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也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就是我对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竟然毫无印象。当我经历了童年的飘泊，又在十一岁那年回到开封的时候，母亲领我到一条名叫“三圣庙后”的老街，指着一个破败的门楼和一座老屋的后墙，说：“斑儿，你就出生在这里。”
在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坡。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瓦棱里长满了苍老的瓦松，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靠近屋檐，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脸上。母亲却在这个窗口下为我的分娩受尽痛苦。母亲说，我不那么情愿来到世上，整整折腾了一夜，当窗口露出了血红的曙光，不得不动用剪刀，老屋里才传出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你生下来就有八斤三两重！”母亲曾多次夸耀我带到人间的一个记录，接着是一声叹息，“如果听了产科大夫的话，那就不会有你了！”当我长大成人，遇到活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未被认可的偶然性，但我紧接着就会想起母亲为我承受的痛苦，就会感到母亲是将一个八斤三两重的生命托付在我的手中，努力活着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想看看那座慷慨地接纳了我的老屋，推开了一扇油漆斑驳的大门，却有一只肥硕的黑狗霍地蹿出来大声吠叫。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应对着黑狗的进攻且战且退，雨伞在老墙上撞出了“砰砰”的巨响，身上溅满了路沟里的污泥，心中充斥着我并不属于这个古城的悲伤。我知道，父母曾向十多家房东缴纳房租，我们只是在这座古都的胡同里钻来钻去的房客。
到了姥爷承认了父亲的合法性以后，我的头顶才出现了一片绿阴。绿阴覆盖着小巷深处的一座小院。小巷的名字叫西小阁。树叶在小院里摇曳，把摇碎了的阳光洒在我最初的记忆上。我所以说它是“最初的记忆”，是因为不管我对“西洋马车”的记忆多么清晰如画、多么栩栩如生，母亲却坚持说我是把他人的传说幻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母亲认可了绿阴，说那是一棵老槐树的绿阴。于是，我又看到了满树洁白的槐花，闻到了人世间给我的第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还有我的老干娘，她是我的保姆。捻线陀螺在她手下滴溜溜地打转。邻家的小脚女人们却跑来参观她的更为精致的小脚。她就脱了三角形小鞋，把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翘起来，左右扭动着展览给人看。邻家的女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但我想不起她们发出的声音，“西小阁”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动作夸张的无声电影。
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只八哥儿的叫声。八哥儿有一身漆黑油亮的羽毛，卧在邻家屋檐下的一个笼子里懒洋洋地打盹儿。有人从鸟笼下经过时，八哥儿才会扭动着脑袋振作起来，用沙哑的声音打着招呼：“喂，吃了没有？”不等人家回话，它就发出沙哑的笑声自顾自地回答：“哈哈，吃啦，吃啦！”每当父母亲去学校上课，刚刚走出小院，八哥儿就会高昂起脑袋发号施令：“老蔡，刘响，出车，出车！”
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abcdefg呀，hijklmnop，qrstuv呀，咚不隆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mo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着翅膀尖叫着向他求饶。次日一早，刘响对八哥儿说：“漱漱你的臭嘴！”八哥儿服服帖帖地把尖嘴壳探到小水罐里，一次次地饮水，却拒不漱口，又一次次地一仰脖子，把水咽了。刘响又斥责八哥儿：“你要不把脏话给我屙出来，你就不是中国的好鸟！”
一整天，八哥儿都缩在笼子里，为它的国籍问题发呆。
我想起了“宝塔糖”。我是吃了“宝塔糖”，才把肚子里的蛔虫打下来的，就对八哥儿说：“你要吃‘宝塔糖’。”八哥儿伸了伸脖子，说：“吃啦吃啦，哈哈！”
我记得，就是从八哥儿嘴里吐出了东洋话之后，世上才出了乱子。
