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每查一次，龙港就像遭遇一次强台风，各种流言甚嚣尘上。“陈定模出事了，龙港完蛋了……”
1
我们是跟魔鬼打交道的，得留一手
1986年4月初，陈定模接到通知，让他到市委去一趟。
陈定模忐忑不安起来，前些日子温州市和苍南县派下了联合工作组，重点查干部违纪建房问题。有人说，这次跟以往不同，以往查的是毁田建房，未征先用，未批先建，也就是陈定模的工作问题，这次查的可能是陈定模个人问题。
袁芳烈在1985年12月离开了温州，调任浙江省政法委书记。在新任市委书记董朝才履新前，省委领导明确指示：“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董朝才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走马上任的。到温州后，他将袁芳烈的幕僚丢在一旁，自己深入基层调研，去吃“没人嚼过的馍”了。[1]
看来这回没人替陈定模遮风挡雨了。
“老陈哪，这次你能不能过关，我很担心哪。”老谢悄悄地对他说。
老谢是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跟陈定模很要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学毕业的老谢被提拔起来，得以重用。
“老谢啊，这点你放心，我一点儿也不怕，我心中无愧嘛！”陈定模说。
他认为只要自己没以权谋私，没贪污受贿，没乱搞男女关系，即使被查处了，也不会身败名裂。他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婆胡顺民也放心。
胡顺民命途多舛，三岁没爸，七岁没妈，十四岁上学读书，早起自己烧地瓜丝饭，下饭的是豆腐泡蘸盐水。中午同学吃饭时，她跑到溪边饮几口溪水，慰藉一下辘辘饥肠。冬天，她穿着仅有的一条单裤和两件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十七岁参加工作，十九岁支援宁夏建设，二十二岁因水土不服，逃回家乡平阳县山门镇，嫁给了陈定模。婚后，她干过缝纫工，在食品公司切地瓜藤、养殖过白木耳和长毛兔，还到矿区挑过硫铁矿石，一担矿石超过她的体重。1971年，落实政策，她才复职，那时她已三十二岁。她从粮管所开票员干起，干到粮食局助理会计。陈定模走上领导岗位，三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她终于苦尽甘来。
陈定模到龙港后，她也调到龙港的粮管所。她对这个家，对陈定模都特别珍惜，唯恐他犯错误，失去得到的一切。陈定模平素乐于助人，谁遇到困难都帮一把，哪怕是家庭纠纷，只要找到他，他都会管。有人送几枚鸡蛋，有人送来一只母鸡、几只螃蟹，或拎来一只甲鱼聊表感激之情。胡顺民在粮管所是组织委员，在家是纪委书记，不管谁来送礼，统统拒之门外。
1986年的一天，陈定模的同学找上门来，想批一间地基。这时，地基已不再是三五千元一间。同学也许对这份同学情不大自信，也许觉得不论啥关系都得按“规矩”办事儿，走时给陈定模五百元钱。
陈定模拒绝了，同学也许以为不管咋的也是同学，不客套几句也就说不过去了。他把钱丢下就走了，他没想到陈定模是真的不收钱，这下搞砸了。
“你不要来害我家老陈！”胡顺民追出门外，当着众人的面把钱给了他。他无地自容，狼狈不堪地溜掉了。
在胡顺民的眼里凡给陈定模送礼的都是想加害“我家老陈”的，她绝对不留情面。
龙港不大，有点事儿不到几炷香的工夫就能传遍全镇，从此之后送礼者不敢登陈定模家门。一次，龙港有名的大老板给陈定模送来九千元钱。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笔钱可以在龙港戳起一间三层楼房，陈定模派秘书李其铁到邮局把钱汇回去。他说，“我要留一手嘛。”
“李其铁，我们是跟魔鬼打交道的。”陈定模说。
在陈定模眼里，行贿的老板都是魔鬼。没过多久就证实了这一点，苍南县一位工商银行行长因受贿三万元钱被判刑。行贿者就是送陈定模九千元钱的那位私企老板。
工作组召开动员大会，动员镇委、镇政府领导干部主动交代，轻松上阵。陈定模在会上没有自我检查，反而说苍南县干部建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分县后县政府没有办公楼，干部没有宿舍，县委、县政府才允许机关干部在灵溪、龙港两地建房。干部建房不仅可以解决县政府没钱建宿舍的问题，也带动了农民进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县机关干部不在龙港建房，群众怎会有信心？不过干部建房也存在弊病，那就是干部收入低，建一间房要投资上万元钱，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干部债台高筑，经济压力过大，影响了工作。
