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对苍南的“猴子”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可是，慧黠而机敏的“猴子”有多少能嗅到这一气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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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着愤恨地对老妈说：“你如果是后妈，我会记你一辈子！”
1984年，对苍南的“猴子”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可是，慧黠而机敏的“猴子”有多少能嗅到这一气息呢？
陈定模的远房侄女陈智慧就是“猴子”。她似乎是怀着对贫穷的不共戴天之仇降生的，赚钱勇猛、泼辣、玩命，也很智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陈家堡的“资本主义尾巴”像织布机吐出的土布——越割越长，整个村子一片“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
陈智慧却罢织了，跑到镇上摆个摊绣花，干起“高级”活儿了。那时织布的天还没亮就开织，织到满天星斗，手脚麻溜的能赚两块多钱，差点儿的也就赚一块多点儿。阿慧两脚一上一下悠然地踏着缝纫机，机头嗒嗒嗒万马奔腾一般疯狂一天，她赚了二十多块，相当于十几个“织女”。
陈智慧读初中一年级时，跟老爸说：“我不想再读了。”
在陈家堡，像阿慧这样读到初中的女孩不算凤毛麟角，也是寥寥无几。陈家堡的女孩有的连学校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有的读两三年、三四年就辍学了。她们的父母对老师要求不高，能让他们的女儿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百八十常用字，能做加减乘除，老师也就及格了。孩子还没毕业，老师就先“毕业”了。
陈家堡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在父母眼里供女孩读书不划算。陈家堡的女孩七八岁就做家务，择菜洗菜，哄孩子，十来岁要纺纱，十一二岁差不多就能“顶起半边天”了。父母哪肯让这样的女孩在学校“虚度光阴”？
“阿慧，你还是读吧。”父亲说。
陈定运不像村里那些糙糙的庄稼汉，他读过几年书，不仅识文断字，算盘也拨拉得出神入化，是生产大队的会计。陈家堡不通公路，不通电，也没有电话。谁家有要紧事儿，要跟在外边做生意的家人联系，只有跑到镇上去拍电报。电报费昂贵，一个字要三分钱，陈定运拟的电文言简意赅，经济实惠。这让贫穷落后的陈家堡与文化勾连起来，让读书人有了用武之地，得到意想不到的尊重。
享受读书“红利”的人，自然就想让孩子多读书。可是，阿慧妈妈却不这样看，贫穷和苦难已压榨出她最后一滴泼辣与强干。家里七个孩子，十来口人，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婚姻也是搭配，往往能干的要搭配个不能干的，或不能干的搭配一个能干的。夫妻都能干或都不能干的，不能说天下没有，但寥若晨星。像阿慧妈这么能干，阿慧爸无论怎么干都难以在这个山头打出一片天地，于是积极性大受挫伤，只好另辟蹊径，弘扬阿慧妈所不擅长的拨拉算盘、撰写电文，像那些担水、织布、种自留地之类的活儿都交给她去发扬光大了。
可发扬光大的活儿实在太多，阿慧妈干不过来，只好让大女儿阿慧也发扬发扬。阿慧十多岁时就纺纱、织布、担水、碾米、放鸭，无所不能。老妈也不是反对她读书，只是给她设了一道坎——活儿干不完，其他什么都别想。
有一年，家里养了一群鸭，让她和大弟弟去放。天下大雨，鸭子毛了，迈着八字脚到处乱跑，她在小船上往岸边赶，大弟弟在岸上往家里赶，历经千难万险，总算把那百八十只呱呱叫的鸭子一只不少地赶回了家。
晚上，鸭子不再呱呱叫了，青蛙的叫声却不绝于耳。她和弟弟拎着煤油灯去荒野捉蛙喂鸭子。弟弟提灯照亮，她趴地上捉。那是没有水土污染的年代，是青蛙最好的年代，也是它们最不幸的年代。青蛙实在是太多了，这个鼓着腮帮叫着，那个快活地蹦跶着，捉不过来。青蛙前边跳，他们追着捉，捉着捉着就进入了一片土丘。前边的青蛙蹦几下，她的小手伸出扣住，正要把它抓起，突然僵住了，灯下出现一块棺材板。她毛骨悚然，大叫一声，起身就跑……
阿慧每天要纺一篮梭子的纱。家里没有钟表，她一边纺纱，一边瞄着太阳还有多高，篮里还有多少梭子。一次，电影院演《三打白骨精》，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张电影票。看电影那天，她猛劲儿纺纱，一刻不停，纺啊纺啊。纺到电影要开映时，篮子里还有好几个梭子。看电影的人一拨接一拨地走了，老妈却说什么也不放她走。
篮子终于空了，纱纺完了，她站起来拼命地往电影院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电影院时，大门关上了，电影开映了，任她怎么也敲不开。她一边哭一边往家走，我怎么生在这么个家，摊上这么个老妈？她比周扒皮[9]还周扒皮。
“你如果是后妈，我会记你一辈子！”她愤恨地对老妈说。
“哎哟，这小孩子啊，你爸挣那点儿工分连口粮都领不回来。我们今天不拼命做，明天就没饭吃。你呀，你呀，你不知道，你妈有多不容易……”
老妈是不容易，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天没亮就一个人去河边洗纱。对岸是一片坟茔地，望过去很瘆人，那流水声和洗纱声都让人惶惧。一次，老妈心一慌，脚一滑，掉进了河里，在水里扑腾好一阵子才抓到一块大石头爬上岸来。老妈像落汤鸡似的拎纱回家，换下衣服，转身就坐下织布。
别人家的女人一天能织一匹布，老妈要织两匹，白天织一匹，晚上点着油灯再织一匹。阿慧的纱纺不出来，老妈就织不成布，家里靠卖布买米下锅，老妈不逼她怎行？老妈见阿慧哭得伤心，心疼了，后悔了，跑去给她买了张电影票，让她看了那个电影。
家境不好，又赶上“文革”，阿慧的书读得别提有多么“业余”，时断时续，拖拖拉拉，十五岁才小学毕业。中学离家不远，可路不大好走，晴天步行半小时，雨天要多走十几分钟。阿慧不怕走路，怕的是活儿干不完老妈不让她上学。她每次上学都要连跑带颠，就这样还时常迟到。初一还没读完，她就不念了。
“我读书，你要我干活儿、干活儿、干活儿！害得我书都没法读……”阿慧后悔了。
“陈家堡的女孩有几个读书？我给你读到中学已经很不错了。”老妈说起来理直气壮。
阿慧恨恨地想，我要做个城里人，不像老妈这样生那么多孩子；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不干织布纺纱这样的粗活，我要赚上等钱，将来让孩子过上等生活。
老爸给了阿慧聪明的头脑，老妈教了她泼辣与搏命。她想像老爸那样赚钱，像老妈那么强干。老爸拨拉拨拉算盘，记记账，或来点儿“投机倒把”——在钱库低价收购布票、粮票，到温州、金华等地出手，钱就赚到了。他倒腾一次赚的远比老妈起早贪黑干几个月还多。
