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亿拿过来，我把龙港大道建起来。哪怕把我杀头枪毙，我都愿意
1
我把龙港大道建起来，哪怕把我杀头枪毙，我都愿意
1990年4月，龙港镇政府换届，李其铁当选为镇长。
选举前，一位县领导问李其铁：听说有十名代表联名推荐你为镇长候选人，是吗？
李其铁这时已是镇委委员、常务副镇长。
“我没想过参选镇长。”
领导说，你要出面推辞掉。我同你去跟代表说说。
“好，我听你的。”李其铁答应了。
李其铁和领导去见了那十名代表。他觉得有的面熟，却叫不上名字，有的不认识。
“你们联名推荐我，是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不过组织上已有提名了，我就不能再做候选人了，你们把推荐撤掉吧。”
“为什么要撤掉？”代表不同意。
“选举法规定我们十位代表联名推荐，跟组织提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代表对领导说。
领导见十位代表态度坚决，经请示同意后把李其铁列入镇长候选人。
最后，李其铁还真就当选了。这不奇怪，李其铁当副镇长这三年业绩突显，在百姓中是有口碑的。1987年春，李其铁上任副镇长的第三天，一群人拥进镇政府，说他们企业倒闭了，在资产瓜分上有分歧，要求分管工业的副镇长李其铁给予协调解决。
那是一家啤酒厂，有一百二十名员工，当初是每人出资一万元办起来的。第一年还不错，第二年就不行了，一百二十个股东要求权力均等，谁都想说了算，使得总经理没法抓生产和经营，随之生产技术和销售也出了问题，企业像艘触礁的船，渐渐沉了下去。
李其铁做了许多工作，最后走了破产程序，把企业整体卖了出去。
接着又有三五家企业停工停产，濒临倒闭。有人说，龙港的企业“第一年合伙，第二年红火，第三年上火，然后就是散伙”。原因是股东都是农民，一是盲目上马，二是不懂企业管理与经营，三是不懂技术，四是企业办起来后，规章制度不健全，所有股东都想说了算，加上分配上的问题，企业刚有一点儿起色就陷入困境，甚至是绝境。
一家轧钢厂三个股东，一位乐清人，两位龙港人，他们利用废弃船只拆下的钢板生产螺纹钢，开始还不错，后来产品质量、生产技术、销售和利益分配等方面都出现问题，矛盾激化，办不下去了。
李其铁下厂调解时，股东吵了起来，一位说：“你不想干可以退股啊。”另一位愤然说：“让我退股可以，你要补偿我一万块钱。”两人争吵不休。李其铁只好分别找他们谈话，经过几天几夜的协商，拿出一个方案：企业交一位股东经营，其他股东不愿意留下可按原股金退股。最后，两位龙港的股东退出了，企业交给了乐清人。到年底，乐清人不仅偿还了八万元债务，还赢利两万多块钱。
对办不下去的企业，李其铁要求走破产程序；对能办下去的企业，他帮助解决问题。一家皮革厂，股东们发现承包后，厂长得多了，自己得少了，从而引发矛盾和冲突。李其铁调查研究后，拿出一个在厂长承包下的层层承包方案，这一方案得到股东们认可，企业恢复了生机。
李其铁还帮助股份制企业制定管理条例，还鼓励企业创新，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一家毛毯厂，用边角废料生产再生毯，过去由于低档廉价在贫困地区和非洲还有销路，后来逐渐趋于淘汰。在李其铁的帮助下，产品得以升级，改为生产床上用品，企业没随产品的淘汰而被淘汰。
李其铁分管三年工业，1987年龙港工业产值为6906万元，1988年为1.303亿元，成为温州市第一个工业产值突破亿元的乡镇，1989年为1.513亿元。[1]
李其铁调到龙港后，当了十个月的秘书、三年的副镇长，成为陈定模的左膀右臂。当选为镇长后，他的才智和魄力得到充分展现。他说：“我是人民代表选举的，要为人民负责；我是本地人，要为家乡负责。老百姓不敢干，我来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问，给龙港引进三十亿外资，你敢不敢要？他回答：“敢啊，这三十亿拿过来，我马上把龙港大道两边的建筑建起来。哪怕把我杀头枪毙，我都愿意。我为龙港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牺牲了我个人有什么问题啊？”
陈定模当书记时，由于众多的干预，龙港大道的规划被改为二十米宽，留下了遗憾。在龙港大道施工前，李其铁为把它改为五十米煞费苦心。他邀请县规划局的一位科长陪他去南京拜访东南大学的专家——科长的老师。专家不仅重新设计和规划了龙港大道，还制作了沙盘。
“你把龙港大道搞这么宽干嘛？”一位镇领导不解地说。
“怎么？你要搞五十米宽的路？这不可能实现的，温州市人民路也只有三十二米宽，你龙港大道搞五十米，这个可能吗？”温州市规划局专家在评审时说。
