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进城的农民第一代学会走红绿灯，第二代学会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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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顶阿许”带人像攻打巴黎圣母院似的从墙头爬过来
“陈书记啊，有一个地霸控制好几个地段，这路做不下去啦。”在镇委和镇政府联席会议上，副镇长陈林光对陈定模说。
陈林光负责修人民路、龙翔路、海港路、沿江路、江滨路等几条重要道路。江口村有个地霸，姓金，把搬运费抬得很高。
“这个地是我的，你修路用的沙子、水泥都要买我的。石头，我没有的，你可以从外边买，运要给我搬运，钱要给我赚！”他对陈林光说。
当时有七支筑路队在施工，需要大量石头。石头得用船从宜山运到方岩下内河码头，再从码头运到施工现场。让老金搬运，要价太高；不让老金搬运，筑路队就得停工待料，这路还怎么修？
原住民与外来者各自利益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思维观念不同，再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要和睦相处实在是太难了。对原住民来说，钱库人讲的蛮话就是一种外语，没人听得懂。
“‘蛮话鬼’，你这个‘蛮话鬼’！”陈智慧的老妈买菜时，当地农民听不懂她的话，又急又气，骂了起来。
“你自己笨啊，还骂别人。”她一听就不乐意了，生气地说。
有些原住民瞧不起外来的乡下人，外来人也瞧不起他们。智慧的老妈小时候说闽南话，嫁到陈家堡后说蛮话。她闽南话、蛮话都说得来，宜山版温州话也能说个七七八八。
“没人理你这乡下人……”
“我是乡下人，你不是吗？没我这个乡下人，你龙港能发展起来吗？没有我们到你龙港来，你有生意做吗？你路有这么平啊？你以前都走什么路？没有把路建起来，你还得那么穷，还要穿得乱七八糟。”
“他们没有文化啊，有些五十多岁的人还不识字。”提起当年的情境，智慧的老妈说。
吵架时有发生，吵过也就拉倒了，难以解决的是利益冲突。
农民的稻谷熟了，割下后到哪儿去晒？原有的晒谷场变成了地基被镇政府卖掉了。他们寻觅来寻觅去，终于找到一个地方。
小学生做课间广播体操时，发现操场被占了，晒满了稻谷和稻草。这怎么能行呢？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不让了。
“你让我去哪儿晒？我的地让你们占了。”
“我们不过晒几天稻谷，你们少做几天操能怎么的？”
农民和学校发生了冲突，还打了老师和校长。
县委书记胡万里指示县公安局：凡是到学校闹事，扰乱教学秩序，尤其是殴打老师和校长的，必须依法严肃处理。他同时要求龙港镇政府关心当地农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规划问题也给当地农民带来很多麻烦。镇政府批地是从临街开始的，建起来后发现房子把农民的田给围住，地没法种了。稻田的前后左右都是楼房，需要灌溉水流不进去，要排水时，水又流不出……
“房子把地挡住了，我稻谷怎么种？”农民找镇政府吵架。
镇政府只好把他们的地征了，想办法批出去，临街住户想办厂的就批一亩两亩给他，建学校也批那些地，楼后的地渐渐消化掉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工厂办在住宅区污染环境、污染空气，还有噪音问题怎么解决？住户有意见，镇政府只好想办法把那些企业迁移出去，把地收回来建住宅。
方岩村很早以前就有农民从事搬运。江南垟去温州、杭州、福建、上海做生意的要从方岩下过，他们带些东西需要搬运。方岩下渐渐出现一群专门从事搬运的农民。他们早晨早早手持扁担，拎着绳子等候在内江或鳌江边的码头。