老谢会后把陈定模拽到田野，在田埂坐下，埋怨说：“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怎么能那么讲话？让人抓住把柄，说你对抗工作组，还有你好果子吃？”
“老谢啊，我两袖清风不怕。如果抓住我工作上的错误，我无怨无悔。”
干部建房的问题，在采访时刘晓骅说，县机关干部建房补贴百分之十。工作组说这个不对。我说我们看报纸，报纸是这样讲的，我们补贴的是他自己应该享受标准的百分之十，不是建房面积的百分之十。补贴用来给他买地基，当时地基也很便宜。工作组说，你这个不行。我说我们看报纸还看错了？那么这样好不好，开个会，你们念文件，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接下去我检讨，然后我把补贴收回来。他说不要、不要，拿报纸来看看。他自己没有看报纸，另外哪有什么文件。
此事，惊动了省委，一位省委副书记打电话给已是杭州市副市长的胡万里，说有很多人反映苍南县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建房问题，要求对干部占地建房一律充公。他想征求一下胡万里的意见。
胡万里说：“干部建房子，我是了解的，但我又不完全了解。我当时没有制止，我感到苍南干部住房很困难，我们政府拿不出钱来建干部宿舍。最好考虑实际情况，不要归公处理，不要没收。”
副书记听取了胡万里的意见。干部建房的问题不再提了。几天后，工作组把陈定模叫去，让他交代违纪建房问题。气氛紧张，俨然找到真凭实据，就等陈定模主动交代了。
陈定模说，他在龙港仅有一间房。1984年3月苍南县房地产管理所批准县粮食局十九位干部在龙港建房，其中有陈定模的老婆胡顺民。那时，陈定模还没到龙港。当时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局是重要部门。当时有三处可选，即海港路、金钗街和镇前路。局长认为海港路靠近码头，会成为黄金地段。房子临街，不仅可以居住，一楼房间还可以作为商铺出租，或自家做生意。对县机关干部来说，这不仅是难得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
陈定模却没看好那个地段。他说，海港路不会成为黄金地段。从长远来说，陆运将代替水运，靠近码头的地段将会边缘化。你看上海十六铺码头没生意，鳌江那边的码头也没生意，从交通枢纽来说，只有汽车站和火车站有生意。
粮食局局长没听陈定模的，选择了海港路。局长想把边上的一间地基分给胡顺民。陈定模却婉拒了，说分配地基应该公平公正，大家抓阄，抓到什么算什么。胡顺民抓到的是第四间。后来，果真像陈定模说的那样海港路很冷寂。好的地段一间商铺每年可租十几万、几十万，海港路却没人租。
工作组认为陈定模在绕圈子，拒绝交代。气氛陡变，有点儿剑拔弩张。
坊传，陈定模给自己批了很多地，有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还有人说，陈定模在龙港一手遮天，想给谁哪块地就给谁哪块地，他想给自己搞几块地皮那还不易如反掌？
“我的名下仅有一间，大家都知道，在海港路。”
“你名下有一间，实际有几间？”
陈定模想，工作组要查的可能是龙跃路那间地基。
2
儿子失望地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父母？”
镇机关干部分的地基在龙跃路上，共十八间。镇机关有资格建房的人就那么多。地基分好后，他们都没交款。陈定模着急了，镇政府规定，如不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各种款项就要收回地基。
“杨洪生，你交掉。”陈定模特意去了一趟杨洪生家，对他说道。
杨洪生过去是湖前乡文化站的。1984年6月末，湖前等五个乡划归了龙港，陈定模下去调研，觉得这小伙子不错，高中毕业，当过兵，能写能说，镇委正好缺个秘书，于是就把个子较高、浓眉大眼的杨洪生调了上来。从事业编转为行政编，又当上秘书，杨洪生说：“好像官职升了，很开心呢。”为此，他对陈定模心怀感激。杨洪生的感觉没错，在苍南县，镇委秘书相当于镇委的中层副职，要县委组织部任命。
在镇委、镇政府，杨洪生算有钱人。湖前是编织袋之乡，杨洪生的父亲被称之为“编织袋之王”。这个“王”也许没有方崇钿和杨恩柱大，也称得上一路“诸侯”。杨洪生本来在等交款通知，听陈定模这么一说，第二天就把地基款交上了。他交之后，镇机关其他人也都跟着交了。
既然镇机关一人一间，镇里也给陈定模分了一间。陈定模老婆分过地基，他便把分给自己的地基转给了大儿子陈志浩。
采访时，我从陈林光那得到一份准建证的复印件，上面写着：
十字街口朝20米街4间
陈林光、林昌元、许道才、陈志浩等同志，已缴清征地各款，同意建房。请按龙港镇人民政府龙政字（85）05号文件精神，立即动工。
龙港镇城建办公室
1985年10月9日
陈志浩在县农业银行工作，陈定模的二子陈志勤、三子陈志瑜是双胞胎，在县税务局工作。陈志浩没要农行的地基，选择了龙跃路，按理说也不算大毛病。
