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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书阁 > 人文 > 中国农民城 > 第5章 百姓都知道

    1

    想像“穷人家骗媳妇过门”那样把“猴子”糊弄进来,结果人家的头发都是空心的

    《浙南日报》的报道《龙港镇也来个“对外开放”》刊发后,江滨饭店的门口就挂出一块新牌子:“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陆续有瑞安、泰顺、平阳等县,以及宜山、金乡、钱库的农民赶过来咨询。

    “这个名称是谁起的?”采访时,我问陈定模。

    “我起的。”

    “为什么想到这么个名呢?”

    “就是欢迎老百姓进城,像欢迎老朋友一样嘛。”陈定模说。

    陈定模还提出要充分发挥“一纸两皮”的作用。“一纸”即《苍南县龙港镇总规划图》,“两皮”就是“依靠地皮优势,发挥嘴皮作用”,要让龙港这座在建的城镇“在地图上找不到,百姓都知道”。

    要发挥“一纸两皮”的作用,那就不能“瘸子跑堂——坐着吆喝”,镇委决定成立工作队,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去宣传和动员。苍南县有区和县辖镇十二个,要成立十二支工作队,分片包干。陈定模包钱库区;陈萃元担任过金乡镇镇长,他包金乡;陈林光的家在金乡区的舥艚乡,他包舥艚镇与舥艚乡,还有舥艚镇下边的新城乡。

    镇委和镇政府班子成员没有那么多人怎么办?这难不倒陈定模,他把企业站、粮管所的干部借过来,把退休的机关干部找来,让他们带队下去。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广播、传单和动员大会全面铺开,向农民宣传龙港的地理优势、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

    在部队当过作战股长的陈林光把这称为招兵买马。回到舥艚,他把父老乡亲召集到乡政府会议室。乡亲只知方岩下,不知龙港,陈林光介绍一番。

    问题来了。有人说,我舥艚的祖屋朝南,冬暖夏冷,住着舒服。我去龙港,祖屋怎么办?把它扒了,我不就是不肖子孙了?我不去。

    有人说,我去龙港,我的渔船怎么办,我的盐田怎么办,我的地怎么办?我到那边怎么生活?龙港建那么多的房子都想开店,东西卖给谁,那不就你卖我、我卖你,自己卖自己吗?

    还有人说,去龙港人生地不熟的,还不得让人欺负死?我不去。

    在苍南农村欺负人的现象十分严重而普遍,比如女儿户[1],会因家里没男丁而受欺负;小姓会受大姓欺负。有位姓林的,住在姓蔡的村子里,受尽欺辱。大姓中也有受欺负的,有个村李姓是大姓,祖上有三个儿子,有大李、二李和小李,大李、二李后代繁茂,有几十户上百户,小李人丁不旺,仅十几户,饱受大李和二李的后代欺负,他们连房子都不让小李后代建。

    陈林光家那个村,吕姓是大姓,有五百多户,陈姓是小姓,仅三十来户,陈姓在村里一直挨欺负。陈林光的叔叔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志愿军,在村里当会计,吕姓总给他穿小鞋。陈姓宗亲已忍气吞声几十年,上百年,终于有胜利大逃亡的机会,岂能放过?陈林光有一兄一弟,一姐一妹,他们听说可以去龙港,无不欢欣鼓舞。祖传的四十来平方的盐田也不管了,没钱借钱也要走,姐姐和弟弟东挪西借没借够钱,决定两家合买一间地基,哥哥和他的女婿决定合买一间。

    惹不起,躲得起,挨欺负的都想逃离。受欺负的姓林的说,到龙港大家都是移民啦,姓林的、姓李的、姓张的、姓赵的住在一起,哪还有什么大姓啦,我们都平起平坐啦。另外,还有万元户手里有了钱,想圆城市梦的,舥艚有一百多人登记报名。