一二百斤重的东西从内江码头挑到鳌江码头的船上，再从对岸码头挑到鳌江车站赚一块钱。一个月下来，他们能赚三十多块钱。有人心满意足地说：“工资三十三，抽烟抽牡丹。”他们实际上是吸不起牡丹烟的，牡丹烟要五毛一分钱一盒，一天一盒牡丹烟那就花去了收入的一半，还怎么养家糊口？
龙港建镇后，传统的搬运发生了改变。
“这地是我的，要搬运钱拿来！”
土地被征用了，该付的征地款付了，可是当地农民还把那视为自己的地头，你要搬运必须要由他们来搬，多少钱要由他们说了算。搬运一个包裹通常八九毛钱，他们要一块二，少了不行，不让他们搬运还不行，这不是欺行霸市么？
可是，他们委屈地说，我把房子拆了让你修路，我把田给你建房子，现在我没地种了，你不能让我吃土吧？施工队拒绝买他们的砂石，拒绝用他们搬运，他们就会找二三十个老太太坐在工地门口，让外边的车进不去，里边的车出不来。
“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因为没得退，碰到老百姓拿着锄头把我们围起来，我也只能面对。我们同学在设计院，他们不会碰到被几百个农民围在里面不让走，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的群体事件。”提起当年的情境，谢方明说。
外来者说，我厂里有员工，自己能搬，干嘛要花钱雇你？你要价还那么高，用你的话，我的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就下来了，搞不好还得赔钱。我同情你，我赔钱了谁同情我？另外，你搬运我还不放心呢，我的东西很贵重，你给我损坏了又没钱赔，我找谁？
“外地来的有两种，一种是外地过来的，我有钱；还有一种，是从镇里搬过来的，我有人，你向我要钱我不给你。”李其豹说。
“干搬运一个月能挣一百多，有些村民还瞧不上在单位上班一个月挣那三十几块钱呢。”方建森说。
“干搬运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穿旧衣服、旧鞋，天气热时就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他们拉着木制的平板车，有一米宽，两轮的。一般是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他们拉的石头、沙子、水泥都很沉。”李其铁说。
陈智慧说，过去我们坐船到方岩下，东西多时，他们会帮我们挑到那边，收费也不多。我在温州买几匹布，从鳌江那边到这边的码头会看见他们站那喊：“谁要挑没有，谁要挑没有？”你不让他挑，他也不强迫。刚搬到龙港时，方岩村的几个老头还比较讲道理，我待他们也很好，给他们沏好茶，西瓜切好给他们吃，后来遇到“秃顶阿许”[1]就全变了。
“搬运一包八毛钱，你收我一块二？”陈智慧问“秃顶阿许”。
她气得不用他，自己跟员工搬运。可是搬完后，“秃顶阿许”来收钱。
“我又没用你搬，你收啥钱？”
“这地是我的，我得靠它吃饭。”
“秃顶阿许”是地霸，没人敢惹，要就得给。
“当地人很霸道的，八几年的时候报给公安，公安都不敢出来。我们刚刚过来时很怕他们。他们讲话跟我们也不一样，样子凶凶的。”林益忠回忆说。
一次，陈智慧急着发货，傍晚五点钟货车开过来，“秃顶阿许”手下的一个人就跟过来，不让装车，说要等他们的人过来再装。那条马路本来就不宽，车停在那儿把路堵住了。路堵了，警察就过来了，要司机赶紧把车移走。车绕一圈儿回来，他们的人还没到。转了几圈儿后，司机不干了，陈智慧只好带人把货装上。车刚开走，“秃顶阿许”领人过来了，没装车也要收钱。
“以后轮到你这组搬运我就不发货，你看咋样？”陈智慧生气地说。
那个村搞搬运的农民多，村里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单日，一组双日。
