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她泪如雨下。
在半年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住院，咳嗽，发烧，无法不卧床治疗。
那天，为了在病房里单独接待我们，能够方便敞开谈话，她特意支开丈夫，让他“放假一天”。
她显得瘦弱，甚至有些病态的娇小。
在我过来的路上，陪同我的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负责同志特意打印了一叠她的资料给我，还为我传了一段她的活动视频。其时，她是市委常委兼直属县县委书记在任，正参加县文化墙落成典礼活动。视频显示的她，面色红润，体态微胖，神情自信。她有一张宽宽扁扁的嘴，小方脸，生得大气的美。虽然50来岁了，并没有任何老态。讲话的时候，声音也特别好听，里面还夹带有一点点奶声奶气，亲切而自然。
听说，她在大市里有美女领导之称，而且位居“全市十大美女领导干部”第三。
“如果完全排相貌，她应该是第二。”
一路上，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也为了从生活侧面为我介绍被访问人的情况，市纪委的同志笑着对我“八卦”道，“因为排第一的是我们大市的一位女副书记，人家位子高，长得也好，当然没人敢抢首长的第一。至于第二名，那是一个真正的美女，市广电总台的一位女领导，人家本来就是美女主播出身，一般干部，相貌哪里能达到那个专业水平啊，排第二的应该是真正的貌美第一。第三就是她嘛，算个实际第二吧。至于副书记女士，在这个前十榜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哈，这是干部们茶余饭后的八卦”。
“她还有一个称号，全市第一贤妻，这个称号才是最牛的。”纪委的同志补充道，“这个称号里面有故事含量，她是成也贤妻，败也贤妻，她的故事值得写一写。”
带着这份印象，当我们来到市中医医院，看到眼前的她，简直无法对应。
今年4月份，她因严重违纪被撤职。这才过了半年，她整个人就像换了胎骨，抽了神气，枯了血肉。看来，她不算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人。嬉笑风云变幻，从容人生沧桑，此境界在传说中多，在文艺作品中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但不是那么多吧。
“我这是，这是不适应一下子闲下来。”她在护工的扶持下，坐了起来，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冲我笑了一下，勉强，生涩里略有害羞。“干部中像我这样的工作狂不少，在位时顾不得生病，是的，不是说笑话，就是顾不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身体意识，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一旦退休，好容易心里适应了，这机器突然关了，受不了。当然，惭愧，惭愧，我不是正常退休，我是被处分，没脸跟人家正常退休的类比。但我的确没有因为心里落差什么的，导致身体崩溃。我这是，实话实说。”
从这个副省级城市的直属县县委书记，到没有级别的普通科员；从日理万机，到日日无公事，这两种落差，到底哪一种更伤人？对她来说，导致她生病的到底是哪一种原因，是身份落差，还是工作量落差？抑或两者兼备，那么是前者的原因多一点，还是后者？
为了让我们交流畅快一些，纪委的同志在关心地询问了她的病情和家庭生活之后，就先退出。病房里剩下我和她。我故意扯了一个看起来我与她经历有些相似的话题——我们大学读的都是师范院校，而且我们的母校，实力都排在全国师范大学的前几位。
她的讲述，因此从校园生活切入了。1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很伤人的恋爱。
我的男朋友是山东人，物理专业的。他身高有一米八二，我们那个时代，全校一米八二以上的，找不出几个，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营养好，人群中一眼望过去，大多是人高马大的帅哥，审美都疲劳了。那个年代，高个儿实在太少，所以男朋友一米八二，那身板，很夺目。他身上的光环还很多。他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他在校篮球队当队长；他还兼任校演讲兴趣会的会长，参加大学生辩论赛，得过华东赛区的一等奖；中学时他还是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选手。这样一个男生，五星上将啊，高大英俊，学业出色，能说会道，不就是活生生的王子吗。追慕他的女生不少。
我那时学的是政教专业，文科，在校学生会当宣教部长，可能是近水楼台，喜欢他，有机会表白，就跟他谈起了恋爱。
