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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去了吗?”我问道。

  “很快就可以了。”现在是星期五的深夜,马雷诺侦探不像一大早那样热情友好。他脸色很不好看,疲惫而烦躁,沮丧不堪。他在这个平静的南帕萨德纳小镇已经做了十五年侦探,在这之前,他还当了十年街头巡警。抢劫、杀人,甚至于家庭纠纷,事事都要他来过问。可是,这么多年来,阮凯才是他受理的第七宗谋杀案。前不久的财政削减计划刚刚决定,市政厅将正式取消谋杀案的侦破拨款。

  马雷诺将利昂和我安置在警察局会议厅,因为在这儿可以喝到咖啡。这里没有局里的值班人员和巡逻人员进进出出办理公事,我、利昂和马雷诺三个人可以丝毫不受干扰,整个警察局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安静极了,静得令人心慌,只有值班员和在街上值勤的警车不时通通话,隐隐约约的报话声偶尔会打破会议厅里的寂静。

  利昂撑不住了,他蜷缩在椅子里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阵阵鼾声。

  马雷诺让我从头再讲述一遍事情经过,我分辩道:“我从头到尾已经给你讲过三遍了!”

  “四遍。”

  “好吧,四遍。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些东西足够市里的侦探们忙一个星期。”

  “对不起,”一个值班员手里捧着一个大纸板箱对马雷诺说,“是您要在记录本上签字取走这个东西吗?”

  “放到这儿吧!”马雷诺把纸盒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我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果然,他从里面拿出那个挤碎了的纸包,里面装着我的晚饭。马雷诺用手指头轻轻一拨,露出里面凝成一块块的沙拉和鲑鱼,还有碎的果酱饼。

  “这东西是你的吗?”

  “我的晚饭。”

  “怎么不在饭馆里吃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以前的丈夫在一起,我感到不自在。我们谈完了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待在那儿了。”我无可奈何地缩在椅子上,拉拉利昂给我的茄克衫的领子,盖住脖子。“我早就说过了。我已经说过四遍了。”

  放下纸包,他又从纸箱里拿出一个公文包,将它打开,把里面的文件一页页展开。当我跪在斯科蒂身边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从我手里滑到地上。所以直到马雷诺让我讲述晚上的事情经过时,我才恍然想起这事。公文包和饭盒一样,都被水浸透了。里面的文件边边角角都有点卷曲,不过还完好无损,没有残破。我高兴起来,因为马雷诺对我说的事情半信半疑,这下我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这也是你的?”

  我点点头:“这些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斯科蒂交给我的文件。”

  马雷诺伸手在包里摸索,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以前我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信封,不过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从哪儿来的?”马雷诺问道。

  “我跟你说过,斯科蒂给我一笔现金,我没要,又还给他了。”

  “既然还给他了,怎么会在这个包里出现?”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于是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在递给我包之前把信封悄俏塞进去的。这又怎么了?我告诉过你钱的事儿,这不,就在这儿了。”

  “这又是什么?”他又朝纸箱里看了看,这回拿出了一团脏兮兮的棉纸。“也是你的?”

  “我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我探身看了看,说。

  “看看吧。”他打开棉纸。里面是一个舞蹈者的玉制雕塑,和那天早上阮凯带来的掉在桌子上的那个相似。

  “这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我说,“是一套十二件中的一个。这套曾经在帆港一家博物馆展出过,一直到1975年。博物馆记录过这件东西。我也见过。”

  “你觉得这东西很值钱?”

  “可能是。”

  “那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晚饭里。”

  我拿起这个小小的雕塑,凑上去闻了闻,一股鲑鱼味。

  过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重新闪过,我飞快地回忆着斯科蒂那一晚上所说的话和他的一举一动。他安排了两个约会,一个是跟我,一个是和另一个人。我回想起当他走出候车亭时神色紧张,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看表。我猜他不愿带着一叠现金和这个精致的小玉人去见第二个人。一般合法的商务谈判中,双方初次见面,不会如此紧张,所以,他的这次约会一定有问题。

  马雷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把手上的玉人还给他:“有没有人问过阮凯的丈夫萨姆,包贡在他们家偷走了些什么?”

