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结束采访和创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有一段特殊的工作记忆，突然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新世纪的开年，作为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有幸随同省长率领的省党政代表团访问新疆。在博大旷远的西北大地上，我与一群江苏的精英，挤在两辆考斯特接待车里同行了十多天。除了几位省领导和秘书、记者等工作人员，代表团的主体人员是15位省属政府部门的厅局长和15位江苏省著名企业家。这些人当年大多正处中壮年，风华正茂，事业鼎盛。15天的亲密相处，使我们全部熟识，并在后来的日子里，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
当我盘点这些人和后来发生在其中的一些事件时，我总会有很多感慨。16年过去了，岁月改变着事业，岁月也毫不客气地催人年老。被改变的事业各有各的方式和结局，被催老的人同样各有各的老法。几位国企和民企的老总如今都退休了，他们所在的企业，有的在前些年被重组，有的没落，从一时显赫中销声匿迹；有几位民营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成几百亿、千亿级规模，他们中已经有两位卷入官员腐败大案，如今被关押；有的机关被机构改革重组，个别厅局长步入副省高官行列，大多数厅局长已经退休，有两位出了意外，在退休前离开人世。这30个人的人生场、事业场，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可以浓缩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创造时代的精英们的命运史。在本文中，我无法展开这部书，我要说的是他们中已经离开人世的这两位厅局长。
他们所在的单位，一个是管钱的，一个是管人的，都是中国政府职能构成中的重权力机构。管钱单位的S厅长长得结实、英武，他性格热情豪爽，跟企业家们聊天时，喜欢擂着胸脯，拍着肩膀，说哥们儿，有事尽管吩咐。管人单位的M厅长长得矮小、微胖，他性格文弱内向，跟人打交道时，微笑一下，谦卑地点点头，喜欢说请多批评关照，为您服务等话。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两个人的能力、水平、声望，在省里也是不分伯仲，都深得省领导的赏识和信任。最后，两个人的生命结局也是一样的悲剧——过早地去世。所不同的是，在我认识他们的十多年里，他们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英年早逝，褒贬有别，生命结果相同而命运结论完全不同。S厅长帮不少省内企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与他们中的一些不法之徒走得太近，隔三岔五地享受着这些人营造的前呼后拥、灯红酒绿的生活，后来他卷入多起企业犯罪案件，同时自己也因为受贿和生活腐败被移交司法，判刑入监后不久，就病逝于狱中。M厅长克勤克俭，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地工作，积劳成疾，50多岁即患癌症去世，省长听到消息时正在开会，当场飙泪。这些年，M被追加了很多荣誉，家人朋友一直以他为荣。S则有几篇详细的堕落轨迹报道文章，流于网上，还有无数关于他骄奢淫逸的八卦传于坊间。他原来的同事、下属和亲朋，都不愿谈他，对那些添油加醋、不利于死者形象的八卦传闻，感到揪心却又无能为力干预。
由于年龄和身份的差距，我与S厅长和M厅长，在他们生前不可能有机会频繁接触和交流，对他们的印象大都停留在组织和他人的描述上。但有一些间接接触和了解，多年来难以忘记。
有一年春节，江苏举办大型人才交流会，我的妻子代表《人民日报》参与此次会议的宣传报道。她回来告诉我说，每天一大早，主管这项工作的M厅长第一时间就赶到会场所在的五台山体育馆，跟工作人员一起干活，事无巨细，一一过问，逐项落实，每天晚上在现场察看、盘点全部环节，深夜才离开。白天都是在体育馆的台阶上搭建的临时工作棚里，和大伙儿一起吃盒饭。有一天夜里下雪，M滑倒在冰冻的台阶上，滚下去十几级远，好一会儿爬不起来，还是被下属路过看见，才被扶起来送到车上去的。我妻子说到这事时非常感动，说看到这样的领导干部，虽然心疼他们的劳苦，但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心里疼着也自豪着，幸福着。假如多数官员的精神和境界达到如此程度，再落后的国家都会充满富强的希望，人民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开启美好生活的盼头。
而S厅长，据说能力很强，能耐很大，脾气和场面也很大。
写作期间，我曾专门拜访了S当年的顶头上司、已经退休好几年的一位副省长。在南京著名的颐和路高干别墅区，我刚准备按响副省长的门铃，恰好他开门出来，手上还提了一个超市用的那种环保袋。他告诉我，正准备出去散步，顺便去几百米外的一家面点店，买老太婆喜欢吃的锅贴。他说，我们就边走边聊吧，你陪我散散步可好。我说，好的，荣幸。
路上，他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S当年的故事。
S有一次出差到苏北海边城市，到其系统内的一个宾馆开会，发现宾馆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入口铺上贵宾地毯，在门厅悬挂欢迎他视察指导的大红横幅，震怒，把宾馆经理喊到房间训斥。经理连忙解释，说今天宾馆里还住进了一位领导，所以不太好摆布了，就临时决定，干脆场面上一律从简。S更生气了，说什么人这么牛，让你们见了我都自动降格服务。经理说，是某副省长。
