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那几年挖出了一贯道300多“祖师”，104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1951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小连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刻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小连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她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显摆他们家厕所的干净方便。小连每月孝敬的钱，姑爸爸都用手绢包着，仔细地收在箱子里，等我撒完尿就拿出来给我看，说这些钱足够她和大连将来过日子用的了。我让她存银行，她说银行不如她的手绢保险，想什么时候看了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看，搁银行哪有这方便。姑爸爸一边骂小连没情义一边又夸她的小儿子是公家的人，小儿子的官位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拨什户”，按过去朝廷的说法，她儿子至少是个一品大员，共产党不兴封妻荫子，搁有皇上那会儿，以小连的爵位，她封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她还能申请皇上的旌表，立牌坊，以她这孤儿寡母地拉扯孩子，赡养婆婆，把儿子培养得这么有出息，在胡同口立个牌坊是绰绰有余的。到了老年，姑爸爸的思维有些混乱，闹不清各种关系，她还活在过去，活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们的居所。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不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抓来的俘虏见对方长官要报名而入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他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园当间不伦不类地站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眼的喷水池，一切都不合章法。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荡荡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有匆匆忙忙刚从仓库里拉出来的感觉。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做遵义、延安、柏坡，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我们去的那天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就出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下里巴，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其实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混蛋！
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看来两个人早已复婚了，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小人乍富的装模作样。吴贞坐在沙发上，迭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像，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表兄小连当初为什么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言之无物。父亲说他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我姐姐是个生性刚强的人，轻易不朝谁张嘴，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
吴贞说，我们难道就不刚强了？我们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旦得有一点儿不刚强，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父亲说，你说得对，但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有为个人的事跟国家提过什么要求。大连是大连，小连是小连，他们是两个阵营的人。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作为长辈的父亲端直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个被接见的下级，在外甥媳妇跟前表现着他的谦恭和教养，他的规矩和风度，不过这一切全是白搭，对方不接招！
我更惨，连座位也没有，站在父亲身后，像个丫鬟。按关系，我是小连的嫡亲表妹，是吴贞的小姑子，自然没有站着的道理，可是吴贞压根就没想起我的身份，就没有给我“赏”个座儿的意思。
吴贞让上茶，穿军装的勤务员端来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没有盖也没有托，不讲究得厉害。依着老北京看茶送客的习惯这是让我们走的信号，但我相信女干部吴贞绝没有这个想法，她不懂这一套，她想起什么时候上茶就什么时候上茶！父亲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尽管吴贞仍旧在说着挽留的话，我们还是向门口走去。可能吴贞到了也没弄明白，我们说着说着怎的就突然告辞了。
都是那碗茶闹的。
吴贞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跟父亲握手道别，让我们过端午节时到他们家来吃粽子，说江西老家给送来了新鲜竹叶和上好糯米，她们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吴贞的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父亲礼貌地应承着，显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礼数，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我也是不会来的，我们把那些邀请当作了寒暄。吴贞终归没有走过那道门槛，按规矩她应该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阶，站在二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可是她没有，我们还没走到二门口，她就早早转身进屋了。至于小连家里的那些“革命史”们，则一个也没露面，他们都端着架子，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屑出现。我和父亲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草芥一般的人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为什么要坚持一人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也似乎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坚持回来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很是说不清的东西，是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距离，是一种差异抑或是一种文化……尽管这两种不同在慢慢向一起靠拢。
1959年国庆节，我陪姑爸爸到监狱去看望大连，大连跟小连长得很像，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人不相信。能说会道的大连见了她的母亲也没多少话，只是攥着他母亲的手不撒开，孩子一样张着嘴等着他母亲把剥了纸的糖往他嘴里放。姑爸爸说细管胡同的小院她永不会放弃，她在小院里等着大连出来，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还硬朗，也有钱，将来娘儿俩有好日子过呢……大连把光光的脑袋扎在姑爸爸的怀里，半天半天没有抬起来。
那天下午，监狱里开国庆联欢会，有大连的节目，他演的是京剧《三岔口》，他扮演里面的武丑刘利华。版本自然是改过的，戏里头的刘利华已经变成了好人。我问姑爸爸这出戏为什么叫《三岔口》，姑爸爸说是以地名定的，刘利华开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相交点，三条道路，戏里的人物似乎少了一个，大连、小连，加上我父亲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