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纽约的实习结束，我提着两只箱子去了上海。距上次我和陈正浩差点一时冲动在纽约登记，已经过去了快一年时间。我以为我们每天在电话里消磨半个小时，应当毫无隔阂，但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从海关出来，我一眼看见了人群中的陈正浩，但与此同时，那种熟悉的陌生感笼罩了我。鬼使神差的，我假装没有发现他，一直到陈正浩随着我一路走出了被栏杆阻隔的通道，在出口站定在我的对面，我才算做好了心理建设，假装恍然大悟般冲他展开笑颜：“你来啦？”
陈正浩无可奈何的看着我：“你一出来我就看见你了，可你偏没看见我，非得站到你面前才行。”他揉揉我的头发，顺势接过了我的行李推车。而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果陈正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像久别重逢的恋人的那样有任何亲热的表示，大概我会不由自主的躲开。如果真的那样的话，知我如陈正浩，大概也会多多少少有点伤心吧。
“你们律所给你安排的公寓在哪？机场大巴能到还是打车去？”陈正浩问。
“等等！”我如梦初醒。刚才从出口出来之后一路只顾着目不斜视，以防陈正浩发现我其实已经看到他了，居然忘记看接机牌。我连忙翻出包里的黑莓，找到若干天前纽约的秘书给我发来的行程安排，然后拨通接机司机的电话。一个中年男子从人群中奋力的挤出来，手上还拿着一张写着我的名字和S所的纸板。
这位自称刘师傅的男子从陈正浩手里接过了我的行李车。告诉我们说他的车在停车场，请我们跟着他。
“这是S所的司机？”陈正浩问我。
“不知道。”我具实回答。“可能是，也可能就是租车公司的。”
“排场够大的啊。”陈正浩小声嘀咕了一句。随即牵起我的手，跟刘师傅一道往停车场去。打了这一道岔，我觉得我最初的陌生感好像缓和了点，陈正浩握着我的手温暖干燥，虽然是三十多度的夏天，我也紧紧回握了回去。
我被律所安顿在南京西路上海商城里的一间服务式公寓。据说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因为律所就在一街之隔的恒隆广场，住在上海商城可以保证晚上加班也毫无安全问题，而且对其他不说中文的实习生而言，也省却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或是无法和出租车司机沟通的烦恼。
“S所完全把我当外国人处理了嘛。我好希望他们给我安排个法租界的老房子之类，比这个有意思多了。”参观过我的暑期新居后我对陈正浩说。
他显然对此很不屑：“知足吧，你这间公寓每月的房租够我好几个月的薪水了。说实在的我不明白S所为什么要在你们这些毫无经验的实习生身上浪费这么多钱。”
“你不明白吧？”我笑嘻嘻的对他说，“首先，我现在还是暑期实习生，处于律所正在追求我，而我还没完全答应的阶段，他们当然要极尽所能的对我好啦。再说，”我凑到他耳边故作神秘：“我听说律所百试百灵的一招就是让新晋律师在生活中习惯了出入有专车，住好酒店飞公务舱的生活，这样我们为了保持生活质量也得一直在律所做牛做马呢。咱们得提防敌人的糖衣炮弹。”
陈正浩嘴边露出一个略微讥讽的笑容：“但愿你守身如玉，永不被敌人腐蚀。”
也许是一年多没回国的关系，我刚到上海出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说下意识的跟陌生人说英文，听不懂售货员说普通话，等等。这种苦恼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售货员或者餐厅服务员看来，我不过是人来人往中看起来比较痴呆的一个而已——说话不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句式和词汇，问奇怪的问题，帮我做点事情又会莫名其妙的对她客气到令人厌烦的程度。我下苦功在说中文的时候尽量不用英文单字，但是还是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这社会毕竟跟方鸿渐苏文纨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是不同了，没有人会请我们去讲梅毒和西方文明，大众往往用嘲讽或者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而上海生活的困难之处绝不在于去恒隆广场上班，或者是在久光地下买个饭盒的部分。当我离开南京西路，插到周边某个小巷子里去便利店买盒牛奶或最新一期的《上海一周》时，哪怕我完全听不懂也要坚持跟我讲上海话的售货员阿姨会用这种最直接的办法提醒我，这里是上海，我们一切的工作，学历，背景都不重要，对她来说只有上海人和外地人之分，而我不幸是后者。