十八岁那年，阿慧跟老妈说要学绣花。镇上有家药店，外边摆个绣花摊，绣好的鞋垫、小孩枕头和围兜挂了一墙。阿慧一去镇上就跑去看，绣得太洋气了，远山如黛、溪水潺潺、金鱼摆尾、柳丝拂动、牡丹绽放、水鸟游弋……
阿慧想，我要会绣该有多好。学绣花要交学费，这难不住阿慧，在家纺纱织布七八年，攒下点儿私房钱。她要学的是机绣，要有台缝纫机。老妈就是老妈，尽管一百个不同意，最终还是借钱给她，让她买缝纫机。买缝纫机要凭缝纫机票，这难不住陈家堡人，村里有人在倒腾缝纫机，从福建福鼎给她搞了一台，花了一百二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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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睡着了，缝纫机还嗒嗒狂奔着，针突然穿透了她的手指……
不知有多少往事或被似水岁月冲去，不见踪影；或被洇湿，留下一片模糊记忆。对陈智慧来说，1975年的那个凌晨却清晰如昨，钱库万籁俱寂，河畔的枝头挑起一弯残月，一盏油灯被浓浓的夜色裹紧，变得昏黄暗淡，生得小巧的阿慧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小船。船上的人渐渐满了，船划动了，离开了码头。哗啦……哗啦……，断断续续的桨声像鱼似的从水里钻出，又钻回水里。
学绣花后，阿慧早出晚归，风雨不误，师傅教的努力学，师傅没教的偷着学，她不仅跟师傅学，还跟师傅的师傅学。师傅大她十来岁，师傅的师傅大师傅十来岁，年近不惑，是镇上的老师，有文化，有品位，很受尊重。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阿慧却没被难住，鞋垫、围兜、蚊帐经她的手会游出一尾雍容富态的金鱼，绽放两朵梅花，飞入一两只水鸟儿……
阿慧对色彩、线条、图案敏感，手又很巧，加之勤学苦练，绣花学了半年就出道了。她像师傅那样摆个绣花摊。摊位是跟店家租的，租金不多，每月才几块钱。她的摊一开张生意就好过了师傅。
这活儿远没想象的高雅和“上等”，跟织布一样辛苦。盛夏，钱库像被塞进了烤箱，她嗒嗒嗒狂踏缝纫机，汗珠顺脸滚下，淹住眼睛，一滴滴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雨天，雨滴噼里啪啦打在遮雨布上，雨被风扫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
阿慧渐渐由鞋垫、围兜转向了窗帘门帘、枕套被罩。她发现绣品市场有两大潜在需求，一是结婚用品，二是礼品，这两种活儿不仅要绣得好，还要绣得吉祥喜庆。阿慧在这件绣上龙凤呈祥，在那件绣上鸳鸯比翼，或绣松鹤延年，再绣上“天作之合”，或“金玉良缘”“白头偕老”和“寿比南山不老松”几个文字……绣品就像长出了腿，满街跑了。有的还没绣好就有人订下了。
河风趁夜色撩着阿慧的刘海。对陈家堡和钱库的人来说，温州像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有许多人守一村终老，不要说温州，连平阳县城，甚至鳌江镇都没去过。若不是在平阳县买不到的确良绣布，要不是姨妈嫁到了那边，阿慧也不会去温州。
划水声像妈妈唱的催眠曲，单调乏味，催人入睡。早晨5点多钟，船到方岩下，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停在码头。这时，天已有点儿放亮，一船人顺着条石小道赶到去鳌江的码头。阿慧花一毛五分钱买支竹签，那是摆渡船票。渡过鳌江，太阳已从江面钻出来。她赶到客运站，坐上开往温州的客车。
客车驶进温州已是掌灯时分。姨夫骑自行车赶到码头来接，把她驮到仓桥街的家。这就是乡下人向往的城市？这就是高不可攀的温州？破破烂烂的街道，破破烂烂的楼房，一家一户挤在像抽屉似的房间，里边横的是床，竖的也是床。厨房、厕所几家公用，该“方便”的地方一点儿也不方便。似乎城市的特点就是公用，什么都是。
“你是平阳的？平阳还有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城里人真会说话，姨妈家邻居的这句话说得阿慧心里甜甜的，美美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也许那句话让阿慧发现了城市的好。城市有电灯，夜晚万家灯火，一片辉煌，这是陈家堡没有的。不要说陈家堡，连钱库的夜晚都是漆黑的、死寂的。温州有柏油马路，钱库没有，马路上跑的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和自行车，马路两边的商店、饭店、学校、影剧院，钱库也没有。温州人穿得很洋气，哪怕劳动布工作服装，哪怕带补丁衣服也有形有样，哪像乡下人穿着粗粗拉拉的土布衣服，土里土气，窝里窝囊，像棉花包似的。
姨妈领阿慧下一次馆子，给她点了一碗两毛五分钱的猪脏粉。阿慧吃一口，哇，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酥烂软糯的猪大肠，滑嫩可口的猪血，还有细细的米粉，配上鲜美的高汤和几段大蒜叶，太完美了，奢侈无比。
在温州的小南门，阿慧把带去的粮票布票卖掉了，赚得百八十块。当时城里工人的月薪为三十元左右，百八十元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收入。粮票、布票是她挨家挨户收购来的，钱库有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买布？乡下人穿的都是自家织的土布，发的布票有人给点钱也就卖掉了。这是阿慧第一次倒卖票证，却有种轻车熟路之感。
“交通不便，人家没跑过，我们才有生意做。”采访时提起这事儿，阿慧说。
赚这么多钱，阿慧到食品店买块蛋糕，先犒劳一下自己。三毛钱一块，半两粮票，蛋糕入口即化，好吃得没边没沿儿。还得说是城市，陈家堡和钱库哪里能享受到这种美味？
听说有一位理发师在家里偷偷烫发。烫发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不允许的。可是，无产阶级的阿慧太爱美了，爱得忘掉了阶级。晚上，她摸到理发师的家，两条大辫子咔嚓、咔嚓就剪掉了。等她出来时已是满脑袋翻腾的海浪。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烫过头的阿慧得有一件好衣服。她在街上扯了一块粉红色布料，在裁缝铺做了一件像旗袍似的带大襟的、琵琶式盘扣的蚕丝棉袄。穿上棉袄，抄起镜子照一下，里边冒出一个女孩儿，小圆脸儿，笑吟吟的，既新潮时尚又有古典美。这要是走在钱库的街上，准会有女孩说：“阿慧，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她要给她们的就是这个感觉。
该买的都买了，钱花差不多了，她没急着回去。绣花生意除绣功精湛，还要讲究新潮时尚。时尚是液态的，流淌的，它像山涧的瀑布，自上而下，由大都市流到中小城市，再从中小城市流到县城和乡镇，末端就是陈家堡那样的村子。