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平时能说会道，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却沉默寡言。只是一见面，只要没人在，就要做那种事，没完没了地做。那时候大学里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的，谈恋爱要被处分，发生性关系要开除。我们同在学生会，都是用“工作身份”掩盖了“恋人身份”，好滑稽，像那个麦家写的“潜伏”一样。偷情是很刺激的，他可能有些上瘾。每次下了晚自修，我们就到学生会以工作的名义约会，在学生会里磨蹭。等其他人都回宿舍休息了，我们就关门熄灯，在学生会的那间小办公室做那事。我每次都吓得要死，我实话说，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没感觉到这种事情的任何欢愉。有一次保安过来巡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动静了，用手电从窗户往里照了又照，差点照着我们。所以后来我特别反感做这个事。可男朋友不依不饶，我抗不过他，每次都顺从了。因为，我的确欣赏他，喜欢他。
说起来真是无地自容，为他，我还打过一次胎，惨透了。
我那时很天真，觉得他喜欢你，才拼命要你，至少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吧。其实，很多男人真的不是看起来那样高大。他的内心是很自私、很无赖的。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他其实在山东是有女朋友的，中学同学，在济南上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女朋友过来接他，他露馅儿了，不得不向我摊牌。
我当时简直崩溃了，抽了那个看起来高大英俊的男人几个耳光。我说，你不用解释，你是演讲协会的，你肮脏的灵魂总能找到漂亮的语言外衣。我替你说，你一定是高中就搞上你那女朋友了，是吧，你习惯了夫妻生活，远水解不了生理近渴，就拉上我替补。她为你打几次胎了是吧，我估计是，像你这种畜生劲头，我都打胎一次了，估计她没个五次，也有个两三次了吧。量多质变，她跟你青梅竹马，我跟你是第三者插足，是吧？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到时候了，你该回家了是吧！
你猜那浑蛋怎么说。他说，小林，你什么都看得穿，我不想申辩了，至少，当初不是我追的你，是吧。
这话真让人崩溃啊。我怎么会看中这样的人？我还能跟这浑蛋说什么呢。
我回到宿舍，躺下，三天没有起床，我生病发烧，流鼻涕流眼泪，一塌糊涂。
我现在的丈夫老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老袁是学工艺美术的，是我们下两届的师弟，年龄比我小三岁。学生会宣教部搞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找他来画个海报，布置个场地什么的。他性格很温顺，很听话，外形也是配合着性格生的，高高瘦瘦的，看上去很有点清新君子气质。他父亲是我们大学机关里搞后勤工作的，一个小干部吧。所以，他也算是“教工子女”吧。
记得第一次我遇见他，是我大二的学期末，我们动员全校大学生报名参加一个暑期健康教育巡回演讲活动，找一个同学设计海报，他来了。他一见面就喊我林部长，我说袁同学，你别那么喊，别扭死了。他立即改口，说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说更别扭了，什么姐姐弟弟的。他就窘在那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就调侃他说，傻孩子，喊名字吧。他说，噢，好的。于是就喊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被他弄得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这傻孩子，还真笨，真犟。一直到现在，老袁他还是喊我林姐呢，你说，这人好笑不好笑啊。
失恋的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自暴自弃，什么都不想做，每天睡懒觉，看电视，在小城闲逛。临开学了，学校团委布置的“大学生暑期实践调查报告”作业，一天都没有出去实施过，一个大字也没有写。这天，老袁突然跑到我们老家的小县城来了，坐了长途汽车，再坐了一个小摩的，找到我家的小区，满头大汗，脸晒得通红，一件超大的晃荡晃荡的老头衫，湿透了。他跑过来就是要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听他爹说，学校在下一届，省委组织部要来选调学生，直接派到基层担任干部，有好几个名额分配到我们学校，而林姐你，是候选人呢，这是前途大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这个，丁先生您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吗，应该懂的，就是所谓的“调干生”。