在国内工作的情形和纽约相比确有南橘北枳之分。如果说在纽约的时候全律所上下都竭心尽力的为暑期律师们编织了一个关于律师生涯的海市蜃楼的话，上海像是真正的丛林生活。整个办公室只有十五名律师和四位法律助理，人人似乎都忙得焦头烂额，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暑期实习生没有熟练工好用，但是有一个算一个，我和同期的另一位暑期实习生被真正当作劳动力用了起来。没有像纽约那样花团锦簇的娱乐活动，没有那种时时关照实习生的身心健康的warmandfussy的气氛，我上班的第一天合伙人带着我们两个实习生和另一位资深律师在恒隆附近的某西餐厅吃了一顿午饭，下午被告知回酒店收拾行李去机场，某并购项目需要去深圳做24小时的尽职调查。我以为这个叙述多多少少有夸张的成分，其实真没有。晚九点我和一位资深律师和一位律师助理降落在深圳机场。在酒店住定，资深律师对我们两个小兵说，今晚尽量早睡，因为明晚恐怕就没得睡了。我严格贯彻了她的建议，第二天连早饭时间都睡了过去。早九点，我们准时抵达某会议中心的X项目尽职调查室。偌大的会议室里面，围绕着四周的白墙排满了一箱一箱的文件，会议室中间围着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了许多不知代表哪方的人，皆在各自的电脑上奋笔疾书，总结这一箱箱文件的内容。我不记得我在这接下来的24小时里看了多少文件，打了多少字，但当我们终于坐上了回上海的飞机，我按乘务员要求关掉了黑莓后，闭上眼，我立刻睡着了，下一刻，飞机重重的冲击跑道，我们降落在了虹桥机场。
我因为能做的工作毕竟有限，被开恩放回公寓补一天的觉，第二天再去上班。而X项目上的另外两位同事则返回办公室继续做尽职调查汇总报告去。我拉上房间的窗帘，睡得昏天黑地。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轻轻拍我的脸，我勉为其难地睁开眼睛，是陈正浩。
“你怎么来了？你也不用上班嘛？”我迷迷糊糊的问他。
“我已经下班了。都快八点了。起来我带你去吃晚饭吧。”
我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思考了一下食物和睡眠哪一项对我更有吸引力。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身体已经帮我做出了选择，我半阖上眼睛：“算了，我想再睡一会儿。”
陈正浩好像很无奈：“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吧…”后面他说了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已经睡着了。
再醒过来，已经过了半夜。隐隐看到卧室门下有一线光线，我起床走到客厅。屋里有点淡淡的米香，陈正浩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看见我，他按了暂停键。
“估计你醒来可能会饿，我去楼下买了点米煮了一锅粥。现在可能已经有点冷了，你自己热一下吃点吧。”
他没说时我不觉得，被这样一提醒，我觉得自己真是饿得前心贴后背。
“你吃过了吗？”我一边热粥一边问陈正浩。
“下去买米的时候顺便吃了点。”他还在打游戏，头也没抬的说。
“想不到你还会做粥啊。”我端着一碗粥在陈正浩的身边坐下。陈正浩从来不是一个会照顾人的人，所以每当他做了一点点的努力，我都有种幸福得快要晕过去的感觉。
“不就是米和水嘛，没什么技术含量。”他满不在乎的说。而我靠在他身边喝一碗稍稍有点过稠的粥，听身边人游戏哔，哔的声响，只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如果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天长地久的过下去。但其实这一个晚上，我们不过是偷得浮生半日闲。陈正浩的公司预备在未来两三年上市，作为总经理助理，陈正浩也常常需要加班，所以他一周当中很少来找我。周末有时他加班，有时我加班。可耻的是，往往他加班的时候我并不需要去办公室，而他不上班准备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会收到项目负责律师客气的email,问我能不能赶紧去办公室，虽然这是一个问句，但天知地知她知我知，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
按照所里一位律师的说法，中国人还是需要见面。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在空中飞来飞去。我来上海的前三周，竟然已经出公差两次之多，而且每次都是在出差前一天或当天才得知。所里的几位资深律师，办公室里都常年保存着箱子和西装袋，方便随时直奔机场。当然，因为我几个项目跟的都是并购组，所以其实出差还不算多。另外那位暑期实习生，因为跟的几个都是上市项目，所以每周必定得去一趟北京开项目会议，中间还随另一个上市项目去河南某工厂做尽职调查，又去香港参加了一回据说三天只睡了四小时的printersession。她咬牙切齿的跟我说，毕业以后她一定要留在纽约，并且坚决不会再碰资本市场的项目了。