“即使我们镇里安排他也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候有的人地基要过去后又退回镇里了。”采访时，李其铁说。
志瑜也提交了建房申请，陈定模没批。
“‘有个好爸爸么，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候有这种讲法的嘛。我知道要想他安排我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志瑜本来对老爸就有意见。他说，县里第一批招干考试，他被录取了，老二志勤没被录取，找了一家鞭炮厂打工。“那是很危险的。你想我爸当时当区委书记，如果给他安排个临时工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在的那个鞭炮厂啊，就是把引信跟火药编起来，炸死过很多人。那时候经常听说鞭炮厂出事故，手被炸没了，脸被烧伤了。我也很担心，毕竟是亲兄弟嘛，再说我跟他又是双胞胎。”志瑜觉得老爸心狠，在那种情况下也没给老二安排工作。后来第二批录取时，老二过了录取分数线，这样才进税务局。
志瑜说，他入党时，预备期应该一年，当区委书记的老爸给他延长到两年。平阳分县，缺干部，领导想提拔他为税务所副所长，征求陈定模夫妇意见，他说：“再给他锻炼锻炼吧。”于是志瑜没当上副所长。
“天下哪有这样的父母？”志瑜生气地说。
“你才十九岁，二十岁都不到就当领导，对你没好处的。”陈定模跟他解释说。
志瑜不到二十岁就谈了恋爱，还要结婚。这下把陈定模夫妇气坏了，一是女孩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二是家境也不大好。可是，他们越是反对，志瑜越要娶那个女孩。
“你本来就对我不好嘛，我那么小你就把我送到陈家堡，你就没为我好过。”志瑜对老爸说。
“我真的很亏欠他，没对他怎么好。他结婚我反对他，他想跟朋友借辆车嘛，我就不同意。我说你借两个车太讲排场了嘛。他感觉委屈么，你当爸爸也没支持我，我跟朋友借个车子接新娘，你又不肯。”采访时提起这事儿，陈定模说。
志瑜的建房申请陈定模没批，他对儿子说：“这地基不能批给你，因为你是我儿子，我批了以后，别人就说我以权谋私。”
“他当镇委书记，我在龙港批一间地基他都不肯，我觉得很委屈。我说，别人谁都可以买，为什么我们家人不能买？每个干部都可以在灵溪或龙港建一间房，我为什么就不能建？别人两千块，我也给你两千块，我又不是不交钱。他说我批给你，外边的风言风语也受不了啊，你就不要指望在我手上批这块地了。我就说他不好啊，你不是敲锣打鼓叫人家来龙港买地建房嘛？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对我不一视同仁。”
后来，陈定模离开了龙港镇，他花七万元钱给志瑜买了一套商品房，花高价在河底高村给志勤买了一间地基，这自然是后话。
志瑜当时不理解老爸，老大志浩也不理解，老爸回陈家堡动员乡亲们带头到龙港买地建房，许多乡亲持怀疑态度。家人都为他捏把汗，龙港万一建不起来，我们一家人还有脸回村么？当时，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都带头在龙港建房，为什么不能给小弟批间地基，让他建房？又不是要你照顾。
当志浩被工作组找过去，调查他老爸建房问题时，他才意识到老爸的谨小慎微是何等必要。
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问他：“说你爸犯错误，你相信吗？”
“我爸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在做事的，他在为龙港的老百姓做事。”志浩说。
工作组见陈定模不想交代，于是说：“江口村，你说说江口村的房子。”
“我江口村没房子。”
“你陈书记名下的房子算不算数？”
看来陈定模是想抵抗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我陈书记的房子？”陈定模被问得一头雾水。
“龙港有几个陈书记？”
“你们不会去江口村查一下那个‘陈书记’，不会去派出所查一下户籍档案？”陈定模火了。
工作组掘地三尺，最后发现江口村建房登记表上记有“陈书记”一间房子，办事人员很兴奋，终于抓到陈定模的“狐狸尾巴”了。
听陈定模这么一说，工作组急忙派人去江口村了解情况，派人去派出所查户籍档案。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江口村有位农民，他的名字叫“陈书记”。
“还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如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呢？”
“我陈定模不至于傻到这个程度。我想偷摸给自己批块地基干吗要批给‘陈书记’，批到别人的名下不行吗？”陈定模说。
采访过陈定模的《温州日报》记者胡方松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你为什么要在龙港建房？在鳌江不行吗？在钱库不行吗？”
