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大人哪，玉堂春本是那公子取的名。
——京剧《玉堂春》苏三唱段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点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们五个人，老大嫁了农民黄三圈；老二撂挑子，自个儿回了北京；老三当空军去了；老五死在后顺沟……剩下老四我，城里来招工，不该我走也得我走，后顺沟再没有知青了。我属于扒堆的菜，没有挑头，在招工人面前，支书和发财把我夸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写文章能作诗，干活不惜力，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要多好有多好，工厂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亏。招工人对我“自由职业”的出身提出异议，老支书说，逑，自由职业就是没人管着自觉干的职业，咱后顺沟的贫下中农都是自由职业，地富反坏想当自由职业也当不成。
招工人问我，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怎个自由职业法？
我说我爸爸是教书的，是美术教员，在江西红军那会儿就给红军教美术了。招工的说，这么说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红军干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小也是省军级，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干部”呢？傻呀你！
我说，我爸爸虽然革命早，但是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招工的说，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们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爸爸解放以后身份公开了吧？
我说，他是政协委员。
招工的说，你看看，我说共产党不会亏待为党作出贡献的老干部吧！
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擦边球，我母亲传给我的那点小机灵、小聪明这会儿全用上了。我对组织说瞎话了么？没有，我说的都是实情，只不过彼此的理解有差异罢了，怪不得我。老支书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娃她大人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动派生生在监狱里关了好久，还拉出去陪绑，到底人家也没叛变革命，立场坚定得很很。
老支书说的也是实话，我父亲不是没有叛变革命，是他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他没的叛变。
招工的很满意，留下15块钱路费，留下张表格，让我一周后到西安彤云机械厂报到。拿着那张招工表，我和支书他们都很激动，麦子说，老四，你这回又变回城里人了。
支书说，进了国防厂，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我们都成了你的部下，往后有什么要帮忙的甭客气，盖房子、伺候月子，咱后顺沟有的是人手。
从进入后顺沟到离开后顺沟，整整四年。走的时候老乡们都站在崖畔上为我送行，他们穿着棉袄棉裤，抄着手，默默地看着我走上出山的路。驴背上驮着我简单的行李，还是那个塑料布包着的铺盖卷，不同的是比来时大了许多，被褥变成了里面三新，是麦子和后顺沟的婆姨们给做的，大红花的被面，土格子布单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农家子弟的装备了。
我以一个土农民的模样进了工厂，到人事科报到，管人事的女干部将我打量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跟招工那张表不同，这是一张很详细的表，一共四页，女干部说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要涂改，它是要进入档案的。这样一来事情便显得有点儿郑重，女干部并没有让我坐下的意思，我只好趴在她的桌上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从姿势到思想都有些仓促。这张表格在亲属关系一栏注明要上述三代，连同亲族，每个亲属后头都有政治面目政治表现一栏……我说过，我是趴在女干部的桌上填写表格的，在干部的炯炯目光下，我脑袋冒汗，浑身哆嗦，没有了任何打擦边球的能力，一切都如实招来，……大哥是国民党中统，逃窜台湾，二哥是三青团中队长，在牛棚关押，祖父跟皇上跟太后有着亲戚关系，父亲是皇上派遣的留学生，姑且按下这些不提，就是我的父母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也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
女干部将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头把我看了两眼，没说什么，拿着表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干部，男干部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女干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军官会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静而犀利，一双眼刀子一样，一直剜到我的骨头缝里，我立刻后悔了，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招工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女干部让我回宿舍等待，说分配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期间组织上还要做些调查了解。
自始至终，那位廖主任没说一句话。
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一周后接到通知，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实在是件很说不明白的事，县里欢送会都开过了，大红花也戴过了，腆着脸又回来了，怎么档子事儿呢。
工厂本以为招了个红彤彤的“革干”子弟，却不想越扯越复杂。去后顺沟招工的那位老几，可能肠子都悔青了。
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交汇处的罗敷河畔。
这时的“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说它特殊是形势紧张，人人自危，大帽子满天飞，私下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我所在的农场是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和职工干部，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推卸包袱。罗敷农场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