有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在乎这个，但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为争这个，恨不得动手。那时候大部分人不愿意做教师，教师地位不高，收入一般，能从师范里挣脱出来，觉得很幸运，何况还是去当干部呢。您记得那时候有个小说叫《新星》吗？柯云路写的，后来拍成电视剧，热得不得了。里面写到一个乡镇领导，把一个小学女教师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然后居功自傲地说，我把你提拔到供销社当营业员，教师变营业员，用“提拔”这个词，脱口而出，没有人觉得奇怪。可见，教师在80年代，虽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臭老九”地位，但依然是没地位的。我到学生会宣教部干部长，搭进去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喜欢宣教工作，但私下里，也是有这么一份跳槽念想的，如果遇到调干机会，宣教部长当然会是一个很好的竞争筹码。我后来如愿以偿，成为调干生，宣教部里的这个身份，当然起作用了，但决胜的因素，还是我的那篇调查报告得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考干的领导，读了材料中的这篇报告，当场就为我加分，说这个孩子有才，有见识，适合去基层当干部。
我想，要不是老袁来提醒我，我的暑假实践调研报告就不会认真搞。不光这个，连宣教部长这个职务，我都打算一开学就辞掉。学生会是我的伤心地，初恋失败破碎了我的心，甚至我全部的理想，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想在这个小官场里面瞎混了，准备回到书本，多读点书，准备毕业回老家当个中学政治教师。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失去这次调干机会。因为距离开学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四天，我想都没有想过调查的选题。老袁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提醒一句，说，一定要把这篇报告写好。
老袁傻乎乎地在我家住了三天。第一天我到菜市场买菜，他陪着我，说没想到你们小县城菜市场这么繁荣，规模好大。我说你别瞧不起我们这里，告诉你，不要说县城，下面乡镇的农贸市场，都比你们省城街道的那个菜场，热闹多了。他说，我还以为农村里自给自足，根本没有菜市场呢。我说，那是过去，90年代没几天就到了，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哎呀，他说，这个反映了农村的巨变，说不定会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甚至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都要受到影响，简直是一次生活革命，产业革命。
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调查报告选题吗。
剩下来的三天，我们骑车转了四五个乡镇农贸市场，又到县乡农业局等地方要来一些数据资料，开学前赶出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在学校得了一个一等奖，送到全省评比，又得了一个全省大学生暑期调查报告评选一等奖。
我父母亲非常喜欢老袁，一点也没有反感一个男生，莫名其妙地突然跑进家里住三天。他们问我老袁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说，怎么可能，大学生不许谈恋爱，而且，他比我小三岁呢，在我眼中就是个小弟弟而已。我妈妈就说，女大三，抱金砖，年龄差距没问题啊。我说，你们尽瞎想，尽瞎说。
大学最后一年，我收获了调干目标的实现，也收获了一份缘分，就是老袁。
老袁的父母很开明，人也善良，一点也没有在乎我们的年龄差距。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几乎都是在他家蹭饭的。他们的房子离学校很近，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步行路程。毕业的时候，我胖了好多，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我在饭桌上说出来了，我说，我太贪吃了，又胖又丑。结果他们全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胖点好，胖点好，看上去健康。我突然很感动，流下了眼泪。真的，特别奇怪，流得真多，像决堤似的。那晚的眼泪流完了，心里好像突然轻松了很多，有了欢欣感，有了幸福感，有了依托感。我知道，我从那个无赖前男友的感情伤害里，终于挣脱出来了。2