李其铁据理力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龙港大道最终被建成五十米宽，成为龙港最宽的路。
李其铁在司法领域工作五年，他很注重依法执政，每做一件事都要有法律依据。他当上镇长不久，发现在一黄金地段出现一片违建，如不拆除会影响龙港的长远发展。他找来了县土地局和执法队，要求炸掉。有领导说情，一位镇主要领导也表示反对：“不能炸！”
县土地局长有点儿犹豫，问李其铁怎么办。他态度坚决地说：“你既来之就炸之。如果不把它炸掉，违建就会像瘟疫一样扩散，炸掉就控制住了。”
最后，那片违建炸掉了，李其铁虽然得罪一些人，可是龙港违建的现象制止住了。
2
第一家包机公司在龙港成立，中国农民“胆大包天”
1992年初，李其铁的办公室来了一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之为“胆大包天”的农民——王均瑶。
王均瑶要“为温州架起一座空中桥梁”，想在龙港注册一家包机公司。
“我们全力支持你！”李其铁说。
龙港是农民创业的沃土，哪怕你想上天也会有人帮你扶梯子。
有人说，王均瑶与长沙人打交道时说自己是温州人；与温州人打交道时，说自己是龙港人；与龙港人打交道时，说自己是金乡人。王均瑶还真是龙港人，要不然也不会来找李其铁。1990年，王均瑶在距镇政府不远的镇前路93号买了一间二手房，不仅把家搬过来，连户口都迁了过来。
王均瑶的小弟王均豪拿到龙港户口时，见户口性质一栏填写的是“自理户”，感到莫名其妙，“这是啥意思？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镇居民。”王均豪想了想，“自理户”大概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人吧。他对这一说法很喜欢，从那之后再有人说他是农民时，他就会更正道：“你说我是农民是不对的，我是自理人！”
李其铁也住在镇前路，位于镇政府门前，王均瑶家的西边，约二三百米的样子。李其铁的地基是1984年在司法局时批的，在百有街。章圣望镇长说，“我帮你调到这边来吧？”
“我无所谓，你把我调到哪里都行。”
最后，章圣望还是帮他调到了镇前路。
李其铁结婚时没有婚房，在岳父母面前有点儿英雄气短。他分到地基后，跟老岳父说他要建房了，老岳父还问一句：“你建得起来吗？”
“建不起来也要建，不管怎么样也要建起来。”
那间地基花去了李其铁一千五百元，建房又花去九千元。为了省钱，一二层是砖混的，三四层是木头的。即便这样他还欠了一万元的债。他有十几个发小，他们每人借给他一百元，其余是跟姐姐借的。姐姐是妇产科医生，收入很好。
王均豪说，他们三兄弟搬过好几次家。第一次是把父母给他们三兄弟建在村里的三间房子卖了，在金乡买房；后来见大家都搬往龙港，又把金乡的房子卖了，在龙港买了一间三层的落地房。由于手里的钱不多，没买临街房，买在了第二排。
到龙港后，他们三兄弟就加入“十万大军”跑业务，没再办厂。王均豪说，“我们买材料给他们加工，付加工费。”他们从事的业务还是在金乡时干的印刷与徽章。
1990年，十八岁的王均豪去了长沙。他自豪地说，我是温州人在长沙办的第一个办事处。所谓的办事处就是租下一室一厅房子。两位哥哥不去时，他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哥哥去了，他就睡沙发。周末，在长沙的温州业务员没事干就跑到他那聚会，电饭锅一插，小龙虾、泥鳅鱼、青菜和豆腐往锅里一推。开锅端上来，兄弟们围着锅捞菜，喝两杯酒，吹吹牛，聊聊生意经。那些人住的是招待所，不像王均豪有自己的空间。
“我那里高朋满座。”忆当年，王均豪骄傲地说。
1991年春节前夕，“高朋”又聚集在王均豪那儿，几杯酒下肚，有人沮丧地说，我过年回不了家了；有的忧愁地说火车票买不到，连站台票都不卖了。那时，回家是件大事儿，温州人脑瓜灵光，有时买不到火车票就买张站台票上车，到车上再补票。且不说买不到票，就是买到也很遭罪，上车没座，要从长沙站到金华，那滋味很不好受。实在困急了，趴到椅子背上，躺在那没有一巴掌宽的地方眯一觉。后来，王均豪学聪明了，上车就钻到座位底下，把脑袋横在过道上，随便别人跨来跨去。到金华了，他们还要坐开往温州的长途大客，走的是弯弯的山道，山上要是滚下一块大石头，把路堵住了，不知要多久才能回到温州。
有时家那边急等钱用，汇款要好几天，王均豪他们要带现金回去。火车站比较乱，还要在火车、汽车上折腾好几天，怕丢了，他们就坐飞机回去。1990年前，温州没有机场，只好飞到福州。到福州后，他们要把钱从皮包里拿出来，装进编织袋子。上长途客车后，把皮包放在行李架上，编织袋子扔到座位底下。假如在车上睡着了，皮包丢了没关系，里边不过塞有几件换洗衣服，小偷以为编织袋子里边装的是土特产，不大会动。