时尚犹如市场的菜蔬，早晨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顶花带刺，挂着露珠；傍晚还没卖掉的就蔫头耷脑，无精打采，难以见人了。村里的时尚就像摘下好几天的黄瓜，顶花早已枯萎。阿慧想把刚流进温州的时尚直接引进钱库。她逛了仓桥街、广场路的绣花市场，又去了五马街，听说那儿有一家闻名遐迩的绣花店。
开店的是一对夫妻，他们的绣品让人惊艳、震撼，爱不释手。没想到绣品还可以绣到这等境界！原以为钱库的绣品就像栖落枝头的孔雀，扇动一下翅膀就飞上云天，没想到它却是麻雀，变不成鹦鹉。人家那是白天鹅，哪怕浮在水面也那么雍容华贵。
余下的日子，阿慧天天去五马街，去那家绣花店，去琢磨那对夫妻的绣花。
“我要学刺绣。”回到陈家堡，阿慧对老妈说。
那对夫妇绣的就是刺绣。
“你不是绣得很好吗？”
老妈疑惑地看着她，阿慧的绣花在钱库是数一数二的，怎么跑一趟温州就要重新开始了呢？
“我不能挣眼前那点儿钱，只有绣得更好才有挣不完的钱。”
阿慧学会刺绣后，她的绣品更走俏了。她带了一批又一批徒弟，最多时有十一个。她赚起钱来像老妈似的拼命，别人两天半绣一对枕套，她一天绣十对枕套；别人一天赚一块钱，她一天赚二十多块。最多的一天赚四十来块，比普通工人的月薪还多。
赚得多，付出也多，她要起五更爬半夜。在昏暗的油灯下，她绣着绣着眼睛就睁不开了，脚还机械地一上一下踏着，缝纫机嗒嗒嗒地转着，手还在机台上忙活着，人却睡着了。蓦然一阵钻心之痛袭来，她睁开眼睛，见缝纫机针穿透手指，断在里边。她用牙把断针拔出来，这下好了，头脑清醒了，可以干下去了。
哪个“猴子”没有一把辛酸泪？哪个出身底层的“人上人”不是靠“苦中苦”那碗酒垫底过来的？
陈瑞星比阿慧小一岁，也是陈家堡人。读小学时，他跟阿慧一个学校。他的中学是在钱库读的。还差半年就初中毕业时，他却退学了，那年他刚十三岁。他有个小伙伴很早就学了手艺，他俩总在一起玩。三玩两玩，陈瑞星就把读书的心玩丢了，不想上学了。
他父亲在福建做生意，回家的次数远比寄的钱少，一年只有三两次。父亲把家和儿子都扔给了母亲。陈瑞星兄弟姐妹六个，有两个姐姐，男孩中他是老大。母亲对孩子采取散养，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给他们充分自由。
陈瑞星退学后在家待了两年，觉得有点儿无聊。十五岁去了福建，想跟父亲学做生意。到福建才知道父亲是个货郎，挑着货担在深山老林里的村庄转悠，卖点儿针头线脑什么的。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一旦被抓住，轻则罚款、进学习班，重则判刑坐牢。做生意的人比做贼还狼狈，像老鼠过街，东躲西藏，哪怕做“鸡毛换糖”[10]小生意的进村连拨浪鼓都不敢摇。进到城市就更难了，没有介绍信，住不了店，除了蹲票房子，就是蹲桥洞子。全国最宽松的就是福建，那里是前线，解放台湾比“割资本主义尾巴”更为重要。在福建山村，你就是挑着货郎担横着膀子晃荡都没人管。
福建是钱库农民外出做生意的首选之地。那个年代，交通落后，钱库人步行几天就可以走到福建。龙港市陈家堡同乡会会长陈开平的父亲，就在那边做过“鸡毛换糖”生意。他挑着麦芽糖担子走乡串村，乡下孩子想吃糖，就把家里的鸭毛、鹅毛、鸡毛拿来换。陈开平的父亲把换来的鸡毛鸭毛鹅毛再倒卖出去，即便赚得很少，也比在家种地强许多。在陈家堡，“留守”男人会被人小觑，被认为不男人，没担当，比当下“吃软饭”的男人还让人瞧不起。
父亲领着陈瑞星到福州进了一担货，坐车到德化的一个小镇下来，挑担上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卖。村与村之间近的要走一两个小时，远的两三个小时。越走海拔越高，越高村子就越稀少，还越来越小，有的七八户人家，有的两三户人家。父亲领他转一圈儿下来，正好是一周。
下了山，父亲就把那副货郎担子交到陈瑞星的手上。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单练了。山上只有羊肠小道，有的要在树丛穿行，担子得顺着。晴天还好，偶尔会遇到一两个上山的或下山的，可以聊聊天。遇到阴天下雨，连个人影都没有，孤寂得让人抓狂。一次，树丛中一阵让人恐慌的响动之后，钻出一头不知是什么的野兽，他被吓得号啕大哭，哭得伤心、可怜。他身高一米六七，看上去像成年人，可是才十五岁。他边哭边往前挑着走。在深山老林，哭是没用的，哭死也没人听见。那树，那草，那山涧，那石头听见了，既不会同情，也不会安慰。这时，他才知道父亲那钱赚得不易，知道家里有多么温馨，老妈的饭菜多么可口，待在家里多么享福。
村庄终于从森林中冒出来，他像遇到救星，见到久别的亲人，那种喜悦没法形容。山里人古道热肠，像接待亲人似的请他吃饭，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好东西与他分享，跟他打听山外的事情。如果天黑，他们会留他过夜。山里人家住得宽敞，几乎每家都有空闲的房间。
陈瑞星很感激，送他们一枚顶针、几根针或一匝线。他不是小气，山里人很穷，买的是几枚针、一匝线、几粒纽扣、一把梳子……他赚得很少，在山里转一圈才赚几块钱。
陈瑞星干两年货郎就跑回家种地了。十九岁那年，他跟着同乡跑到江西上饶刮松脂精。松树夏天会溢出松脂精，松脂精经蒸馏可提取松节油和松香。他们那伙人把一个县的山都包了下来，每人分一片山林。陈瑞星分到的那片很大，跑一圈儿要一整天。山林大树本来就多，出松脂精也多，赚钱就多，他很开心。
这活儿比货郎还苦，还孤寂，还难熬。天亮他就拎着砍刀钻进山林，一通狂砍，在每株松树上留下两道刀痕。不过，可以狂砍却不能随意，砍得好松脂精才会流出来，砍不好就等于白砍。砍好后，他还要在刀痕下边挂上一个竹筒，让松脂精流进筒里。好的两天能流一筒，差的要七八天。
陈瑞星把一筒筒乳白色的松脂精收集起来，挑到十多公里外的收购点卖掉。森林里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他要挑松脂精油行走于八十多公里的蒿草丛中。上午，他卖掉松脂精；下午赶回来，或砍树挂筒，或继续收集松脂精。
他们5月份进山，8月回家，每人能赚千八百块钱。在当时，这已经很多了，城里的工人差不多要两年才能赚那么多钱。这差事他干两年就放弃了，实在太辛苦了。
1981年，苍南出现“百万大军”揽业务，他们跑遍全国各地，陈瑞星去了湖南长沙。除了原子弹，他什么订单都接，接下后回苍南找厂子加工。陈瑞星主要承揽的是印刷业务，什么饭票、洗澡票、理发票什么的。他什么地方都跑过，连湖南省委大楼、省公安厅都进去过。
离乡，便成了陈家堡“猴子”们的选择。陈智慧有了钱，在镇旁边的村子租了一间小屋，这样晚上就不回家了，可以多赚一个小时的钱。在镇上读中学的弟弟中午过来，她招待他一碗炒年糕，或几个菜包。他吃得香极了，对乡下孩子来说，哪里吃得上这种美味。平时，老妈给他带午饭，再给五分钱，让他中午买碟青菜。五分钱一碟的青菜哪有炒年糕和菜包好吃？
“帮姐一个忙……”弟弟吃完了，阿慧拿出一块白布。
布上描着老虎、斑马、小兔子、长颈鹿，她让弟弟放学回家把图剪下来。
