒目，让人很容易就记住了。要知道，以现在国人的道德规范和审美接受能力来看，黄色的头发必然是染的，绝非天生。而染头发的往往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小青年儿，所以中小学明令禁止学生染发，以区分学生和社会青年。不过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臆想，学生和社会青年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有的社会青年在经过几年的晃荡生活之后浪子回头重新回到校园，在苦读之后有的人成为企业家，有的人成为学者，不知道有没有人混入教师队伍，这点值得继续考察。
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我只是想说，这个哥们儿的黄头发绝对是天生的，起初我也不信，但是经过我长时间的观察，我从未发现他淡黄的头发有过一丝一毫的褪色，我便相信了。可是学校的老师们不相信，每天在校门口检查的老师都会把他叫住询问一番，并且几次三番给他家里打电话询问有关于头发颜色的问题，并且就此问题展开过十分激烈的争论，学校老师并不会轻易相信家长的话，因为他们觉得父母会因为溺爱孩子而撒谎。可是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或者说是疑问，为什么还要打电话询问并展开会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要听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也就是听到他父母昧着良心说孩子的头发是染的，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对学校事务管理的严格，体现他们不徇私情，刚正不阿。
话说回来，头发黄必然说明一些问题，至少说明他的身体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是缺钙，因为我见过有些很小的孩子头发很黄，他的父母都生怕别人说自己的孩子缺钙，所以给孩子戴上帽子，不管冬天、夏天。后来我也在验证我这一想法，他可能真是缺钙，因为他特别能睡觉。在我当时懵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之下，我笼统地认为睡觉长个儿，缺钙的人个子矮，因此爱睡觉的人就缺钙。可是几年下来，他充足到一天二十小时的睡眠也没能让他继续长个儿的原因又被我笼统地归结为：睡觉时产生的钙质随着口水流失了。
我没有像一些著名文字商人一样制造出一个完美的初遇，并埋下伏笔为之后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变化和生活作铺垫。不仅如此，更是连我们两个见面之后的对话都没有提及。不是我不想写不愿意写，而是我们两个当事人说的话太多并且毫无头绪，两个都爱说话、爱扯淡的人相遇后谁还会记得说了什么呢。当时的状况似乎是这样的，就像影视剧里两个素未谋面但早就惺惺相惜的武林中人一样，开口什么没用的话都不说，挥剑便刺，在经过一番打斗之后发现实力相当，然后携手去喝酒。等两个人都喝醉了你再问他们，哎，你们俩打架之前说什么了，打架的时候用了什么招数，听说你们打架的时候，你的裤裆破了，他内裤露出来走光了。这完全不可能有人记住。
介绍一下吧，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爱好的革命战友名叫大春。
如果说开学的第一节课能够被拍成一部电影，那么我和大春之间的对话要用无数个镜头拼接起来，之后，就该用一个长镜头，慢慢摇。
我和大春的背影出现在镜头中间，慢慢向后拉，我们两个的身形变得越来越小，然后黑板出现在镜头中，继续拉，就看到了老师，镜头再慢慢向前推，当画面中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本镜头结束。
我从小就把老师当做敌人，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语文老师姓周，三十多岁，个子不高却异常健壮，远远看去不像是个老师，倒像是个打手。那天他穿着及其随意，像农民工一样走进教室。粉笔吱吱作响，在黑板上留下一个刚硬的周字。他谈吐优雅不失幽默，从容之间又散发着一种霸气，出口成章，才华横溢，在不知不觉间，将无数睡梦中的学生唤醒。
