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L这一年，从各人找到暑期实习的那一刻起，整个年级就差不多分作了两个阵营。上了LawReview或是准备申请法官助理的gunner们还兢兢业业的在努力，另一些就明显松懈了下来。按Mike的话说，一旦拿到了暑期实习，除非没有毕业或者出现重大意外(比如忽然被查出个案底之类)，否则，2L和律所工作之间的距离，仅仅是时间而已。
大约是因为这种笃定感，我觉得周围的同学不像1L时那么压抑自己，开始慢慢露出了本来面目。高田花很多时间在CambridgeCommon和一群白人同学看棒球，不再像去年那样处处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们班另有一个白人男生，看上去非常乖巧，说从中文到意大利语的无数种语言，所以虽然成绩一般，在OCI中却极其抢手,最终如愿以偿的找到一份伦敦的工作。然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颠覆性的一面。第二年我发现这个男生的facebook上开始出现许多他男扮女装的照片。我自认不是过分保守的人，但是看到他戴紫红色假发，穿黄色吊带背心，红色小短裤和白色高跟鞋和另外两男生一起摆足pose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
林染试图隔一周回波士顿一次，隔的那一周轮到Mike去纽约。他们虽是这样安排的，我感觉还是Mike回去的时间多，因为林染常常周末需要加班，不能真的按计划成行。如果林染回来，我们就还和从前一样做饭打牌，我和法兰克毫无心理负担的做电灯泡，有时候我还把萧世伯也拖来。萧世伯仗着自己书读得多，常常给法兰克和Mike讲“古书里的段子”，把这两个ABC唬得一愣一愣的。Amy再也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她现在和李博士出双入对，大约也不再稀罕这个。我怀着一颗八卦的心，很想知道Amy和法兰克当时那一招到底是怎么过的，但法兰克从没提起过这个人，搞得我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
春季学期我选了宪法，税法和必修的职业素养。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张有弛，各科互补的恰到好处的课表，但很快我发现在同一学期修难啃的税法和宪法绝对是一个错误。然而事已至此，只得勉力为之。
税法教授是位老先生，快退休了，于是常爱回忆往事。他说他当年做学生进入HLS的时候，院长还是Griswold。开学第一天，Griswold说，全国只有三所好法学院，而我们比其他两所好得多。(当年的前三是HLS,耶鲁和哥伦比亚，斯坦福只怕是还在悬梁刺股努力追赶中。)据说当年的图书馆里藏书和阅览室是分开的。图书馆一半的藏书都在各个教授的办公室里。一般学生不能进到藏书室里面去。唯一的例外是LawReview的成员，他们都有钥匙，可以24小时进入藏书室。当年的LawReview全凭第一年成绩，如果不在LawReview里面，那基本上下课之后是不可能见到教授的。
老教授在说到这些的时候，脸上露出怀念的表情说：“那时候的法学院要比现在精英的多啊！”
我在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在HLS，而且还在LawReview上。少了任何一点，估计也不能让人如此念念不忘。
税法是白胡子的先生，宪法则是英俊的男生。DarylLevinson，在HLS与NoahFeldman齐名，皆是女生们追随仰慕心碎的对象。某次上课时他不经意的提到“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全班顿时鸦雀无声，男生幸灾乐祸，而女生皆愁眉苦脸。相对来说，Feldman稍稍高枕无忧一点。他太太是同在HLS做教授的JeanieSuk。Feldman刚刚被HLS从NYU挖来的时候，学生小报Record曾经专门报道称本校原金童玉女教授组合ElizabethWarren和BruceMann从此正式让位。
Levinson和Feldman颇有东邪西毒的架势：两个人都研究宪法问题，都是三十多岁的终身教授，甚至身高体重(目测)都差不多的样子。后来有一天我专门跑去听Feldman的演讲，总算稍稍比较了一下两人的风格。他们两人做的宪法方向差异很大。Feldman研究政教关系，专长在中东；Levinson则研究美国宪法和宪法政治。也许因为后者的研究内容本来听起来也不是那么sexy，Levinson上课的时候讲笑话也是地下地动山摇，我自巍然不动的样子。Feldman则更像人们理想中艺术化的学者，据说他精通法文，阿拉伯文，希伯来语，他演讲的时候抑扬顿挫，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很丰富，还喜欢夹杂拉丁词汇。那天的演讲是面向大众的，与会者很多都不是哈佛学生，Feldman讲话的时候仍然常常夹杂两个拉丁词汇，显得很风流倜傥的样子。不过风格突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HLS，人人都爱Levinson，但是Feldman则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讨厌的人则认为他非常傲慢。如果要问我，我还是喜欢Levinson。我一直认为能像他那样面不改色的在课堂上讲最高法院道格拉斯大法官偷情的长篇大论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事情，虽然Feldman在演讲时用了一两个听起来很酷的词，但是还是不能跟道格拉斯法官的偷情故事相比呀。