一次，王均豪遇到稽查队查走私，查过皮包后，还要查编织袋。
“等一下，我到里面跟你讲。”
到里边，他给他们看看里边的钞票。他说，在车上要被小偷盯上那麻烦可就大了。
王均豪有几笔钱没收上来，不能回家过年了。三角债——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搞得企业像中了庞统的连环计，被捆在了一起。到了年关，企业会有点儿回款，如不盯在那儿，等过完年人家即便想给你结账也办不到。
不能回家的很郁闷，能回家的也郁闷。
“我们自己出点儿钱，包一辆大巴回去吧？”有人说。
“我们包一架飞机回去吧，四十来个座，跟大巴差不多。”正巧在长沙的王均瑶说。
“你这个牛吹大了，我说包大巴就已经吹牛了，飞机怎么能包啊？”
“怎么不能包？能包大巴就能包飞机。”
两人杠上了。
酒喝完，人散了。王均瑶却较起了真，第二天和王均豪去了湖南民航局。
“我们要包一架飞机。”王均豪跟认识的售票处小姜说。
王均豪跟他们混得挺熟，机票买不到时就找他们搞一张预留的。
“飞机能包吗？”小姜被这哥俩搞蒙了。
“这哪个部门管，你把我们带过去。”王均豪说。
“你要包飞机？可以，可以，反正我们运力也有。”运输处长爽快地说。
运输处开会商讨一番，遗憾的是长沙到温州没开通航线，要开通的话得民航总局批，还要华东局协调，这不是春节前能办成的。王均豪失望地说，我们把牛皮吹破了。
年后，他们哥俩儿还没忘这件事儿，又跑到民航局问长沙飞温州的航线。湖南民航局讨论来讨论去，结论是不飞，理由很简单，长沙飞往杭州每周两个航班都坐不满，你温州那鸟儿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多少旅客？我们的飞机在机场晒太阳没事儿，飞亏了就有责任了。
“我们包机还不行？”王均豪说。
“包机可以。”运输处长说。
均瑶哥俩儿回到办事处捧着计算器算，票价多少，能坐多少人，卖多少张机票能持平，卖多少能盈利……算到凌晨三点多钟，把计算器摁没电了，结果也出来了，可以包机。王均豪说，在长沙看到的杭州人远没有温州人多，一周飞两个航班应该没问题。
“这能包吗？他是谁？亏了怎么办？”运输处长把方案递交到局长办公会，一位副局长说。
“亏了从我们的押金中扣。”运输处长转告副局长的担忧时，王均瑶说。
“这回应该没问题了。”运输处长说。
副局长看一眼王均瑶的介绍信又摇头了：“这张介绍信连机票都买不了，怎么能包飞机呢？买机票要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
他们的介绍信是龙港镇村办企业的，他们三兄弟就挂靠在那家企业。
上哪去挂靠县团级以上单位？龙港镇政府才是科级的，在苍南只有县政府是县团级。王均瑶只好回苍南去找“县团级”了。县里很支持，说温州金城实业公司刚批下来，你就挂靠到那儿吧。王均瑶找那家公司一谈，老板说，挂靠没问题，亏损了怎么办？王均瑶说，亏了从押金扣除，押金扣没了也就不飞了。对方一听没风险也就答应了。
王均豪拿着新的介绍信去了民航局，以为这回合同该签得下来吧？那位副局长看了介绍信还说不行。
“怎么不行？村镇企业不行，县里批的企业算科级，也不行，这是温州市批的企业肯定算县团级吧，怎么不行啊？”王均豪急了。
副局长说，你这是私人企业。
那怎么办？
让你们县政府出证明。
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是一家诚信企业。
王均豪回龙港跟大哥跑到灵溪找县政府。县政府为难了，那是一家刚批下来的企业，我们怎么知道它诚不诚信，是个好企业呢？
王均豪说，我跟县里说，我们是带着善心做这事的，不然冒这个风险干嘛？合同说得清楚，亏损从押金扣除，县政府、民航局都没风险。我们以前说过，赚钱后在家乡铺路架桥。包机等于为温州架起一座空中桥梁，是吧？为那些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兄弟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不是很开心的吗？我跟均瑶算过，这三十来万元[2]押金亏没了，也就不干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们算过，在长沙的温州老乡那么多，火车票都不好买，凭直觉这是有生意的。
副县长想这是个新生事物，王均瑶他们三兄弟为这事折腾了好几个月，再说证明一下也没什么风险，也就给他们出了一份证明，证明金城实业公司是一家诚信企业。
王均豪拿着证明签下协议，接着跑航线……先后盖了一百多个章，终于跑了下来。