第一节课的内容很复杂，但是内容不多，简单来说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妈的”这三个字在中文里的语法作用，另一个是中国语言的发展，并以“丫挺的”为例阐述说明。我从小到大听过好几十节语文课，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内容。以我一直以来的学习态度，我是不会记笔记的，但是这些东西太过复杂又似乎很有价值，我不得不跟大春借根儿笔记了下来。看着满满当当的好几张纸，我有了一些担忧，我生怕周老师再讲这些东西，那样一来，我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养成认真听课和认真记笔记这两样优秀的品质，然后燃起对学习的热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说不好哪天就成了学者。幸好下课铃及时响起，才把我从悬崖上救了下来。我把那几张纸随便塞进书里，走向厕所，开始业余生活。
这所学校的男厕所永远被烟民霸占着，使得真正想要上厕所的同学不得不绕远去学校外面的公用厕所解决，后来学校加强管理制度，不能随便进出校门，有些尿急或闹肚子的男生们不得不铤而走险，选择人少而僻静楼层的女厕所解决。考虑到刚刚入学，烟民们都不敢张扬，所有人在上厕所的同时，都在偷偷观察有没有抽烟的人或者有没有检查的老师。这时候我小心谨慎，大胆出击，成为了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在厕所抽烟的烟民。
我在厕所抽烟的时候认识了两个人。一个叫猴子，他右半边脸上有个10公分长的刀疤。在我的第一印象里，这是个特别狂傲的人，不好接触。另外一个人叫小狗，个子不高，人又瘦又小的，却总是笑眯眯的，很好接触。渐渐地，那些藏在深处的烟民发现学校对于厕所管理极其松散，便壮起了胆子，都在厕所抽起了烟。此后的三年里，这拥挤的厕所总是挤满了烟民。致使后来有一次，一个新来的老师看到了从厕所门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以为厕所着火了，抄起灭火器，一路小跑，进了门就嗞嗞地喷。滚滚的浓烟消逝在老师得意的笑容中。但是这个老师是站在厕所门外对着厕所喷射的，滚滚浓烟都出自于我们这些烟民的口中。我们都湿了。
后来学校狠狠地批评了那个老师一顿，却对我们置之不理。
高中的校园，总少不了打篮球的男孩儿，更少不了看男孩儿打球的女孩儿。大多数男孩儿打球就是为了吸引小姑娘的目光。我也打球，只不过因为我精力旺盛，要借此发泄，就像到了躁动期的小狗崽子要被主人带着溜。天天在学校打球，我认识了鼻哥和小驴。鼻哥鼻子特别大，小驴跑得快，身体像头驴，因此得名。每天中午，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挥洒汗水，乐此不疲。在场边看球的女孩儿不在少数，我却一眼看到了一个清秀的女孩儿。
她从来不像别的女孩儿那样疯狂，总是默默地看球，偶尔微微一笑。她个子高高的，身材窈窕。我总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却总是没有眼神的交汇。
我的高中生活就是在别人的忙碌中得到的悠闲。每天早早地来到学校，不慌不忙地抄完当天要交的作业，再迈着四方步，慢慢悠悠地往厕所走去，闲适地吞云吐雾一番，再开始一天的课程。悠闲的生活让人没有丝毫的压力，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国庆的前一天，因为做值日，我最晚离开学校。刚出校门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张日本女孩儿的面孔，很精致，很小巧。我们偶然的相遇，却招致我无比的厌恶，她停下来想和我打招呼，我却低头走了过去。
我很早就认识这个日本女孩儿了。
这时候就不得不让时间暂停一下，我把我的身份从高一切换到初二。
我在北京的一所重点国际学校读初中，之所以是国际学校，是因为它有个国际学生部，专收外国学生，以日韩居多。而日韩女生总是衣着靓丽，打扮得清新可人，不像中国女生们被肥大的校服遮住了曲线。这导致了我们这帮闲得无聊的男生们每天中午混迹于国际学生楼里，过过眼瘾。
初二那年，我们刚刚开始这项娱乐活动，所以每个人都极其兴奋，不免在见到外国女孩儿的时候感到尴尬。防止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聊天状，装作漫不经心地嘻嘻哈哈。
有一次我们在那里假装嬉笑怒骂，或许是玩笑开得太入戏，我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女孩儿。当我咧着嘴，带着猥琐的笑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孩儿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哄——
“这是咱这个流氓团伙第一次受到良家妇女的回应，哥儿几个，怎么宰他啊！”说话的人名字比较复杂，并且以目前的进度来看，出场的人物过多了，我就不多介绍了。就暂且称呼这个人为X宇吧。
“那就甭废话了，让他请客吧！”这个人叫妞子，不叫X妞也不叫妞X。
“我要这姑娘手机号！我要认识她！”这个人是池X。
不管我心里怎样咒骂，结果是我被他们按倒在地。我无奈地低下头：“哥哥们，别闹了，给我个机会，你们开条件。”
