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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书阁 > 其它 > 状元媒 > 第五章 三击掌 (六)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就是今天,我在气急了训斥我儿子的时候,用的也是这句话。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和我们家老五在法国待了不到一年就前后脚跑回来了,跟商量好似的,都说在外头待得没劲,还是中国好。对于彼此的行径,两人各有说辞,老五说王利民到了法国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法国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在地下室旮旯里开会,成天讲主义,讲斗争,说是留学法国,却连法语的字母也念不下来……

    王利民说老五整个是一个颓废的纨绔子弟,吃法国大菜,泡法国洋妞,跟一个叫什么西露莉的宰鹅女老板纠缠不清,混迹于藏污的市场,出入于下里巴酒馆,借了一屁股债,挨打也打人,这种活法的收获是把个法语说得比法国人还法国人,可以乱真。

    一趟法国,王利民带回了一脑袋新思想,我们家老五带回了一身杨梅疮。

    王国甫对儿子的突然回国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干番事业,使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几个儿子,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攮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照样让人烦心。

    父亲没有跟老同学提到老五,这个儿子让他羞于张嘴,王利民再不争气,人家是囫囵完整地回来的,不似他的老五,满脸大包,浑身溃烂,躺在炕上哈欠连天,涕泪长流,一问,是想抽白面了。

    老五成为了我父亲的心病,大凡正经人家儿,哪家摊上这么一个儿子都是件糟心的事情。那时候我母亲刚生了我的六姐姐,月子里的小米粥和鸡汤,基本照顾了烂在炕上的老五。父亲不让给老五请大夫,嫌丢人,让老五在自己的房里自生自灭。母亲说,那怎么也是自家的儿子,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不能慢待了它。

    母亲让陈锡元去请大夫,请好大夫,说花多少都认了。陈锡元说好大夫仅出诊费一趟就得二十大洋,当然还不算药钱。母亲说,救人要紧,眼瞅着老五脸上的包就烂开花了,听说这病跟天花一样,外头烂,里头也烂,用不了半年就能要了人的命。

    陈锡元领来了一个德国大夫,蓝眼睛,黄头发,一身黄毛,连手指头上都长着毛,整个一只大马猴。大马猴进老五屋之前先戴上了口罩,走到床边又套上了橡皮手套,站在炕沿前像扒拉木乃伊一样扒拉老五。老五不配合,嘴张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个洋鸡巴敢拿橡皮手套碰眹的身子……大不敬……眹凌迟了你……

    老五虽是上下气已不衔接,还没忘了用洋话骂人,别人听不懂,但是洋大夫听懂了,洋大夫不急也不恼,转身出来,开了个方子,让陈锡元到西药房抓药,请协和医院的护士来打针。那药叫油剂盘尼西林,简称油西林,四袋白面一小瓶,奇贵。油西林是当时刚刚研制出来的最尖端的进口药,是人类首创的第一种抗生素,只有外国大夫才能使用。母亲跟偏院的二娘一商量,将老祖母收藏的一对纯金点翠头饰卖了,买了三瓶,用在老五身上。祖母那对头饰是端康太妃的赏赐,菱花造型,镶嵌着翠鸟羽毛,出自宫廷,属于稀世珍品。因为经常听到母亲提起那对头饰的美丽,便让我对那对已经失去的首饰充满了想象,今年到故宫作客,在未曾开放的漱芳斋,看到墙上的两幅点翠挂屏,才知道那是翠鸟羽毛和金的合制品,将翠鸟背部的土耳其蓝羽嵌在金胎上,点缀出瑰丽的蓝色,美艳惊人。鸟羽必须取自活鸟颜色才亮丽鲜活,才能永不褪色。点翠的工艺目前已经失传,被景泰蓝取代,翠鸟也几乎绝迹,因此漱芳斋那对挂屏就更让我着迷,从不同角度看,翠羽闪烁出不同的色彩,蕉月、湖青、藏蓝、雏绿,似乎来自天庭……我由此推算出了祖母那对点翠头饰的不菲价值。

    三瓶油西林并没解决老五的任何问题,放浪不羁的老五确实是病入膏肓了。到最后只剩悠悠一丝气息在鼻翼间萦绕,到了该上路的份儿上,魂魄眼瞅着渐行渐远,无可救药了。多亏了名医彭玉堂,借他给二娘看病的当口,在我母亲的请求下来到老五房中,母亲说的是“死马当活马医”,治死治活,叶家都不追究,说他父亲对这个孩子已经不抱希望了。

    彭玉堂给烂糟糟的老五号了脉说,这哪儿是“死马”,分明是一只歇不下来的“奔马”,五少爷年轻气旺,邪毒内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绝对有救。

    母亲说,洋药油西林已经用了三瓶,全是白搭,那个蓝眼的洋大夫没了法子,让准备后事。

    彭玉堂说老五是热毒外发恶疮,内陷昏迷,必须恶治,走不得寻常的道。

    母亲问怎的恶治,彭玉堂说要清热散结,解毒消疮,服用地胆、地龙,佐以白牵牛,使邪有出路,泻其毒气,即可痊愈。母亲见彭玉堂开出了救命的药方,千恩万谢,不住地请安。彭玉堂说,都是一家人,四太太不必客气,赶紧让人上珠市口南庆仁堂去抓药,今天给五少爷煎了喝下,明天就能说话了。