    陈林光那个村有一吕姓,亲戚在杭州一家企业当头儿,揽到了大批业务,赚了三十来万块,在镇上建两间房子做招待所,每年进项不少。

    “你去龙港吧,我批两间地基给你,你只要出两万元助学就行。”陈林光动员他。

    “不去,我在舥艚是这个,”他笑着跷了跷大拇指,接着伸出小拇指,“我到龙港是这个。”

    “对对,你在龙港肯定数不上,你在舥艚绝对是这个。”陈林光跷了跷大拇指。

    几年后,村里吕姓大多搬到了龙港,连那位“大拇指”老吕的儿子也心甘情愿地跑到龙港做了“小拇指”了。这是后话。

    陈萃元觉得龙港跟金乡相比近乎一无所有,要动员金乡人到龙港买地建房,这近乎“穷人家骗媳妇过门”。不过,这户穷人家很有发展潜力,毕竟是县里定位的经济中心。

    陈萃元在当地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他要是动员不了,别人想都别想。改革开放,让敢想敢干的金乡人抓住了机会,全镇两千九百多户,百分之七十的人家办起家庭作坊,成就一大批像杨小霞那样的“猴子”。他们腰包的钱鼓鼓的,自然会想买地建房。金乡的地价比龙港高许多,杨小霞的父亲在金乡镇五一村拍一间地皮就花了一万多块,那笔钱到龙港起码能买两间地皮。

    陈萃元跟金乡的父老乡亲说:“龙港好,我龙港有条江叫鳌江。你们想想看哪个大城市没有江,上海有江,温州有江,连瑞安都有江。江的运输费用比陆地的运输费用要便宜得多。你要发展工业,你就去我龙港,龙港的水运费用比铁路、公路运输都低,是不是?你看你成本不就降低了?”

    金乡人却不买账,不是不买陈萃元的账,是不买龙港的。

    你龙港是什么?不就是几个小渔村,一片滩涂和农田么?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搞得起来?我金乡生产标牌、徽章,你算算中国十亿人口[2],需要多少校徽?多少路牌?多少标牌?我金乡第二个产业是证件,学生证、工作证、军官证、借书证,全国需要多少?我金乡第三产业是纺织,土纺土织,我的土布不要布票,全国哪儿不需要?

    金乡人说,我金乡本来就是城,有六百年历史。金乡是座濒临东海湾的古镇,“明洪武二十年筑成城垣,置金乡卫”,设有十一寨、十五堠。金乡卫城墙周长约4.7公里,墙高约6.3米,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城外环有三十米至五十米长的护城河。城内有小河,连接护城河。过去城门下有吊桥,通向城外。

    据说,城里的金乡人多是戚继光部队的后裔,讲着接近上海话和宁波话的金乡话。从北门和东门走过小桥,听到的是蛮话;从西门走过小桥,听到的是蛮话和闽南话。城里的自然是城里人,城外的是乡下人。逢清明节集市,乡下人进来,语言不通,交流不多。改革开放后,乡下人进城多了,渐渐学会金乡话。金乡人却没学会蛮话与闽南话,缘于他们没有需求,他们很少到说蛮话和闽南话的乡下去。

    陈萃元的“骗媳妇过门”在金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人说,金乡人太狡猾了,他们的头发都是空心的。

    陈萃元说,“陈定模跟我说,他是农村出来的,原来工作过的钱库区也是农村,他管下面几个乡的农业。他说我是金乡镇干部,由我负责城镇。当时龙港都是农村的房子,我来拆房子,规划道路,自己建设自己批,都是我搞。”

    金乡人不好“骗”,总有好“骗”的吧?陈萃元又去了钱库、宜山等地,每到一处就召开动员大会,他站在戏台上说:“你在农村能够赚多少钱?四分地不要说长谷子,就是泥土扒过来都是谷子,你能扒多少?你在偏远山区里面,要搞金融没有,人才也没有,你怎么发展?国外凡是工业国都发财,凡是农业国都落后,你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呢?”

