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有一个身穿皮领子大氅的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几个骑马的随从，到了姥爷家住的西夹后街才跳下马来，看了门牌说：“好，找到了！”他向我姥爷通报了姓名，说他特意来郾城看望亲家翁。姥爷没有听说过这位亲家翁，只是用诧异、戒备的眼神打量着他。他就笑着说：“孟老先生，叫你三女婿胜娃子出来，看他认不认我这个爹？”说着，就敞开皮大氅给自己扇风。姥爷窥见他腰里一左一右别着两把手枪，门外还站着一排牵着大马的随从，就多了个心眼儿，谎说：“我有个三女婿不错，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他。”客人骇然变色说：“糟了，他们一定是出事了！”姥爷忙问：“出啥事了？”客人说：“你不会不知道，他们小两口是‘同志’。我听说他们在伊川县叫五花大绑着，抓进了死囚牢，急忙跑到伊川，又听说他们逃到老先生这里来了。你要是没见着他们，那就是真出事了！”姥爷松了一口气，说：“不要急，让我再问问二妮儿。”
那天，正巧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姥爷，母亲回话说：“他两个囫囵个儿地来了，又囫囵个儿地走了。只是走得慌张，一阵风似的，不知道又吹到哪里去了！”客人转忧为喜说：“那就好，那就好！”但他看到我姥爷仍用疑惑的眼神研究着他，又说：“他俩这一走，也就分不清我这个亲家翁是个真货色、还是个假材料了！”姥爷笑着说：“那就先交个朋友吧，您请屋里坐！”他却向门外走着说：“我还有急事，不打扰了。按照俺豫西山里的风俗，亲家头一回见面要喝酒哩，要一醉方休。这酒就留到以后喝吧。”姥爷又问：“你身上带着家伙，怎么看不见你的番号？”他说：“我们是抗日义勇军，不是正规军，你的三女婿原本是我的政训主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说义勇军内有异党活动，把我们的番号给撤消了。孟老先生，你说，这打鬼子的权力谁也撤不了，是不是？”姥爷说：“这话说得好！”他到了门外，又扭回头说：“孟老先生，啧，听听，我一句一个孟老先生，都不敢叫你亲家翁了！你就把我这个亲家翁先寄存到我这儿，以后叫我大娃子跟你三女儿来认领吧。”又翻身跃上马背，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随从也骑马护拥着他，朝着城墙根儿飞驰而去。姥爷望着纷乱的马蹄，拈须而笑说：“没错儿，是山里的好汉！”
母亲告诉我，被姥爷称之为好汉的长者，是姨父的父亲，我应该叫他贺爷。贺爷的家乡是种植玉米和罂粟、产生侠客和土匪的地方。
贺爷过世多年以后，我从L县县志上又看到了贺爷，说他是第一个走出山洼的坡底镇人，毕业于西安镇嵩军陆军讲武堂，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营长，因为看不见国民革命的任何希望而回到家乡，先后担任了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改名雨顺，希望用他手下的一千多条枪杆子吓唬吓唬老天爷，保佑老百姓风调雨顺。
贺爷刚当上保安大队长，就有个叫王振的庄稼汉领头闹事，组织二十几个村庄的民众抗粮抗款，手执铳枪、铁杈，封锁了入村要道。五区曹区长急报县政府出兵剿办。贺爷奉命带领保安大队进驻五区后，却按兵不动，只身迎着铁杈，进村与王振见面，递上烟卷说：“老弟，你聚众抗粮，该当何罪？”王振说：“你该问问曹区长，那个挂着‘千顷牌’的张大户为啥不按地亩缴粮支差，倒要按人头分摊给穷村小户？”贺爷问：“你说那是为啥？”王振说：“因为张大户是曹区长的表叔，他们官绅勾结，欺压穷村小户。”村里老人也纷纷围上来诉苦。贺爷坐在石磙上默然无语，接过一碗热茶喝了，在石磙上摔了碗，骂道：“王八蛋，咱给他抗了！”倒是把王振吓了一跳。贺爷叮嘱王振：“老弟，我劝你稍安毋躁，我这就回去，叫张大户按地亩交粮支差，以后所有田赋杂差都照此办理。”