虽然我取得了调干的名额，不用当教师了，但我并没有觉得占到太大便宜。
我被分回老家，连县城都没有能留下，而是去了最偏远的一个穷乡，当乡团委书记。这个团委书记一当就是7年。
乡政府的机关在小镇上，一个院子围着三厢平房而已。没有自来水，院子中央打着一口水井。到冬天的时候，水井台上全结冰了，我在那里摔了好几次跟头。最严重的一次把小胳膊摔骨折了，在乡医院和自己的小宿舍里躺了几天，才能爬起来上班。
老袁两年后毕业，分在省城的卫校当美术老师。他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一到星期假日，他就忙着跑医院。偶尔老人身体稳定的时候，他赶紧就往我这里跑。从省城到我这个乡里，一路上要折腾好几次，先是坐长途汽车到我们的县城，然后转农村公交到我这里。但公交一天只有两班，不一定能赶上，所以得想办法打个摩的，坐个黑车什么的。后来老袁就在我县城的家里，放了一辆自行车，到县城后打摩的到我家，再骑上车过来。县城距离这里有30多公里，每次老袁骑过来，我感觉他都快累得断气了。我们乡里的书记不止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小林书记啊，最好这孩子把你抛弃了，大家都轻松，这样折腾，下基层锻炼的不是你这个干部，而是他这个毛脚女婿啊。
我把这个玩笑话，有一次故意跟老袁说了。我心里想，这样确实太苦了，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从乡里把干部做上去，在这里待一辈子的可能都不是没有。我想，如果老袁不是很坚持，就让他放弃算了。大不了，我的恋爱再失败一次罢了。我还跟老袁说，镇上税务所有个小伙子，无锡税务学校毕业的，长得挺精神，正在追我，我就跟他搭伙过日子算了。
老袁一听这话，什么都没说，就哭了。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人也很实在，很善良。我不想考验他了。那天是我主动求的婚。我说，走吧，我们去县城领证，结婚去。他就破涕为笑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忙着登记，把手续办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就在县城里请了两桌亲戚和几个好朋友，吃了个饭，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老袁是个纯洁的男孩，在跟我之前，跟其他女孩恐怕手都没有拉过，没有恋爱经历。而我，是有过一年男朋友的，为那个无赖还打过一次胎。在登记前，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些跟老袁坦白了，我觉得藏着掖着的感情，不会长久，要趁着这个时候，条件艰苦，人在两地，前途渺茫，生活困顿，干脆把所有不好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看他能不能承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老袁怎么回答我的，他说，这些事他都是知道的，学生会不少人都知道，背后谈论的不少，那年夏天就是怕我想不开，才跑到我家里来的。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一谈恋爱恰好就遇对了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结婚，感情条件是成熟的，我们是幸福的。
婚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但都没有能怀上孩子。我觉得可能是打胎受伤了，怀不上。老袁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没有碰上受孕的机会。
这一年老袁的母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又生病住院了，我们简直焦头烂额。暑假里，老袁背着大包小包来了，像搬家似的。他跟我说，他辞职了。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难道要从省城搬到这里来当无业游民，做一个连级别都没有的女乡干的家庭妇男？他说，是的。但无业游民谈不上，自由职业也是职业。他的意思是，他会画画儿挣钱的，而且有同事为他在我们县城介绍了县文化馆的一个朋友，手上有不少画海报、做电影消息和展览宣传的美工零活儿，可以揽下来。这些收入贴进来，两个人可以过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他说我的母亲需要照顾，不能分我的心我的精力，因为干部工作来不得半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如此这般，怎么说家里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就只能是他了。