    “台下的几百人几千人都说好,到龙港去,就‘骗’过来了。”采访时,陈萃元说。

    2

    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是书记了,该知道吧?

    盛夏的钱库像过圣诞节似的,天主堂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

    钱库位于苍南县江南平原的中心,早在后汉乾祐年间,吴越王钱弘俶在此设立库司,征收当地茶、盐、棉、绢等税,被称之为“前库”,亦称“钱库”。民国初年,钱库设区。

    钱库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区,下辖九个乡,一百四十一个村,人口超过十七万,人均耕地不足四分。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景,老人或女人领着孩子外出讨饭,如遇到灾年,有人把儿女卖到福建或浙南泰顺。

    1984年这一天,农民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教堂座无虚席,周边还站有一些人。一纸《苍南县龙港镇总规划图》前围着一群人,他们或默默地专注地看着,或指头像辆客车顺着线条上下左右移动,或交头接耳商议着,高声粗嗓地争论着。

    高高的拱顶教堂,五扇拱形玻璃窗绘着《圣经》的故事,五彩斑斓。下边有一白色讲坛,后边是一副高大的十字架,耶稣两手张开,被钉在上边。殉道的耶稣耷拉着脑袋,一脸宁静祥和。

    陈定模走上讲台,本来不高的个子似乎又矮了些许,看似疲惫的面孔却精神抖擞。他巡视一下父老乡亲,嘁嘁喳喳的声音顿时消失,下边像一片平静的湖水。

    “我欢迎大家到龙港买地建房。你们不是老说钱库偏僻耳目不灵吗?到龙港去,那是苍南的经济中心,那里靠着鳌江,四通八达,信息灵通,将来有商场、市场、学校、医院、电影院。龙港的对岸就是百年老镇鳌江。你们不是向往鳌江吗?不是觉得鳌江人了不得吗?不是想过像他们那样的城里生活吗?如今,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龙港这样的集镇落户,你们可以把生意和工厂迁过去,可以花两三千元在龙港买间地皮,然后盖上自己的房子,一楼是商铺,可以开店办厂,二楼三楼自己住。你们的户口可以迁进城镇,你们的孩子可以进城读书……”

    “龙港在哪儿?”一位老汉拿着宣传单,问旁边人。

    看样子他不识字,在钱库像他那把年纪不识字的人很多。

    “就是方岩下。”有人告诉他。

    钱库农民有可能没去过平阳,没去过瑞安,没去过灵溪,很少有人没去过方岩下。

    四个月前,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在钱库做过一次动员“猴子”去龙港建一条街的报告。发海报时,有人担心场地过大,要是来个二三十人,会显得冷冷清清;有人却充满信心地说,陈书记讲话老百姓爱听,起码也能来几百人。陈定模讲话确实很有感染力和煽动力,老百姓爱听他的报告是信任他,当年他顶着压力为老百姓办过几件实事,实实在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我们过去没饭吃跑去找你,你帮我们借地瓜干。我们问你,‘定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你说你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区委书记了,说了算了,不能还不知道吧?”那是1981年,陈家堡的乡亲听说陈定模当上区委书记跑来找他。

    他的心被戳痛了,战栗了,颤抖了。小时候,他跟母亲去福鼎逃过荒,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望着跟自己一起长大的,或看着自己长大的乡亲,不知说什么好了。过去他在供销社工作,可以说不知道,现在是父母官了,不能再说不知道了。

    可是,他知道吗?不知道啊。

    他十六岁离开陈家堡,十九岁离开钱库,在外转悠二十多年。四十二岁突然被任命为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觉。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年的孩子变成了大人,大人变成老人,老人许多不见了,活下来的都弯腰、弓背、拄拐棍了。可是,钱库的街还是过去的街,房子也是过去的房子。过去看着不错的,现在已经破败;过去破旧的,不是倒塌了就是岌岌可危,似乎一阵小风就刮倒。

    有权可以改变一切,没权只能被改变。陈定模有了权,有了改变家乡的机会,他能做出哪些改变?几年后离任时,如果乡亲的日子依然如故,家乡除了衰败之外没有别的改变,怎么对得起祖宗?告老还有脸还乡吗?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吃饱饭?”陈定模问。

    “把田分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种!”