阿慧去温州见城里小孩的衣襟、衣兜、膝盖处都贴布后绣上各种小动物，既时尚又有童趣。她去书店买回一本绣花图案，用复写纸把图案复印描到布上，剪下贴到小孩衣服上，再绣上眼睛、鼻子、嘴和毛，大受欢迎。
弟弟把布上的动物剪了下来，夹在书本里，板板正正地送过来。她给弟弟五毛钱，弟弟很开心，到姐姐这儿不仅有好吃的，还有钱赚。
“你等一下放学回家时，到姐这儿来一下，把纱帮姐挑回去。”
阿慧让弟弟把纱担回去，分给那些没钱买纱的农户，让他们织成格的或条纹的土布，她每匹布给他们一元五角加工费。布织好后，弟弟担回来，她销往河南等地，做成被子或衣服。后来，土布衣服和被子被淘汰了，她又把土布卖到佛山等地，做沙发的衬布。
二十三岁那年，阿慧嫁到了钱库区芦浦镇。芦浦位于鳌江入海口，是座古镇。溯历史长河可至唐五代，吴越王在那屯过兵。阿慧的丈夫是芦浦乡下人，不过他当兵转业后分到了信用社，成了“公家人”，拥有了城镇户口。
阿慧如愿以偿地嫁到了镇上。她进了芦浦鞭炮厂，那是全县效益最好的鞭炮厂，她在厂里做出纳员。芦浦靠海，海鲜充足。丈夫在信用社，在社会上有地位；她每月收入一百多块，很让人羡慕。
幸福犹如西湖龙井，耐不住岁月的冲泡，渐渐变得寡淡乏味。不如意犹如海里的礁石，潮水一退就裸露出来。他家在乡下，镇上没有房子，他们暂住在信用社楼上的一间八平方米小屋。两夫妻住着还凑合，女儿一个接一个出生后，那房间就显得拥挤不堪，让人感到缺氧。
看到前后左右的房子一幢幢拔地而起，盛夏二楼对面的一户人家坐在阳台纳凉，手摇蒲扇，好不惬意。阿慧睡不着觉了，她想在芦浦建一间楼下有店铺、楼上能住人的房子。于是，她又捡起了绣花。
午休时，同事或休息一会儿，或打打扑克，她却头也不抬地忙着绣花。
“阿慧啊，你这是赚几辈子钱哪？”同事开玩笑说。
阿慧要在芦浦镇上建一幢自己的房子，急着赚钱。
1982年，阿慧真就在芦浦的街上戳起一间楼房。她在一楼开家绣花店，让在老家的妹妹来看店，除卖绣品之外，还卖衣服和他们鞭炮厂生产的鞭炮。
3
他穿上灰色两面服[11]和皮鞋，扛着几匹土布去福州“淘金”了
苍南与台湾隔海相望，距台湾基隆港仅一百二十海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苍南是中国海上走私最严重的地方，没有之一。农民跑到全国各地收购银圆，然后用银圆到海上跟台湾人易货。据陈开平说，他父亲在云南大理走私过银圆，父亲把银圆绑在两条腿上，在夜幕下翻山越岭，冒着跌下深渊的危险把银圆带回来。有一次，他们被执法人员发现，父亲丢下银圆就跑，那一刻才发现命比银圆值钱。可是，执法人员穷追不舍，最后父亲还是被抓住了。
苍南走私最猖狂时，从台湾走私过来的东西摆在田间地头，有录音机、收音机、电子手表、服装、布匹，应有尽有，犹如广交会似的吸引全国各地的生意人过来选购……
在陈家堡，陈长许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生于读书人家，父亲读过国高，母亲读过两年中学。父母在平阳教书时，教过陈定模的哥哥陈定汉。不幸的是父亲英年早逝，扔下五个孩子，那年陈长许才六岁。
陈长许是学完《鲁班学艺》那篇课文离开学校的，那是小学四年级。在兄弟姐妹中，他年纪最小，却胆子最大。在1958年到1960年那段饥饿年代，他居然敢把生产队的地瓜种子拿出来，给奶奶、叔叔、老师和同学吃。
1966年，“文革”爆发了，有文化的或被革了命，或成了“臭老九”，被搞得灰溜溜的，陈长许这个在家里最没文化的发迹了，成为红卫兵头头，不仅每月可以领几十块津贴，还有衣服和各种各样的票证。这真是太癫狂了，那时陈家堡农民割一天稻谷才有三四毛钱好赚。
但陈长许的好景不长，仅享受两年造反派头头的特权就出局了，回生产队去挣那汗珠掉地上摔八瓣才能拿到的三四毛钱。陈长许哪里受得了这个？他穿上灰色两面服和皮鞋，扛着几匹土布就去了福州。他这套行头还有旅行包里的中山装是“造反”的胜利果实，没想到在“投机倒把”时派上了用场。
在福州，陈长许花四毛钱购了一张火车票，登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的火车。他面朝窗外，见远处的树、村庄、耕牛和农民都围着自己转动着，感到新奇而舒适。他就这么一路看到永安。下车后，这位十八岁的“淘金者”径直去了东方红中路109号，那是堂姐的家。
陈长许在永安做了几单土布生意，赚了点儿小钱就毅然决然地转了行。他在永安发现一个重大商机——那里黑市上的布票比平阳高出一倍还不止。怎么样将浙江布票倒卖到福建？原则上这是不可能的，布票是地方性票证，各省市之间不通用。福建人买浙江布票等于买张一指多宽的，连上厕所都用不上的废纸条。
陈长许却偏要把浙江的布票倒卖到福建！把浙江布票倒卖到福建的先决条件是把浙江布票兑换成福建布票，浙江布票是兑换不了福建布票的，不仅他不能，平阳县革委会主任也不能，除非省革委会主任，要是能当上省革委会主任，谁还倒卖布票？
他发现在福建有许多上海人，他们的父母或家人还在上海，他们每年都会回去探亲。上海人要回上海去买衣服，“乡下”[12]的衣服他们看不上。他们要回上海买衣服就要用上海的布票，福建的布票指定是不好用的。真是“曲径通幽处”，浙江布票在上海可用，这就意味浙江布票可兑换上海布票。
陈长许跑回平阳，以每尺两三毛钱的价格收购了一大批浙江布票，去上海把它兑换成上海布票，然后再去到福建上海人比较集中的大型企业，跟那些上海人兑换成福建布票，最后以六毛多钱一尺卖给福建人。陈长许狠狠地赚了一笔。
很快倒卖布票就让陈长许兴奋不起来了，这生意琐碎麻烦，布票要几尺几尺地收购，兑换也不那么容易，最后还要几尺几尺地卖掉。他转行倒卖缝纫机了，这生意暴利，足以让人发狂，一百一十八块进货，两百多块出手。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几乎除了水之外什么都凭票供应，买缝纫机要缝纫机票，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可不像粮票布票，人人有份儿，没门子的人只能当分母，那些票让谁拿去了都不知道。福建人似乎特别钟爱缝纫机，尤其是在福鼎等地特别抢手。陈智慧学绣花用的缝纫机都是托村里人从福鼎买回来的。不过，帮忙的人很仁义，只收个本钱。
倒卖缝纫机的风险可比布票大多了，陈长许要在大禹码头把一批缝纫机装上二十马力的木船，海运到福州，再从福州运到永安等地。他要挤在三五十人的船舱，在海上漂泊六七十个小时。一次他们“团伙作案”，四人倒卖一百台缝纫机。也许越干胆子越大，也许群体会让人的胆子变大、智商降低，就像木桶效应那样——短板决定一切，最愚蠢的人决定群体的效益。他们放弃了海运，改为陆运，货在浙江畅通无阻，在终点福建的福鼎被查获，这下可赔惨了，每人赔掉两三千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天文数字，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也就挣两三百块。损失的那笔钱若靠陈长许种地，需要十年还得不吃不喝才能还上。何况陈长许做那笔生意的本金是挨家挨户借来的，要十分利，一百块每月要付十块利息，两三千块就要付两三百块利息，这陈长许哪里负担得起？