    不到两个时辰,老七就把药抓来了,谁都想见识一下救命的地胆,打开包,又吓得纷纷往后退,所谓地胆和地龙,不过是狰狞的土鳖与干枯的蚯蚓,药包里敢情是一包虫子。怕抓错了药,又让老七拿着到彭家询问,彭玉堂说没错,就是这个,土鳖生于草间石缝,气味辛寒有毒,主治鬼疰寒热,鼠疮恶疮死肌。老七一听没错,赶紧揣着药往回跑,彭玉堂追出房门又交代说,太极创始人张三丰有个屡试不爽的仙方,用井底之蛙的生皮,捣碎用蜜调制,敷在大烂处,当时见效。

    老七说,井底之蛙怕是不好找,京城里头没几眼水井了。

    彭玉堂说,城里没有上乡下找去啊,井水阴寒,生在里头的青蛙也属阴寒,用它的皮治热毒疮是最直接,最对症的。

    看老七仍面有难色,彭玉堂说,实在不行用童子尿洗涤患处也行,童尿含尿基酶,能改善微循环。

    老七说,这倒可以试试。

    那些土鳖和蚯蚓让老王给煎了,满屋子都是腥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让老五喝药,死活不张嘴,母亲让胖厨子老王坐在炕上摁着他,让老张橇牙,生生把一碗腥汤灌了进去。紧接着是又拉又吐,着老七去问,彭玉堂说,这就对了。

    我母亲让刘妈端着盆子到胡同里有小小子儿的人家去求尿,刘妈不去,说二娘这几日的病不好,已经到了跟前离不开人的地步,母亲只好自己去挨家求助。好在南营房出身的母亲不怵跟街坊邻居打交道,套着近乎地叫人大妹妹、叫婶,就为了一泡尿。至于生井蛙皮,到底也没弄来,那东西忒难找了,即便井底有蛙,也没人下去逮,张三丰的仙方也就仙人能使罢了。父亲气得摔东西,说老五的德行散大了,决心已下,他要跟老五断绝父子关系。

    老五在家里这么折腾的时候,箍筲胡同王国甫的儿子王利民也没闲着。

    让王国甫没想到的是,从法国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

    王利民是工会夜校的教员。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过,来看望老五。在胡同里遇上了端着尿盆往回走的母亲,按规矩小辈见老辈拿东西得接过手来,但是王利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一盆子尿,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母亲笑笑说,这是给老五的洗剂,甭换手了……五岁前的小小子儿,胡同里就两个,挺不好找呢。

    王利民说,老五的病都是宰鹅的西露莉给传染的,那个西露莉太赃,连妓女都不如,您说老五他怎么就不嫌赃呢?

    大概是觉乎着跟老家儿说这些不合适,王利民转了弯说,老五的病起因是梅毒螺旋体,现在已经能治了,您没给他试试西医?

    母亲说试了,不管用,这孩子也太邋遢,管不住自个儿,哪儿像你这么规矩。

    王利民说,我在我爸爸眼里可不是个规矩孩子,我爸爸骂我是忤逆呢。

    母亲说,天下哪儿有那么多忤逆,坐一块儿把话说开了就不忤逆了。

    王利民说,我们爷俩谁也改变不了谁。

    到法国大半年,王利民很有留过外洋的派头了,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着一件格子呢大衣,高窕的个,清瘦的面孔,跟王国甫长得很像,但比他爸爸更有锐气。王利民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也不喜欢他,说他太过浮躁,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唯一能跟他说到一块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随和,心地善良,不摆谱。

    其实王利民到我们家的真实目的是找我的三姐,三姐私下里常帮着王利民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母亲怕三姐过早的谈恋爱,旁敲侧击地提醒她还是个学生,三姐说,您想哪儿去了,人家王利民有女朋友,在南边军队里。

    母亲问在南边哪个军队,三姐又不说了。

    三姐有什么活动爱拽上老七,比如参加北平学生合唱队唱歌什么的,我长大后也参加了北京女一中的合唱队,所唱的歌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慷慨激昂得厉害,只要一听到我在后院里大声唱歌,老七就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屋门关上了,大概是他想起了我们的三姐。我问过他,三姐都唱过哪些歌曲,老气说有“五月的鲜花”,还有“国际歌”,两个相比较,他更喜欢第一个。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很抒情,有点儿悲壮凄凉,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给我唱这首歌,总是唱到“抗战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词是“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挥动拳头”,愤怒、不平、澎湃、抗争,几乎是跺着脚在喊。老七不习惯愤怒,不习惯抗争,他中意的其实就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句。至于那首欧仁.鲍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里教他,他是连嘴也不张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说“国际歌”调子太沉闷,太压抑,嗡嗡的,有绝望挣扎之势,无奈悲怆之感。老七的感觉是对的,后来影视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时基本都有“国际歌”做烘托,以致让人们有了条件反射,只要“国际歌”一响,就是有人要牺牲了,并且这人是死定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七学不会的“国际歌”倒让看门老张学会了,如同老七只喜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样,老张只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来说,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父亲说王国甫的三个工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是王利民把他们召集来的,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更加上一个七舅爷的儿子钮青雨,上班没一天,就把裁员名单搅和个稀巴烂,不知是胡闹还是成心作对。

    我父亲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的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也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王国甫的织布厂,连同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了大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自来水厂也罢了工!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织布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国甫,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国甫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国甫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国甫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早知道这个,小时候我把你掐死!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

    老张说,这是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咱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

    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国甫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减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太太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哥儿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

    那天王国甫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脸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国甫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胖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国甫说,签了。

    王国甫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商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国甫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国甫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国甫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