    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绝境。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74.67元,月均仅6.22元[3],这笔钱如何让农民养家糊口?1980年8月,六盘山下麦浪翻滚,该开镰收割了,宁夏固原县什字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却停工了。他们要求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不同意,地委也就不同意;地委不同意,县委也就不同意。农民说,干了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农民与自治区、地委、县委杠上了。此事震惊党中央,连总书记都赶了过去。

    “固原事件”刚过去几个月,陈定模有多大腾挪空间?他有权为民做主么?没有。浙江省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温州是“除了马路没修,其他都修了”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他刚上任,温州地委副书记就带工作队进驻了宜山区,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进驻了钱库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刹“包产到户”的歪风。

    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织布纺纱、捕鱼摸虾、种菜种瓜,统统都是。

    钱库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文革”时被取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起来。工作组又要“封三机”。为刹住“包产到户”歪风,工作组挨家挨户搜查,发现育种的,强行拔掉。

    在采访时,陈家堡村民陈长许说:“我们分田已有三五次了,陈家堡分田到户比小岗村要早十多年,我们在1966、1967年就分了,那还是‘文革’时期。不光我们村分了,平阳县百分之七八十的生产队都分了。田分给农民后,产量翻两番都不止,过去在生产队干三天的活儿,分田后半天就干完了。插秧三五天就插完了,生产队时要一个月。生产队时亩产量也就两百多斤,分田后要七八百斤,八九百斤,一千斤的都有。生产队种的地瓜永远也长不大,自己种时一个地瓜好几斤。分田后,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五六年后政策又来了,又集体了。1973、1974年,遭了灾,我们都饿肚子了,要饭的多的是,满街走,把女孩带到山上去,换一百斤、两百斤地瓜干。1979年过后,我们这里又分田到户了,粮食又吃不完了……”

    陈定模来之前,他们又集体了。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不好吗?”陈定模问乡亲。

    “不好,出工一窝蜂,干活瞎糊弄,出工不出力,地能种好吗?产量能上去吗?”

    陈定模对此是清楚的。1979年,平阳县委派他带工作组进驻腾蛟区[4]去刹“单干风”,把春耕生产搞上去。腾蛟是数学家苏步青的家乡。“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这是家乡留给苏步青的记忆。这时,腾蛟早已失去这诗情画意,几万农民陷于穷困之中。

    陈定模领着工作组到带溪乡调查,见农民住房简陋破旧,缺吃少穿,却宁可让田荒着,也不去种。浙南农民向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定模跟农民接触多了,他们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下地种田,第一锄头给政府[5],第二锄头给干部[6],第三锄头给‘五保户’,第四锄头才归自己。我不种地没饭吃,政府、干部、‘五保户’也没得吃,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话太反动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怕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进牢房。可是,说这种话的人却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工人叫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大家都“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点钟”。

    怎么样才能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

    “地让自己种,谁种归谁,饿死不怨政府!”农民说。

    农民要自己种,县里要工作组刹住“单干风”。陈定模夜里睡不着觉,上级的任务像窗外浓重的山影压在心头。如刹住“单干风”,地就荒了,农民没饭吃,政府没税收,干部没收入,“五保户”没法生存。“民以食为天”,有“食”才是“饭”,没“食”就是“反”。没饭吃,百姓要造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要不是老百姓没饭吃,怎能跟党闹革命?革命的初衷不就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个宗旨不能忘。

    最后,陈定模答应让农民按“谁种归谁”的办法试试,不过要悄悄做,不能张扬。

    “谁种归谁”不就是包田到户,不就是上级要他刹的“单干风”吗?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为吃饱饭,冒坐牢风险,以“托孤”方式签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农民搞单干为的是吃上饭,陈定模为什么?一旦被发现,小则撤职罢官,大则坐牢。