马上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X宇极其龌龊：“给你俩选择，要不放学请我们吃饭，要不现在就去找那姑娘要电话！”其实我真想花钱了事，可我摸了摸裤兜，才发现没有带钱。
我只感到脸很烫，还有就是，她的中文说得真好。她叫栀子，日本人，比我大一岁。
接下来的日子，我总是和栀子在一起。我们会在中午一起坐在操场的大槐树下，有说有笑。晚上，我们会发短信聊天聊到很晚。渐渐地，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她。
我想着还是不要说出来。我是个很自卑的人，我没有出众的外表、高贵的出身、出色的才华，我从来不在女生扎堆的地方多待，那样我总会感到不自在。
可是，我还是决定说出来，并且稀里糊涂就说了出来。
“栀子，我觉得我有点儿喜欢你了。”
她回信息的速度特别快。
“我有男朋友了。”
一周后，学校大门口张贴了处分通知：
初二X班XXX同学，因违反校纪，在校内寻衅滋事，殴打国际学生，我校教育处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以观后效。
那个日本人被打得不轻。
而后的日子里，我天天中午和同学踢球，有时候也和外国学生踢两场。
我发现，有个韩国人踢球的时候总和我找茬，可是刚受到处分，我只好忍气吞声，像个小鸡子似的任凭那个韩国人指着我的鼻子骂。
人善被人欺，驴善被人骑。
在多次受辱后，我决定不能再这样忍耐下去了，不然哪天这个小子真的要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了，那可就太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了。我们的革命先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低头认输，挺胸抬头，斗志昂扬地和帝国主义战斗。作为革命的继承人，我有资格，有理由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于是乎，我准备揍这个小子一顿。
为了这次行动，我着实费了不少脑筋。我档案上的处分记录就像是旧社会中国人民肩上的三座大山一样，束缚着我的所有行动，因此，我决不能在学校下手。
据说这个韩国人似乎特别钟爱麻辣烫，每周都要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家店里吃上几次。我就不明白这个韩国人既然对中国的美食如此热爱，为什么还要在中国的地盘上撒野呢。不管怎么样，既然这小子这么喜欢麻辣烫，我就让他的热血洒在这片有麻辣烫的热土上。
那家小店离学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但在这5分钟的路程里，要穿越破旧的楼房区，两个胡同还有一个街心花园。我拜托妞子去考察地形，他当即表示肯定，并摆出胜利的V字手型，我也回敬了他一个。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他的手型还没有变。
“怎么的了妞哥，什么意思，赶快去吧！”
他摇了摇头，把手向我眼睛又伸了伸。
我不解地把我的V型手也伸向了他的面前。
“两包中南海，不然免谈！”这就是人性的贪婪，一切罪恶萌发的摇篮。我在这儿提心吊胆地计划着做坏事，这孙子竟然发国难财。
“一包红塔山，少废话！”这次妞子真真正正地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转头杀出了校门。我望着他不足一米六五的背影，黄世仁在我心中高大威猛的形象顿时矮小了许多。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一包红塔山确实很管用，妞子竟然把沿途的地形画了下来，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各种图示，其中还有派出所、医院。专业程度可以和地理书上的地图媲美了。
我决定在街心花园里埋伏下来。
北京的冬天黑得很早。我和妞子、X宇、池X等人早早地就埋伏在了街心花园里的一棵大树后。
很静，没有一点儿敌人到来的迹象。
我军早在抗战年代就总结出了一条战争法则：敌人越是没到，就越说明他们要到了！
果不其然，当我们用身体挡着烟头儿，抽了快三包烟的时候，敌人终于到了。
“哎哎哎，快看那是谁！”我顺着池X的手看过去。
是那个韩国人，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搂着一个女孩儿，是栀子。
我感觉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便失去了控制，接下来的时间，我只能看到那个韩国人被一块块的板砖拍倒在地，地上有一滩血。还有，能听到的只有栀子的哭声夹杂着叫喊声。
我觉得，这次闹大了。
我们从犯罪现场一路跑到了工体附近的一家饭馆商量对策。池X说不管怎么着就死不承认，反正大晚上的他也没看清楚。X宇打了阿池后脑勺一下，说你傻啊，那日本娘们儿认识咱们。