那两年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后脊梁都是冒冷汗的。
乡里多给我一间宿舍，算是让我们看起来像有个“宽敞的家”了。因为手头没有余钱，不可能装修这两间平房，老袁就把其中一间用来生活的房子，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墙刷白，地上铺上那时候流行的塑料地板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温温馨馨的；另一间则清空，他用来做画室。他自己买了一些木材，买了一套木工家伙，砰砰砰地敲打了几天，做了一些简易的画架和画台，买了一些画画的工具，然后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那时候协助一个副乡长抓农业结构调整，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四村八庄，田头地里，没日没夜地在下面跑。他为了挣零钱，也是待在他那小屋，没日没夜地画海报、画展板什么的。除了夜里睡觉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一连几天，白天几乎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的电影电视里，我们这一代行将老去的人，纷纷在抒写青春，那些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用的词，多是“激情燃烧”“浪漫岁月”之类。我觉得那个符合革命岁月，符合你们这些作家诗人的想象。艰苦青春终究是苦涩的，未必激情，未必浪漫，却一定有一股力量，有一股志气，有一股奔向远大未来的劲头，对吧，这个很宝贵啊。
人只要有理想，有预设的美好未来，什么都能挺过去。我记得那时候在一本书上读到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理想的鼓舞，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而又渺小。我把这句话写在每一本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本上。我们那时候，相信未来。
有一天夜里，我被冻醒了，发现老袁不在身边，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连忙爬起来，端了一杯热水到隔壁，老袁果然在那里画展板。灯光微弱，室内像一个巨大的冰窟，一切都凝固了一般，他全神贯注，站在画板前，只有画笔在动，只有画板在发出咝咝寒鸣，噢，真的不可思议。前些年，有人议论说老袁游手好闲，我心里很气愤。老袁的苦，老袁的勤奋，老袁的责任心、爱心，可以甩大多数男人几亩地远，我心里清清楚楚。那两年，不知道老袁在那个水泥地上站了多少个日夜。我们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那样是多么伤身体，寒气从脚底上传，把他冻成了老寒腿。到了中年，他就开始吃年轻时种下的苦果了，40岁的时候，就差点瘫痪。后来，虽说没有瘫痪，但也是废腿两条，走路像拽着两条木棍，生生地往前拖着。他在椅子上坐的时间稍微一长，人就不容易站起来。一到刮风下雨天，或者季节交接期，就躺在床上哼哼，根本起不来。
那两年，我们双方的母亲先后去世，全是老袁在病房伺候和料理后事，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所谓前途。你知道，这是中国啊，年轻人被组织看中，怎能没有一份奉献青春的热情和感恩呢！这类年轻人是国家当作栋梁来培养的，家里人怎能不全力支持呢！
当事业的第一个七年结束时，我已经30岁了。第八年我终于被调到县妇联当副主任，我稍微可以喘口气了吧。可是我怀孕了，我女儿出生了。我们又一把屎一把尿地忙碌了两年。女儿开始上托班，我被调任团县委书记。37岁时，女儿刚上小学，我当上县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调到市里去干了三年局长，4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点资历的“老正处”了。所以，44岁上我角逐省管干部的副厅岗位时，有了很多优势，年轻，资历老，经历丰富，有基层磨炼的老茧，这些资本，很少有同僚具备。我如愿入选，成为市领导，并在第二年戴着市委常委的“帽子”，到另一个大县担任县委书记。
这个时候，女儿都初中毕业了，长大了，懂事了。而我在她整个学生时代，没有接送过她，没有陪她过过生日，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后来她高中毕业，我也没有参加她的成人典礼。到上海去上大学，我更是没有去送，没有去学校看过她一次。但女儿的这一切活动，亲人并没有缺位，可以说，几乎所有活动，家人场场都到，件件都做得很好。而这个家人，自始至终，都是他，我的老黄牛丈夫，老袁。3