    带溪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晨,天没亮,鸡没叫,农民就下地了;夜色把田地淹没,农民点上煤油灯,挂在牛犄角上,继续耕作。远远望去,田野灯火摇曳,像一群群萤火虫。那一年,带溪乡粮食大获丰收,农民终于吃饱了饭。

    带溪乡的奇迹可不可以再炮制一次?难,那时陈定模是工作组长,现在县委副书记带工作组驻在钱库。不违农时,春耕时节眼看就要过去,再拖下去钱库农民要挨饿了。陈定模只好蹚着似水的夜色跑去找担任工作组长的县委副书记。

    “书记,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怕是当不好这个区委书记兼区长了,县里还是换人好了。”

    此话亦真亦假,陈定模在基层供销社干了几十年,四年前才调进县委机关,不要说主政一个区,连主政一个乡的经验都没有。

    在陈定模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的第一天就有人巴不得他夹包滚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源于他头顶上的乌纱帽,他若不来,区委副书记、副区长都有机会扶正,下边的乡委书记和乡长也有机会提上来。他的空降堵了他们“进步”的路,何况他书记、区长一肩挑,一人占两个正科指标。

    “换人?你这个区委书记是温州地委批准的,哪能说换就换?钱库是温州地区有名的贫困区,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组织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是对你的信任。”

    “可是,你们工作组在这里,我没法放开手脚干……工作组能不能撤回去,让我试干一年?”

    “工作组可以撤回去。小陈啊,你还年轻,没吃过政治运动的苦头,千万要注意,要按照上级指示办事,千万别犯政治错误。你这人胆子太大,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要在过去早被打成右派了。”

    陈定模在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当科长时,做过四十一场理论讲座,一次谈到“单干风”时,他说:“单干不过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汽车司机的劳动算不算是单干?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要集体来把方向盘才算是社会主义?”这在机关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给县委副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县委副书记早就想撤,工作组一进村百姓就躲起来,搞得他们十分被动。

    工作组撤走的当晚,陈定模主持召开区委会,讨论春耕生产问题。会议是在天主教堂开的。钱库区公所没有办公场所,借用天主堂办公。周一到周六,教堂归区公所办公,进进出出的跟天主和圣母玛利亚没关系;周日区公所休息,神父布道,教徒做弥撒,唱赞美诗。

    天主堂的区委会气氛不同寻常,委员像读报似的表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坚决执行省委、地委和县委的精神,一定要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刹住单干歪风……”

    官话、套话、废话、空话像烟雾飘浮在空中。

    “把社员个人育的种子倒掉了,如果地撂荒了,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办?”陈定模问。

    “可是允许单干,社员吃饱了,我们就犯错误了。”

    “‘平阳逃荒要饭’已有几十年历史了,刹‘包产到户’歪风是上面要求的。”

    “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是相信会过上好日子。革命胜利了,山河依旧,百姓依然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会怎么想?”陈定模又问一句。

    宁左勿右,保全自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许多干部得到了“锻炼”,变“聪明”了,听话了,哪怕明知是错的,也要执行,明哲保身,为自己上道保险。会议进行到下半夜,茶淡了,早乏味了,倒掉重沏;水喝光了,再烧一壶;厕所跑了一趟又一趟,续杯再饮。烟吸得太多了,烟雾缭绕,那种辛辣搞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陈定模清楚,过三年五载,他就会离开钱库,没人再追问“定模,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可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这样明哲保身,不为人民谋幸福,不为百姓负责,还能称得上“人民的公仆”吗?