  “这事有点蹊跷。”马雷诺边说边把玉人用浸着水的棉纸重新包好。“你跟我讲过有人人户抢劫,可能有这事吧。可是那家的丈夫萨姆却说压根没有这回事。他说他有二十年没见过这个包贡了。”

  “萨姆是这么说的?”

  “要么是丈夫骗我,要么是妻子骗你。”马雷诺像个孩子似地握紧拳头,揉揉困倦的双眼。“我开始以为是有人想骗取保险金,可后来档案里没发现有这样的声明。”

  我想理清楚这些琐碎的细节,又问:“你刚才说,‘可能有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证据证明阮凯家真发生过抢劫案吗?”

  “没有。我只是听阮凯说有,而且我还看见她身上的伤痕。”

  “伤痕,嗯?”马雷诺又在纸箱里翻找着什么。“怎么不能弄出伤痕来?你自己刚才就伤得不轻呢。”

  “有人和米丹谈过吗?”

  “我们还在找他,”马雷诺说,“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馆房间里了,你想看看别人是怎么伤的吗?”

  我眼前摆着一排刚刚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发的现场。左边第一张是一张脸部特写,这张脸只剩下一半。那人一双黑眼睛,左侧太阳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个挤碎了的葡萄。下巴上伤得厉害,骨头都露出来了。剩下的部分没有半点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经一塌糊涂了。右脸被压扁了,一只眼睛瞪着,没有丝毫表情。

  第二张上是一具没有头也没有手脚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车门的痕迹,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笔画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没有伤的胳膊至少断了两处。头发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这人是那个叫阿尼-鲍尔斯的吗?”我问马雷诺。

  “我正要问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我拿起马雷诺的钢笔在纸上写道:“他是让利昂用汽车压死的吗?”

  马雷诺也看了看利昂,一丝笑容飞快一闪——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说:“只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点,他的伤足以送他上西天。验尸官验出,他是让口径9毫米的手枪给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来:“他是被人开枪打死的?是谁打死他的?”

  马雷诺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张来,看上去像一团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弹从脑袋后面射进去,开了个大洞。”

  “没有人身上带枪。如果刀疤和多德两人谁带了的话,我应该早就感觉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细回忆着,“鲍尔斯自己又不会开枪打死自己。那还有谁呢?”

  “反正你说的那个刀疤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你把他甩下车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现在躺在监狱拘留所的医院里,浑身都包扎着。你说的叫多德的人还没找到,不过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诉过刀疤说鲍尔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鲍尔斯被车撞倒的时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会又返回去,把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说呢?”

  “你说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伤的动物那样?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枪,他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斯科蒂呢?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马雷诺点着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枪,干嘛不在那儿就杀了我?他有的是机会开枪。”

  “手枪的声音太大。”马雷诺拿起一根铅笔,在纸片上随便划着。“你想没想过,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杀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围没有别人了。”我争辩着。

  “你不是说有厨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现过吗?你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我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没看见他们的人。”

  “他们是厨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们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说的没错。而且我也没看见是谁杀了斯科蒂。”

  “你刚才说,那辆白色福特车开过来之前,你已经看不见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们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经倒在路上了。”

  “可是问隔时间那么短。”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刀疤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我一边说,一边竭力回忆刀疤说的每一个字,“他说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的,还说我得还他这笔账。”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头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疯了。

  “休息一会儿吧。”马雷诺说。

  “好的。”我合上眼睛。

  马雷诺翻了翻文件,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回到纸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这间宽大的会议厅。利昂的呼噜声变成一阵阵轻微的鼾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着了,还是在做梦,或者是继续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马雷诺带我穿过一条漫长、阴森的走廊,来到县里的认尸所。我们在门外等着,直到验尸员把斯科蒂的尸体处理好后才进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所有白天送来的死尸都冷冻在冰箱里了。可是我还是闻到一股异味。四周的墙壁和通风管道总弥漫着这种特别的味道。

  在门厅绿色荧光灯那冷冷的灯光下,马雷诺的脸被照得惨白,他不断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说“还好”。其实我感觉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门打开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们眼前。车床是纤维玻璃做的,而不是垫子。值班的老头叫利普斯基,他向马雷诺打招呼:“探长,这次自己带桶了吗?”

