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宋红卫先开始做服装生意的，技校毕业分配到内衣厂，厂里有等外品便宜卖给员工做福利，他跟负责那人搞好关系，把别人的份额都收下来，拿去街上摆地摊。为了躲城管，跑起来更快，每次都是骑个黄鱼车，货色堆车上，人也站在车上喊：短裤十元三条，短裤十元三条，什么裤子都可以不穿，短裤不能不穿，或者，十元三双的丝袜，尽享撕扯的快乐。起初生意并不怎么好，直到认识了齐小梅，两个人一起做，才开始有起色。先是辗转于各种开在体育馆、文化宫里的展销会，后来攒了些本钱，索性辞了职，在南市老街的轻纺市场租了个铺位，开始卖服装。生意好也是因为齐小梅，年轻时非常漂亮，打扮起来就像八零末九零初那种港风模特，不出意料地成为那一带的一枝花。她卖什么，自己就穿什么，穿什么，市场就火什么。那几年的生意做得很不错，也挣到过一点钱，直到两个人离了婚，直到齐小梅离开，去了Z省。
其实，是宋红卫先开始做服装生意的，技校毕业分配到内衣厂，厂里有等外品便宜卖给员工做福利，他跟负责那人搞好关系，把别人的份额都收下来，拿去街上摆地摊。
为了躲城管，跑起来更快，每次都是骑个黄鱼车，货色堆车上，人也站在车上喊：短裤十元三条，短裤十元三条，什么裤子都可以不穿，短裤不能不穿，或者，十元三双的丝袜，尽享撕扯的快乐。
起初生意并不怎么好，直到认识了齐小梅，两个人一起做，才开始有起色。先是辗转于各种开在体育馆、文化宫里的展销会，后来攒了些本钱，索性辞了职，在南市老街的轻纺市场租了个铺位，开始卖服装。
生意好也是因为齐小梅，年轻时非常漂亮，打扮起来就像八零末九零初那种港风模特，不出意料地成为那一带的一枝花。她卖什么，自己就穿什么，穿什么，市场就火什么。那几年的生意做得很不错，也挣到过一点钱，直到两个人离了婚，直到齐小梅离开，去了Z省。
宋红卫开始亏本，做什么亏什么，亏到一定程度，为了逃避不去想，大白天店门一锁，去发廊、熊猫机、或者扑克牌桌上消磨时光，凌晨三四点醉醺醺地回来，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至于儿子，儿子是什么？只是那个夜里把他从门口拖抱到床上的人，在他正飘飘欲仙的时候问：酒究竟有什么好喝的呢？
宋红卫当时回答：喝醉了，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儿子听见，也只是在心里说：那你去吧，最好是去了不回来的那种。
像是应验了这个心愿，忽然有一天，宋红卫关了店，说自己要去进货，有个大生意要谈，可能几天，也可能几个月。儿子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起初设下一个期限，是根据宋红卫临走留下的那一点钱，算了算，够吃多久的饭。
等到那些钱快用完，宋红卫还是没回来。才找出齐小梅留下的联系方式，拨出去，发现是空号。儿子并不觉得意外，只是开始搜罗家里全部的资源，米桶里剩下的一点米，冰箱里不知放了多久的冻肉，抽屉边边角角的零钱。他记得自己做了一个不太详细的计划，每天最少消耗多少，可以维持多久。至于那之后怎么办，他不知道。
忽然又想起宋红卫说的话，喝醉了，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竟也当了真，厨房做菜的料酒，他偷偷喝过几口，然后失望地发现并没有那种感觉，他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烦恼也还是在那里。他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训练越来越跟不上，每天都在给老师和教练骂，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甚至无暇顾及这些，只为了对付吃饭这件事，他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心思和力气。
当时一同训练的同学，为了增肌，家里每天给带六个白煮蛋。小孩子大多不要吃蛋黄，都是扔掉的。他不说，只是捡来吃，又怕被别人看到，吃得那么急，不敢咀嚼，好几次差点把自己噎死。那时候沁出的眼泪，是他唯一流过的眼泪。
就这样，直到教练不再让他参加训练。那时游泳池的条件还很简陋，说是温水池，馆内有空调，但冬天还是非常冷。说不游就不游了，也没觉得多遗憾，好像本来也就只是为了参加训练的餐补，为了那一顿早饭，一年前得第一名的骄傲已经全都给忘记了。
等到家里剩下的食物全都吃完，搜罗出的零钱也都花完了，催告水电煤气费的粉色通知单贴到门上，他开始偷东西。
他记得那是服装市场旁边的一家烟纸店，老板有些年纪了，总是支张躺椅睡在店门口，眼睛将合未合。他每次都若无其事地走进去，拿一卷面条，或者一袋饼干，掖在校服下摆里面，再若无其事地走出得来。若无其事，是他当时演得最好的一个表情，所以这么做了好几次，都没有穿帮。
直到有一天，他故技重施，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问：“你在干什么？！”
饼干掉在地上，他擡头，才发现店堂后面走出来个人。他没答，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又好像松了口气，等待发落似的。门口的老板却从躺椅上起身，朝里面瞥了眼，说：“他爸爸跟我讲好了的，先记账，慢点结。”