    “按照上级要求,有些生产队肯定是搞不上去的。能不能扩大自留地?”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春耕生产上不去,他有责任。其他领导也有责任,哪个领导没有分管的公社。

    陈定模说:“每年开春,我们钱库都有人逃荒要饭,遇到灾年还要变相卖儿卖女,作为钱库的干部难道不问心有愧?我们必须调动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今年只能增产,不准减产,不准丢荒一亩耕田,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不管哪种方式都可以尝试。”

    几天后,区委在钱库电影院召开为期三天的“三级干部”会议。陈定模做春耕生产总动员,他从生产关系讲到生产力水平,从生产方式讲到存在的问题。

    台下先是鸦雀无声,许多人睁大眼睛,张开嘴巴,愣愣地望着台上的陈定模,继而嗡嗡声一片,台下的脑袋前后左右晃动起来,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个家伙从哪儿钻出来的?他也太敢说了,太他妈的“反动”了!

    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不得不一次次拍桌子,让会场静下来。

    陈定模勉强讲完,接下来是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讨论。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家伙却说,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不适应当下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种地积极性。”

    “前几天,县委工作组要我们狠刹‘分田单干’,把社员家培育的秧苗没收倒掉;现在陈书记却说只要能解放生产力,让农民吃上饭,吃饱饭,什么生产方式都可以试试,我们到底听谁的?倒掉的秧苗怎么办,谁来赔偿?”

    “陈书记是县委宣传部下来的,有理论水平,没准中央又有新精神,所以他才敢这样讲。”

    “按陈书记说的去做会不会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错了谁负责?”

    讨论没有统一思想,该想不通的仍然想不通,该畏惧的仍然畏惧,该疑惑的仍然疑惑。不过,谁不想把生产搞上去,谁愿意让老百姓吃不上饭,让他们拖儿带女去讨饭?

    最后,在会议总结时,陈定模说:“谁说集体劳动就是社会主义,单干就不是?吃饭走路都是个人行为,你能说是资本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是看广大农民是不是拥护,四是看生产力是不是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得到提高。如果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农民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样贫穷的社会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哪个公社荒两亩地,公社书记撤职,并追究区分管领导责任;哪个生产大队荒一亩地,大队书记撤职,并追究公社分管领导责任。总之一句话,只要能把田种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采取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大家放心,上面要是怪罪下来,我陈定模担着,你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笔记本记下来……”

    陈定模这一举动产生巨大震动,有人举双手拥护,有人表面赞同暗地里反对,还有人把检举材料一份接一份地寄出去,寄往县委、市委。

    听说金处村有个单干“钉子户”,他从没加入过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1956年以来,他坚持单干二十五年。不管谁去动员,也不管怎么动员,他就是坚持单干。他说,“土改”分给他的土地就是他的,地契上有人民政府的大印,上面写着由他自由支配。

    这个人太典型了,陈定模派人把黄家林请过来。那是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满面沧桑的农民。

    “你为什么要单干?”陈定模问。

    “集体劳动我搞不来的。他们出工不出力,我干活给他们占便宜,我不干。”

    “你搞单干,群众不批斗你吗?”

    “他们批斗就批斗嘛,我又没偷没抢没做贼,不怕害羞的。”

    每次运动来,黄家林都是单干典型,挨批斗,被捆绑起来,挂着牌子游街,关进牛棚不让回家。专案组说:“你只要表态不再单干,我们就放你回家。”黄家林却宁死也不讲。要斗就斗,要关就关,反正土地是不交的,人民公社也是不加入的。那块地没肥可施,渐渐变得贫瘠,他就下半夜跑到钱库下边的一条阴沟把那里的水挑去浇地,有时候还偷偷跑出去淘粪。

    “老黄啊,这次政府允许你单干了,回去好好干吧。”

    “好的好的,”他抬起头来望着陈定模,两眼闪动着泪花,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感激,抑或是兴奋,“只要给我自己种就好。”

