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罢，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贱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打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嘱咐我尽量别到前边去，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前院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莫姜听说张安达就住在前院，没有表情也没有评论。现在她愁的是，她那有两个灶眼的厨房被划到前边去了，她得在后园的小土屋起火烧饭，灶是新盘的，使起来很不顺手，不得劲。更不得劲的是我们，一吃饭得往后跑，把假山旁边的花厅当了餐厅，花厅原本是老七的卧室兼画室，我母亲刚进叶家门，大闹洞房那天晚上，无意间闯到后院，就看见老七坐在花厅里吹箫，这些年一直是老七住着，这么一来就把老七挤到花厅的东间了，东间与正厅隔了道隔扇，我们在这边啃鸡骨头他在那边画《雄鸡报晓》，十分的不和谐。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好像这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替别人着想，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敬老院的领导老杨常到后院来走动，年节送点纪念品什么的，毕竟占用的是我们家的院子，毕竟两院仍共用着一个电表，使用着一个自来水总阀。母亲问起张安达，老杨说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更让人欣慰的是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便座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有一回我在敬老院门口碰见张安达拿着扫帚在扫门道，就站下来跟他聊了几句，他首先问起了我的病，我说结核杆菌顽固之极，怎的也杀不死。张安达说敬懿太妃也有这病，叫“痨病”，拖拖拉拉拖了七八年，是喝蜂蜜水泡人参喝好的，他让我不妨试试。我说我对所有的偏方都失去了信心，太妃都拖了七八年，我听天由命吧！张安达说，七格格还年轻，往后的道儿长着呢……
我问他在敬老院里过得怎么样，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论自在，还是一个人在家里自在。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
张安达听了想也没想说，完先生不会来。
我回来跟老姐夫一说，老姐夫想也没想说，不去！
我问干嘛不去？老姐夫说，不自由。
张安达的女儿落了个不养老人的名声，让老家儿住敬老院，在人们的习惯势力中是不能理解不能原谅的，背后议论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张玉秀的级别一直没有提升，她一生也没有生养，人们说是缺德缺的，不养爸爸的人自然也养不出儿子。
其实张玉秀挺冤枉的。
民政部门给敬老院送了一台电视，1958年的电视，稀罕！
于是，一到晚上，敬老院的大门关了，老人们都集中在正屋看电视。那个小电影的诱惑太大，我常常在晚上站在台阶上往前院后窗里看，敬老院的电视摆在北墙，这样在南窗的玻璃上便会映出影像，当然全是反的。电视是黑白九寸，里头常出现的男女都英俊漂亮，记得女演播叫沈丽，是我喜欢的人。每当我的身影在后院台阶上一出现，屋里正看电视的张安达就会叫坐在玻璃窗前的人让开，意思是别挡了我这个蹭客的视线。
有一天张安达告诉我，礼拜六电视里要演《小放牛》，让我五姐来看，说领导是不会拒绝我们的。我跟五姐说了，想的是她不会来，她不可能为个《小放牛》到敬老院来蹭电视，可我五姐还是来了，是应张安达的邀请来的。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碰面。
我随着五姐堂而皇之地坐在敬老院的正屋里，面对着那个比小人书大不了多少的电视机，看惯了反的，乍一看正的还有些别扭，沈丽胸前的那朵花明明是在左边，现在跑到右边去了。
《小放牛》一直拖到很晚才演，屏幕上两个小人一蹦一跳的，看不清眉眼，灰不溜丢的也没有颜色，如同两只白蛾子在扑棱，远不如五姐和张安达当年演得美好真切。我有些不耐烦，但是看五姐和张安达，两个人看得都很投入，五姐姐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烁。我心说，哭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牧童吗，如今嫁了紫阳牧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