1991年7月28日，均瑶三兄弟包机首航成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国内外许多媒体报道了这一新闻。有记者听说王均瑶三兄弟来自“中国农民城”——龙港，报道说：中国农民“胆大包天”。王均豪不高兴了，“我怎么变成农民了呢？我明明是自理人啊！”
三兄弟收到一位老华侨的来信，说你们这三位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中国人都像你们这样，我们的国家不得了了，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封信让王均豪很受用。
接下来麻烦又来了，温州老乡想坐飞机，没有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民航售票处不卖给机票，这可怎么办？王均豪跟售票处主任说，我们包机的公司是县团级的，可以买机票，我给他开张介绍信不就行了吗？
主任觉得有道理，可是一琢磨吓一跳：“他又不是你们公司的，你怎么能给他开介绍信？”
“我们温州的业务员都挂靠在一家公司，出来跑生意，不知道要去哪个单位，公司就给我们带一本空白介绍信，”王均豪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本空白介绍信，“我们回去只要在公司交税就没问题了。”
“你怎么有这么多空白介绍信？这不行，你这乱搞了，是违法的。我们去哪要到办公室开介绍信，还要局长批准。”
“这样吧，你也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我到售票处外边去给他开行吧？要不你就叫警察来，让长沙市公安局给温州市公安局打电话，我们温州都是这样干的。”
主任想想算了。从那以后，凡有来买机票的温州老乡，王均豪就到马路边上给他换张介绍信。
1992年4月6日，均瑶三兄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苍南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在龙港成立。
李其铁在龙港大道给王均瑶批了一块地基。两年后，位于龙港大道的十层龙港均瑶大厦落成。后来，均瑶三兄弟从龙港转到温州，从温州转到上海，均瑶大厦仍然矗立在龙港大道旁。如今，均瑶集团已形成航空运输、金融服务、现代消费、教育服务、科技创新五大业务板块，旗下四家A股上市公司，员工近两万人，规模列中国服务业五百强企业第一百八十一位。
1995年7月，李其铁调离龙港，任温州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他担任龙港镇镇长的五年，建成区面积从5.2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从5万增加到13.5万。1990年，龙港镇实现工业产值2.32亿元，成为温州市第一个工业产值超2亿元的乡镇；1993年，龙港镇名列温州三十强镇第一名，GDP达12.5亿；1994年，龙港镇的综合经济实力位于温州乡镇第一名；1995年，龙港镇GDP突破24亿元，被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3
“我一定要把这个厂做好，要在龙港占有一席之地！”
1997年，杨小霞他们厂难以办下去了。
十二年前，她代表他们四位股东抓阄，抓到龙港这块地。第二天早晨6点钟，天刚亮，她就坐交通车赶往龙港。站在位于新一街旁的那片稻田，梦想就像秧苗似的插进泥土里。那是一块三角地，总面积2.8亩，一分为二后，斜角部分是他们的，约1.8亩多。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厂做好，不论多苦我都认。我要在龙港占有一席之地！”
没找到合适的包工队，他们就自己组织施工，自己监工。每天早起他们赶到龙港，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到晚上10点多钟才搭车回金乡。饿了，他们就到附近的饭摊要几个菜，菜端上来，还没来得及下筷，蚊子就一群群地扑过来。他们跟蚊子抢着吃，一顿饭吃多少蚊子都不知道。
那块地荒凉得连株小树也没有，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暴晒，无处躲无处藏，没过几天杨小霞就被晒得黑不溜秋的了。赶上下雨，杨小霞就跑到距工地不远的饭摊避雨。摊主跟别人说：“这个女的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办企业的，我看她那样子跟乞丐差不多。”