    这个朴实、本分的农民只想自己种地,种好自己的地。在他的眼里土地是命根子,命根子要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钱库区很多乡都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用陈定模的话说,那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闹春耕”,仅仅五天他们就插完了早稻。那年夏天钱库区上缴的征购粮达到了九百三十八万斤,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平阳县领导大为吃惊,这个年年要吃六百多万斤返销粮的钱库区,怎么在陈定模上任半年后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有人说,别看他陈定模蹦跶得欢,干不到一年就得夹包滚蛋。有多少人因单干被处理掉了?他这么明目张胆,逃脱得掉吗?陈定模也有点儿提心吊胆,犹如乌纱帽拎在手上,随时交上走人。1982年年初,中央下发了第一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陈定模才长舒一口气。

    4

    吹声哨子,吓死卖螃蟹的;抓到个无证商贩,她跳湖了

    如何让吃饱肚子的农民富起来?钱库人均不足四分地,靠种地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要靠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遍又一遍的工和商才行。钱库有经商传统,很早以前农民就像义乌人那样挑着担子跑到宁波、上海、福建等地鸡毛换糖,也有人摇着拨浪鼓走村串乡做小生意的。钱库还有纺纱织布的传统,过去他们织土布、毛巾和带子,挑到福建的山区去卖。

    钱库要想成为真正的钱库,就得让家庭作坊开起来,让生意人重打锣鼓再开张。

    “现在的年轻人不种地也许是历史的进步。我们钱库人均不足四分地,靠种地是富不起来的,也种不出现代化。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百分之五,日本只有百分之十,我们国家却有百分之九十,这样国家怎么强大,人民如何富裕?中央文件上讲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们不仅不该制止年轻人做生意,而且还要鼓励更多的人从土地走出来,从事工商业。有技术的开机器——办工厂,有本事的做生意,种田能手种田地,实行专业分工。”陈定模在大会小会反复讲。

    有些人兴奋起来,活泛起来,“农业以粮为纲,陈定模鼓动农村青年不种地,不务正业!哪还有一点儿区委书记的样子?”他们赶紧点灯熬油地写检举信、小报告和黑材料。

    其实,谁都清楚在钱库、金乡、宜山,农民经商从来没断过。割“资本主义尾巴”最疯狂的岁月,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在码头、渡口、车站对外出“投机倒把”的农民围追堵截,抓住就罚款、游街、批斗,甚至判刑,那也没有止住。

    温州这一时间段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温州市工商管理人员在黄府巷农贸市场吹几声哨子,想给无证商贩提个醒——赶快离开,没想这竟把一位从瑞安过来卖螃蟹的给吓死了;二是工商管理人员在松台农贸市场抓了一位无证商贩,没收了她的虾皮,她却跳进温州城西的九山湖,差点儿丢了性命。

    陈定模把区工商所所长找到办公室,问可不可以给农民发放经商许可证。他跟下边公社领导说过,以后别再抓“外流人员”,要让农民放心经商,社办企业要给外出农民开介绍信,别让他们像过街鼠似的。可是,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只有工商所给他们发放经商许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长说,按规定,城镇居民可以申请经商许可,农民不行。

    “能不能变通一下?”

    “上边有明确规定,变通是违背原则的。”

    陈定模很失望。无商不活,无商不富,把这条路堵起来,钱库农民还怎么活起来、富起来?陈定模不甘心,下去调研,连开几次座谈会。

    “农民经商不一定非得有经商许可。”

    “哦?没许可也可以?”

    “做买卖嘛要有货源,做小商品生意的进针头线脑、发夹纽扣之类的东西,凭税务部门颁发的进货本就可以。进货本可以代替经商许可。”

    陈定模茅塞顿开,允许进货也就允许卖货,尽管进货本不能代替经商许可,起码被查到时也有一块挡箭牌。他没找工商所所长商量,怕商量不成,又把路堵死了。

    “我把你调到区税务所当所长,给农民发放进货本,不加限制,要多少发多少。”他对陈岳宝说。

    陈岳宝是夏口公社书记,年过半百的“土改”干部,文化不高。他出身于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推行“包产到户”很卖力气。

    “出问题怎么办?”陈岳宝有点儿紧张。

    他毕竟当过几十年的基层干部,这点儿轻重还是拎得清的。

    “这你放心,出了问题我担着。我可以把这句话写在你的本子上作为证据。你、你怎么哭了?”