  马雷诺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马雷诺远点。”利普斯基提醒我说,“他可是经常这样。”

  斯科蒂被裹在一张厚重的塑料布中,当利普斯基把塑料布从他脸上拿开的时候,有人上前把尸床的支架放下来,使得床微微摇晃了几下,斯科蒂的尸体也随着前后晃了晃。就好像睡梦中的人被打扰了,动了动身子似的。马雷诺终于呕吐起来,他脸色铁青,伸手想扶住点什么,却错抓住斯科蒂的腿。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从嘴上拿开就昏过去了,像一只沉甸甸的袋子一样栽倒在我脚下。

  我很高兴能照顾马雷诺而不再看斯科蒂的尸体,再看下去,我自己也要崩溃了。

  马雷诺醒过来,十分尴尬,他嘴里嘟嘟囔囔说着对不起,开着小玩笑。

  “我已经看完了吧?”他说着,坐在地板上,背紧贴着墙壁,“想看的差不多都看了吧?”

  利普斯基递给他一杯可乐饮料,拿他取乐:“看完了,马雷诺?你得一辈子看下去呢。这工作就像男女间的事一样,你让它弄得一团糟,还是忍不住要做的。”

  马雷诺笑着说:“什么男女的事?我不记得了。”他说着朝我看了一眼。我身边就停放着前夫的尸体。马雷诺突然脸红了。

  “对不起,”他很懊恼自己的举动,“我没有别的意思。”

  斯科蒂看上去就像个蜡人。我在等马雷诺回会议厅时,把脸埋在胳膊时里,尽力想忘掉斯科蒂的那张脸。

  真是不可思议,我和斯科蒂有过那么长时间的交往。一开始我们常常在床上翻云覆雨,快活极了。后来,我们的爱更深刻,更耐人寻味。我们不再那么多地纠缠在一起,但爱意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回过头再看那段日子,总想回忆起从什么时候起,斯科蒂开始没完没了地忙碌并对我冷淡下来。我肯定,在搬到旧金山之前,我们的感情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想起有一个周末,当时我们刚买下旧金山那幢房子不久,我们两人一起收拾屋子。我在刮餐厅里的橡木墙围上斑斑点点的黑印。斯科蒂在地下室,不知在于什么。我们俩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都各干各的,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极不和谐了。

  斯科蒂从不喜欢动手干点什么。他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从不满意自己做的一切。“你别下来。”他干活之前就告诉过我。他不愿意我看到他大发脾气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下楼去了。我借口要件什么东西用用,实际上,是想和他谈谈我们这所房子的押金问题,我们已经为这房子欠了不少钱。我已经决定要和斯科蒂离婚。我们一天到晚谁都见不到谁,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天,当我走下地下室时,到处都找不着斯科蒂。后来我听到榔头敲击的声音。我大声喊他,他竟然是从墙壁的夹层里回答我的。没错,墙的夹层里面。

  他出来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表情让我琢磨不透。一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没有过性生活,斯科蒂说他太累了,不是工作让他操心,就是房子让他烦心。要么就是新卧室的窗户不好,光太刺眼。

  可是那天,就在刚刚砌好的冰凉的水泥地上,我们重温了以前那种我以为早就媳灭了的热情。我们给这座新房起了名字。后来,他在我们身下的地方画了一颗红红的心。他说,要为这个完美的时刻留下点纪念。

  可能我是在警察厅里睡着了,做着梦,等待马雷诺回来。可当我回忆起地下室的那一幕时,心头浮现的却是麦克的脸庞而不是斯科蒂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早就不认为斯科蒂是我的丈夫了。那天可真是奇怪至极。在我的记忆里,斯科蒂以前只有一次这么高兴过。那次是因为他敲定了一笔大生意。按理说在房间里干活只会弄得他烦躁不堪,到底是什么让他那天下午那么心花怒放呢?

