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全速前进SpaceX，2020年
同基科·邓契夫在一起（上）；在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塔上（下）
私营公司将宇航员送入预定轨道
从2011年航天飞机陆续退役开始，美国在航天能力、航天意志和航天愿景方面节节败退，人们甚至已经无法想象，仅仅在两代人之前，这个国家曾经开展过九次登月任务。在最后一次航天飞机执行任务结束后，近10年中，美国一直无法将人类再次送入太空，被迫依赖俄罗斯的火箭才能将美国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2020年，SpaceX扭转了这种局面。
2020年5月，一枚猎鹰9号火箭准备将两名NASA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火箭头部是载人龙飞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私营公司将人类送入预定轨道。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飞抵卡纳维拉尔角，坐在39A发射台附近的观礼台上观看发射。马斯克在儿子凯的陪同下，戴着耳机，坐在控制室里。1000万人通过电视和各种流媒体平台观看了现场直播。马斯克后来告诉播客节目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我不信教，但我还是跪了下来，为这次任务祈祷。”
火箭升空时，控制室里爆发出欢呼声，特朗普和其他政客们都走进来表示祝贺。特朗普说：“这是50年来我们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出重要的太空进展，想想看，能向世界宣告这一进展本身就是一种荣誉。”马斯克不知道总统在说什么，他表现得有点儿敬而远之。特朗普走到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成员身边，问道：“你们准备好再干4年了吗？”马斯克一副听而不闻的样子，转身离开了。
NASA需要火箭把宇航员送入空间站，所以选择同SpaceX签订这份合同。在2014年的同一天，NASA还同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同一性质的合同，但向波音拨付的资金比给SpaceX的多40%。到2020年SpaceX已经发射成功之时，波音公司甚至还没能完成与空间站对接的无人飞行测试。
为了庆祝SpaceX的成功发射，埃隆与金博尔、格莱姆斯和卢克·诺塞克等人一起从卡纳维拉尔角驱车向南两个小时，来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一个度假村。诺塞克回忆说，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时刻”。他们尽情地跳舞狂欢直至深夜，金博尔一跃而起，高喊道：“我哥哥刚刚把宇航员送上太空了！”
基科·邓契夫
2020年5月，SpaceX将宇航员送入空间站后，又在5个月内成功发射了11颗卫星，这样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马斯克不敢志得意满，他担心除非他能保持狂热的紧迫感，否则SpaceX会像波音公司一样，最终变成一家缺乏后劲儿、行动迟缓的公司。
那年10月的一次发射之后，马斯克深夜造访了39A发射台，当时只有两个人在场工作。看到类似的情景，他心里那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正如后来推特员工发现的那样，对于他旗下的每家公司，他都希望大家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依然能做到毫不懈怠。“我们在卡纳维拉尔角有783名员工，”他冷冷地对在那里负责发射的副总裁说，“为什么现在我只看到两个人在工作？”马斯克给这位副总裁48小时时间，让他准备一份简报，说清楚每个员工都应该做什么。
当副总裁所答非所问时，马斯克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他开始进入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硬核工作模式：他搬进了卡纳维拉尔角的机库，昼夜不停地工作，他在内华达和弗里蒙特的特斯拉工厂时就是如此，后来他在推特也是如此。他每天住在公司，既带有一些身先士卒的表演性质，也体现了他实打实的工作强度。第二天晚上，他联系不到负责发射的副总裁，对方是有家有室的人，但在马斯克看来，这位副总裁已经擅离职守，所以他要求与一直在机库里和副总裁一起工作的工程师基科·邓契夫谈谈。
邓契夫出生在保加利亚，年幼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他父亲是一位数学家，在密歇根大学工作。邓契夫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读的都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这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在波音公司实习的机会，但他很快就对那里的工作感到不满意，决定去拜访一位在SpaceX工作的朋友。邓契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走在SpaceX的工厂里，我看到所有年轻的工程师都在拼命工作，他们穿着T恤衫，露出了文身，使出浑身解数想攻克眼前的难关。我心想，他们跟我才是一路人，这跟波音公司那种沉闷死板的工作气氛完全不同。”
那年夏天，他向波音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介绍了SpaceX如何推动年轻工程师开拓创新。“如果波音不做出改变，”他说，“行业顶级人才就会流失。”副总裁回答说，波音公司不需要聘用这些想在技术上搞颠覆式创新的人，“也许我们想招的就不是什么顶尖人才，我们要的是能踏踏实实在这长期干下去的人”。听完这席话，邓契夫递交了辞呈。