“你想想，我这个镇委书记要是不带头在龙港建房，农民怎么会相信龙港能建起来，怎么会放心大胆到龙港买地建房？”
工作组每查一次，龙港就像遭遇一次强台风，各种流言甚嚣尘上。
“陈定模出事了，龙港完蛋了……”
“我亲眼看见陈定模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
谣言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所从。每当这时，陈定模家门口或镇政府大门外就会出现一些身影，他们不声不响地守候在那里，看见陈定模从家走出来，或走进办公楼就像晨雾似的悄然散去。
“陈书记，最近没事吧？”街上摆摊的、理发的、扫大街的见他往往会问这么一句。
一天早晨，陈定模推开办公室，见地下有一折叠纸条，看样是从门缝塞进的。他展开一看，上边写首诗：“祖国宏图建一功，丹心可鉴镜前红；于今四月阳春暖，休管东南西北风。”落款是“一位老教师”。
陈定模备感温暖和宽慰，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胡方松对陈定模很同情，采访结束时问道：“陈书记，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社会上到处传说我犯错误了，被抓了起来。你能否报道一下龙港，顺便提一下我的名字，哪怕发个‘豆腐块’也行。”
“行，我回去就写，要让全市都知道，陈定模还是龙港镇委书记，还在主持和坚持工作。”
胡方松回温州后，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温州日报》的二版。
4月初，陈定模接到电话后赶到温州市委，领导说：老陈啊，组织上对你审查是对你的爱护，你不要放在心上。
陈定模略感宽心，看来市、县联合工作组要撤了。接着，领导话题一转，这次中央领导来，不该说的你可不要说啊。
陈定模明白了，中央领导要到龙港视察，领导怕他“乱说”，给他打个预防针。在这短短的五个月，已有两位党和国家领导到龙港视察，另一位是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
3
你不要怕嘛，枪打翘头鸟，可是我已飞了，他们是打不着的
4月6日一早，陈定模接到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今天到龙港视察。
陈定模赶到码头时，雾锁鳌江，船似剪影，对岸朦朦胧胧。他很不放心，在码头周围又检查一遍。他没来得及换衣服，穿的是平日穿的那件草绿色军上衣，蓝裤子和黑皮鞋，看上去不像镇委书记，反而像位退役老兵。在龙港工作的这两年来，陈定模苍老许多，额头多了几道皱纹，头上多了几缕白发。再过三年，他就五十周岁了。家人都劝他别这么搏命了，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大孙子都两周岁了，还折腾个啥？
万里两年前就想到温州视察，从北京到上海后感到身体不适，温州又不通飞机和火车，公路也很难走，只好作罢。温州市委听说后，派人赶到上海向万里汇报，还带去了温州各区县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的资料与录像。万里听取汇报后，指示温州市委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闯出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
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试验区，万里和郝建秀想到温州视察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发展情况。温州市委推荐四个地点——乐清县柳市镇、苍南县龙港镇、瑞安县塘下镇和永嘉县桥头镇。
4月6日上午10点钟，白发皤然、穿着长款过膝蓝风衣的万里和穿着米色风衣系着丝巾的郝建秀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渡过鳌江，踏上龙港的土地。已恭候在码头的陈定模疾步迎上前去。
在陈定模的陪同下，万里等领导步行到离码头不远的龙翔路，这是一年前竣工的三千零八十五米长、二十四米宽的水泥路。两年前，龙翔路还是延绵起伏的防洪堤塘，两侧到处是坟冢白骨，一片荒凉，建镇后铲平防洪堤，修建了这条具有标志性的街路。这成为龙港的黄金地段，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有中百商场、烟酒公司、五交化贸易中心、中西药大楼，以及金属、化工、建材、农资等公司。这一地段地价最高，前段时间拍出的“地王”——杨恩柱他们的七层楼就这条路上。