贺爷回到区政府，就派出一支人马包围了张大户，下了催粮催款的牒子，限他三日内按地亩缴齐，过期双倍受罚，还派兵掂着“盒子炮”进门坐催。张大户急忙照缴了粮款，还吓出了一场大病。曹区长大怒说：“贺大队长，你这是剿匪还是通匪？”贺爷说：“这叫官逼民反！你擅自改变田赋税法，惟恐天下不乱，若不改弦更张，我可就顾不上你了。三个齿的铁粪杈戳在胸口上就是三个透明的窟窿，那叫活该！”贺爷又只身进村与王振会面。王振拱手便拜，还让他媳妇抓了一只正在卧窝下蛋的老母鸡，要请贺爷喝酒，那只老母鸡扑棱着翅膀嘎嘎大叫。贺爷说：“饶了这只下蛋鸡，赶紧给县长送匾去吧！”
县长把贺爷叫到县衙，正要追究他越权过问田赋的责任，忽听县衙前锣鼓喧天，齐呼：“青天大老爷！”原来是五区农民给县长送匾来了。县长干瞪眼咽下一口恶气，说：“中，中，你贺大队长真会抬举我，这顺水人情不要白不要！”贺爷却躲进团部，隔窗望着送匾的农民，叹息说：“都说伏牛山是土匪窝，只要有一碗糊涂喝，我咋看咋都是顺民！”
贺爷另一个有口皆碑的功绩，是他只发一枪就打赢了一场“大烟保卫战”，比较高雅一点的史志作者称之为“红罂粟战役”。
那一年，L县的地主和农民为了在贫瘠的山坡地上得到较大的收益而结成了统一阵线，家家户户都在麦地里套播了鸦片烟的种子。夏天，躲藏在麦垅里的“大烟花”不知道隐蔽自己，几乎在同一个早上让细长的绿茎把它们举到头顶上破蕾怒放，红的血红，白的雪白，漫山遍野翻滚着妖冶撩人的彩霞。刚刚熬过了灾荒年景的农民眼都亮了。地方官员也想在大烟税里大捞一把，都闭着一只眼装聋作哑。“大烟花”霎时谢了，饱满的大烟果孕育着乳浆如风臊女人膨胀着情欲的Rx房，乳浆油腻腻地发黑发黏，伏牛山的沟沟汊汊里漫溢着奇异的臭味。
陕州专员欧阳珍也要借“铲除鸦片”的名义大发一笔横财，亲率保安团逐臭而来。贺爷早已设重兵把守了伏牛山上的关隘要道。欧阳珍带队伍从县西转到县北，找不到没有设防的山口，就骑在马上向山顶喊话：“喂！让开一条道，必有重赏！”贺爷说：“好，让我摘了他的礼帽！”出手一枪，子弹像是长着眼，不高不低，蹭着欧阳珍的头皮穿过去，大礼帽应声飞起，飘飘摇摇落进了山沟。欧阳珍丢了礼帽，又拍马来到另一个山口。贺爷又在山口上等个正着，说：“叫咱伏牛山上的石头吓吓他！”事先堆好的“雷石”如山崩地裂，从山顶上轰隆隆奔涌而下。欧阳珍急忙退避三舍，拖着队伍在伏牛山下转了数日，早已人困马乏，料想山里的鸦片烟已经收完，就发泄地向山上打了一阵乱枪，惊飞了一群老鸹，掉头回陕州去了。
那一年大烟丰收，赚了大烟钱的农民籴足了口粮，官府和官员也都有了一笔额外的进饷。这一回，倒是县长找来了几个乡绅，要给贺大队长送匾。贺大队长却找到一位美术教师，请他画了林则徐的画像，高挂堂前，倒地便拜：“林大人，怪俺山里人饥不择食了！”含泪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脱了军装，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坡底镇去了。
贺爷认为农民种大烟是愚昧无知的过错，愚昧无知是不念书的过错，不念书是农民贫穷再加上学校太少、学费太高的过错。他就捐出了县长从大烟税里划拨给他的赏银，又向大户筹款，在坡底镇东头关帝庙里加盖新房，办起了高小，还办了女校，动员农家子女入学，贫困户免缴学费。庙里的地产也变成了办学的经费。
供奉关公的大殿变成了学校礼堂，关公却依旧挺胸凹肚，手执青龙偃月刀，两边有关平、周仓侍候着，占去了礼堂的一半。贺爷说：“关爷，坡底有这么多娃子天天陪你念书，你就不必叫关平、周仓陪你罚站了，你说是不是？”关爷没有说话，那就是默许了。贺爷挥了挥手，就有一群“二蛋货”掂着油锤蜂拥而上，“噼里啪啦”砸碎了关平、周仓。