“哈哈，这位副省长就是我。我当天正好也在那个宾馆，参加市里的一个会议。”老副省长笑着告诉我，“本来，经理这样一解释，一般人就不会计较了，副省长都不要这个待遇，你厅长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可S不依不饶，暴骂了经理一通，说那就带上副省长一起啊，不就是横幅上加几个名字嘛！晚饭后，我出门散步，回来一抬头，发现门头上多了一个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某某副省长某某厅长莅临指导工作什么的，吃了一惊，赶紧让秘书找宾馆负责人，把这个撤了。可第二天早上，横幅依然挂在那里，我很不高兴，就让秘书找来经理，亲口对他讲，挂横幅突出个人，不合适。经理僵在那里，就是不表态撤。我生气了，他就一个劲儿首长长、首长短地道歉，说此举是服务管理的规定，上级领导要求的，我们不能擅自改了。就这么个事儿，我搞不定啊，他说上级领导，我想你的上级领导，不就是跟我一起挂在横幅上的S吗，我倒要瞧瞧，他这什么破规定。于是把他喊了过来，问他。结果，他把经理又暴骂了一通，而且事后，人还没有离开这个宾馆，就下命令把经理撤职了。我后来得知，他是他那个系统的绝对皇上，这些繁文缛节的规矩、排场，都是投其所好，很多都是为他个人准备的。他喜欢那个谱儿。”
老副省长分析说，S这种人，在犯事儿的领导干部中，还不少，还有一定的代表性呢。这类干部，一般都是，年轻时理想坚定，目标明确，工作起来，特别能吃苦耐劳，比较有激情。应该说，底子打得比较实，个人发展得也就比较快。一般中年开始上位，上位后敢闯敢干，争强好胜，但气场强、气量弱，脾气大、境界小，手段多、原则少；是非观模糊，好以成败论英雄，生活观低俗，以外在物质填补内在空虚。一旦位高权重，他们这种人特别容易失去自我，往往不在内心坚守纯洁，而是被外在利益绑架着走，有些无知，有些狂躁，做事上任性所为，做人上随性发挥，一朝事发，外在的东西一失去，内在立马溃不成军。多年的物质惯性和精神错位，使他们短时间内无法调校到平衡状态，所以，很多人身心俱废，马上垮掉。有的人完全颓废，一心想轻生；有的人煎熬一段时间就生病了，甚至很快去世；也有一些人慢慢醒悟过来，从灵魂的炼狱中，爬到平地，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最后，老副省长非常犀利地说：
“他们的人生阶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激情的、骄躁的、颓败的。总之，是先亢奋而后麻木的，多放纵而少克制的，重功利而轻内修的，有所为而未能有所不为的。”
他特别提醒道：“这里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他们的内心大都是混沌的。你可以好好琢磨琢磨。”
随着访谈和写作的推进，我越来越明晰地感到，老副省长的这一语，竟中百的。我得以面对面访谈的官员，有几个属于严重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更多的属于违法犯罪，被移交司法并被判刑入狱，还有的正在“双规”过程中。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虽然都不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认错、认罪的思想，表现出懊悔和自责的态度，除了个别人，如《曲终人散》的主人公，自认为看透人心，灰心丧气之外，其他人无不存有强烈的改造自身世界观、将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欲望。但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老副省长所说的，混沌。许多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他们内心的问题结症，他们根本看不清自我，问不到内心的真实。
《危情记》的主人公副市长，一人同时拥有三个“家庭”，并跟多名社会女性发生关系，但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这种与女人的关系，是个人魅力引发的风流，至少与为其生养了子女的三个女人的关系，是相对干净的，因为，他涉案金额的确很少，并没有像许多贪官那样，以大肆贪污受贿的钱来包养她们。他在言谈中，多次向我流露这个意思，认为自己像电视剧《牵手》中的“吴若甫”，在事业奋斗过程中，与心心相印的女子邂逅，产生了缘分和恋情，虽然不道德非伦常，但毕竟存有几分“人间真情”，有恩在，有情在，有义在。是羞耻而不是可耻，是无聊而不是无赖。其间，我多次忍不住不礼貌地打断他的陈述，问他，难道那么一点看起来“可以理解”的私情，能大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约束和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受到的纪律约束力？他反驳说，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官位的成功男人，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只不过党对干部的要求要比对平头百姓的要求严厉得多，这才使得他的情感问题彰显严重。我问他，我们可以抛开道德话题说说法律吗，难道我国的婚姻法只是用来约束干部，平头百姓犯下重婚罪就能逃脱惩处？