临街的房子刚建到两层时，他们就安装设备开始生产了。杨小霞还是负责销售，她哥的朋友当厂长，她哥当副厂长。没有电话，她买个传呼机，哪怕是冬季夜晚10点钟后接到传呼，她也要从床上爬起来，穿件衣服往沿江路的一个加油站跑，那里可以回电话。厂里没有什么车，只有一辆小货车，她大多靠走路，有时两只脚都走出了泡。
第一年没怎么亏，第二年就赢利了，第三年股东意见就不一致了，厂长觉得在龙港赚的钱不很多，还是金乡好。那几年龙港如潮，潮起潮落，不时有人过来，有人退去。有几拨金乡人觉得龙港道路铺得缓慢，政策上也没有什么优惠，把房子或地基卖掉回去了。杨小霞说：“我对龙港很有信心，一点都没有想回金乡的想法。鳌江也是好的，我二叔的老婆就是鳌江的，我跟她接触较多，我觉得鳌江那边的人追求安逸，钱赚过来一点就想花掉，打打麻将什么的。龙港虽然有起有落，可是节奏比较快。我有时走在龙港的街上，向两边看一看，每家每户的人手脚都在不停地忙着，走路都像跑似的……”
股东虽然意见不一致，还没人撤股。有一件事却把他们这个厂推到倒闭边缘。1997年杨小霞外出回来，被税务部门找了过去，说查到他们厂的一本内账。最后，他们因偷税漏税，被罚了十来万元。不巧的是那年又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库存的原材料的价值跌了近一半，厂里亏损了，有股东想做油墨生意，有股东想把设备卖掉转行做别的，有股东要退出，意见难以协调。有人提出抓阄，谁抓到谁留下。
杨小霞说：“我不能抓，我没有那个实力，抓过来撑不住，这个厂资产要一千万，我小不拉叽的哪里吃得下？我亏多少都没关系，哪怕这几年赚来的钱都亏掉，只要不要叫我去借钱就可以。”
她不要，别人也不要。这怎么办？其他股东劝她接下，因为她最年轻，又是搞销售的，外边还有三百万的欠款可收，只有她接下来损失是最小的。尽管她的家人都反对，她还是出资九百万把厂接了下来。为此，她卖掉文二街的一间落地房，那是她刚买不久的。
她和母亲、儿子搬到了厂里。工厂的后院有三间三层的宿舍。在三层有间套房，她和母亲、儿子住了进去。儿子出生七个月时，她雇个阿姨给带着，早上把儿子抱过去，晚上抱回来。她到龙港后早起晚归，没时间照料儿子，就把他扔给了母亲。当儿子读小学时，她把母亲和儿子一起接过来。他们一家在厂里一住就是十几年。
她接手工厂的第一年亏掉了七十五万元，不过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
杨小霞说：“这个厂让我的人生增加了很多阅历，也学到了很多。独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是不一样的，股份制企业是几个头脑加在一起，我想不到的别人会想到，独资企业你想不到就会出现漏洞。这锻炼了我的意志，我没有办法。就得走下去。”
那些年来，杨小霞一心扑在厂里，她吃住在厂里，每天把车间、仓库、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查看一遍，甚至用手摸一下。厂里的设备要二十四个小时不停，因为停机和开机要很大一笔费用，要加温，要冷却。她哪天晚上醒来发觉设备运转声音不对，超不过第二天故障就会出现。
2010年，杨小霞的一位客户濒临破产，他的产品是她的下游，所以她对那一行业比较了解。她借给他钱，帮他出谋划策。他跟她谈了两三天，劝她把他的厂买下。后来，她买下他的工厂的百分之五十，她外甥女买下百分之二十，她把那家企业接了下来，第一年赚了八十万元，第二年赚了一百六十万元。
有人说她有经商天赋。她说，我这人有个优点，那就是我会把自己所有精力用在事业上。我付出比别人多，别人吃酒、打麻将、跳舞、唱歌，我把这些时间都用来办厂。那次税务罚款后，我就在账上严格把关，该缴的就缴掉，在产品质量上也严格把关，怎么会不赚钱？
4
若不是搭上龙港这艘轮船，怎么可能拥有今天？
2004年，陈智慧参加香港展销会，在深圳停留了一下，去看望她的小女儿海英。
1985年，也就是陈智慧买下龙港建新路那块地基的第二年，她在福建闽西北边陲的建宁山区生下这个女儿。
临分娩前，陈智慧压力山大，她问自己：“再生女儿怎么办？再生女儿怎么办？”这像条蛇缠绕着她的心。怀三女儿时，她也这样。那年，苍南的计划生育一天比一天严起来，“一对夫妇两个孩儿，间隔最好四五年。”那时，她的丈夫刚从职员升到主任，按规定超生是要开除公职的，他们都很害怕。她想万一怀的是男孩呢，做掉还不悔死了，她说什么也不肯做了。陈家堡的女人胆大，没她不敢干的，信用社组织家属做结扎，她是带着婶婶去的，单子上是她的名字，结扎的是婶婶。