至今，坡底人还在传说，关平和周仓粉身碎骨时，关爷忽灵灵转了一下丹凤眼，耸了耸悬胆鼻哼了一声，三尺长的美髯随风飘起，青龙偃月刀也噌噌作响。贺爷忙说：“关爷，请你不要起急，我这就送你出行，让你们父子团圆。”几个“二杆子”又手拿油锤拥上来。贺爷呵斥说：“咋能用油锤侍候关爷？先请关爷躺下，再用八抬大轿的轿杆抬关爷出行。”
“二杆子”们在关爷腰上系了麻绳，又上来几十个人，“嗨嗬、嗨嗬”地喊着口令，像拔河一样拔关爷。一丈多高的关爷如一座挺胸凹肚的黑山崖纹丝不动。一位老秀才说：“你看看，关爷发怒了不是？他落地生根，使着暗劲，咱拉不动他。”拔绳的农民也急忙松了麻绳，说：“关爷，怪俺张狂，俺娃子就是不来上学，也不能毁了您老人家的金身！”贺爷说：“这算啥话？办学是好事，我明明看见关爷连连点头哩，咋都吓成这样？”老秀才说：“不敢再拉了！今儿黑地，关爷要是不托梦找你的不是，你再想办法送他出门就是了。”
贺爷没有理由拒绝秀才的建议，却又惟恐关爷来梦中找他。为了不给关爷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夜里没有上床，整衣端坐书桌前，捻亮煤油灯，读了一夜《三国演义》，磕睡时也不敢打盹儿，只是在凉水里涮了毛巾，溻在脑门子上醒神儿。鸡叫四遍时，门缝里嗖地钻进来一股阴风，吹得煤油灯一闪一晃。贺爷一惊，急用手掌圈着灯罩，说：“关爷，别吹别吹，眼看天就亮了，你要是吹胡子瞪眼，我这一夜不就白熬了么？”灯头又稳稳坐住，直到天明。
一大早，为办学掏了腰包的绅士、心疼关爷的秀才、巴望娃子上学又怕得罪了关爷的村人，各怀鬼胎，进了大殿。老秀才问：“关爷托梦了么？”贺爷说：“托梦了。关爷说，我骑惯了战马，怎能叫几个‘二蛋货’拔河一样拔我，难道我是红薯？快牵大马来，我要骑我的赤兔马。”大家听了，都不吭一声，只是望着贺爷。贺爷说：“我把响器班都请来了，香表也备齐了，赤兔马也牵来了。咱们就吹着打着，焚香跪拜，送关爷走呀！”
响器班吹奏起《将军令》的曲牌，贺爷亲手点燃了香表，绅士和村民一齐倒地跪拜，大殿里一片哭声。贺爷亲自动手，在关爷腰上系了三根鸡蛋粗的疙瘩绳，套上了三匹枣红马。贺爷又亲手执鞭，喊了声：“关爷，您走好啊！”吆喝着猛抽扎鞭，轰隆一声巨响，三匹枣红马一齐打了个前栽，关爷直挺挺倒了下去，却只倒下一半，歪斜在大殿里匍匐而不倒。大家都吓得面无人色。贺爷发现，关爷的泥塑金身原来是塑在一根水桶粗的杉木柱上，插地五尺，杉木柱歪倒了，却还挂着关爷的泥塑金身悬空摇晃。贺爷急忙把滑车架在梁上，吊着关爷缓挪轻放，把关爷连同杉木柱放倒在地上，又噼里啪啦放了千头火鞭，扬鞭发号，让枣红马把关爷“请”出了大殿。
在贺爷居住的老屋里，却从此增添了一尊二尺多高的关爷塑像。每逢年节，贺爷都要焚香叩拜，摆上一桌油炸的供饷。
关爷不记前嫌，始终在冥冥之上护佑着这个学校，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让它变成了共产党员的藏身之地。一九三二年夏天，十七岁的姨父从省城现代中学放暑假回来，就是在这个小学任教的表哥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关爷庙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爷说，我姨父秘密入党的那天夜里，关爷来梦中叫醒了他。他远远看见，一颗火红的小星星挂在关爷庙的屋脊上又蹦又跳，还撞得飞檐上的风铃叮咚作响。贺爷的眼被红光蜇了一下，眼花了，心也惶惶地乱了，忙问：“关爷，这是咋了？”关爷无语。只有远村的鸡叫声若断若续，从山谷里一丝一丝地扯出来，在他心底里缭缭绕绕。小星星在大殿的屋脊上跳了几跳，又倏地在天上画了一条红线，如同在贺爷心中划开了一道长长的血印儿，沉入远方的夜空。有人说，这颗小星星扯出一条红线线拴住了贺爷的心。贺爷这辈子就跟着这颗小星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