没过多久，又赶上“秃顶阿许”的班，陈智慧让他领人过来装车，结果迟迟不见人来。天色越来越晚，司机着急赶路。陈智慧一气之下让员工打开大门，让司机把车开了进去。
“开门，开门！”陈智慧正组织员工装车，“秃顶阿许”领人赶到，把大门砸得山响。
“你今天不用砸，明天过来把我这个厂房拆了吧！”她高声喊道。
“秃顶阿许”见陈智慧不开门，指挥手下搬来梯子，像流浪人攻打巴黎圣母院似的从墙头爬了过来。
“你敢爬过来我就砸死你！叫你搬你不搬！”陈智慧抓起石头砸过去，“你叫你们村书记过来，我跟你这样没名堂的讲不来。”
在江南垟陈是大姓，陈家堡人的彪悍远近闻名，在钱库遇到陈家堡的人都要让三分，到了龙港就得忍气吞声？
“你想拆我房子不要忙，你等一下，我开门你再拆。”
“这块地是我的，你在我的地上。”“秃顶阿许”气坏了。
“你的祖宗没有我祖宗聪明，你的地卖给我了，你知道吗？没有我们外地的过来，你龙港镇建得起来？没有龙港镇你们还得在海滩上抓螃蟹，晒也晒死你。你家有明白人吗？”
一天，孩子跟陈智慧说：“妈妈，我在街上见到几个农民坐在树底下等活儿，有人说，‘那个老板娘太凶了，连阿许那个光头也没办法。’另一个说，‘那个女的是陈家堡的，你打又不敢打，一块二一个包，她硬给压到了八毛。’‘你这些年轻人啊不争气，你看那些讲蛮话的人，他们就比我们聪明，我们赚钱用体力，他们赚钱用头脑。’一位年纪大的说。”
陈智慧也有窝囊的时候。购进一台三十多万的08印刷机，联系好瑞安的一家专业搬运公司，当地人却说什么也不让外边人过来搬运，非要赚这笔钱不可。陈智慧跟他们吵了一天，设备就在大门外停放一天，她只好妥协了。那些农民拿着撬杠、抬杠和毯子过来了。开始还比较顺利，搬一个关键部件时，他们失手了，部件从车上掉下来，幸运的是没砸到人，不幸的是部件摔坏了，陈智慧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后来，她花好几万元才修好。
杨小霞说，刚到龙港时，想尽快把厂建起来，石头和沙子都从当地农民手里买，贵就贵一点儿，能忍就忍了。他们还时常请村里搞搬运的人吃饭，以为彼此熟悉了，麻烦就会少一点儿。没想到，他们的麻烦还是不断。那伙人吃完饭抹一下嘴，翻脸就不认人了，隔三岔五会过来要钱，不给就吵。她胆子小，每次都塞点儿钱给他们。
工厂投产后，产品装车时当地村民过来赚搬运费。有时，他们过来晚了，车装完了，他们竟蛮横地要杨小霞他们把货卸下来，“你钱不给我，那就拿下来让我搬一下。”杨小霞他们无奈只好塞给他们点儿钱。
杨小霞说，这种事金乡也有，他们原来的厂在五一村，副厂长是五一村人，他兄弟五个，没人敢欺负他们。厂里遇到什么麻烦，把对方请过来吃一下酒也就过去了，不像龙港这样。
一次，杨小霞刚给完钱，那伙人又过来敲竹杠。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跟他们吵了起来。他们没想到平日温文尔雅的杨小霞会不顾一切地跟他们吵，于是恼羞成怒地冲过来要打她。幸好厂里的人在旁边，把她拉走了。她很气愤，想要报警，最后那个村的书记过来把事压下了。
有些当地干部站在当地人的一边，让外来户有理说不出。不过，也有主持公正的。
“有一个姓钱的包工头，是方岩下的，跟我是亲戚。他跟外来户发生纠纷，大概要赔对方四万块钱，他想不赔，让我站在他一边。我说：‘我跟你是亲戚这个没问题，但是要公正，你该赔偿给他的还得赔偿。不赔是不行的。’”采访时，李其铁说。
他那时是县司法局派驻龙港镇的司法特派员。
在联席会议上，陈定模听陈林光说地霸敲竹杠，搞得路修不下去了，果断地说：“抓！”
接着，他问陈林光：“白天抓还是晚上抓？”
“晚上抓影响不大，白天抓。”陈林光说。
他想抓一儆百，给地霸以威慑。
“好。”
陈定模带着警察，陈林光带着筑路队的头头去了江口村。
“地霸？哪里有地霸？”村干部说。
村民见镇委书记和警察过去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来看热闹。