她渐渐显怀了，只好娘家躲躲，外边藏藏。要过年时，她潜回家。那时，她家芦浦的房子已建好，两层楼，她躲在楼上。隔壁邻居是接生婆，跟她丈夫还沾点儿亲。
1984年正月，她早产了，孩子的小脚丫先伸了出来，这是倒位难产,在她家的邻居跑到阳台高喊起来：“阿婆过来啊，阿慧要生孩子了，孩子的脚掉出来了……”
这一喊声可把陈智慧和接生婆吓坏了，这要被抓着还得了？丈夫的公职没了，还要罚款，接生婆知情不报，也要受到惩罚。陈智慧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她大失所望。那个跑到阳台大喊大叫的女邻居万万没想到这个女孩就是她未来的儿媳。
生第四个女儿前，陈智慧做了一个梦，梦到去世多年的爷爷说：“你哭也不要哭，你这个生下来还是个女儿。”她一下就哭醒了。早饭后，她问邻居：“姑姑，我要再生个女儿怎么办？”
“送人。”
“有人要孩子吗？”
“有。”
邻居说，对面的那座木桥走过去，山脚下有一户人家，家里很穷，男的娶了一个智障的女人，生下几个孩子死掉了，个把星期前她又生一个，还是死掉了。那家男的说了要，他老婆还有奶水。
小女儿出生了，陈智慧一听是女孩当即就昏了过去。
“你睁开眼睛看一下，看一下啊，你的孩子八斤重，胖胖的……”接生婆说。
她微微睁一下眼睛，孩子就给人家抱走了。
1986年，陈智慧终于生了个儿子。可是，她没忘记送人的小女儿，1991年前后，她去了建宁那个乡村。那天下着雨，远远见到一个戴着黑乎乎斗笠的农民推着板车过来，车上坐着披着塑料雨衣的小女孩。她突然有种直觉，这个女孩就是她的女儿。
“你是不是林水明啊？”
她知道那户人家姓林，跟丈夫同姓。他过来抱女儿时，她仅看了一眼就把他死死地记住了。她还知道他给女儿起名为“海英”。
“啊？是啊。”他抬起头，斗笠下一双疑惑的眼睛。
“这就是海英？”
“是啊。”他愣一下，本能地想挡住女儿。
他也许发现她的目光像温泉，柔柔的，软软的，充满着母爱。他的视线逆着她的目光落到她脸上，有几分惊慌，声音微弱地问：“你，你是海英妈妈？”
陈智慧听到“妈妈”两个字，眼泪就决堤而下，不可阻挡。她突然感到“妈妈”两个字的分量，让她难以承受。
这孩子怎么长得黑不溜秋，一点儿也不像三个姐姐那么水水灵灵，她才五六岁啊。
海英懵头懵脑地看着这个穿着华丽、长得漂亮的陌生女人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她跟着他的车进了他们家。这是什么家啊，穷得一塌糊涂，脏得乱得超出想象。养母持家的能力很弱，要海英后，她又生了两个孩子。陈智慧看得出这位养父心地善良，淳朴实在，待海英很好。
他说，家里的好运气和那两个孩子都是海英带给他的。
海英就一直傻傻地看着陈智慧和养父母，一声不吱。她说，想带海英到旅馆住一宿，明天送回来。养父同意了。海英跟她去了，没有认生。进了旅馆的房间，她用母亲的目光端详着海英，手在她身上缓缓地爱抚着。她把她的小手一一展开，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打量着，似乎在寻找这五六年的影像，当看见那一道道伤痕时，她的心颤栗了，眼睛湿润了。她拨开她的头发，见到柔软发丝上爬着的虱子，她的眼睛又湿润了。
她给女儿洗了澡，理了发，问：“你想要什么？”
海英没有说自己想要什么，而是问：“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妈妈？”
这可能是海英跟她说的第一句最完整、最达意的话。陈智慧多么嫉妒海英的养母，她赢得了女儿最纯真的爱。作为生母，自己得到什么呢？内疚、愧怍、自责？陈智慧又泪奔了，不过她转瞬就明白了，女儿这么小，却如此懂得感恩。她领着海英上街，去给养母买东西。
临告别时，陈智慧恋恋难舍，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女儿。那张大红名片很符合陈家堡人的张扬个性，上面印着“龙港标牌工艺厂厂长陈智慧”。海英把那张名片收下了。她上学了，就把名片夹在书本里，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了。她时常告诉同学：“我还有个妈妈，浙江的妈妈，她是厂长！”
海英读小学时，一次邻居把她领了过来。陈智慧不敢让她住在自己家里，把她藏在娘家。一次，陈智慧偷偷把她接回家，她像一头误入别人家园的梅花鹿，怯怯生生，缩头缩脑。海英要回去时问陈智慧：有没有给爸爸的衣服，有没有给妈妈的衣服。
“有，有，有。”陈智慧说。
海英读初中时，一位亲戚来信说，林水明家供不起了。
“一定要给她读，给她读！”
陈智慧回信，并寄去了读书钱。