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期间妞子出去买了三次烟。我们的话题也由是不是该去自首转到了那个日本女人如何如何水性杨花，再转到日本女人的天生的卑微本性，再到女人的虚荣。
“女人就是祸水！”池X说。
“放屁，红颜才是祸水！”X宇浑身通红，狰狞地看着阿池。
“你脑子里都是屁呀，你说的跟我说的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我说的是红颜，你非说女人。”
这两位平时没事就抬杠，说急了就动手，往往是两个各挨了一个大嘴巴便和好。直到几年后X宇长到了快两米，池X才不敢跟他抬杠。
我点上烟看着过往的行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可是恐惧才来了没多久，就被我的一身正气吓走了。
“他没报警，你好自为之吧。”是栀子的电话，短短几句，若在平时或许我会无尽的失落，而现在我却感到无比兴奋。
好险。
原来恐惧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第二天，我又在操场上看到了那个韩国人。这孙子脑袋上包着好几层纱布，远远看去跟戴了个白帽子似的。我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不禁感叹韩国人的顽强，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如果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能有这种精神，估计中国队早就——算了，不说足球了，太伤心。
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我和栀子就再没见过面。
那年中考完，我以一个很低的分数考进了我前面所说的那所高中，心情无比低落。虽然我们这些人在初中无恶不作，但是大体上来讲，成绩还都是不错的。初中的课程很容易，在厕所抽根烟的工夫就能把一天讲的课程学了。
北京的7月太热了，我心情低落得和妞子他们相约大排档，既消暑，又消愁。
“兄弟，没事，咱们几个里就属你最聪明，那学校也没什么，好好学你的，咱大学再见！”妞子边说边给我倒了杯酒，他被保送到了本校。
“聪明，聪明还考到那地方，怎么没留本校啊！”我最近像是拉上栓的抢，随时可能爆发。
“得得得，喝酒，我不跟你丫说话了，属高压锅的。”妞子被我的话噎了回去。
我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栀子的短信。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她究竟给我发的是什么了。不过，大意还记得：如果你早点儿和我说，我一定会答应你的，一定会好好的和你在一起！
我大吼了一声，摔了一个酒瓶子：“她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把手机递给妞子。一声清脆响，他也摔了个酒瓶子。
我依稀记得那天我们是6个人，刚刚喝完了一箱啤酒，又要了6瓶。那天大排档的大叔大爷们一定记得6个不同的声音发出的怒吼，还有接踵而来的清脆响声。好像一个大叔还发出了感叹：“年轻就是他妈不一样啊。”
三年后，又一个大叔的嘴里说出了这些话。离我那高中挺近的地方有个KTV，很大很有名，酒可是贵得很。我们常常用书包在KTV门口的小超市装满了各种酒带进去。
“拿一条金桥，再来两瓶芝华士。”
“年轻人，好好折腾吧，到了我这岁数就折腾不动了。”我似乎看到了大叔嘴角的抽动，又看到了他胳膊上长长的刀疤，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想让我的青春充满激情，就像那个大叔说的那样，可往往等来的都是矫情。
后来，我是真正地把栀子忘了，直到我再次见她，才让我回想起来有这样一个人，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高中的日子，我天天中午和鼻哥、野驴他们在操场上打球。不知道是为了多看那个女孩儿一眼，还是希望让她多看我几眼。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生怕我的青春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了。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女孩儿叫小绿。
十一假期回来以后，我看见了小绿的男朋友，个子不高，长得足够屎。
平安夜，我看到了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儿拉着她的手。
元旦那天，有个猪头一样的男人开着宝马来接她。
情人节，有个地痞模样的小个子抱了一大束玫瑰等着她。