宪法课里充满着公平，正义这些云端的概念，而教我们职业素养的老太太就一个劲的把我们拉回现实生活来。老太太总是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有家人朋友来问法律问题，千万不能回答他们，只能教给他们去找正规律师的办法。因为虽然我们是在念法律，但是毕竟还不是执业律师，万一有人告我们非法执业,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我想到我自从上了法学院以后接连遇到的朋友来请教的五花八门的法律问题：讨债啦，离婚啦，车祸怎么善后啦，等等，只好默默祷告我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来告我非法执业。
法学院三月底放一周春假。在此期间很多学生社团都会组织去世界各地的游学活动。最早我碰到法兰克，就是他跟亚洲法律协会来北京。我本来蠢蠢欲动的想参加犹太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免费去以色列活动。等我研究好以色列签证需要的申请资料后，默默的打了退堂鼓，转而决定春假去纽约找暑期住房好了。
成行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研究了纽约的各个社区，大概房价等等。我本来觉得以我的暑期收入，租个像SATC里面Carrie那样的房子不在话下－－暑期实习生的薪水和第一年的正式律师一样，咱也是短暂的月薪上万的人了！结果等我坐到律所推荐的某经纪人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衣冠楚楚，从外表上绝对看不出是银行家还是地产经纪的白人小哥拿了一张表给我，我一看，所有表上的房子都要3500刀以上，还要单付经纪人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这和我在Craigslist上做出来的功课可不一样…我小声给经纪人指出了这当中的区别。经纪人像是早有预料一样，和颜悦色的向我指出，Craigslist上那都是鱼龙混杂的，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年租的价格，像我这样短租，又赶上暑假全国各地的人都到纽约各大机构来实习，他给我找的实在已经是白菜价的房子了。
我灰头土脸的出来，只好重新回到林染的卧室里上网研究。居然给我在Craigslist上找到一个要价2100的单间，而且在高大上程度仅次于上东区的上西区。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和对方通邮件，约好了第二天早上10点看房。
这间单间在上西区一个奇怪的街道上。它往北或往南的一条街都是绿树成荫，两旁排满三层砖砌小楼，仿佛随时会有个CarrieBradshaw从里面摇曳生姿的走出来。这条街上满是停车场和租车公司的门市，只有街角的一家邮政局，算是这个街区的亮点。这天纽约大约只有华氏30度，纵然是我这个从苦寒的波士顿来的人，也输在了猝不及防上，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在寒风中等了10分钟，有一个西班牙裔的哥们儿接着我的电话终于出现了。如果不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正在通话，我大概会假装不认识他翩然遁走——他穿着一件连帽衫，头发像是三十年没洗过了，油亮的能照出我的影子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介绍说他叫荷西，昨晚和我通邮件的是他老板，他负责带我看房。
说完这话，荷西挠挠他的油头，说：“真不好意思，我忘记带这间房子的钥匙了，你再等我十五分钟，我去办公室取钥匙。”
纽约立刻又冷了十度。
我试图在这条街的附近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热饮料，在徒劳的走了三五条街以后，还是回到了街角的邮政局。一推开门，就听见里面有大声争执的声音－－有一个中年大叔在义愤填膺的抱怨邮局的效率多么的低下，态度多么的坏，而窗口后的工作人员们像看猩猩一样的看他表演。虽然这实在不能算是很理想的场所，我还是觉得在这里等荷西很好，无论如何，邮局里有暖气。过了整整34分钟，荷西先生终于回来了。
