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把你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做一个总结，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最深刻的部分做一个表达？”
这是我设计并提供给访谈者的《人生问卷》中的一条。
他的答案是：
“朋友不能没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不能太多，多一个朋友多一份祸。”
他是个健谈的人，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我坐在他的对面，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围绕我想了解的内容，进入畅快的交流。我对他不感到陌生，他也不会给人以任何抵触感甚至压抑感。
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是有温度的。尽管他现在是一名犯人，但忽略这个事实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瞬间印象里，给他一个较高的定位：健谈爽朗，英气勃发。他的气质特别能写照他以前的身份：厅级干部，社会活动家。
他开门见山，对我说：
“我的人生的确失败了，但我不觉得我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事业上，我不会鄙薄自己的功德。”他大口吞吐着香烟，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省里建成和在建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每一条内河航道、每一个机场、每一条城市地铁，数不过来的项目，几乎都是我亲自审批和跑北京协助审批的。我对它们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跟它们有肌肤之亲的感觉，有深厚的感情，我热爱它们，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您客观写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评说，我的劳苦功高也不能因此抹杀啊，对吧？”
我点点头，向他承诺，一定不会违背事实。
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声调明显有了一些苦涩：
“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多，帮我成了不少事，朋友杂，也坏了我不少事。”1
我栽在这片土地上，但我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这里，我算是外来干部。
20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直属交通部机关上班，是一名年轻的副处长。性格的原因，我比较活泼，并不是很喜欢那些大的衙门，加上年轻，屁股有点坐不住。有一阵子国家鼓励大机关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级别低一点的算挂职，级别高的，就是交流培养了。所以，一般级别低的年轻人，不愿意下去，挂两年职，折腾到某个省某个市，像我这样，一去上千里，吃一番苦再回来，嗨，说不定上面人变了，你连上调一级的希望都黄了。我算另类吧，下来锻炼是我自愿的。我给部里打了报告，说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话，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前一样，心潮澎湃，急不可耐，所以大表决心，一定为地方父老乡亲做实事，为培养我的交通部机关争光。
就这张报告，把我送了几千里，送了大半生，现在，又送到这里来了。所以，人啊，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跟规划一条实体的公路不一样，这个没有图纸让你改来改去，一旦上路了，没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地调整方向，甚至重修一条出来。修改工程自然容易，修改人生，难。
我的挂职，顺利也不顺利。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副处长，挂职到期了，回部里一看，我所在的那个司局换领导了。新领导一见面，跟我寒暄了几句，就站起来送客，说小伙子在新疆好好干。我连忙说不是新疆，是南方哪里哪里，而且我挂职两年到期了，想回来。司长说，好啊，欢迎回来。就跟我握手告别。我感觉，想回来调一级，看来没那么容易。就继续回到省厅上班。我很感谢那时省厅里的几个小兄弟，特别是我挂职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年龄不小了，资格很老，但对我一直很热情很呵护，用足了兄长风范。他见我从北京回来后，情绪不高，也不提结束挂职回北京的事儿，就看穿其中的蹊跷了。
那个周末，他特意组织了一个饭局，喊了厅里一群年轻人，过来陪我喝酒吹老牛。饭局散了后，他说小子诶，你嫂子出差了，你反正一个人在这里，不如到我那里住一晚，我们聊聊。
那天晚上，我住在处长家，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他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可以在这里等一等。他还透露，他快提拔了，只要他的事一成，立即会提议我来接他的处长位子。
这一夜，让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谊，有时真是金不换的。都说机关同事无朋友，在我这里，这个说法还真不成立。我为人还算不错吧，好人往往会遇到好人，这是冥冥之中的正能量主导的运气。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从北京上级机关过来挂职的，说到底跟他们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关系，算半个客人吧，大家犯不着小肚鸡肠对我啊。所以，我跟他们处得都不错，有几个年龄相仿的，比如我们处长，关系很铁，不是一般的铁，铁到星期假日，我是可以随便跑到他们家改善伙食的。这一夜，也让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暂时不回去，在这里等个位子，起码解决个正处再回去也不迟。反正，年轻。