这时，跟龙翔路相交的六百八十米长、二十四米宽的龙跃路也热闹起来，有了影剧院、新华书店和书摊。年初，作家叶永烈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座新城平地拔起，突兀于我的眼前！这是一座全新的城。不光是居民楼、宾馆、商场、剧院都是新建的，就连厕所也都是用水泥钢筋新造的。街道宽二十四米，按大城市的规格建造。房屋也差不多是按同一模式建造。统一规划，显得格外整齐。一排排落地长窗，很有气派。”
见路边堆着许多木材、玻璃、石板，万里问身边的陈定模，这些建材都放在外边吗？
“是的，总理。几十个施工队，上百个施工工地，建设速度很快，建材需求量很大，所以造成大量建材没处放，只得堆放在外边。”陈定模解释。
万里见街边有家杂货店，走了进去。他一打听店主是来自宜山的农民，做再生布赚到了钱，来龙港投资建房，安家落户。万里像遇到安徽老乡似的跟他们聊起来。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改变了农民唱着凤阳花鼓逃荒讨饭的命运。在三年前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对苍南县宜山区农民利用再生纤维发展家庭工业大为赞赏。万里的肯定犹如一缕晨曦洒落在灰蒙蒙的温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温州一直是反面典型，“文革”期间，温州被王洪文视为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粉碎“四人帮”后，温州又成为“一打三反”的重点，被“五地下”（包括地下施工队、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等）、“八大王事件”搞得灰头土脑，狼狈不堪。
万里问店主建这么一间房子花了多少钱，办哪些手续。店主的老婆一一回答后，万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他们的房子。这是一间四层楼，厨房和卫生间齐全，下边开店，上边住人。见苍南的农民不仅进了城，还拥有这么好的房子，万里十分开心。
接着，万里、郝建秀走进镇政府办公楼。在四楼的会议室，万里一行听取陈定模的汇报。
万里听得仔细，边听边问，不时打断陈定模，问现在老百姓有哪些顾虑？对我们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
“你要给我讲实话。”万里充满期待地说。
万里要他讲真话，市里告诫他不要乱讲，该听谁的？陈定模犹豫了。他想，万里副总理下来视察不就是要了解民情，听到真话吗？不讲真话，对得起年已七旬的万里副总理吗？不跟党中央说真话，还是共产党员吗？可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会让在场的市、县领导不爽，甚至难堪。得罪顶头上司还会有自己好果子吃吗？
陈定模想了想，今天豁出去了，“总理啊，基层改革很难，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个别人在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最后谁也不想干了……”
两年来，调查组一拨拨下来，这拨查完没几天，下拨又来了，审查账本、批件、准建证、合同、建房名册……不知翻了多少遍，镇机关干部被叫过去一遍遍询问，哪还有心情工作？
前些日子，县纪委把副镇长谢成河和他老婆传了过去，把他们夫妻俩分开，让他们分别交代问题。
“谁送钱给我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啊？我要是把人家钱拿来了，你就给我开除了！”他们问来问去，把老谢问火了，气愤地说道。
“别急啊，你就说说镇政府办公楼的指标吧。”
建镇政府办公楼，县里没拨经费，只批了二十万立方米的木材、五十吨水泥的指标，镇政府筹集了十一万元钱。在镇长办公会上，主管镇政府办公楼建设的谢成河提出买十万立方米的杉木、十万立方米的松木。松木做办公桌椅和卷柜，杉木用于基建。他这一提议得到通过。
他跟宜山家具厂说：“我给你十万立方米木材指标，你给我打办公桌椅，卖我便宜点儿。”
建镇政府办公楼时，那里有条河，河上没有桥，建筑材料运不过去，老谢就用杉木搭了一座桥。建龙港第二小学校时，要把电线从斗门那边的变电所拉过去，老谢就把剩下的杉木做了电线杆。
“你是问木材吧？你自己去数吧，我搭那座桥用了多少杉木，从变电所到二小用了多少电线杆。”
幸亏镇机关干部大多数是老谢这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被工作组查了一次又一次还那么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一次次调查影响了龙港速度。镇机关只有二十三位干部，许多人兼有多职，一人干两三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除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接待参观考察团，每天少则三五拨，多则十几拨，最多的一天十九拨。