在犹他州的一场会议上，邓契夫参加了SpaceX举办的聚会，喝了几杯以后，他鼓起勇气去找了格温·肖特韦尔。邓契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肖特韦尔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他曾参与研发的卫星硬件。他告诉肖特韦尔：“我是个能成事的人。”
肖特韦尔被他逗乐了，她说：“不管是谁，敢拿着皱巴巴的简历来找我，那他就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肖特韦尔邀请邓契夫去SpaceX参加面试，公司安排他下午3点去见马斯克。当时，马斯克仍然坚持亲自面试每一位待聘用的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马斯克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公司通知邓契夫改天再来，但邓契夫没走，而是在马斯克的办公室隔间外坐了五个小时。晚上8点，邓契夫终于可以进去见马斯克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向马斯克讲述了他高涨的工作热情在波音公司受到了怎样的轻视。
每当决定录用一个人或者提拔一个人时，马斯克都抱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态度比他的简历、他所掌握的技能更重要。他对“工作态度好”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渴望疯狂工作、拼命工作。所以马斯克当场就雇用了邓契夫。
10月的那天晚上，正当马斯克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机库里疯狂工作并要求同邓契夫交谈时，这位工程师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刚刚回到妻子身边，开了一瓶酒。起初邓契夫没有理会手机上的未知号码来电，但后来一个同事给他妻子打了电话，说要他立马回机库来，马斯克想见他。“我当时累极了，还是半醉状态，好几天都没合眼了，所以我上了车，买了包烟提提神，就赶回了机库。”邓契夫说，“我担心因为醉酒驾车被警察拦下来，但比起不搭理埃隆要付出的代价，醉驾被抓的风险要小得多。”
当邓契夫到了以后，马斯克让他组织了一系列越级召开的会议。马斯克同那些比高级经理职级低一级的工程师面对面交谈，由此掀起了一轮人事动荡，邓契夫被提拔为卡纳维拉尔角工厂的首席工程师，带他的导师、性格沉着冷静的资深经理里奇·莫里斯被调去做运营负责人。邓契夫随后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请求，他说他想向莫里斯直接汇报工作，而不是向马斯克直接汇报，因此构成了一个运转非常平稳的团队：一个像尤达大师一样的导师做经理，搭配一个工程师负责人，并且这个工程师渴望达到同马斯克本人一样高的工作强度。
违规发射
马斯克总想加快工作进度，承担更多风险，打破各种常规，质疑各类要求，所以他能够实现那些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将人类送入预定轨道、大规模销售电动车、让家庭用户脱离电网自给自足。这也意味着他所做的事情，要么无视了SEC提出的各项要求，要么藐视了加州关于新冠病毒防治的各项限制性措施，而这些都会给他带来新的麻烦。
汉斯·科尼格斯曼是马斯克在2002年为SpaceX招来的第一批工程师当中的一位。在猎鹰1号前三次发射失败和第四次发射成功期间，科尼格斯曼一直是在夸贾林岛上忙碌的“无畏军团”当中的一员。马斯克将他擢升为副总裁，负责保障飞行过程中的可靠性，确保飞行安全并遵守相关法规。在马斯克手下，这可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
2020年年底，SpaceX正准备展开超重型助推器的无人发射测试。所有发射过程都必须遵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提出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天气准则。那天早上，远程监控发射的FAA检查员判定，高空风条件不满足要求，火箭无法安全发射，如果发射时发生爆炸，附近的房屋可能会受到影响。SpaceX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天气模型，表示发射条件足够安全，要求免除发射禁令，但FAA拒绝了。
实际上，控制室里没有FAA的人，而且发出的规则指令有一点点模糊（虽然也不是非常模糊），所以发射主管默默地转过脸去，抬起头看着马斯克，似乎在问他发还是不发，马斯克默默点了点头，火箭就升空了。“整个过程十分微妙，”科尼格斯曼说，“那是埃隆典型的做法：通过点头来示意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
火箭发射过程很完美，天气不是问题，虽然火箭在6英里外试图垂直着陆时失败了。FAA就SpaceX无视天气准则展开了调查，并对SpaceX提出两个月内不得开展发射测试，但最终没有做出严厉的惩处。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科尼格斯曼写了一份关于该事件的报告，他并没有粉饰SpaceX的行为。“FAA既无能又保守，这样的官僚机构可真糟糕，但我们还是应该在发射之前得到他们的签字批准，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科尼格斯曼告诉我，“我知道，当FAA说我们不能发射时，埃隆已经下令发射。所以我写了一份真实的报告，陈述了这些情况。”他希望SpaceX和马斯克本人承担责任。
马斯克可不欣赏这样的态度。“他的看法与我不同，一说起这个，他就很敏感——特别敏感。”科尼格斯曼说。
科尼格斯曼是SpaceX的元老级员工，从筚路蓝缕的创业初期一路走来。马斯克不想立即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的监督职责，在几个月后让他体面地离开了。马斯克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他说：“多年来你的工作都很出色，但最终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那一天，现在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