地方一把手不好当，权力太大，责任太重，面对的复杂局面太多。
一般说来，县委书记这种角色，刚上任的头一两年，首先是体会复杂，然后再一头扎进去梳理这些复杂。不久你会发现，越是小心翼翼，想精心处理好这些复杂头绪，越是陷入新的复杂。越是君子风度，人文情怀，越是被人架着、夹着，惹得矛盾重重。所以，县委书记当两年下来，大多数变得很强势，很果决，少数人很蛮横，很独裁。
你无法让别人理解，体恤，只能让别人去敬畏了。获取敬畏，是县委书记最好的定位。这方面，我比一般县委书记可能要来得更快一些，我毕竟还挂了一个市委常委的大红顶子，不光是县里绝对的一把手，还是市领导。这对工作的开展，大有助力，但也是个人后来变得任性的一个导因。
因为年纪大了，女儿上大学了，老袁腾出来的时间，几乎都在为我和两边两个老爹服务。大部分时间，他就跟着我在县里生活。老袁的名气渐渐出去了，大家都戏称他是“县婿爷”。他多年不工作，是典型的职业“家庭妇男”啊。我在县里当一把手，说实话，除了回家睡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工作上，除了需要换洗衣服，此外的吃饭这些事情，也不用老袁照顾了。我看到他有些无聊，就跟他说，你身体不好，劳碌了这么多年，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过多操心了，你应该学会自己放松，养好身体，养好心情。寂寞了就跟朋友打打牌下下棋喝点小酒，犒劳自己呗。
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丈夫，想劝他学会享受一下人生，做一个正常的社会化的男人。没想到，这么一件看似很正常的夫妻关爱，最终导致了我多年的奋斗，功亏一篑。
自从走上真正的领导岗位，应该说是任职团县委书记开始吧，我就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我头脑算比较清醒的。奋斗的目的，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年轻时不齿的那类人。想当年，我们那么艰苦，都乐观地挺过来了。人生不需要物质垫底，才会有真正的高度。
走上县委书记领导岗位之后，在这方面我也特别警惕。县里面毕竟贴近基层，中国的基层社会都很重视人情往来，这方面的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我刚来的时候，逢年过节，下属啊，社会上的朋友啊，一些企业主啊，纷纷过来“表示表示”，送点钱，送点卡，送点烟酒土产，我一律让秘书挡在楼外。如果我开了这个先例，坐在办公楼里收好处，那过年过节这栋楼还不成了送礼集市了！那么多常委，县长副县长，哪个领导没有收礼的机会呢。我开了这个口子，这边还不马上崩溃啊。听说好像就是你们江苏苏北有一个县吧，县委书记带头收礼，逢年过节接待收礼者，应接不暇，于是就在自己办公室对面装修了一个小会议室，作为等候区，专门用来接待上门来的“拜访者”。这书记一带头，县长也跟上，县里的大小头头儿纷纷效仿，最终导致这个县腐败成风，腐败得一塌糊涂，20多名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我觉得我这个线守得还是比较好的。我挡，不光是替自己挡，我挡，某种程度上是替全县领导干部挡。
有一年年底，我原先工作过的老家县里，有一个熟悉的企业家，给我送来20万元钱。他开着车在县委大楼院子外的马路边等我，给我打电话，说过来出差，我老父亲托他带来一些家乡杂粮做的饼子给我。我就出去接他，让司机把东西拿到车上，还请他进来，中午在县委食堂吃了一个便饭。等他离开，我突然想吃父亲送来的饼子，叫司机把袋子提到我办公室。结果，打开一看，有饼子，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了20万元现金。我当即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发信息给他，他回答说没有其他任何意思，家乡人的一点敬意。我说不行。马上让司机开车，带着我狂追了四十几公里，才追到他，把这笔钱退还给他了。
这个人本来是要到我工作的县投资的，他气得不行，立即中止了跟我们县开发区已经谈得八九不离十的投资项目。
因为我把关紧，那些到我这里送礼的人，很多打了退堂鼓。也有些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就“转战”到我的家里。老袁一个人在家，有的人就说，跟嫂子说过了，就是一点土特产，聊表敬意。老袁不清楚情况，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就让人家放下。等我春节在家休息，一看，坏了坏了，堆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几十个红包。过了春节，我和老袁分头一个一个地退，本来年假是休息一下的，结果倒成了忙退礼，累得直不起腰了。一般送红包的，会在信封上写个姓名，可有些礼品，人家根本不会有意留个款什么的，老袁也记不住，许多烟酒什么的，就没法退了，这样稀里糊涂就收了一些礼品。