不久，我如愿当上了处长。原来的处长提拔了，成了副厅长，而且分管这个处。他是我的恩人，也是铁哥们儿，我在他的领导下，干活干得很痛快。那时，为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连续讨论十几个小时，就着盒饭，不休息，直到项目的眉目清楚了，才撤。所以，他和我的办公室，都在写字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床。厅里的同事都笑话我们，说是“同性恋”，合计着在厅里偷情呢。有一次，厅长在开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这次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没日没夜“偷情”的成果。后来，厅里就流行了一句话，叫“加班偷情”，就是在办公室搭小床加班干活的意思。
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也很有意思，就是车子里出差的拉杆箱从来没有卸下来过，因为三两天出差跑项目，索性就把出差的一套常用的家伙，一人一个拉杆箱放在他的专车里，方便我们随时出行。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差都是临时决定，随机出发，匆匆来去。他对我说，老弟，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你能干，肯干，而且是部里的人，上头熟悉，进得去门，说得了话，没你不行，你得多出力，多待几年，等省里的交通状况全面改善了，你再回你那敬爱的北京，OK？
我说，OK！
我们都尝到了“交情”的甜头。副厅长业余喜欢书法。我有一天对他说，老哥，帮我写个作品，挂到我办公室：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说，行，本来我是从来不送字给人挂的，那是真正的献丑，活献丑，但你这句话选得好，我要支持，所以，行。
“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我提拔，调换办公室，都一直跟着我。我是把它当人生座右铭的。
那时，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确办成了许多实事。上面人头熟，“跑部”其实就是“回家”，信息灵通啊，说得上话呀。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大大小小都有点权力了。他们体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们省里又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地区，应该支持。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我放得开，没有什么顾忌，想得到就能干得到。
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提供的多是正能量吧。而且，也是围绕工作在交际。偶尔我想答谢他们什么的，也就是吃顿饭，喝个茶，在一起说几句好话，表达一些正当的友情。
我那个副厅长老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开明，很豪放，也没有什么私心，率性热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工作结成的友谊里。我的成长期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谓上梁一正，下梁不歪，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状态。他挽留了我，培养了我，在我“单身”生活期间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无微不至照顾我。除了春节我回北京家里过，其他节日我基本上在他家过的。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我跟一个大孩子一样，跟他儿子在一旁看电视，打游戏。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想起来非常温馨。我现在越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这种温暖而干净的关系，会进入长久的记忆，会进入血液，会永恒。我觉得欠他的太多，无以回报，每次新年从北京回来，就带点北方的特产，红肠，干果，东北大米，给他们。他们乐呵呵地收下来。然后，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他们给我准备一大堆南方特产，让我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有一年孩子暑假，我老婆带着孩子来我这里度假，他和嫂子都说，别浪费钱住宾馆，我们房子还算宽敞，正好嫂子也寂寞，孩子缺玩伴，住我们家吧。就这样，两家人一起住了两个星期，嫂子陪我的家人，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一起唠。分别的时候，两个女人和两家的孩子，都眼泪汪汪的。现在想想，都叫人心里发酸。也就是这种感情，才有生命力，无法淡忘啊。我明白得有点晚啊。
所以，那时我干得爽，一爽好几年，爽了好多年啊，时间飞快就过去了。挂的那幅字都发黄了。我也几乎忘记回交通部这回事了。过了几年，老厅长退休，副厅长转正。他跟我说，老弟，想在这里发展，干脆就正式调过来吧。我心领神会，索性把关系转了过来。不久我就如愿接上他的位置，当上了副厅长。2