“他就是！”施工队头头叫了起来。
他从人群中发现了老金。
老金被拘留了，从那以后没人再敢敲筑路施工队的竹杠了。
2
路是你的，坏了你来修；树也是你的，栽不活还要再种
“我们要铺水泥路，人行道也要用石头搞起来。”陈定模在办公会上说。
随着房子陆续竣工，外来户搬进了新居，街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些地段有点儿熙熙攘攘了。
“陈书记啊，这个钱不够啊。”陈林光叫苦道。
一间地基收费两三千元，去掉青苗赔偿费、劳动力安置费才是公共设施费。前两笔是给农民的，镇政府不得动用。镇里计算公共设施费没经验，没留有余地，现在发现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这怎么办？县政府是“财神爷甩袖子，镚子儿皆无”，镇政府不是企业，又不赚钱。
钱没了，有些路还没修，咋办？镇委、镇政府开会讨论，既然“人民城镇人民建”，那么就得“羊毛出在羊身上”，每家每户追加三百块公共设施费。
对杨恩柱那样的大“猴子”来说，三百块不算事儿，对像陈定模的哥哥陈定汉那样跟“猴子”不沾边儿，靠卖房买地基的，或借钱买地基的，这三百块钱有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没钱交！”表弟一听要追加三百块钱就火了。
陈林光在镇前路批给他一间地基，上次交了两千四百元。对他来说，那间地基是跳着脚刚能够得着，又上浮三百块，他觉得自己够不着了。
“你连这个都交不起，建什么房子啊？”陈林光将他一军。
表弟难，镇政府亦难，一户三百块，六千来户就是一百五十万。没这笔钱有些路就修不起来，电拉不进来，自来水龙头也流不出水。
陈林光又一想，表弟确实有困难，作为表哥不该跟他发脾气。他平稳一下心绪，缓和一下口吻：“你到底有多少钱？”
表弟媳妇说：“互助会的钱我们还没拿到，拿到的话有八千多块钱。”
“你先借三百块交上，过了期限就不好办了。你可以建四层楼，房梁可以细一点儿，窗门的木头也可以窄一点儿，这样可以省点儿钱。”
表弟借钱交了。表弟难，别人也难，陈林光的弟弟卖掉村里的房子才筹到三千块钱，买下地基后，建房的钱还不知在谁的腰包里揣着呢。相比之下，他们还算幸运，老房子有人接手，没人接手的话就得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进城了。
不仅他们幸运，前几批买地的都幸运。他们的幸运在于有眼力，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是拥有有眼力的亲友，他跟着走了。这种幸运不是所有人都有的，石桥头有位林姓村干部，有弟兄六七个，在村里很有势力。他觉得哪儿都没有村里好，当别人卖房去龙港时，他买房。
村里的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老林也许觉得这有点儿像击鼓传花，买的房子最后砸在自己手里。老林很务实，跑龙港看了看，也许发现了龙港的好，他也许发觉龙港像辆打不着火的汽车，要一大群人呼哧带喘地推，当你笑话那群人很蠢时，偏偏车就打着了，那群人上了车，司机一脚油门踩下去，你连影儿都看不见了。
老林的纠错能力很强，也不怕别人耻笑，在龙港买间房，搬了过去。
每家每户追加的三百块钱收了上来，发现资金仍然有缺口，这怎么办？镇委、镇政府开会商量，还能再让老百姓追加吗？
陈林光建议：“中间的水泥路应该先做好，两边的人行道就让住户自己解决吧。”
看来只能如此。水泥路修好后，呈现一道奇观：机动车道窄窄的，人行道宽宽的。二十四米宽的龙翔路，中间的水泥路仅十米，两边各留出七米的人行道。建新路的水泥路才七米，刚够双向两车道。好在当时龙港没有汽车，自行车也不多，行人走机动车道。进城农民过去走的是泥巴路、茅草道、上山或下山的羊肠小道，还没走过这么平坦整洁的水泥路，感到很满足。