陈定模说罢，会议室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当地领导解释说，“我们查的是违法乱纪，不是城镇建设。”
万里问陈定模，全国人大出台了《土地法》，你认为土地归县里好，归乡里好，还是归村里好？
陈定模略思索一下说，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问题，没有很好思考过。按照我的个人看法，土地应该归村里。
万里问，为什么？
陈定模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官。乡干部在一个乡干几年就要走，对土地不会珍惜。对村里来说土地是命根子，应该归村集体。
万里又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小学生。”
万里、郝建秀在镇政府门前跟大家合影之后，上车赶往平阳县，从平阳去瑞安。
“陈书记，你那话讲得不好啊。你讲过后，领导的脸都青了。”章圣望担心地说。
“哎呀，老章你不要怕嘛。枪打翘头鸟，可是我已飞了，他们是打不着的。”陈定模不在意地说。
新华社记者采访陈定模时问：“都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别人都怕，你为什么不怕？”
陈定模说，我这个鸟啊已经飞得很高了，超出他们的射程。他看得到我，却打不中我。他们要搞我，得到中央去搞我。在县里和市里是办不到了，想不让我在龙港干下去，想把我处理掉，没那么容易。
万里回去不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带一班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龙港。
张广友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贫困小山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毕业后，在新华社做过三十年记者。“文革”末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被波及，在这一逆境下万里与张广友结识。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张广友跟随万里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采写了一百多篇报道，倾力为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
“张总编，你们那篇报道可把我害惨了。”见到张广友，陈定模就直言不讳地说道。
“哎呀，实在抱歉！我们的报道不慎重，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们虽然征地手续不够完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在集镇建设上进行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探索，《农民日报》应该为之鼓与呼。为弥补过失，我们要对龙港进行重点报道。”
后来，《农民日报》不仅为龙港做了一整版的报道，还与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联合主办了一场农村改革大讨论，其中有“如何看待龙港这样的农村小城镇的兴起”。称龙港为中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闯出了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路子”。
温州市市委书记董朝才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企业，他想看看狡猾的温州人究竟是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谁知三个月后，他却改变了对温州的印象和原有的想法，他说了一句：“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离任后，董朝才回顾在温州工作时说：“回顾我在温州工作五年的历程，我深深感到，坚持改革试验，既艰难，又有风险……我可以说是在争议中坚持工作，在工作中忍受争议。”
何止是董朝才这位市委书记，陈定模这位镇委书记不也如此吗？
[1]焦裕禄在兰考县治洪水、控流沙时，下属劝他不必亲临一线调研，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