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晴没能给出这个答案，也没在中心留很久。关澜对她说了收集证据的办法，比如在家里隐蔽些的地方放个摄像头，或者再跟戴哲微信聊一下之前的那两次，让他道歉，从而留下记录。但方晴只是听着，有点犹豫，不知是不敢，还是心意未决。又说了些孩子和财产方面的细节，她看看时间，说是学校快放学了，她得赶着去接女儿。临走倒是跟关澜互相留了手机号。但关澜看着她走出去，突然觉得齐宋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案子还真不一定有下文，至少短时间之内不会有。
方晴没能给出这个答案，也没在中心留很久。
关澜对她说了收集证据的办法，比如在家里隐蔽些的地方放个摄像头，或者再跟戴哲微信聊一下之前的那两次，让他道歉，从而留下记录。但方晴只是听着，有点犹豫，不知是不敢，还是心意未决。
又说了些孩子和财产方面的细节，她看看时间，说是学校快放学了，她得赶着去接女儿。
临走倒是跟关澜互相留了手机号。但关澜看着她走出去，突然觉得齐宋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案子还真不一定有下文，至少短时间之内不会有。
家暴往往就是这样，伤害，道歉，补偿，再伤害，再道歉，再补偿。恰如俗话所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而在第一次发生之后，就好像破窗效应，如不及时彻底地矫正补救，便打破了某种心理屏障，陷入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重复出现，间隔缩短，程度升级。现在，戴哲也许还处在补偿的阶段，方晴也许有一种侥幸的错觉，一切都会好起来。
再次来访会是多久之后呢？那时又会看到怎样的照片？关澜不禁去想。
张井然在旁边感叹：“女的真是不能没工作。”
关澜回神，却道：“我不想说什么女人一定要有工作，甚至觉得不能简单地说男人就是这样不可靠，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说是一内一外，分工合作，一加一大于二，短期也许可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种适合长期保持的状态。它把两个人推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没有交流的时间，甚至见不上一面……”
她这么说着，又想起梁思和何静远。
“我从前看过一本书，是个香港社工写的，”她继续道，“说他曾经在一个社区工作，发现那里的家庭问题特别多，争吵，抑郁，孩子学习困难。他后来总结，在那里居住的人其实都有些相似，父亲大多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而母亲不得不放弃职业转而照顾家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又因为生活中的种种缺少交流的机会，于是便造成一种长期的高压状态，然后再影响到孩子身上。
“有些家庭也许能靠人品，靠爱，顺利渡过了那个时期，但你不能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那个社工觉得这种情况不是靠做做咨询、调整下心态就能改变的，甚至一度让他经历了职业耗竭，回学校又去读了一段时间的书，才恢复过来。那是九零到零零年代的香港，我们这里现在好像也有些相似了，996，007。很少有夫妻能一起下班，买菜烧饭，再坐在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掉，就像从前一样……”
“所以还是资本的问题呗。”张井然笑。
关澜看看她，问：“是不是觉得我有点烦？好像总是在上课一样。”
“没，”张井然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都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好在我跟着你做过几个案子，再看看她们，简直替她们急死。”
而后像小品一样演起来，自问自答。
“比如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她毕业就准备结婚了。男方有现成的婚房，她只需要拎包入住。我说房子一定两个人一起买啊，买不起宁愿租，也别拎包住人家的，万一有个万一，他可以让你拎包走人。
“她说，可是我家也有房啊，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两头婚，没事住一起，有事各回各家。
“我说，那孩子呢，要是有了孩子，孩子户口也落在男方的婚房里，然后就近上了学。万一有个万一，法官出于不改变孩子生活状态的考虑，不会判给你带走的。要是再加上平时是婆婆带得多，你更没戏了。
“还有那种说婚后经济各归各，开销AA的。我真是看见一个劝一个，问她，你们有协议吗？大家都挣钱的时候，你想着跟人家AA。万一有个万一，他病了，你有照顾他，扶养他的义务。他在外面欠了钱，只要债主不知道你们经济上完全分开，就有权找你讨债。”
关澜听得要笑，问：“是不是更恐婚了？”
张井然想了想，却摇头：“倒也没有。”
“为什么？”关澜倒是奇了，还记得张井然在王小芸那个案子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实名恐婚。
张井然却道：“就像进鬼屋，你第一次进去，又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才会特别害怕，真去多了，见多了，还怕它出什么鬼啊？”
关澜愈加笑起来。
张井然也跟她玩笑，说：“总之学法的孩子不会吃亏，就像我们寝室四个人，情人节、520、七夕收男朋友红包，都会要求对方在备注里写清楚是赠予。将来真要是准备结婚，肯定得先互相查征信，名下几套房，几张信用卡，以及存款、投资账户，然后把共同账户开好，该协议的签协议，该公证的做公证，谁还能坑得了我们？”
关澜看着她嘚瑟，倒是觉得挺难得。很多人难免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管不顾地凭一腔热情闯进围城，要么就是看穿了一切，敬而远之。
张井然猜到她的意思，给她答案：“过去的人都觉得婚姻是一个人理所当然的结局，而离婚就是偏离正轨，出了问题。现在越来越多人不这么想了，但我倒是觉得，婚姻仍旧是人生中的理想状态之一，当然，也就只是之一而已。如果有幸能遇到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能像我爸妈那样，就挺好。”
关澜听着，点头，知道这也是个幸福家庭出来的孩子。更难得的是，张井然有这样的态度，理智，精明，却又总怀着一点希望。
其实，她自己也一样，见识过婚姻最坏的样子，但也知道婚姻最好的样子，比如陈敏励和关五洲，或者赵蕊和李元杰。后面这俩，从三岁认识到三十五岁，至今私底下还在互称“元元”和“心心”。
记得有次她在赵蕊家，听见外面开门的声音，伴着一声：“心心，我回来乐！”
最后那个“乐”还加了重音，是那种动画片里的语气，配上李元杰一八几的身高和一八几的体重，有种特别的萌感。她当时快笑死了，被赵蕊捂嘴，不许她笑。
可过后回想，又觉得羡慕。世间芸芸众生，你自觉那么渺小而普通，一生庸碌无为，却偏偏有个人觉得你与众不同，问你粥可温，与你共黄昏，大约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那天傍晚，关澜离开大学城，开车去接尔雅。
路上有点堵，她出发又迟了，开到半路，就收到电话手表发来的提醒：您的孩子已经离开学校。
她于是调头，又往家开。中途经过一个丁字路口，前方红灯亮起，她停车等待。手扶方向盘，不经意地往路边看。
正是初中放学的时间，路上走着不少学生。十多岁是孩子差别最大的年纪，有些已经长得好像成年人，有的却还是小孩，又都穿着一色式样蓝白相间的校服，高高低低，大大小小。
她在其中看到一个瘦长条的背影，长发微卷，在圆圆的后脑勺上扎成个马尾，乍一看像是尔雅，再仔细一看还真是尔雅。
正和个男生一起走着，也是瘦长条，背着大书包。两人倒是没拉手，只是肩并肩，手臂挨在一起。这种事，她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也干过。那种心照不宣的悸动，时隔太久，难以描摹。
虽然早知道有这个苗头，但这么直白地看见还是第一回，关澜一时不知该做何感想，是装没看见呢？还是降下车窗，喊俩孩子一起上车，送他们回家？
可不等她想好如何反应，那边尔雅大概也看到她的车了，忽然九十度急转弯，拐进了路边的便利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