他一下子愣住。我接着追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始终觉得自己的感情是干净的，没有以图谋不义之财去吸引和供养那些女人，那些女人都是因为你有魅力，爱上你，才死心塌地跟你保持关系，甚至与你偷偷成家，生养子女的，那么我问你，如果不利用你的特权，你能够帮助小乔和她的闺密夫妇，找到高薪的工作？能够帮助小凡拉到那么多广告业务？这难道不是利用公权力购买私情，变相贪腐？”
他低下头，脸憋得通红，真的分不清是因为酒喝多了，还是因为被问到“耻处”。半晌，他才抬起头，瞥了我一眼，赶紧把目光闪开，轻声说了几个字：
“是的，我是个糊涂浑蛋！”
关于对非正常情感的理解，还有一个文化层次和在位级别更高的落马官员，则是另一种错位。《最后的华尔兹》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他周旋在两个在他眼里非常出众的女人，一个聪明绝顶的老婆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女明星之间。谈话中，他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贡献和地位，自己的才华和风雅，完全配得上这一份“风流人生”。在位时，为老婆和情人他强势出手，多次伸出巨掌，帮助她们谋取不当利益。他个人还收受巨贿，干预下属业务，造成国家金融资本的巨大损失。但他几乎没有为此感到太多的懊悔——也许是在我面前，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这种懊悔。在交谈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虽然服刑了数年，却依然傲慢甚至蛮横的官僚。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荒唐段子：关于定性乱搞女人这件事，老百姓叫耍流氓，县乡长叫生活腐化，厅局长叫不够检点，再大的干部，叫风流倜傥，充满生活情趣。这个段子说明了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的官僚等级文化糟粕，在当今依然大有市场。搂着性感女明星跳华尔兹的高级干部，在国际时髦做派和时尚品牌包装的躯壳里，嘭嚓嚓的依然是一颗陈腐的、残损的心。以这样的一颗心，怎么能显示出高雅和高傲呢？心高气歪，智而不明，这份人生如何不似张爱玲所说的，低俗，低俗到尘埃里去了吧。
在结束跟原“正部”的交流时，我递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填写一个我带来的问题：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是选择做一个风流的囚徒，还是选择做一个朴素的常人？为什么？
他对着纸条，沉思了半晌，轻蔑地笑了一声，摇摇头，说，不好选，不知道。
对此，我也无语了。
如果说，有那么一份“男女之情”值得同情的话，那我不得不提及《曾记否》里的美女书记和她的丈夫。他们用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婚姻，支撑着人生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生活的困难，事业的波折，直到小家庭走向了世俗所认为的“富贵”。应该说，他们的故事是非常励志的。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年轻人不再相信同舟共济的爱情和婚姻的横流中，他们的成功，充满了正能量，具备了强大的正面导向价值。
然而，所有完美的爱情绝唱，都应该有大情的付出与大义的回报，这两个美好旋律共同构成。美女书记在回报丈夫对自己多年的情义时，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理智，动用了权力与利益的间接、隐秘的“潜规则”，打了一个“擦边球”，走上了违纪道路，最后受到撤职处分，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条灰色的尾巴。他们的励志神话，于一念之间破灭，为自己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遗憾。女书记一辈子清廉，只为爱情犯了一次糊涂，就触电落马，为我们提供了最严厉的警示：在党纪高压线的追踪下，从政的状态，真的不能有半点混沌。我们必须时刻绷在高度警醒的紧张中。
中国古代有一句官场教条，叫作“难得糊涂”。封建社会江山社稷是皇家的，你为官一方，干得好、干得孬，与你并无多大关系，所以，最好不要顶真，眯缝着眼睛在官场混世，是一种聪明，一种练达。然而，今非昔比，这份糊涂在皇家天下，也许是聪明的，实用的，但到了今天，人民天下，官员的清醒与糊涂，影响着一方水土上的物质与文明，也就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果为官者还在“难得糊涂”，那就不是聪明，而是不正了；那就不是“难得”，而是“缺德”了；那就不是太平混世，而是要坐等出事了。“无法直立”的市委副书记，收钱办事，花钱买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但他宁可眯着眼睛，眼前装糊涂，不去对未来的后果睁开眼睛。《四海之内》的交通厅副厅长，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居功自傲，腐败堕落，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在高尔夫球场把杆子挥来挥去，在狐朋狗友之间蹿来蹿去，个人没有好处就稀里糊涂不履行公职，收到钱财进个人腰包，就精神大振，又是签字又是协调，马上变得勤政起来。