真正看房的过程很快。我从前一直以为《Friends》里面Ross看过的那些像笼子一样的房子是剧组找来的道具，事实证明，它们真实存在，而且每月要2100刀！这间带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加起来也许有六平米，也许，因为房间里没有家俱空空如也，视觉上显得比较大。我问荷西，如果我把它租下来，会有家俱吗？但荷西先生死活听不懂我说的家俱这个词。他茫然地问我，你能说西班牙语吗？我只好把仅剩的一个问题和一点点兴趣咽了下去，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
仿佛事情还不够坏似的。晚上一同学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要去Cravath的同学通过Cravath的内部信息租到了一个中央公园旁边价值2百万带有女佣的公寓，2室2厅2卫，竟然只要1500块而已。房主老夫妇每年暑假出去度假，将房子托给Cravath低价出租，顺便卖个人情。1500啊！那同学在电话那边痛心疾首的说，我们各自后悔当时没有努力申请Cravath。
转眼到了星期五，我的春假还是毫无收获。每天看到的房子要么很好很贵租不起，要么很烂很贵，还是租不起。林染为了安慰和鞭策我，周五晚带我去了中城一家叫做“鸟人“的日本餐厅吃饭。她建议我化悲痛为食欲，实在不行暑假挤挤她的沙发得了，反正我过一阵还得去上海，在纽约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可惜Mike已经计划好毕业就来纽约上BarBri，这种和卿卿我我的小夫妻共处一屋檐下的非人道行为，我是不会干的。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当晚林染叫来的另一个朋友居然说她的室友正好五月搬家，可以先租给我，等我过了暑假搬走，她再找一个来纽约工作的长期合租客也比较容易。
林染这个朋友的房子在新泽西的Newport。虽然只和曼哈顿隔了一条河，一站地铁，但毕竟不是一个州了。林染的朋友挺得意的说，她去下城的律所上班只要15分钟，比住纽约中城还方便些，虽然地方无聊点，整个社区基本上都是华人和印度人，但离开了纽约，既不用交高昂的州税，也不用交纽约市市税，以律师的薪水来说，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纽约真正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我的6平方米不到的小阁楼要租美金2100一个月。和林染的这顿晚饭，三个人随随便便吃掉了300多。经济这么坏，上东区新盖的大楼单室间要卖到85万。新闻里说下周公共交通要涨价，过一次隧道从此要8块钱。然而与此同时，唐人街从纽约到波士顿的大巴只要15块一趟，四菜一汤的便当堂食四块五，外带四块，有无数种菜色可以选择。
我跟陈正浩汇报说我在纽约找到了房子，以及其中的种种坎坷，不免叹了一口气：“我这两天有时会觉得多年以来追求的东西唾手可得，忽然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陈正浩很不高兴。虽然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我就是知道，他不高兴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自找的。这阵子他在应付商学院的面试，等录取结果，必然有很多不爽，而始作俑者在这里轻描淡写，大概任谁也是会不开心的吧。我不知道陈正浩在等录取结果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我问他，他从来不说。我用迂回战术给他讲我当年等结果的时候如何恨不得每天住在收发室，收发室的大妈差点要认我做干女儿，他也只是看穿了我的把戏一样沉默不语，等我自己没趣了讪讪的转换话题作罢。
这次来纽约我奢侈的自己掏钱坐了火车，不过毕竟是自己出钱，没舍得坐快车。火车一颠一颠地开出曼哈顿，我很快就睡着了。我觉得自己睡了很久，醒过来居然刚刚到CT的NewLondon。外面是刚刚下过雨的晚上，我不知道怎么想起一首老歌：“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望住窗外，飞越过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土地，几千万个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微微有点怅惘。从前我喜欢上一个人，总是在这种气氛下，先是上海福州路的杏花楼，后来是故宫角楼下的护城河。生活像一场圆舞，我转来转去，每次总还是转回陈正浩的身边。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临走那天晚上我和林染窝在她的沙发上电影，我巴巴的从北京背到波士顿，又从波士顿背到纽约的《冷静与热情之间》。看电影之前我给林染大肆渲染了我对这部电影和男主角的热爱之情。电影看完，林染说：“竹野内丰是挺帅的，但是这个男主角的角色设置太纠结了，闷罐子一样，我不喜欢。你看上他什么了？”
我没有回答，但其实我知道答案。因为他也是那种长脸型，看上去总是很难为情，而且把所有的话憋在心里面不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