我批评老袁，不允许他在家接待客人。我嘴上很硬，但心里还是很内疚的。因为老袁看到礼品里有各种牌子的酒，还特开心。他自从腿出了问题后，就爱上了喝点小酒，医生吩咐他适量饮酒，会利于舒筋活血，老袁觉得正常喝点小酒之后，关节确实舒服多了。也是因为这个，最后两三年，我在这方面的要求有些放松了，对特别好的朋友、同事，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相求的，认为非目的的，人也可靠的，拿过来一点烟酒土产，也就收下了。这其实，也危险，不符合规矩，不符合党的要求。
大概是大前年吧，有一次老袁回来跟我说，他要工作了，有家景观设计公司要聘任他做设计总监。我说，你工作我当然开心，可是你懂这个吗，人家不会有什么企图吧。
老袁第一次，冲我不高兴了，说老婆大人，你当书记老公都不能工作了？这个是哪个朝代的规定？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不成如今是一人当官，全家歇业等着饿死？
那一晚，我失眠了。我隐隐约约担心，这家公司会不会利用老袁，来达到什么超常的目的。但我实在是无力阻止老袁工作。这么多年了，他为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可如今老袁一把年纪了，除了一身病，出来连个正常身份都没有。说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的，大有人在。记得有一年县里承办了省里的一个大活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连续加班两个多月，夜以继日，顾不上家。活动圆满结束后，县里决定组织慰问家属，让四套班子吃个团圆饭。老袁自动跑到家庭妇女那一桌去。有些家属不认识他，以为他是两办的领导，就撵他到别的桌子上去，说大老爷们，往女人窝钻，去去去。
还有一次，有位亲戚的孩子结婚，这家亲戚特别势利，不光按职务按身份排桌次，还在婚礼开场的时候，逐一介绍主桌嘉宾，什么什么职务，什么什么身份，头衔一大堆，以在女方亲朋面前，显示自己家族势力大，能人多。老袁跟着我坐在主桌，不介绍肯定不行，介绍吧，没有什么身份，总不能实事求是，说是无职业者吧。估计我这市侩亲戚也是大伤脑筋的。他介绍老袁是：曾经著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尊敬的林常委的丈夫袁先生。女方那边一听，笑声就响起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尴尬。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这样的夫妻是不正常的。一个人不能为了另一个人牺牲这么多。这种人生不正常。老袁太憨了。每当我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走在音乐澎湃的红地毯上，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他的境况，想起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他一瘸一拐的半百身影，我成功的自豪感马上淹没在对他的心疼中。我觉得他是委屈的，我们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换来的，不应该是如此参差不齐的风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推醒了老袁，答应他去那家公司上班。并再三叮嘱他，不要参与任何不符合规矩的经营活动。
老袁揉揉眼睛，从床上跳起来，满地找他的眼镜，戴上，然后欢快地奔向厨房，为我做早饭。我坐在床上，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担心，还是因为很多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总之，这件事导致了我们的今天。老袁快乐地上了两年班，受到人家贵客般的待遇，拿了不薄的薪水。而这家公司，没有悬念地取得了市民广场和文化墙的工程。
我被那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举报了。我没有受贿，老袁工作的公司也是通过合法竞标进入项目的，工程质量一流。但我再怎么撇清，也无法绕开权力运作环节里的一个徇私死角，因为我的爱人，他待在了那个死角里。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一直挂着毛主席的诗词书法：“……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没有想到，我苦心驾驭的事业飞舟，我和老袁倾情打造的人生飞舟，没有翻在中流击水，却翻在了小小港湾。
现在，失去就失去吧，说不上有多少沉痛，但遗憾多多，教训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