可是，中间的水泥道修好了，两边的人行道不能不修。不修的话就变成两边的“水泥路”[2]夹着中间的水泥路。下雨天，泥巴沾在鞋上，带到水泥路上，搞得路面上除了水就是泥。
镇政府决定临街住户“各人自扫门前雪”，自己出资修门前的人行道。陈智慧说，她搬到龙港时，只有龙翔路、人民路和建新路这几条主要街道铺了窄窄的水泥路，百有街等还是泥巴路。她家位于建新路上，家门前的人行道是自己出钱修的，大家也没觉得不合理，因为人行道修好了，商铺的人气也就上来了。
修路时，陈定模跟老百姓说：“我们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修人行道的钱是你出的，不是镇政府出的，镇政府没钱。道要由你来管，坏了还要你来修。”
这下好了，路修到谁家门口，谁就会跑出来监工，紧盯着施工队，生怕偷工减料，质量不好就骂娘。那年冬天，龙港下了一场雪，以往随下随化，那场雪不知怎么却站住了，不化了。临街住户急了，用铁锹铲、镐头刨怕伤了路面，只好烧开水去浇。
人行道上没有绿荫怎么行？没树的街道就像光头女人，不仅不美观，夏天还缺少阴凉，行人要被曝晒。
“搞什么绿化？外边那些稻田不就是绿化吗？”有位镇领导说。
在建镇的想法和认知上，陈定模跟许多镇干部难以达成共识。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迁就他们，把龙港建得很平庸，像个超大村庄，好处是不伤和气；二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建，把龙港建成一座现代的、大气的城镇，代价就是领导班子失和。陈定模选择了后者。
陈定模提出临街房子要每家门前一株树。镇里购进一千七百株树，有樟树、梧桐、白玉兰、桂花和芙蓉，按每株十五元卖给业主，让他们自己去种。
树栽下后需要浇水，要施肥。陈定模了解农民，知道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树钱是你出的，这棵树就是你家的了。种不活，你还要再种，直到种活为止。你家的树种活了，长得茂盛，代表你家兴旺发达，”陈定模停顿一下，又说，“不能让种下的树死了，那样也许你家就会衰落……”
一株树与家运联系在了一起，这还得了？女人迷信，对陈定模的说法深信不疑。早晨起来，不管多忙她们都不忘给树浇水。树叶黄了，飘落了，她们像家人生病似的急得不得了，到处打听怎么办。孩子淘气摘下一片树叶，妈妈气得骂他，甚至打他。
那一批一千七百株树的存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绿化了3.26公里街道，形成了2.1公里的绿化带。
龙港的人口越来越多，仅有一家菜市场怎么行？镇政府一连给县政府打了三次报告，申请八万元经费再建一处菜市场，县里却迟迟没批。“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不是件小事，再拖下去老百姓要骂娘了，于是镇政府采取港区建第一菜市场的做法——集资。在镇政府的领导下，群众推选出菜市场筹建领导小组，设计好菜市场，划分几个片区，然后贴出招商告示，有意到菜市场经商者交三至五百元即可享有使用权。结果，招商告示贴出后，不到三天就有二百七十多人报名，集资了7.74万元。二十八天后，一个建筑面积为一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的菜市场就竣工投入使用了。
从农民进城那天起，孩子入学问题就摆在镇政府的桌面上。有些农民之所以进城，是想让孩子享受城镇的教育。他们那一代没读什么书，有的连字都不识，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书，读好书，考大学。