青工班里就我一个女的，场长给我配备了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说平时参加劳动，农场谁有了小病小伤可以到我这儿来抹药。这让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脚医生王小顺，我问场长，我算不算赤脚医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让我出去学习几天，王小顺还培训了三个月呢。场长说，你算屁医生，你顶多是个半吊子卫生员，给你个药包，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的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事后打开药箱一看，所有药都是过期的，一瓶红药水只剩了一个硬底儿。
每天都开批判会，我们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杀了几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给秦始皇养出了小弟弟……我父亲讲的多是传说，大学教授讲的可全是历史了，货真价实，板上钉钉的历史。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更不知宋江打过方腊，好汉燕青和妓女李师师还有一腿。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自从离开北京，除了后顺沟的老支书，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家里的事情，老支书是个厚道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我。
父亲最终也没逃过劫难，起因自然还是刘成贵那个不亲的造反儿子卫东彪，逼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抓住“镇国将军”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揪出那条封建主义又黑又粗的老根。老根是谁，是宣统溥仪，溥仪让国家保护起来了，抓谁呀？一切都成了虚的，卫东彪这样做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而已。刚开始是母亲被拉出去游了街，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斗他，随时有咽气的可能，斗母亲比斗父亲似乎还更有意思。母亲是南营房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造反派打她，她对着顶，卫东彪把母亲按在地上，连剃带薅，把她的头发剃去半拉……
看到满地的美丽青丝，母亲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这天，天气闷得厉害，浑身的粘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造反派撤退以后，母亲开始做晚饭，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水萝卜丝，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再无其它。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做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擦了擦父亲脸上的虚汗，倘若没有外头大轰大嗡的大字报，没有胡同里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他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母亲竟然不知从哪里找出了半瓶葡萄酒，酒搁置的时间过长，变酸了，醋一样。母亲给她和父亲一人斟了一盅，想了想，也给我斟了，于是三个人都有了酒。父亲只是用嘴抿了一下，母亲几口把酒喝完了，我闻着那酸叽叽的东西只是想咧嘴。见母亲看着我，便端起来一扬脖干了。想的是能让父母亲高兴，喝什么都无所谓。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这顿有酒的晚饭真好！
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也被母亲摘了。
半小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彷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向来是我的工作，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他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汗，从花厅到套间，几步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不知去哪儿了。
父亲说，玉堂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我说，天下没有彭玉堂治不好的病，在中国的大夫里边，我顶佩服的就是彭玉堂。
父亲不想接我的话茬往下说，我便知趣地闭了嘴。伺候父亲躺下，正准备离去，父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问我，丫儿，你知道什么是无枝可栖吗？
我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母亲收拾完了，将屋里屋外仔细巡视了一遍，甚至连挂在廊下铁丝上的衣服架子也没忘了将它们排列整齐，临睡觉，进到套间又出来了，对我说，丫儿，难为你了。
我说，妈……
母亲说，记着，再难也不要去找你南营房的舅舅，旧警察的事儿让他说不清楚，别添乱。
我说我不难，我能有什么为难的呢？
母亲半天没说话，把我像小孩一样楼在怀里，自从长大以后便和母亲没有过这样的亲昵了，母亲的举动让我很不习惯。母亲在我耳畔轻声说，真有什么事大秀会过来的……
临进睡房门，母亲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小名叫盘儿。
那是母亲第一次谈到她的小名，现在想，她是把这个名字透露给我，让我记住什么。当时我说，怎么叫盘儿呢？
母亲笑笑说，头发多，辫子盘在脑袋上，像个盘子。
我想，母亲的情结还在门口那堆头发上，便说，您头发好，用不了两个月，新的又长出来了。
母亲说，长出来我还梳辫子，把它们盘上。
我没理解父母的意思，那天晚上，西边的天际不停地在打闪，将窗户晃得一亮一亮的，亮光让我睡得很不安稳。就在这明暗的瞬间交替中，三瓶安眠药让我隔壁的父母双双去了它界，当我在第二天看见并排躺在床上，穿戴齐整，安静如睡的父母时，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无枝可栖”！
无父可怙，无母可依。
……
如今，我不知工厂的内查外调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生活，已经让我学会了坦然地承受命运的任何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