猴子扔了根烟给我：“甭看了，我看她就是一鸡！”我点点头。几个月的时间不长，却足够看清楚一个人了。我和猴子从刚开始互相瞧不上，慢慢发展到推心置腹，也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高一这年剩下的日子，我都是在数着小绿不停变换着的男朋友，并在本子上画着正字的时光中度过的。在我即将换个本子重新记录的时候，学期便结束了。
中国的教育制度太不合理了，无限扼杀学生的兴趣爱好，尤其是文理分科。
我在文理分科志愿表上选择文科的时候，产生了这些想法。其实文科生还是很不错的，坐拥无数娇艳女子，生活自由自在，不再有理科生整日海量的习题，只需要上课听听，回家看看书，高分便手到擒来。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高中是个比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少。我们这个年级只有120多人，文科生只有60人。于是这60就被平均分成2个班。
我之前也说过，有个头发老长的男孩儿和我建立了革命友谊，就是大春。这个人太贫了，无论课上课下，他那两片大薄嘴唇就不闲着，使出浑身解数和我周旋。恰恰我也是个意志极其不坚定的人，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尚未交手几个回合，我便缴枪投降，成天和大春这孙子闲扯。上课也扯淡，下课也扯淡，风雨无阻。如果哪天大春发烧了没去上学，我这一天都没着没落的。
这小子不光爱闲扯，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带烟，成天管我要烟。更可气的是，就算他带了烟，他也得抽我的。他抽的是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后来我明白了，他抽的是都宝，我抽的是红塔山。大春对都宝的评价很高，物美价廉，好抽不贵，甚至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心情要不好，就得抽都宝！可是评价这么好的烟他却不舍得抽，非抽我的。
我们这种革命友谊或许过于深厚，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小字辈老师们看着很不顺眼。于是乎，这帮老师在分班的时候达成了共识：千万不能让我和大春凑到一个班！
但是老师终归是老师，他们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并且目光短浅，看问题太片面。不过他们有合理的强制手段让我和大春分开，只可惜千算万算，最终还是铸成了大错。
大春被分到了三班，我在四班。
自打我走进四班的教室，我的嘴就没闭上过。
我的眼睛在一瞬之间好像变成了数码的，又好像变成了狙击枪的瞄准镜，在教室里搜索着。“鼻哥，野驴，嗯很好。嘿，猴子，小狗，嘿牛逼大了！”这帮缺心眼儿的老师，虽然硬是把我和大春这对革命鸳鸯拆散。可是却不知道我和这群人早就接上了头儿。
第一节课就是地理课。我这人和地理老师有缘，初中只上了一年的地理课就气走了四个地理老师，到了高中就收敛了不少。露露是我们的地理老师，30多岁，蘑菇头，娃娃脸，人也幽默风趣，唯独个子太矮了。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米九的北京小伙子要是不低头还真容易把这老师踩死。
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而又强烈的皮鞋声传入教室。
“人呢，老师呢，怎么光听见声，看不见人啊？”老师明明站在讲台上，鼻哥非要逗她。
“小狗，快看看老师是不是摔进垃圾桶里了！”我冲着个子矮小，坐在前排的小狗呼喊着。
“一群死孩子！”露露咧着大嘴笑了半天，飞快地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把粉笔头儿，精准地打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嘿，闹鬼了是吧，谁打的，赶紧给我站起来，明人不做暗事儿！”猴子依旧叫嚣着，看着手拿粉笔头儿坏笑的露露，“哎哟老师，是您啊，没看见没看见。您说您也是，上课干吗非蹲着上啊，多累啊，您站起来行吗？”
“猪头！”露露终于反击了。
“老师，您这就不对了——”猴子还在废话。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露露这一口气说了不知道多少个去死。杀手锏一露，确实把我们这帮猴崽子们给镇住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开始哼哈起来，露露不怕牺牲忘记自己是老师的身份和我们周旋，不亦乐乎。
可是这样的课堂害苦了那些想认真听讲的学生，我们这群人的无耻行径招来了无数人的咒骂。
其中一个人，叫小绿。
她也和我们一个班。