我那时候，官不算很大，但我的名声不小。我是交通行业的名专家，而且我的名声不是单纯靠写文章、讲课吹出来的，我是靠干出来的。我是先有蜚声的业绩，然后才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办的一些综合运输研究院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通大学，纷纷聘我担任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我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些问题准确摆出来，然后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找到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我记得有一次在沿海某省讲课，他们分管交通的副省长连续听了我两堂课，然后对我说，要是愿意来他们省工作，他马上找省委书记请示，请我过来担任交通厅长、发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协调管理这项工作的副秘书长。副省长还告诉我，他全面调研过我们省交通发展的情况，说我不只是能人了，简直是神人。如果他们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他这个副省长就能唱着“好日子”轻轻松松地当了。
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夸张，这一点我用不着谦虚。从处长到副厅长任职期间，我主要负责公路、水路、铁路、民航的规划和利用外资工作。先不说方略，那精神，多少年过去了，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我那大哥厅长，多少次跟我说，哎呀，刘欢的歌所唱的，我们得篡改一下，人生哪怕再豪迈，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也不能再干交通了。这样干交通，等于为别人打通无数的路，为自己造一条疲于奔命的路，一晃青春没了，路两边的野花，连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枯萎了。
这些自嘲的话，说一下算是宣泄掉了，但其中的苦，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吃进去的。
我给你报一个“出勤单”和“成绩单”吧。我那些年频繁跑北京，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和对接项目，争取国家部委对我省交通项目的行政审批和资金投入。跑了多少趟呢？绝对不止两位数。把孩子带大，孩子考上大学后，我爱人也从北京调过来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有一阵她老后悔了，说早知道你这样不停跑北京，我还要调到这里干什么呀，你在北京的时间，都不少于在这里了。再说成绩单。记得刚到这里时，中央拨给我们省里的交通项目的资金不到1亿元，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超过100亿元了，经我手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全部总量突破了1000亿元。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这么多资金进来，地方基础建设改观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还有一块工作，就是交通利用外资工作，这个跟争取国家资金工作，在我这边齐头并进。可你知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这里山区多，交通利用率却不在全国第一方阵，跟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这些省份没法比，人家是交通建设成本低，利用率高，我们是反过来的，投资成本高，利用率不高，效益风险显然存在。但这项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依然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我们引进世界银行项目3个共3.3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项目4个共7.5亿美元，在全国交通行业中名列前茅，在西部地区名列第一。
有人事后诸葛亮，说我居功自傲，每每说起交通建设的成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同事共同奋斗的成果，当成了个人功劳，认为自己包打天下，劳苦功高。说我这样的人，好大喜功，他们早就看出来了，必出事无疑。我很佩服那些出口就来一句“我早看出来谁谁谁要失败”“我早就看出来谁谁谁一定会成功”的小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虽然我今天失败了，但这类人生导师、事业评论家绝对是小人。不客气地讲，假如把我这样的人说成是国家蛀虫，那他们这种人只能算是蛆虫吧，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吃饭拉屎不干活，专门无事生非议论干活的人的一群，出来就剩一张嘴，其他都无用的混混。我从来没有把功劳揽到一个人身上。省委、省政府不支持，能让我这样跑？还有，我那个大哥不带着我干，我一个人当然干不了。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手干啊。
2009年，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可我，却大有悬念地落选了。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微妙在哪里，我不想多说这个，反正，一辆正在加速的车，你不得不刹车，甚至多了一个导航，不断东西南北地告诉你，改道，掉头，这个，那个，说三道四，指东说西，我不适应。