1985年5月，镇政府发出《关于切实动员起来，做好集资办学的通知》，成立“集资办学领导小组”，号召群众和企业捐款。陈定模召集村支书开会，“你们要带头，要为孩子上学做点贡献，每个村出几亩地。”
年底，龙港镇征集了一百七十五万元，建了四所学校。建龙港第一小学时，方岩村不仅捐了五亩地，还给学校建了图书馆和教学楼。学校没有操场和体育设施时，方岩村又给予了捐助。
3
上边没有线，你怎么能自己搞出城管中队这枚针？
“陈书记，街后面出问题嘞，他们都在争地，在那盖房子……再不管就管不住了。”陈林光在会上跟陈定模说。
龙港的房子每间三米五宽，十二米深，临街房的后面留有四米宽的消防通道。有些住户乱搭乱建，在这儿搭个棚子，在那儿砌个鸡窝猪圈，消防通道被挤得“弯弯曲曲细又长”，现在又抢地建房子，一旦失火消防车开不进去，只能眼睁睁看着烧为灰烬。这怎么能行？
还有人反映，农民进城后习惯不改，有人从楼上往下扔垃圾、吐痰、泼脏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白的、红的、蓝的破塑料袋，有的刮到电线上，像灵幡似的……
1987年，作家叶永烈在龙港的街头看见“一堵刚刚砌成、尚未粉刷的墙上，见到用黑墨写着一条大字标语：‘谁在这儿大小便，谁就是乌龟！’那乌龟两字并非写出来，却是一个圈儿四条短腿外加一个脑袋一条尾巴。”
可是，识字的、不识字的照样在那儿大小便，没人变成乌龟。于是，龙港的街头时常出现这么一道道“风景”，两个男人偶遇，热聊几句，一位转身对墙撒尿，另一个也跟着解开裤子，俩人边尿边聊，仿佛不是解手，而是在酒桌碰杯，把身后来往的行人当成了端菜倒酒的服务生，或田间地头的庄稼。尿完肩膀抖了抖，转过身聊两句，各奔东西。时常见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遇，把车横在道上就聊开了，根本不管车子挡不挡路。有时四五个女人抱着孩子嘻嘻哈哈地说着，孩子要拉屎，妈妈就让孩子把屎拉在路上……
人民路与镇前路的交叉路口行人较多，镇政府安了个红绿灯，没想到红绿灯成了摆设，行人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有时不是他被自行车撞了，就是他撞自行车了。
还有，早晨早点摊撤后，满街狼藉，到处都是垃圾……
农民一边向往着城镇的生活，一边把龙港当成乡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怎么能行？靠自觉肯定不行，得有人去管。谁去管？警察去管，不行，龙港镇还没有派出所，只有两个治安民警，他们从早忙到晚，哪里管得了交通秩序？镇政府也管不了，镇委、镇政府满打满算才十多个人，哪里能挤出人力管这些事？这又不同于栽树修路，“谁出钱，谁受益”。
陈定模灵机一动，成立一支执法队伍——城管中队来维护秩序，监管镇容镇貌。
“全中国都没有城管这一说，我们搞行吗？”
“编制从哪来，人员开支怎么办？”
也许有人在心里说，哎呀，老陈哪，你也太不懂规矩了，中国的行政机构是“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边没有线，你怎么能自己搞出城管这根针呢？
1986年8月，陈定模把想法跟县领导谈了，领导没有反对。龙港镇从企业和社会招了十一人。执法队伍嘛，总得统一着装，穿什么制服好？军装不行，警服也不行，最后不知是在南京，还是武汉、南昌找人给设计了一套制服。[3]
具体什么样的？担任过城管中队支部书记的李其铁说，军黄色的，跟军装差不多，纽扣是从永嘉买的，光扣没有字；大盖帽，帽徽是国徽，在金乡那边制作的。编制是我们镇政府的，就跟现在的辅警差不多。队长是一位转业军官，带过兵，在公安局干过。