海英考高中那年，陈智慧的婚姻破裂，前夫分走部分家产，四个孩子，不，五个孩子全部归她。可是，她还是把海英的读书钱汇了过去。那几年，五千块、一万块地汇往建宁。
“给不给她读？”海英没考上本科，被大专录取，那边打电话问。
“给她读，要给她读，一定要给她读！”
放下电话，她就给海英汇去一万五千元。海英读大学的三年，汇款从没断过。
海英毕业了，在校长的推荐下，她和一位女同学去了深圳，被一家投资公司录取。公司的老板是黑龙江人，是校长的朋友。
那是什么样的公司，老板是什么人？陈智慧不放心，怕海英上当受骗。她借去香港的机会看望海英。她跟海英说要见他们老板，海英吓坏了，老板哪里是你想见就能见的？陈智慧想山里出来的孩子胆小，不让见就不见吧。她跑到那家公司的办公楼下看了看，这才放心地离去。
第二年，陈智慧又去了深圳。她对海英说，她想看看深圳的楼市，海英领她去了。海英跟她的三个姐姐不同，性格内向，不敢大声说话，别人不说的她就从来不问。4月的深圳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可是那两天像夏日似的炎热，她们跑得满头是汗。陈智慧相中福田区繁华地段的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六十二万元。
“这套房子要写你的名字，是妈妈给你的。”办理过户手续时，她对海英说。
海英惊得瞪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妈妈。她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给她买房子。
她告诉海英，四十二万是妈妈给你交的首付，还有二十万贷款你要自己慢慢还。这时，陈智慧转向房地产，资金十分紧张。为给海英买房，她抵押了一间落地的楼房，贷出这四十二万元。
回去时，娘俩儿爬上八层的出租屋，陈智慧脱掉鞋子就不想动了。她年近半百，不像年轻时那么风风火火，可以没日没夜地干。女儿善解人意地给她倒了杯白开水。母女俩躺在床上，像两个孩子似的讲讲笑笑，再讲讲又哭起来。
“妈妈，我在深圳有了房子？这怎么像做梦一样？”
陈智慧想，海英也许这时才知道妈妈有多么疼她。十个手指伸出来不一样齐，咬哪个妈妈都痛啊。
海英说，小时候，我在街上遇到接生婆，她说你妈妈长得很漂亮，也很能干，生你之前还在绣花。她还说，你妈妈是逃到这儿的，生了你就走了。
她的心里也许有个结，妈妈为什么把她送人，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留在自己身边？在福建建宁那个偏僻山村，她吃了多少他们四个人没吃过的苦，遭了多少他们没遭过的罪，受了多少他们没受过的委屈？这些铸就了她的性格。
不过，她也许感到庆幸，养父淳朴、善良、厚道，给了她博大无私的爱，家里鸡婆下的鸡蛋，他舍不得吃寄到深圳。海英懂得感恩，爱养父母，省吃俭用节约下钱来汇给他们。在那个家，只有她一人走出了大山，弟弟妹妹还留在那个穷山村。
陈智慧几乎每年都要去看海英。娘俩时常要聊至深夜。她觉得作为母亲错过了家教机会，要抓紧时间给海英补上。她想让她变得开朗、大方、乐观、豁达，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妈妈，你为什么把她们都生得那么漂亮，那么高，把我生得这么矮，还没她们漂亮？”一天夜半，海英打来电话对她哭诉。
“孩子，你也很好啊，在公司干得很不错，提了职，加了薪，还解决了深圳户口。”陈智慧说。
她知道海英已二十六七岁，该成家了。海英刚到深圳时和女同学合租一间房子，她们一起上班下班，一起吃饭，一起逛街。她有房后也没搬过去住，把房租了出去，这样租金扣掉合租的钱，还能剩千八百块。可是两年前，室友结婚搬走了，只剩下她一人了。她内向，不善交际，加上家在福建乡村负担又很重，男孩一听她那个家也就退避三舍了。
陈智慧这个当妈的着急啊，想让海英回龙港，又觉得龙港不过是个镇，还是小了点儿。她托了许多人帮海英找对象，可是像深圳那样的一线城市女孩婚姻是世纪难题，哪那么好找？
海英在二十七八岁时终于有了对象，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厦门机场工作。婚前，男方家也是顾虑重重。陈智慧知道了，让海英想办法领男友到龙港来看看。
男孩过来了，陈智慧跟他说：“孩子，你放心，海英家里不会拖累你们的，她家里有什么事情我来负责。”
她就这样打消了他家的顾虑。海英结婚那天，陈智慧带领一群儿女去了厦门，海英喜极而泣。他们的出现在婆家产生很大的震动，许多人以为海英不过是个乡村姑娘，除老实巴交、局促懦弱的父亲和智障的母亲之外，就是那两个还在乡村的弟妹，没想到她还有这样强悍、豪放的生母，还有四个卓尔不群的姐弟。