陈长许没了退路，回陈家堡又借下一大笔高利贷，继续干。在福建三明市，他的缝纫机又被查扣了，说凭平阳县革命委员会的证明才能领回来。对农民来说，别说县革委会的证明，就是县革委会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杨恩柱想自费跑业务，为一张介绍信大队开了三天会，要不是队长开会恼了，还拿不到啊。
不过，这次却没难住陈长许，他学会了刻公章。每次外出他随身携带盖有各级行政机构公章的通知和公告，急需时将半透明的薄纸覆在上面，把公章临摹下来，翻过来贴在木板上就可以刻出一枚足以以假乱真的公章。有一年，公社想组织一批社员到郑州出民工，那边答应每人每天给一元五角五分，不过要跟县里签合同。县里偏偏不同意，这下公社坐蜡了，人都组织好了，社员们摩拳擦掌要去赚那一元五角五分钱。最后，公社干部没招了，只好去求陈长许。他给公社刻了一枚县革委会公章，公社革委会“代表”县革委会签下了合同。
陈长许伪造了一份证明，盖上自己私刻的公章，把缝纫机取回卖掉。接着，他又去倒卖粮票。那年代粮食定量供应，男孩多的家庭都要到黑市买粮或买粮票。作为“讨饭县”[13]的陈家堡人最知道吃不上饭的滋味，他们纷纷跑到宁波等地收购粮票，倒卖到其他地方。
粮食属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粮票是严禁倒卖的。倒卖成千上万斤粮票如被抓是要坐牢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陈长许怕路上被稽查抓住，便买了许多螃蟹，把盖揭开掏空，把成卷的粮票塞进去，将盖扣好。他每次去福建都要带几篓“螃蟹”。
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三明翻车。那里有支筑路队，按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工人吃不饱，吃不饱饭就会影响施工质量和进度。于是，筑路队每月要从黑市买入大量粮票。陈长许跟他们谈好，三角八分一斤，四万斤粮票一万五千二百元，他能赚三千六百元。陈长许偏偏被抓住了，而且是在交易时。他被关押半年之久，如不是趁人不备逃掉，说不定被关到长绿毛。
那几年，陈长许连栽几次。在大女儿一周岁时，他在永安卖掉一批粮票，以超低价钱买回一批铜。
“我有八百多斤铜，你收不收？”他对一位收废品的瑞安人说。
“六块一，你卖不卖？”
“胡说，昨天还卖六块四呢！”
“我看看可以吗？”
“可以。”
陈长许把瑞安人领回了家里。
“八百斤太多了，我没那么多钱，收二三百斤行不行？”
“不行，要收全收，不收拉倒。”
“我一人吃不下，我问问其他人吧。”
晚上，瑞安人回话，可以全部吃下，不过陈长许要送过去。
次日一早，瑞安人就把钱送了过来。陈长许把铜装上了船，按照瑞安人说的地点划了过去。船靠岸时，突然窜出两条船，把陈长许夹住。原来瑞安人找人合伙买铜，却被对方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八百斤铜，价值五千一百二十元，这是大案，县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出马。
陈长许又被戴上手铐，押到钱库派出所，关进一个房间。
房间外边传来广播报时的声音：“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每播报一次，陈长许的心都像手铐紧了一扣，汗流下来。那八百斤铜是赃货，他花两三元钱一斤从窃贼手里买下的，自己不过投机倒把而已，现在卷入了盗窃案，掉进河里也说不清了，弄不好要被重判。这还不是他最牵挂的，最牵挂的是那笔钱，瑞安人付的五千一百二十元还在柜子里，下午警察肯定会去家里搜查。
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时，陈长许从扫帚上撅下一根竹枝，打开了手铐。爬到窗户，用脚把铁筋踹弯，钻出去。他跑回家把钱塞进皮包，搭船逃到金乡，辗转逃到福建，在外躲了半年多。警察追捕的情景不时出现在他的梦中，五十年后还梦到过一两次。后来，陈长许还倒卖过走私布匹，结果在江苏邳县被查扣。那次介绍信也不好使了，私刻公章也用不上了。
改革开放后，到处都是阳光大道，陈长许成为苍南“十万购销大军”的一员，在全国各地跑印刷、徽章等业务。他去学校承揽校徽，两毛钱一个，在金乡找家作坊两分五制作出来；少先队的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标志，几分钱买来，五毛钱卖出去。
侄儿从青海一家大企业承揽下四千多元钱的饭票业务。陈长许说，像他们那样的万人大厂起码要做一万元。陈长许又跑了过去，找到司务长：“你听我说，我们国家的人民币才十八块八毛八分[14]，而你要订制的饭票多是十斤的、五斤的、三斤的、二斤的、一斤的、半斤的，二两、一两、半两的太少了，还需要定做一批。你想他要是拿一斤的饭票去食堂卖一两油条，你要找他一张半斤的，还有两张二两，或四张一两的饭票。你们这么大的厂，每天有多少饭票丢失，有多少损坏，你都要算进去。”
陈长许又从那家企业揽了七千多元业务。1980年时，他已积攒三万多元。
4
“他主动要跑业务，跑不来不要一分钱，你还不给他做？”
阿慧学绣花那年，杨恩柱对大队书记说：“你给我一张介绍信，让我去订业务吧，订不着业务，路费我自己花；订到了，给我报销路费就行。”
宜山区织再生布比最热的三伏天还热，不过这需要门路，一是能搞到原料——废布，二是能把织出来的再生布销出去。别的大队的销售员有本事，让农户赚到了钱，杨家宅生产大队的销售员不行，既搞不到原料，也卖不出布，搞得社员怨声载道。
书记却没答应杨恩柱，说要开会商量商量再说。不是这事不行，是杨恩柱这人不行，他是“非产户”。
“非产户”是温州“特产”，当地把家在农村的非农业生产人员的家庭称为“非产户”。“非产户”在生产劳动上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是农业户壮劳力上一天工能挣十个工分，“非产户”顶多挣六个工分；二是农业户劳力一年能挣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个工分，“非产户”挣三百六十个工分就封顶了；农业户的口粮是生产队分的，“非产户”的口粮是按收购价买的。
杨恩柱的父亲在中学当老师，杨恩柱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成了“非产户”。他们兄妹小时候家境还好，父亲那三十多块钱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后来，母亲得了肺结核，开销越来越大，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时常靠地瓜丝和藕充饥。杨恩柱初一都没读下来，就回村去挣那三百六十个工分了。
老妈有病，家里需要个媳妇，杨恩柱又是老大，他就匆匆忙忙成了家。有了老婆，杨恩柱还挣那三百六十个工分。不要说养孩子，连老婆都养不了。蜜月还没度完，他便参军去寻找出路了。