采访陈林光时，他拿给我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上边写着“1986年7月镇城管中队成立留影”，图片上的人分为两排，坐在前排的有陈定模、陈林光等八位镇领导和城管中队的两位队长，后排站着八名城管队员，其中有两名女性。他们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蓝裤子，衣领上是红色领章，戴的是白色大檐帽，帽徽看不大清楚。
图片上的文字是陈林光写的，我觉得时间可能有误，在龙港档案馆查到1986年12月8日镇政府给县政府打报告：“我镇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的地位日显重要，限于我镇机关干部工作繁忙，对于城市的管理力不从心。要求成立苍南县龙港镇城市管理中队。”
《龙港镇志》记载：“1987年1月15日成立龙港镇城镇管理监察中队，为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十一人，行政归属镇政府领导，业务上受县建设局指导，经费自负，下设城建规划组、市容卫生组。”
我采访了时任龙港镇城管中队副队长杨孔适，据他回忆，他们的主要职责有两方面，一是城管，二是交管。城管中队成立后，在龙港几条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分别设立了交管亭，节假日人多时派人维护交通秩序。平时他们也要监督行人走红绿灯。龙港有一百辆三轮车和数百辆自行车，车辆乱停乱放也归他们管。镇政府对城管中队很支持，给他们配备两辆公安局用的白色三轮摩托车，还安装了喇叭和警笛。
杨孔适说，最难处理的一是违建，二是摆摊。违建让住户清除，他们不清除，那就得强拆；摆摊的说了不听，那就得没收他的摊和货，摊主不让，就会发生冲突。最难管的地段是银河南路和建新路，那里人多，摆摊的也多，二百多米长的街道从早晨八点钟开始，到中午十一点那里都很热闹。
摆摊的大多是进城农民，地种不了了，家里没了进项，有的还背负买地建房的重债。他们进城后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适合的事做，只好上街摆摊。有卖海鲜的，有卖猪肉的，有卖粮食的，有卖日用品的，也有卖药材的。对他们来说，什么赚钱卖什么，什么好卖卖什么。摆摊的收入还不错，比上班族多许多。摆摊嘛，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在哪儿摆，哪儿还管乱不乱，交通堵不堵。
杨孔适说，我们以教育为主，也不会那么严厉。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怕把事情搞大，通常是吓唬吓唬他们。我们没有公安的力度，把他抓了也拘留不了，顶多把他卖的东西没收了。摆摊的会采取农村的做法——让家里的老头儿、老太太来找，到城管中队连哭带喊，我们没办法只好还给他们。
交通方面，汽车违章，城管可以把车牌摘下来。司机都是外地的，比较听话。
杨孔适说：“多数人见我们穿制服有点儿怕，我们还有呜呜呜响的电警棍，吓唬吓唬他们，‘走不走，走不走？’他们就‘好好，走走’。当地农民会凶一点儿，地老虎么。违章不听，我们就请他到镇政府来，让他写保证书和检讨书。我们那时候当坏人是出了名的，大家都挺恨我们的。我们发宣传单啊，城管的目的就是为龙港好，为大家好。”
有人说，进城的农民第一代学会走红绿灯，第二代学会讲卫生。
分管城管中队的副镇长谢方明说：“龙港比较早地走出了城管这一步，比杭州早十几年。”
据《龙港镇志》记载，城管中队“至1990年底，拆除违建105处，棚架252处。主房建筑违章罚款2700处，辅房违章罚款850处，受罚金额27.5万元。”
[1]“秃顶阿许”为化名。
[2]这里“水泥路”指的是水和泥的路。
[3]为此事，我采访了四五位原来的镇干部，还有时任城管中队的副中队长杨孔适，说法不一致，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