他自作聪明地用这点小伎俩，来应付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应付自己的人生。他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有钱亢奋、没钱疲软，他的明智度，明显是随着个人利益起伏的。这其实就是小聪明大糊涂，最终必然毁灭。《暗裂》里的大学党委书记，天真地以为自己品行的裂缝，会在无数的光环中永久隐匿。《风雅殇》里的文化厅副厅长，作为一个具有火眼金睛般文化行情修养的主管领导，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下属疯狂造假、坑害艺术收藏者、破坏文化市场规则的长期作乱，视而不见。在我的反复盘问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下属的行为，其实是“心中有点数的”，只是觉得，现在的艺术界，“都是这样的”，否则“赚不到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艺术家们会“永远穷下去”。而《曲终人散》中的国有集团董事长，以不当手段专权，以不当利益拉帮结派，开设了一场人生的“腐败盛筵”，退休后被党纪国法追缴。当他落得同伙溃败、曲终人散的凄然下场后，竟然抱怨“亲情”不厚，谴责“友情”太薄，为此夜不能寐，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望月流泪。他官至正厅，精明过人，却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埋下势利种、长出炎凉田，这些最基本的人生换算规律都没有整明白，反为聪明误，必得糊涂死啊。
然而，综合观察这些级别不低的失足官员的人生，引发致危致命“混沌”的时刻，无不在他们成为“成功人士”之后。而成就成功人生的前半路，他们大多是激情洋溢、奋进向上的。在攀爬到一定高度，获取了权力之后，他们就迅速滑向了骄躁和颓败的后半路，并有朝一日在那里彻底摔倒，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人们为此心痛，也为此迷惘。许多人为此煮心熬骨地调查研究，回答了无数的为什么，又新生出了无数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一个清晰的、权威的结论。很多人把权力导致的人生悲剧，寻根为传统文化的残毒，归结为现行体制的缺陷，甚至追究到人性中的欲望天性。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我都关注到了。我觉得这些思考都有必要，这些探讨都有价值，这些结论或多或少都能沾边。
然而，我们必须抱持辩证，着眼全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避开：更多同僚的前半程，他们并无差别，可到了后半程，他们却分道扬镳，行走到不同的世界去了。少数的他们，和多数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同途殊归？他们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违法乱纪依然是庞大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我们怎能以这极少数样本，去判断整个群体背后的文化和体制，甚至人性的是非呢？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问。
既然，我无法驾驭这么宏大的命题，来观照中国干部群体的内心和发展，那我还是把目光，投回到我深度访谈过的这一小群党的中高级官员的身上吧。也许我能对这个群体做一个简单的描画，哪怕是感性的！毕竟，我有了那么多跟他们面对面促膝谈心的日夜，我面对过他们急促或冷漠的呼吸，不屑或温和的表情，放荡的大笑或滂沱的眼泪；受他们的情绪感染过，对他们的言论思索过，对他们的行为恼火过，为他们的命运扼腕过，被他们尚存的良知感动过。我风雨兼程，追踪了他们的轨迹；我夜以继日，倾听和记述着他们的许多，甚至一切经历。也许，从此我更不能忽略他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努力地让更多的人，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在来路上的覆辙。
对他们，我也只能借用一位伟大作家的句子，做一个感性的印象描写。在我的案头，放着我喜爱的作家村上春树的著名作品《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一段主人公渡边评价朋友永泽的话，我想用在他们身上，谈不上精确，但算得上精彩吧。
“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大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大步向前，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淖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就有人察觉出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更多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也就背负着他的十字架，艰难地匍匐在人生的征途中，直到趴下。”
这，是不是一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