三年后，杨恩柱转业回村，出路没找到，孩子出生了。这时，桥墩水库工地需要大量民工。队长说，去水库工地干一天活儿，可挣十个工分，额外再给半斤粮票和两毛钱的补贴。可是，报名的仍然寥寥无几。谁都知道桥墩水库是1958年开建的，1960年发生坍坝事件，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修水库那活儿不仅很苦很累，还有危险，谁都不愿意去。
队长没辙了，看了一眼杨恩柱说，“非产户”去的话也可享受农业户的这种待遇。
“我去！”杨恩柱当场举手报名。
杨恩柱年轻力壮，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别人在工地干一天活累得像摊泥，他一边修水库，一边挑柴到山外去卖。在桥墩山里花一块钱能买一百斤柴，挑到几公里的山外能卖两块。
1973年底，水库竣工，杨恩柱回村了，平等待遇取消了。听说小学缺老师，作为教师的后代，还读过一年初中的杨恩柱申请去教书。大队书记说：“你去可以，不过工资待遇只能跟女老师一样。”
男民办教师月薪二十四块，女民办教师二十一块。这不是三块钱的问题，是歧视。
“我去。二十一块就二十一块。”
杨恩柱为了老婆孩子也得忍辱负重。那点工资自然难以养活老婆孩子，杨恩柱肯付辛苦，他家从不买柴，他从山上割的草、下湖捞的荷花藤就够烧了；他家还不买菜，实在没菜了，他就去湖边捞田螺。
杨恩柱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机会。1975年暑假，他听说农户生产的再生布推销不出去，想到了江苏洪泽县。当年，他入伍三个月就当上了班副，半年扶正。“文革”初期，他被派往洪泽县“支农”“支左”，一个人负责四个生产大队。盘算一下，那边还有几个熟人，学校还有半个月才开学，为何不过去试试运气？他跟老婆说，这些年来被“非产户”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要是能帮生产大队跑到业务，也就赚回了面子。要是跑不到业务，那就当回部队看看战友，托他们帮忙买几条红金或飞马香烟，回来倒卖一下，路费也就出来了。
大队为杨恩柱这件事儿连续开了三天会。第三天晚上，一位队长火了：“别的队织的再生布卖掉了，我们的卖不掉，社员意见越来越大。杨恩柱主动要求跑业务，跑不来业务不要队里出一分钱，你还不给他做？”
另一个队长也支持让杨恩柱试试。书记只好同意给杨恩柱开介绍信了。
临走前，杨恩柱把家里养的猪卖了。那头猪还不够一百二十斤，属于未成年，屠宰场拒收。他只好低价卖给了邻居。俗话说，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老婆怕他在外受憋，又跑娘家借了五块钱，塞到他的手里。
杨恩柱到了洪泽县，四年过去了，那里变化却不大。他先跑到县土特产公司碰碰运气，管事儿的听说这小伙子在洪泽支过左，再看看他带去的样品还可以，问他：“你们能生产多少？我们要一批。”
“文革”中物资匮乏，城里人布票不够用，一个个穿得补丁摞补丁，很是寒酸。再生布质量差，可是一不要布票，二价钱便宜。
“我是农村生产大队的，没有产品的经营权，只能做来料加工。”杨恩柱喜出望外，实话实说。
“你们的布我们可以要，原料我们没有。”对方为难地说。
看来高兴得早了点儿，这生意谈不下去了。杨恩柱想了想，既然来了，那就在附近试试。他花九毛钱买张汽车票，坐车去了淮阴。淮阴地区土特产公司的答复跟洪泽差不多，让杨恩柱感到失望。
“要不你到淮阴县土特产公司试试，他们也许有办法。”
淮阴县土特产公司的负责人是位老革命，上山打过游击，脚负过伤，走路有点儿跛。
听说杨恩柱当过兵，对他油然多了几分信任和亲热。杨恩柱把生产大队没经销权的事又讲了一遍，“老革命”听后二话没说就把会计叫了过来。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老革命”跟会计说明了情况，然后问道：“你看看，能不能在账面上把它做成来料加工？”
“做是能做，不过有点儿麻烦。”会计说。
“能做就好，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接着，“老革命”转过头对杨恩柱说：“我们订三万米！”
杨恩柱有点像做梦似的不敢相信。合同签下后，杨恩柱一阵狂喜，三万米那就是一千五百匹布！他直奔邮局，给书记拍电报，让他们赶紧组织生产。
杨恩柱又花九毛买张车票去了泗阳，这回车票钱是大队出的，站在售票处也就不用纠结了。在泗阳，杨恩柱又签下三万米。他们也没有废布、碎布，不过当地盛产棉花，可以给杨恩柱棉花。
杨恩柱首战告捷，订出三千匹布！这在宜山区引起轰动，社员欢呼雀跃，织布机放声歌唱。
杨恩柱一回来，乡亲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大队给他报销了差旅费，还发了出差补贴。
“订出了三千匹布？真的假的？”宜山区供销社主任听说后死活不敢信，跑过来确认。
“真假你看看这合同，看看这上边的公章……”杨恩柱拿出合同给主任看。
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看合同上写的阿拉伯数字，再看看鲜红的大印，摇了摇头，感到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学校开学了，杨恩柱夹着书本去上课，发现书记已派人顶替了他的“教职”。他成了大队的销售员，在矮檐下站了二十多年的杨恩柱终于抬起了头，可以享受农业户待遇了。不，他享受的是大队书记的待遇，一天十个工分，一年三千六百分，这正好是“非产户”的十倍！销售员奔波在外，每天还有一块五毛钱的出差补贴，这是书记所没有的。
杨家宅的再生布几乎都销往了江苏，淮阴还把一部分销往山东和安徽。于是，有人顺藤摸瓜，找到杨恩柱，从他这直接订货。他的销售网越铺越大，辐射几个省，销售量不断攀升，每年销出数百万米。杨家宅的生产能力有限，供不应求时，他们就从邻村低价收购布，转手卖出，赚个差价。
一次，船在江苏清江市卸下布，装上原材料要返航时，突然好几位警察和工商局执法人员赶到码头，把杨恩柱和船老大扣下了，押到公安局。
“你老实交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大喝一声。
船老大立马就怂了，站那儿一个劲儿发抖。杨恩柱为人老实，从不惹事，想这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被抓起来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
“同志啊，这不是投机倒把，我们是生产队的。”杨恩柱从兜里掏出大队的介绍信。
接着，他又把跟清江市土特产公司签合同的过程、合同内容说了一遍。
“再不老实交代就把你抓起来！”也许杨恩柱说的跟举报的出入很大，惹火了副局长，他把手枪掏出来，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一见到枪，杨恩柱头脑一下就清醒了，不管怎么说他也当过三年兵，还被枪吓住？再说，自己没干违法的事儿，谁敢朝自己开枪？
“我讲的都是实话，你不信可以给我们大队打电话，也可以跟你们土特产公司核实。我们是来料加工，双方有合同的。”他理直气壮地说。