    “你敢为农民承担责任,我还不敢哭吗?”陈岳宝抹把泪说。

    陈岳宝一到税务所立即大张旗鼓地发放进货本。

    “税务所发进货本了,每本仅收五分钱工本费。”这一消息不胫而走,税务所门口排起蜿蜒长龙。工作人员忙得中午都吃不上饭了,晚上还要加班。

    “陈定模胡作非为,这胆子也太大了!”

    有人将情况反映上去,县里没有明确表态。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对错要实践检验。温州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据《浙南日报》报道,1980年7月,平阳县矾山镇已给二十四位个体户发放了个体营业许可,经营范围包括手工修补、饮食服务和经营小百货、小山杂等。1980年9月,温州市工商管理局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城镇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若干规定》,以松台街道为试点向个体户发证。

    钱库区工商所与税务所相距不远,一个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一个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工商所所长坐不住了,也许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也许见县里没追究税务所责任,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工商所开始给农民发放经商许可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发放了数千本经商许可证。钱库活跃起来,织布机、纺纱机和开花机转动,土布、毛巾、带子和衣服流往全国各地,各地的土特产品也流了进来。

    1983年底,偏僻落后、不通公路的钱库就成为浙南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成为针织品、食品、百货、烟酒等商品的集散地,瑞安、平阳、泰顺和福建宁德、福鼎等地商贩乘船而来,满载而归。

    这时,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提出,在国家计划的框架下,允许小范围的经济自由和市场调节。陈定模底气足了,有人认为他又押对了赌注。

    一天,县税务局突然派下工作组,查银行账目往来,计算营业额,要经商农户补税,交罚款。

    “我卖一箱啤酒就赚一个纸箱钱,补税罚款后,我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一个农民眼泪汪汪地对陈定模说。

    陈定模找到县税务局局长:“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可是,钱库小商品市场刚起步,农民还不知缴税,为争得市场利润压得一低再低。现在让他们补税,他们赔了,生意做不下去了。钱库地少人多,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再出现逃荒讨饭,我这个书记也没法当了。”

    “你说怎么办?”

    “他们该交的税,我负责收,然后交给你们。”

    局长清楚有相当多的农民确实无钱补交税款和罚款,钱库的小商品市场刚有起色,如果严查下去,市场冷落了,利税大减也不好办,于是把工作组撤了回去。

    钱库小商品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繁荣,部分农民成为“猴子”,钱库人也越来越信赖陈定模了。

    陈定模在天主堂滔滔不绝地讲着,父老乡亲专注地听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讲完了,曲终人未散,农民或围着他问个不停,或围着龙港镇规划图琢磨着,或三三两两商议。

    “为什么去龙港建房?那里地基比钱库还高。在钱库建房可以做生意,也可以种地。”有人问道。

    “龙港是新建城镇,位于鳌江对岸,是苍南的港口镇和中心镇,也是苍南的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无论人流还是物流,钱库都无法与之相比。看一个地方有没有发展,要看交通便不便利,你看平阳县的昆阳镇,建于晋朝,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港口镇鳌江不过一百多年,哪个更繁华?还有古都西安,建都一千多年,上海才二百多年,哪个更繁华?龙港一定会后来居上,会超过钱库、金乡和宜山。当下龙港正在建设,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想做生意,龙港可以给你批地开店;想办工厂,龙港有优惠政策;想跑运输,有水旱两路。进城是几代农民的梦想,去龙港选择的是生活,是子孙后代的命运……”陈定模侃侃而谈。

    [1]仅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

    [2]1984年,中国人口为10.4亿。

    [3]数据来源于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报表。

    [4]现平阳县腾蛟镇。

    [5]指上交农业税。

    [6]指生产队干部的误工补贴,以及个别干部多吃多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