我冷了下来，也许是别人给浇的凉水，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浇的凉水，反正我工作的热情，当头冷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他从北京赶过来，对我说，哥们儿，别泄气了，人生道路，从来没有平坦的，其实你这是回归官场常态了啊——工作，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官场嘛，真理来了半睁眼，工作来了慢慢干，升官就烧三把火，不升，呵呵，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乐也好过。哈哈，这话讲的，要是早几年，我抽他丫一大嘴巴。可那时，我听了真舒服。然后，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
那次，我在北京一待半个月都没有回省里来。我们天天晚上喝酒唱歌，上午睡懒觉，下午到高尔夫球场，学打球。董老板说我在高尔夫方面有天赋，上手很快。说实在的，不仅是上手很快，更是上瘾很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打得多不多。不会？哎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还真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你不懂，即使懂，你也没有那种体会。有的人臆想，认为富豪打高尔夫，是因为球场绿草如茵，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贪恋环境；还有的人歪想，说高尔夫球童，多是素衣长发的美少女，是猎艳来了；还有的人呆想，说打高尔夫的人都是为了交际，公关，寻求商机。这些说法，你说完全不存在，也不现实。再好的东西，弄到中国，总会附会一点“歪门邪道”，但这些不会多，也不会长久，因为这块土地上，不缺土包子，但土包子缺智慧，缺恒心，凡事搅和一阵，他就没趣地撤了。我不一样，我打高尔夫的时候，思绪像球一样，会不断弹跳，飞起来，落下去，沉入洞里，陷入深邃。我喜欢那样的情境，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而我的心，会特别舒缓，趋于平和。在球场上，我不想工作的乐趣，也不想事业的烦恼。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我是我。
我后来迷恋高尔夫，是付出了代价的。不少老板朋友帮我办会员卡，我出事时检察院从我办公室搜到13张会员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厦门的，杭州的，三亚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们说卡里的会费加起来有200多万元。这些卡我有的用过，用得比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观澜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过一两次，有的从来没动过。我也不知道这些卡里面有多少钱。我完全不问这个，别人带我去打球，事后就问我，这球场怎么样，我说不错，他们就办一张卡，说大哥这个拿着，就是个打球凭证而已，这样不用我们每次陪着您，您自己也可以带朋友过来挥两杆子，方便。我就拿着了，往办公室抽屉里那么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聪明，而且精力充沛。要是干正事，能出大成绩；要是像后来的几年这样，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一样会干得很投入、很出“成绩”。后面三四年，我不光到处跟着朋友去打球，还参加了一些比赛，居然拿过不少业余段比赛的大奖。
后来我是把工作这件事“想通了”的。我没心思上班，一动就借故外出打球，当然不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所当然。即使放到古代，也没有哪个朝代允许官员这么干。我之所以觉得很正常，其实是心里闹别扭。我觉得我那样干，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前任再推荐，业界名气再大，加班脱皮再多几层，都不行。既然如此，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
人有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认识的藩篱里，眼界、心胸一时都搁浅了。我光看到自己没能当厅长，就没有看到更多的处长，干活儿也不少，照样当不了副厅长，更多的干部当不上处长、副处长，位置就那么多，总归有分工不同啊。可当时我就是想不通，拼命地闹情绪，闹着闹着，自由散漫，任性放纵，就习以为常了。我整个人确实变了。
在许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厅长顶牛。比如，省里的一个重点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设备采购国际招标中，我故意随便意向了一个中标公司。厅长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后没有同意，我在会上立即发飙，公然和厅长拍桌子干。当时很多人以为我在那个指定公司里有利益，其实还真没有，后来纪委也查过这个公司，他们的老板我根本不认识。我只是觉得这家公司可能干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荐，给工程挖两个坑，让厅长吃不了兜着走。结果，厅长还真蛮负责任的，亲自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到工程现场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参招公司考察资质，在了解各方面意见后，否决了我的意见。
我不喜欢看到后来的厅长那种志满意得的样子，绝对不耐烦他对我指手画脚，一副领导的样子，慢慢地我甚至讨厌一切服从厅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的那些下属。