干娘却说，是那只小母鸡领头闹事。
干娘家在北郊乡下。她说把剩饭倒掉可惜了，就捧着一个纸盒，从乡下带回来两只小鸡。那是两个毛茸茸的小圆球，“啾儿啾儿”地叫着，在院子里滚来滚去。剩饭把小鸡养大，干娘认出一只是公鸡，又说城里有闹钟，用不着公鸡打鸣儿，就把小公鸡杀了，做了“辣子鸡”。我记得干娘用切菜刀割断了小公鸡的喉管，艳红的血就冒着热气汩汩地流出来。小公鸡蹬着腿，扑棱着带血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小生灵的死亡。吃午饭时，不管干娘怎样哄我，我只是哭着摇头，紧闭着嘴。干娘满面忧愁地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心软，长大了一准受人欺负！”
小母鸡也在为它失去了惟一的伙伴而悲伤。傍晚，是它进窝的时候，它却在鸡窝旁徘徊不前。干娘抓住它，把它塞进鸡窝。小母鸡睹物思亲，又扑棱着翅膀从鸡窝里钻出来。干娘满院子撵它，它就“嘎嘎”地尖叫着，跟干娘兜圈子。干娘扑上去，扑空了；再扑上去，又扑空了，满院子飞扬着洁白的羽毛如晶莹透亮的雪花。干娘终于把小母鸡挤到了墙角，小母鸡又挣脱出来，拍打着翅膀飞上了树枝，颤悠悠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尖声啼叫。我听懂了小母鸡的叫声，叫声凄切而响亮：“哥哥呀，哥哥！”
我对父亲的记忆总是在这里再次浮现出来。他站在堂屋台阶上，仰望着树上的母鸡，眼镜也随着母鸡的啼叫一闪一亮。“不要抓它了！”父亲说，“鸡的祖先本来就是住在树上的，经过人类驯化才变成了家禽。叫它在树上呆着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不怕黄鼠狼把它拉吃了！”干娘说。
“对于鸡，”父亲说，“人吃了它，与黄鼠狼吃了它，都是一样的。”
夜里，我听见小母鸡在树上哭啼。
隔壁的八哥儿也遥相呼应，半夜三更就叫起了“古德毛宁”。
干娘多次起床，跑到院子里望天，“老天爷，这是咋了？”
胡同里的野狗也在“汪汪”地吠叫。
天亮，父母亲都去学校上课。一群老鼠公然跳上了书桌，骨碌着黑豆似的眼珠左顾右盼，接着就翘起胡须、竖起前爪，在书桌上蹲下来开会，用我听不懂的鼠语“吱吱”地密谋。门外传来八哥儿的叫声，老鼠们就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嗖嗖地跃起，在屋子里东蹿西跳。老谋深算的大老鼠首先蹬翻了一个蓝墨水瓶，接着又撞翻了一个红墨水瓶，蓝色和红色的江河就在书桌上泛滥。小老鼠们用脚爪和尾巴尖蘸了墨水，开始在白色的床单和米黄色的窗帘上努力作画，画出了美丽的竹叶形和蝌蚪状花纹。我必须承认，它们比我用蜡笔在“棒纸”上画的好看而且高深，可能是早期抽象派的作品。事态发展到了必须由小花猫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小花猫却惊恐万状地跳上屋檐，接着又跃上房坡，躲在屋脊下“喵喵”地惊叫。
干娘跑过来，用笤帚疙瘩平息了老鼠的叛乱，用围裙制止了书桌上的水灾，又从桌子底下把我掏出来，再次仰脸问天：“老天爷，你是咋着啦？”
下午，推水车的老人送水来了。听大人说，他推来的是“甜水井街”一口古井里的好水。他提着两桶好水越过门槛、穿过院子，把水倒进水缸，在厨房门外的铁丝钩上取下一个竹制的“水牌”，向门外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停下脚步，眼珠骨碌碌地盯着干娘。
“他大爷，你这是咋啦？”干娘问他。
老人晃了晃“水牌”，摇了摇头。
“你是叫俺续‘水牌’？铁丝钩上还有哩！”
“水井里，翻了一夜水花，咕嘟嘟地冒泡儿……”
“是人掉井里啦？”
“地底下，青龙翻身……”
“青龙？”
“世道要大乱！”
干娘呆呆地抱着我，望着老人推车远去的背影。
“出邪啦！”老蔡拉着洋车从巷口走过来，“杨家湖像开水滚锅，鱼儿也蹿出水面，嗖嗖地直打水漂儿！”
干娘又抱紧了我，惶惶地望着老蔡。
“龙亭大殿上，有一条水桶粗的青花大蟒缠在大梁上。”老蔡把洋车停在树下，“斗大的脑袋伸出来，嘶嘶地吐信子。”老蔡又望着鸟笼一愣，“瞧这八哥儿！一大早添的鸟食罐儿，现在还满着。它不吃不喝，不‘八格牙鲁’，也不‘古德毛宁’了！”八哥儿却扑闪一下翅膀，把自己倒挂在笼子里左顾右盼。老蔡又是一惊，“你是咋啦？头朝下吊着，都活得不耐烦了？”
傍晚，父亲脸色阴沉着在小院里踱步。母亲回来时，他问：“听说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脸色同样阴沉着说：“徐州丢了！”
“徐州”一定是一个十分要紧的东西。它丢了，八哥儿和母鸡、老鼠和花猫都在焦灼不安。黑夜嚓啦一下罩住了小院。
狗们又在街巷里“汪汪”地叫着。
剧烈的震荡差点儿把我从床上掀下来。大地和小屋都在摇晃。干娘急急用棉被裹住我，把我塞到床板底下。我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
父亲在院子里喊叫：“快出来，地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