话说得那么习以为常，让他真的以为宋红卫做过这样的安排，但也就只是一瞬罢了。
管闲事的人“哦”了声离开，老板走过来，把掉在地上的饼干捡起来，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十块钱，一并塞到他手里，对他说：“去对面吃个辣肉面，你这年纪，老是吃这些不行。”
要是换了别人，估计就成忘年交，一段佳话了吧。但他只是跑了，真的去吃了碗辣肉面，辣得泪流满面，但后来再也没去过那家烟纸店。那十块钱倒是还了，清早塞在卷帘门底下，连个谢谢的字条都没留。
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发现自己没办法把任何心事和难处告诉别人，也许是因为骄傲，又或者只是胆小，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他。他们要是讨厌他，他更讨厌他们。但他们要是喜欢他，他更怕他们失望。如果到了那一步，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很久以后，他才学到一个词，习得性无助。或许就是这样吧，知道没有用，所以再也不尝试了。
后来那段时间，他跟过一个大哥，混着一起去吃路边摊，一起上游戏机房蹭着打游戏，直到有一次在南市老街上跟着一起打群架，被警察包圆儿带回去问话。其实两方面大都是小孩，十三四五岁的，民警一个个打电话通知家长来领人。最后轮到他，根本没有人来领他。
他们没找到宋红卫，这才发现他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将近九个月。
九个月！民警联系学校，以及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所有人都在唏嘘，好像那是个很惊人的时间单位。只有他狐疑，真的是九个月吗？怎么长得好像一生都是这么过去的？
街道的工作人员辗转找到了齐小梅，说宋红卫已经超过六个月未尽抚养义务，孩子的抚养权要变更到她这里。齐小梅倒还真回来了一趟，抱着他痛哭，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
他简直懒得解释，只是拿出那张纸给她看。奇怪，那张纸，他竟然还留着。
甚至记得齐小梅当时的表情，看过之后，怔了怔，说：哦，我写错了，少了一位。
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他也懒得去追究了。
事情就这样到了法院，走变更抚养权的程序。
齐小梅向法官哭诉，说她实在没办法跟孩子一起生活，要是带他去Z省，男人肯定会嫌弃。言语间听得出来，她正在想办法再生一个，借此逼对方离婚，跟她结婚。她当时才三十五六岁，还是有希望的。
但她愿意出钱，她赌咒发誓，在钱上面肯定不会亏待孩子，又跟街道的工作人员商量，是不是可以让居委会的阿姨看着他一点，他都已经十三岁了，又是男孩，一个人住不要紧的。
转念却又不忿，说既然抚养权给了她，也只有她出钱养孩子，那她要给他改姓。
本地有种习惯，就是把双方姓氏搁一块儿，最后再加一个字，给孩子起名。齐小梅跟宋红卫文化程度都不高，连最后这个字都省了，直接把两人姓氏一合，管他叫宋齐。现在调了个，叫齐宋。
齐宋当时心想，你要是真恨他，把宋字去了呗。可齐小梅偏不，非就留着，压宋红卫一头。
关于这件事，齐宋真的很想跟他们说声谢谢。两个人就这样留在他的名字里，也仅仅留在他的名字里，像两个驱不散的鬼魂。他一直觉得给孩子起这种带夫妻双方姓氏的名字，真是造孽。但名字说穿了不过就是符号而已，一旦习惯，也就那样了。
变更程序走完，齐小梅领着他去法院签字，签完匆匆走了，因为要去赶回Z省的火车，临走塞给他三个月的花销，让他自己回家。
齐宋当时心想，总算结束了，手里那叠钱倒是让他兴奋起来，盘算着是去请兄弟吃饭，还是游戏机房打游戏。
是经办法官叫住他，说：你等等，跟我来一下。
那是个家事庭的女法官，和他母亲差不多年纪，看起来严厉而疲惫，茶杯里总泡着胖大海，如非必要一句话都懒得多说的样子。那天结束之后，却冲他招招手，对他说，你跟我来，然后带着他去刑事庭看了一眼。
那里正准备开始庭审，法警带着几个嫌疑人走进法庭，那几个人也都很年轻，剃了头，身上套着看守所马甲，双手垂在身前，戴着手铐。
你想变成那样吗？法官问他。
他没答。
法官也没多的话，只是道：没有人能选择父母，但你可以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还是没答，只觉心跳如鼓。他当时很怕见警察，类似配色的制服都会叫他心里别得一跳，但那一刻，又好像不光是因为害怕。
那天夜里，他还是一个人回家。记得是夏天，七月份了，因为正好碰上高考放榜，邻居有孩子考进大学，在弄堂里放了一千响的鞭炮。没有人告诉他，读书是改变命运最容易的办法，但他不可能不懂。
这些事，他从未跟别人说起，甚至过去之后，连他自己都没好好地想过一遍。
直到今夜，他说出来，告诉她，才发现其实一路走来，自己也曾遇到过很多很好的人，只是从来没好好报答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