有的下属其实以前对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们儿”，但是，当我落选厅长之后，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勤奋工作，而且对新厅长的那种殷勤，一点不比对前任差，我心里就不爽了，从此不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朋友了。看到他们积极乐观的样子，我的心里往往就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所以就懒得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单位党组中心组织集体学习，我几乎一律不参加；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请假闪人，也是司空见惯了。我的桌子上常年积压着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实在要看，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批示，绝对不划拉一个字；实在需要签批的往来公文，我就故意拖延。对有审批时限要求的项目审批、资金申报等事项，则在经办业务处室多次催促之后才肯签发，但就是画个圈，签个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签全了，就签个姓，签个日期，了事。我出事后，听办案人员讲，发现我办公桌上仍有积压未签批的四十几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属单位两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签批的文件。甚至对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也被我压着不批。我的心态是，既然我都没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属有什么资格邀功领赏当先进啊，没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属单位，后来再也没有出过先进，没有提拔过干部。这些人，对我敢怒不敢言，背后也说过我不少坏话。
就我的这些所作所为，厅长找我谈过，我直接就说，我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等他们干得像我以前一样好，一样辛苦，升官不升官，我不能保证，推举个把先进，还是可以同意的嘛。结果，年底组织部就让一位分管机关干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提醒我注意。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更讨厌厅长和我的同事了，我觉得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在组织部那里捣鼓人，太缺德了。
虽然我的工作朋友越来越少，但我不缺朋友。毕竟是副厅长，来巴结我的老板有的是。以前忙于工作，这些人来请我，我基本上不应酬他们。后来，他们的出现，正好中了我的意，填补了我一时的空虚。我的生活观，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想方设法工作，变成挖空心思“提升生活品质”，那些跟我一起享乐、为我安排“活动活动”的老板，成了我亲密的“四海兄弟”。
有了这些兄弟，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价值感”。3
我的这些老板朋友，没有不知道我路子广、关系硬、能量大、讲义气的。他们天天围着我转，捧着我，为我安排东安排西，很有耐心。他们一般都不开口，都是处了半年以上，有过多次一起“活动”的经历，他们才开口求助。这类朋友太多了，这里不一一说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他们伺候我，我为他们，利用权力，开方便之门，突破规矩办事，然后他们给我好处。就这个套路嘛，领导干部，大都是这样栽的吧，我也不例外。
挑一个最重要的说说吧。
为什么说最重要，唉，法院认定我收了3000多万元，有2200万元就是这哥们儿送的。他姓黄，是省内一家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老板，我为这家公司出过“大力”，帮过“大忙”。他们就不断送我“大礼”，直到，呵呵，直到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大概五六年前，我们交通厅与马来西亚的一家集团公司，签订了省内一条高速公路的BOT合同，由马来西亚的公司投资建设这条高速公路项目。马来西亚公司委派姓黄的过来筹备成立实施这个项目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开展前期工作。马来西亚方面打听到我既分管这个项目，又神通广大，就让姓黄的来公关我。我就向黄先生推荐了我的哥们儿董某，担任这个公司的CEO。董某是在我失意的第一时间，从北京跑到这里来陪我的啊，我得报答人家。董某也很“懂事”，他后来专门在这里开了一家公司，说是方便服务我，当然我知道这是个说法而已，在我的地盘上赚钱才是真，但当时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人家为我服务也是真的啊。我就直白地告诉马来西亚方面的黄先生，董某完全能胜任，而且董某，是我信任的人，你们好好考察他一下，先弄定了人，然后咱们再谈事儿。
我在交通厅分管外资处和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作。这个高速项目属于外资，在项目审批、核准等方面，都需要过我这一关。黄先生立即答应董某参与该项目的前期工作。董某会意，一个星期内就把自己的公司关门，过来负责高速公路公司的筹备处工作。下半年起，我应黄、董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们在省交通厅、发改委办理高速公路项目相关审批手续。我利用与交通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的工作关系，把上上下下的朋友和熟人统统调动起来，为这个项目服务。我连续多次带他们到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等部委，办理该高速项目用地预审、水保、环评、核准等行政审批事项。在半年的时间内，高速项目先后取得水土保持方案、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用地预审等相关批复。第二年7月，国家发改委核准该高速项目。很快，商务部批准也正式设立该高速公路公司。