原来清江市土特产公司土布销量很大，成为杨恩柱的主顾之一。来往频繁，货船经常停泊在清江码头，一来二去，杨恩柱他们就跟码头上的人混熟了，有人托他们带点儿木头。杨家宅不产木头，不过宜山的木头便宜，杨恩柱买一些扔上船，捎过来送给了他们。大凡好事都不会人人有份，没得到好处的就有点儿眼红，到公安局和工商局举报杨恩柱投机倒把，而且数额巨大。
事情本来不复杂，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后来杨恩柱还跟那位副局长成了朋友。
再生布的命运犹如它的使用寿命，没几年就被淘汰出局了，杨家宅转产了，生产编织袋。织再生布那阵是集体生产，社员挣的是工分，到了织编织袋就变成各家各户自产自销，自负盈亏了。没有销售渠道的农户成了加工户，杨恩柱给他们提供原材料，让他们编织，付他们加工费。编织袋收上来后，他统一印制、打包，批发往江苏。
一次，载着编织袋的卡车行驶在盘山道上，坐在司机和杨恩柱旁边的小女孩满眼惊奇地看着车窗外的山山水水、树木和村庄。女儿出生后，他一直奔波在外，没陪伴女儿成长。转眼她就要读小学了，他想领她出去玩玩，聊补多年亏欠。
他上次是带老婆出来的。这些年来，老婆很辛苦，天没亮就起床，不论刮风下雨，都要赶到市场买线买纱。冬天下雪，去市场得经过几座桥，有的桥窄窄的，连护栏也没有，搞得她战战兢兢，甚至两腿发抖，生怕脚下一滑，掉到冰冷的河水里。有时，赶上手里没钱时，她还要找队长支付一点儿。她去得早，人家两口子还没起床。她只好站在外边等待，那个滋味儿不好受。老婆生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那些年，她怀孕也没耽误干活，赶上交活儿时，黑天白天地织布。孩子哭了，只好让他哭，尿了屙了，她也没空给他换尿布。孩子大点了，饿了，她就给炒碗米线，没时间去买菜，她就炒鸡蛋当菜。杨恩柱是一个心里有数、懂得心疼老婆的男人，找机会就带老婆出来走走。
这次卡车跑了三天到了连云港，把货交付了，杨恩柱就可以领女儿去游玩了。没想到对方却说编织袋质量不合格，拒绝接收。
“爸爸，这个他们不要了，是吧？”七八岁的女儿问。
“别着急，爸爸想法解决。”杨恩柱安慰女儿。
他知道自己的编织袋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村民织得精心，有的毛糙。编织袋关键的是封线，有的封得马马虎虎，七扭八歪；有人还捣乱，故意不把封线封好。老婆很辛苦，每次她都要验收，尽管查出来也不能怎么样，乡里乡亲的，关系都不错，哪能为这点儿事翻脸？差个一星半点也就那样了，实在说不过去的就扣点儿加工费，让弟弟重新封一下。做生意么，总得讲点儿良心，不能把不合格的东西卖给人家。
新疆有民歌唱道：“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杨恩柱的老婆没赶马车来，也没领着妹妹来，她带来的是弟弟。那年弟弟九岁。弟弟是孤儿，岳父母去世时，他才四岁。
弟弟长大后，就跟杨恩柱老婆一起办厂，他们招集一群五六十岁的妇女，每人每月给五六十块工资。他家自产的编织袋是弟弟封的线，包也是他打的，他们的编织袋是不会不合格的。
人老实不等于悟性差，杨恩柱感到这里有点事儿。这批货是上次带老婆来连云港时订的。在云台的一家化肥厂，他遇到一位当地人，也在那儿推销编织袋。
“你是哪的？你的生产能力有多大？”
杨恩柱出来时发现那人在厂门外等他。
杨恩柱如实地介绍了自己那边的情况。
“你能不能帮我加工一批？”
这人到底是推销员还是采购员？杨恩柱被他搞得一头雾水。
原来此人姓徐，是当地塑料厂的销售员，他们厂也生产编织袋，不过成本较高。他想从杨恩柱这订一批，再卖出去，赚点儿差价。
杨恩柱想，有钱赚，卖谁还不是卖呢？也就答应了。
杨恩柱做了几年销售，经历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他这些年本着一是诚实，不论跟谁做生意都要实话实说，不忽悠别人；二是老实本分，不干违法的事，不偷税漏税，这样也就没有大麻烦。现在看来因给老徐加工了这车编织袋，卷入了他们内部的矛盾。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上午那车编织袋还没卸下来。杨恩柱火了，去找了厂长。最后，他们不仅收了那车货，还给了司机误工赔偿。
1980年，杨恩柱纳税七万元，这在苍南引起了轰动，还上了《浙江日报》。
5
老爸和哥哥是“猴子”，年仅十九岁的她也成了“猴子”
陈定模到龙港时，杨小霞已经成了“猴子”，那年她才十九岁。按年龄说，她还是个小“猴子”，但按钱来说，她已相当于两个“猴子”——有两万元。
杨小霞生在金乡，那是一座古镇，古称瀛洲，濒临东海，三面环山，山外环海，山海回环。传说三国时周瑜在那训练过水军。明洪武二十年置卫筑城，称金乡卫。初中毕业时，杨小霞鬼使神差的差两分没考上高中，梦想像流星从天空滑落。她最大的梦想就是风风光光地离开这片土地，这下没戏了。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选择了复读，她也动心了，毕竟考上高中就等于朝大学的门槛迈近了一步。
妈妈这次却没惯着她：“唉，算了，女孩子读到这份上就可以了。”
妈妈出生于大户人家，娘家也是大地主。妈妈上过学，识文断字。
杨小霞从小就是乖乖女，听妈妈那么一说，也就放弃了复读，进了印刷厂，那年她只有十五岁。
与其说那是印刷厂，还不如说是小作坊，没有厂房，在一户人家的外边搭个棚子，安装几台印刷机。厂里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人。厂子是哥哥跟朋友合股办的，员工都是朋友的老婆或亲戚。
哥哥年长杨小霞十几岁，从小就不甘于贫穷，不甘于作为“地主家狗崽子”被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地卑微活着。哥哥不断地折腾，做过糕点，卖过炒米。村里一遍又一遍地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把面粉、白糖和食油没收，把他抓起来。他却像吴琼花[15]似的不屈不挠，只要放出来就继续干，最终挖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桶金。
哥哥说服合伙人，让杨小霞当了出纳。厂子虽小，她的工资却不低，上一天班挣两块钱，晚上加个班挣一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五六十块钱。当时城里的徒工每月只有十八块，二级工才三十块左右。
杨小霞的出纳纯属闲职，多数时间既无出也无纳。她跟哥哥说，我要学门手艺。于是，她下到车间跟师傅学了丝网印刷。也许是心灵手巧，也许是用心，也许有天赋，杨小霞很快就掌握了套色技术。
当时最难套色的是一种纸牌，上边的人头要套七种颜色，难度超高。金乡就数杨小霞套得好，套得精准。北门有条印刷街，金乡的印刷厂大都在那儿开店，或摆摊，接收业务。杨小霞在那儿小有名气，那些厂家遇到高难度套色就去请她。
“妈妈，我如果不在厂里做的话，一天能挣三块，晚上加班到十点还有两块好赚。”
“你还是在你哥哥厂里做吧，下班后到外边做。”