陈智慧送给海英一个五万元的红包。这时陈智慧正值低谷，投资房地产失败，资金链断裂，欠下数千万元的债务。
海英知道她的境况时说：“妈妈，我的房子给你卖掉好了。”
“孩子，妈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卖你的房子。卖掉你的房子就是卖掉你的人生。”
陈智慧感激定模叔，感恩龙港，若不是搭上这艘轮船，她一个离婚女人怎能把老四——海英供到大学毕业？怎么可能给她在深圳买房，让她风光地嫁人。
5
下船的人只能黯然站在码头，眼望着巨轮渐渐远去
陈长许把龙港的两间地基卖掉，赚了一万多块钱。后来，孩子大了，老婆想让孩子去龙港读书，劝他去龙港买房。
“家里七口人要吃饭，四个孩子要培养，我说房子这个东西嘛，身外之物，够住就行了，以后再说。”回顾当时的情境，陈长许说。
一念之差，让陈长许失去了机会，几年后龙港的房子涨到几百万元一间，他买不起了。当年那两间地基不卖，把它建成房子，他至少也是百万富翁。
“我老婆直到现在还怨我嘛。这是时代的问题，我是1949年生人，过去的人做事情很稳的，相当小心的。还有，我没看好龙港。”
采访时，提起建房，仁要媳妇说：“我老公弟弟是很好的人，也很老实，我们盖房子他帮忙监工，看看水泥啊管子啊的质量。那时候房子刚起墙，他跟施工方争执起来，对方铁锹打过来，他雨伞戳过去，把人戳死了。赔了十万，我摊了五万。当时十几户人家在那边起房子，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出几千，那个出几千，帮忙凑了五万。我自己盖房子的三万元都还债了，又跟亲戚借了两万。”
第二年，他们又花两万五千块买了一间四层楼房。地段挺差，房子质量也不好，只有一层是水泥的，上边三层是木板的。不管怎么样，总算在龙港有了房子，可以安家落户了。他们家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边赚钱边置办，家渐渐像了样，家具也都备齐了。
2000年，他们却把房子卖掉了，净赚二十七万五。他们把钱分给了三个儿子。没想到一年后，那间房涨到了一百万。
三儿子结婚时，仁要媳妇给他在沿江路买了套房，过后发现上当了。钱付了，房照办不下来。她急得跑街上买几只螃蟹，拎着去了表哥陈定模家。自从陈仁要弟弟出事、陈定模帮忙平息之后，两家没什么来往。
陈定模听后，抄起电话打给卖房子的，让把钱退给仁要媳妇。对她来说是天大的事儿，陈定模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我家东西很多，你把螃蟹拿回去给老人烧了吃吧。”
仁要媳妇说，他知道我家穷。
后来，仁要媳妇又找过一次陈定模，她女儿想在河底高村买块地皮。这是她第三次为房子的事找陈定模了。陈定模很热情，让座，拿出苹果给她吃，还留她吃了午饭。
听说她女儿要买地建房，陈定模二话没说，跟她坐三轮车就去了河底高村。看过那块地后，他说这个位置很好。
“她家里困难，给她便宜点吧。”他跟村干部说。
陈定模虽然已不是镇委书记了，可是影响力和威望还在。村干部对他很尊重，五万八千块的地基给减了八千块。她女儿在那儿建了一间五层楼，建好后楼下的铺面一年的租金就有两万多，没过几年本就回来了。龙港改市前，她女儿的那间房子已涨到两百多万。
她跟陈定模说，她和仁要在龙港开了三年理发店，赚的钱大都付了房租。
“陈家堡没有理发的，你们回去吧。”
陈仁要夫妇听了陈定模的话，收拾一下就离开了生活十八年的龙港，回到了原点——陈家堡。
中国乡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进城读大学的没回来，没读大学的也进城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陈家堡也不例外，靠理发赚钱越来越难了，陈仁要夫妇只好揽点儿手工活儿做做，赚点儿小钱。
“挺苦的，真是挺苦啊。孩子不乖就是苦啊。”提起儿子，仁要媳妇说。
他们的三个儿子都离婚了，老大老二没有再找，一直单着。女儿过得不错。“女儿家我很少去。女儿好不管用的，这边的习俗是吃儿子的，不好吃女儿的。”仁要媳妇说。
其实，吃儿子的，那是陈仁要上辈人的事情，不论是龙港还是其他地方习俗都改了，改为啃老了，老子要给儿子买房，给儿子娶媳妇，帮儿子养孙子……
[1]李其铁：《龙港“农民城”的建设与发展》，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2]王均豪说，长沙到温州的机票为二百三十元，每个航班四十八个座位，一周飞两个航班，期限为三个月，算出来就是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