自从发现了她的种种劣迹，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在打球的时候不再看她。但后来我发现，我越是这样抑制自己的感情，我越是无法控制自己，想看她的欲望便更加强烈。
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上了她。这话有点儿酸，付诸文字还行，要是搁在我平时说话，我肯定说，我看上这妞儿了。
每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的时候，我总是强迫自己想起那一束玫瑰，一张张不同的面孔，还有我写满正字的小本子，还有我无数个不眠之夜。
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了，谁知道这无底的深渊会不会把我摔死呢？
当她真正地夜夜出现在我梦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小绿就是那个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女孩儿。
那时候还是上高中前的军训。那几天太过艰苦了，我们这些军营里的小和尚不得不寻找身边的红花，不停地挖掘着身边的美。可是几天的耐心搜索，我们却连女生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入高中，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将来的同学。
我承认，那时候我还太小，还不懂事，打架对于我来说，可能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兴奋剂。哪怕是在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找寻生活中的快乐。
在我们的宿舍旁边住着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学生，同样的年纪，同样的目的，来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年轻气盛，难免产生摩擦。可是我们这些人，抓住小小的摩擦就让它绽放出火花。
军营在郊区，晚上很冷，蚊子又很多。
军训的第二天，我们宿舍的玻璃不知道被哪个孙子弄碎了，无数的蚊子便趁着我们在外训练的时候向我们的宿舍飞去，筑起它们的小窝。还别说，蚊子的隐藏功夫真是没的说，直到夜里关了灯，我们才发现。微弱的灯光从窗外照进来，成千上万只蚊子像乌云一样袭击着我们。
如果说青春是一把干柴，那么任何事物都能是烈火。
我们挥舞着枕头，背靠背，肩并肩同蚊子们战斗。宿舍是临时搭建的，墙面都是薄薄的板子。我们或用手，或用枕头把蚊子在墙上拍死，每拍死一只就会发出一声闷响。我们宿舍十几个人将成千上万只蚊子拍在墙上，声音之大可想而知。
年轻的我们都是干柴，也都是烈火。
我们用力拍打着塑料墙壁，隔壁的人就不干了，偏说我们故意打扰他们休息。其实这话说起来真没溜，亏他们说的出口，白天一个个累得跟孙子似的，谁还有力气跟他们较劲，而且还是一帮重点学校的学生。
在我眼里这群人就是娇生惯养的书呆子，从小被爹妈护着，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操心，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我也深知这是对好学生们的偏见，也可能是嫉妒，我从小就被老师挤兑、挖苦、人身攻击、辱我尊严，他们都是被老师重点保护，重点培养的对象，而我在老师的眼里就是渣子。
那些重点学校的学生们不停地对我们叫嚣，只可惜找错了人。我们这群混蛋孩子，学期评语上只能写：动手能力强。
于是双方动起了手。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殴斗后，我们都筋疲力尽地靠墙站着，任凭无数教官对我们训斥或是拳脚相加。
一站就是一夜。
我睡觉很轻，更何况是站着睡着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很早就醒了。
我最早发现了女生的痕迹，她们三三两两地去水房洗漱。
我看见了一个女孩儿，就是后来被我称作小绿的女孩儿。
她刚刚起床，还带着几分倦意。她个子高高的，身材姣好。纤细的手指掠过散开的长发。她穿着一双卡通拖鞋，哪怕是穿着迷彩服，也无法掩盖住她的迷人和可爱。
她从那一刻就把我迷住了。
后来，也就是在我上了高二以后，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回忆着这“两个”女孩儿，直到半梦半醒之际，我才发现，原来她们的轮廓都已经重合在一起了。
可是，不管我是否喜欢上了她，或是把她看得多么重要，她的心里肯定没有我的位置，我的生活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