第一个月，杨小霞赚了九十元的外快，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的是一起拿到的，有一百多块。她高兴得跟妈妈上街买了两个金戒指，母女一人一个。
厂家发现请杨小霞支付的报酬高点儿却很划算，她做事认真，提前十五分钟上班，年轻手脚麻利，动作快，四小时别人印三千五百张，她印四千八百多张，而且她干的都是技术难度高的活儿。老板脑袋都很灵光，都会算这笔账，抢着请她的厂家越来越多，有的跑到她家门口来接，有的跑到厂门口去等。她也不挑，谁先请就跟谁走。
厂家有时能请到，有时请不到，于是有的厂就想高薪聘她，有的想给她提成，有的要给她干股。杨小霞没抵挡住这一诱惑，离开了哥哥那个厂。
杨小霞成了“猴子”，父亲也成了“猴子”。父亲“文革”时被划成地主，进过牛棚，挨过批斗，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地主”。“文革”后的一天，两个“地主”在没有监督，不搞鬼鬼祟祟的情况下就接上了头。一个年轻时做过食糖和棉纱生意，另一个也很有经商头脑，俩人三句话不到就聊起了生意。
朋友说，最近在回收PPT废料，能不能一起干？
父亲一听就兴奋了，儿女都是搞印刷的，儿女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也是搞印刷的，他们印的棋牌、菜票用的都是PPT材料，切下来的边角废料都扔了。另外，他家有个大院，可以存放收上来的废料。
两个“地主”终于有了比当年淘厕所更有用武之地的活儿。她的母亲也加入进去，父母起早贪黑地干起来，先是去厂家收，后是厂家送过来卖给父母，再后来金乡出现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他们也将收上来的PPT废料卖给父母，他们家成了收购站。
也许父亲有经商的天赋，也许他抓住了机遇，也许这是他的生命之树盛开的时机，被他使出浑身解数给抓住了。他的生意越做越大，PPT废料两吨三吨地往外运。钞票像秋天的树叶纷纷扬扬地飘落进他的腰包，当杨小霞成为“猴子”时，他已拥有十几万元了。
6
给别人撒了许多“网”后，他想自己也来一“网”，结果网到一条来自远方的“鱼”
1984年，均瑶三兄弟或在通往财富的蜿蜒崎岖的小道疾行，或站在起点上眺望。
跟那些“猴子”相比他们还太年轻，甚至说太小了。老大王均瑶刚十八岁，到金乡打拼刚三四年；王均金十五岁，刚沿着大哥的脚步到了金乡，王均豪才十二岁，还在读书。
谁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会成为浙江首富，成为最大的“猴子”，包括他们自己。
他们生长在金乡区大渔镇渔岙村，那里三面环山，南面临海。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两千多口人，靠打鱼为生。父亲为养活一家七口疲于奔命地劳作着，打鱼回来，连伸一下腰的时间都不给自己，转过身就上山打猪草。尽管如此，他们还时常饥寒交迫。
在王均豪的记忆里，小时候一见白米饭两眼就会冒绿光。平时他们吃的是有霉的、腐烂的、被虫子盗空的红薯丝。每次煮前，妈妈都要用簸箕簸簸，把里边的泥土、虫子和虫卵簸出去。红薯羹煮好后有点儿像土豆泥，味儿却极其难闻，猪都不吃。没有下饭的菜，妈妈给他们哥仨每人一块糖。他们把糖放在嘴里嗍一下就拿出来，吃几口红薯羹，吃不下去时再把糖放嘴里嗍一下。一顿饭吃完了，那颗糖还剩半块，收起来留下顿饭嗍。
父亲打来的海鲜只要能卖的都卖了，实在卖不掉的才自己吃。他们能吃的大多是钓螃蟹用的带鱼肉。那肉在海水中浸泡了十几个小时，味儿寡淡，有的被螃蟹吃掉了一半，但却是他们能吃到的最好的海鲜。除此之外，还有卖不掉的红壳蟹。
他们三兄弟都是孩子王，分属不同年龄段。他们的爷爷是说书的，也许有这遗传基因，他们哥仨都很会讲故事，讲起薛仁贵征西什么的眉飞色舞，小伙伴都特爱听。有时，他们给小伙伴讲故事，小伙伴帮他们拔猪草。他们有一个姨妈在金乡，姨妈家的表哥是放电影的。王均瑶跟表哥去放过一次电影，回来就在孩子中卖电影票，一分钱一张。他在几块玻璃片上画了一些小人儿或动物，用手电筒投到墙上，边讲边换片。
有一天，他们哥仨发现渔船回港后，饭锅上留有锅巴。打鱼是个力气活儿，不能吃红薯丝，要吃米饭。渔民在船上煮饭火候掌握不好，锅底留有厚厚的锅巴，也许没空刮，随着饭锅便留在了船上。对吃红薯丝的孩子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他们谁也没告诉。每当有渔船回港，他们哥仨就会溜上船，一艘接一艘地搜锅巴。锅巴不仅远比红薯丝好吃，还扛饿。不像红薯丝吃了不大一会儿，肚子又咕咕叫了。
一天，他们在船上找到一瓶白糖，这犹如在沙漠发现一块金子，他们用闪着绿光的眼睛相互对视一下，这东西怎么处理？要不要拿回去？父亲告诫过他们：“做人要用巴掌摸摸胸口，要对得住良心。”这要是拿了，算不算对不住良心？这算捡还是算偷？
“糖瓶子要是锁在柜里，把柜撬开拿走那算是偷，放在外边拿了，这不能算偷，算捡。”
“糖瓶子在地上算捡，它在人家的船上，那还是算偷。”
“糖瓶子在他的船上拿了算偷，那我们刮人家的锅巴不也算偷了？这不算偷，算捡！”
最后，三兄弟达成了共识，这算捡不算偷。算捡那就可以分享，于是每人一口地吃了些。
剩下的怎么办？这糖瓶子怎么拿回去？就算是捡的，要是给人看见也会被误认为是偷的。哥仨又讨论一番，最后决定找个桶，把糖瓶子放在桶底下，上面用沙子埋上抬回去。碰到人就说家里要炒蚕豆。村里人炒蚕豆都用沙子炒，先把沙子放进锅里炒热，再把蚕豆放进去，用沙子的热把蚕豆炒熟。
糖瓶子拿回家怎么办？父母知道了会以为是偷的。把它藏起来，不让父母看见。夏天，一家人睡在地板上，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这白糖怎么吃？他们找来两个凳子，在上边搭两根竹竿，把床单搭上去，他们钻进去，把糖瓶子拿出来，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地吃。忽然一阵海风把床单和竹竿刮到了地上，父母发现他们兄弟仨捧着个糖瓶子。
“这是怎么回事？”父母把糖瓶子夺了过去。
“在船上捡的。”
“哪艘船？”
“那么多船停在那儿，谁搞得清。”
白糖被没收了，还好没惩罚他们。
王均瑶小学没毕业就离开了村子，去金乡打工了。金乡的家庭作坊多如麻，有搞印刷的，还有制作标牌和徽章的。他们早期的推销模式是寄信，搞一本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名录，按照上面地址撒网似的寄信和样品。
王均瑶最初是帮人家写信封和寄信，他想自己为何不撒它一“网”，八分钱一张邮票，一分钱一个信封，撒一网要投百八十封信，要十块八块的。对王均瑶来说，这不是小钱，他知道不论做什么都要有成本。他撒了一网，竟收到一封回函，约他去重庆面谈。他既欢喜又纠结，重庆那么遥远，谈不成还要白搭几十块的路费，可要是谈成了呢，不就赚一把了？最后，他决定冒一次险，谈不成也没什么，他还没坐过汽车和火车，没去过城市，就当去玩一趟。
王均瑶在重庆第一次揽回一笔生意，尝到做生意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