  还有一次,斯科蒂也显得十分温柔体贴,跟那次差不多。那是旧金山发生地震的那一天。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出差不在市里——他常出差。我们当时已经分居了。那天为了看凯茜和我是否安然无事,他急得乘飞机回到旧金山。

  我们俩没出什么事。只是地下室的地板裂了条大口子,正好穿过那颗红心,一堵后墙也倒了,地基得再打,屋顶破了,下水道出了问题,要修复这幢房子得花费不少钱。不过比起邻居们,我们这些问题算不上严重。可斯科蒂还是飞回来,帮我们修房子。地震那晚,我们最后一次睡在一张床上。

  有人亲吻我的脖子后面,我睡着了吗?真有人在抚摩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面前是麦克-弗林特疲惫的脸庞。

  我坐了起来,问:“奥斯卡没事吧?”

  “已经安顿好了。”他上上下下地在我身上查看着,从我乱蓬蓬的头发一直到靴子上撕破的小洞。然后他又温柔地抚摩着我脸颊上的青肿的瘀块儿,他的手指凉冰冰的,“想我吗?”

  我扑进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他,说:“斯科蒂死了。”

  “我知道了。”他的声音颤抖,“你没事吧?医生检查过吗?”

  “我不需要检查什么。”我强忍住泪水,可还是禁不住哭了出来,因为我所依赖的人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得告诉凯茜这件事,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和爸爸通过话,爸爸说小凯茜已经睡了。我想在她睡醒之前赶到伯克利。”

  “你打算对她说些什么?”

  “婉转地告诉她真相,你说好吗?”

  “很好,别直接告诉她,慢慢说。”他亲亲我的头,“谁去给琳达打电话呢?”

  “马雷诺说他去。我想,从警察局那儿听到恶讯总比从前妻那儿听到好一些,是不是?”

  “我想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通知别人一条坏消息。斯科蒂还有家人吗?”

  “没有了,”我说,“就我们两个。这个该死的斯科蒂,他到底惹上什么麻烦了?他为什么把我们也拉进去?”

  “什么时候你想清楚,再告诉我吧!”麦克转身对马雷诺说:“现在我可以把玛吉带回去了吗?”

  “如果你和她待在一起,这样也行。我们还没有找到嫌疑犯。谁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这事完了以后,我们马上去订票。”麦克说,“玛吉得到伯克利那儿去。”

  马雷诺点点头,表示同意:“告诉我怎么和你们联系。”

  “放心吧,我们会告诉你的。”

  马雷诺拥抱了我,算是最后的告别,这种方式对这样一位铁石心肠的老警察来说,似乎不大谐调。他叮嘱我:“多保重。”

  我们走的时候没叫醒利昂,睡在椅子上比他在空荡荡的单身公寓里还好些。

  我们把轿车停在停车位上,这时仪表盘上的时钟正指向凌晨。

  麦克打了个哈欠,说:“我们可以睡上几个钟头了。”

  我们朝家里走去的时候,我对麦克说:“佩德罗是个冒牌的艺术家。他赚钱全凭脑子里的鬼主意。”

  “那钱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也正在想,”我说,“佩德罗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谁给他的呢?”

  “也许是他赚的。”麦克打开后门。

  “那他为什么不存在银行里?难道他平常总是用现钱付账而不开支票?难道他会把一大笔钱塞在袜子里,又在每一个伸手可及的口袋里放上一点钞票?”

  “如果他一直穿着外衣,钱就不会出问题。”

  “如果他一直存在银行里钱也不会出问题。”我打开厨房灯。“可是他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他是个骗子。那些钱是他用来做诱饵的,他本想钓上几条小鱼小虾就行了,没成想钓到了一条大鲨鱼。”

  “佩德罗真是个钓鱼好手,嗯?我们干嘛谈他谈个不休呢?”

  “我正在谈斯科蒂。”我握住麦克的手臂,恳求他:“我要你带我去一个地方,趁现在我们还没离开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