我跟你讲，你不干这一行，你不知道报批这样一个项目，有多么的烦琐。这可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繁杂的大手续工程。一般来说，同类项目审批完成，顺利的话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出马了，效率就不一样了，在我亲力亲为联系协调下，这个项目只用了较短时间就通过审批。对于每天支付资金利息高达百万元的高速公路筹备公司来说，真正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两老小子，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在高速项目其他方面“一挥手一弹指”就能帮“大忙”的能量，更是让他们两人对我有求必应。
比如，该高速项目合同签订后，省交通厅要求外方投资主体马来西亚方面公司，在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增加一个连接线方案，我称为J-X连线，就是连接J地到X地的一个专用高速线，将J-X连线纳入整个高速项目同步建设。就此，黄先生向我提出，修建连接线会增加约5亿元的投资且没有收益，马来西亚公司不同意增加该连接线，请我帮助协调解决。我觉得这可是大事，要改变整体规划建设，也就是推翻厅里已经确定的方案。尽管如此，在拿到他们的一笔巨额好处费后，我还是答应帮忙。我召集交通厅外资处、规划计划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和黄、董等人开会，研究J-X连接线问题。这是一次开得艰难的会议，多数人建议按交通厅的决定，先将J-X连接线纳入该高速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我坚持必须剔除该连接线规划，并且威胁意见不同的会议代表，谁要是同意保留这条连接线，谁就负责到北京跑部委，报批项目，搞不下来，耽误了工作进展，要负全责。此言一出，他们全部闭嘴，我就拍板决定不将J-X连接线与高速项目捆绑建设。我抓住了他们的软肋。
这么多年，上面的路子，几乎都在我的手中，这是我的筹码，我认为没人可以取代。
有一天，黄和董又来找我，要我协调促成高速项目在路过的一个县增设一个互通。我明明知道这也不太妥当，支吾了两句这个有难处。董在当天夜里请我吃饭，送我回家时，提了整整500万元的现金，放在我的客厅里。第二天我就让老婆把钱存入银行私人账户，然后打电话答复，帮他们试试。结果，这一“试”，又“试”成了。
很多事，我觉得没有我，根本办不下来。我那时候的心态，现在想想已经相当的可怕。我认为，我在帮助这些朋友，帮他们发财，也回报他们对我的“关照”。这是朋友间有情有义的表现，也有助事业，算是在积功累德啊。因没有提拔，我的确闹了一阵子情绪，懒散不作为，但后来又开始“作为”，一改“故意拖延、压文不批”的毛病，许多事项批示不过夜，立马走流程，主动催着办，积极工作的感觉，总归比消极应付的感觉好啊。可是，我自己知道，这种改变的动力，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兄弟，他们让我四海之内，自由行，让我几年之内，路路发，对我的照顾相当的周到，对我的给予，也是相当慷慨啊。
最终，这些兄弟让我四海之内走投无路。
我的厅长老哥，曾经照顾我多年，我跟他一起奋斗，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并培养我到副厅级领导岗位，他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恩人。可他不幸在退休的第三年患病去世。我觉得他毁于太傻，是在位时积劳成疾，把一切献给了工作造成的。他去世时躺在那里，四肢瘦得如同几根枯竹，关节骨出来很高。那曾是一个多么生龙活虎的汉子啊。我在他的床头号啕大哭。但我当时没有为他感动，而是为他惋惜。我吸取的不是他的优秀，而是把他当成教训，下决心再也不能像他那样活！从此我走上了享乐主义的邪路。
现在想起我在大哥床头的哭，我又忍不住再哭，我痛哭我自己，痛恨我自己，我宁可像大哥那样死，也不要像现在这样活啊。
我手头关于他的案卷材料显示：公诉机关指控，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及40多万元港币和34万美元，数额特别巨大。纵观他的贪腐过程，他“收人钱财，帮人办事”，看起来是“顺水推舟、成人之美”，实则是动用了手中的权力或者工作人脉，促成了请托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大事。在犯罪过程中，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从双赢的结果中获得了一点“感谢”。后来他对法院说，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只是为请托人促成项目合作成功，促成外商、民企来省里投资建设，从中获取了一些请托人的好处。希望法院对他从宽处罚。省纪委认为，他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侵害了公权力的廉洁性，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流毒甚远。法院裁定，其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跟我的言谈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已经“知罪、认罪、悔罪”。
尽管我在访谈一开始，就已经追问了他一个来自“人生问答”中的问题，但谈话结束后，我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追问念头，我特别想知道，如果当初他如愿当上厅长，他的那些所谓朋友兄弟，来找他办事，他办不办？事情办了，给他答谢好处，他要不要？难道职务的正副，就能直接导致人生的正负？
我把我的疑问一股脑儿说出来。他听完，一下子愣住了。后来他说，你这假设太厉害了，我头疼欲裂，现在真的无法回答你了，等几天，等几天，我会想明白然后告诉你的。就这样吧。
显然，人家对我下逐客令啦。
嗯嗯，那好吧。我说，谢谢你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