这天陈正浩的大学同学约了周六聚会吃晚饭，晚饭后再去卢湾钱柜唱歌。陈正浩邀请我和他一块儿出席。
我欣然答应了。但果不其然，一旦有活动，必然办公室会有紧急情况。某上市项目在香港准备交表，需要有人在办公室帮忙做一个文件，偏偏项目上的所有人包括暑期实习生都去了香港的printer，只好临时抓我帮个忙。我跟陈正浩说晚饭够呛，等文件做完去钱柜找他。
我到钱柜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陈正浩给我发了包厢号码，我找到包厢，正要推门而入，里面歌声响起，而我定在了原地。
我非常确定，里面那个声音是晓培。
我不知道为什么晓培会出现在陈正浩大学同学的聚会上。也许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陈正浩把她介绍给了他的同学，这也并不是不可能。我许久没有想起过这个人。除了华少告诉我的那些，我从没有探究过她和陈正浩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再没有和晓培联系过。因为可以想像的原因，她也从没主动联系过我。我原谅了陈正浩，可我知道我不会原谅晓培。也许正如陈正浩常说的那样，女人之间的友谊总是脆弱而不可靠的。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直到服务员过来问我房间号码，我才如梦初醒，掉头而去。
回家路上我给陈正浩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临时收到办公室邮件，让我再回去加班，不能来了。背景很嘈杂，他没说什么，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快中午陈正浩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昨晚聚会两三点才散，所以聚会完了没找我。这会儿他刚起，问我想去哪里吃午饭。
“去五角场吧。”我脱口而出。
陈正浩好像有点意外，但也没说什么。我们去五角场吃了午饭，在我的要求下，他又陪我坐了一遍55路去外滩。我们像这几十年来所有在上海谈恋爱的年轻人一样，轧了一遍外滩和南京东路的马路。我有点亢奋，絮絮叨叨的跟他说我喜欢上他的那天，福州路上的打桩模子怎样在贩卖月饼票，而他穿了米色灯芯绒裤子的背影如何让我心跳加快。陈正浩一路都没怎么说话，倒是在这时候插了一句：“我也很喜欢那条裤子的，可惜后来有一天打篮球的时候摔了一跤蹭坏了。”
我没有问晓培，他也没有提前一天聚会的事。
在上海的六周，我的billablehours有纽约七周的三倍之多。不过据上海的同事说，他们对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实习的最后一天，上海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象征性的总结并表扬了我在纽约和香港的表现，然后递给我一个来自纽约的大信封，笑眯眯而且例行公事的说，这是邀请我毕业加入S所的offer，希望我明年学业顺利，他期待我们早日成为真正的同事。
我离开了合伙人的办公室，把黑莓交还给所里的IT，这就是summerprogram的结尾了。
被律所驯养了两个月，忽然重新过上了没有黑莓和billablehours的日子，我有一点点的不习惯。S所安排的公寓只到这周末为止，我得搬到陈正浩在张江的公寓去，等他辞职打包停当，再一起回纽约。我计划得很好，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我应该还有半周时间，可以帮陈正浩安排好他在纽约的宿舍再回波士顿。
但当我带着我的两只箱子到了陈正浩的公寓的时候，我觉得情况有一点不太对。陈正浩的公寓，并不像是马上要搬家的样子，虽然说他还有一周的时间，足够来得及把行李打包，把家俱什么的都处理掉，但是我就是觉得，这间公寓看着不像是主人要离开的样子。
我细细回想我们这一个暑假里关于他去美国的对话，发现我们有谈过大略的未来，但没有谈过具体的细枝末节，好比说他在纽约的宿舍地址，或是秋季学期他究竟要上哪几门课。我曾经把我回程机票的航班和座位号告诉他，但因为律所给我买的是公务舱机票而陈正浩自己是坐经济舱，我也没有细问过他的机票情况，免得他觉得不爽。
“陈正浩。”
“嗯？”
“你辞职了吗？”
陈正浩在打游戏的手停顿了一下。“还没有。”
“你准备辞职吗？”
这一次，陈正浩沉默了。
“你不准备辞职吗？”
陈正浩阖上电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我的手一定是抖得很厉害，因为他的眼里出现了一种类似害怕的神情。他抱住了我，我感觉到两只大而温暖的手掌平覆在我的背上。我耳朵边的声音缓缓响起，是那种低沉而温柔的，我最喜欢的陈正浩的声音：“微微，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跟你讲。我现在的公司正处在快上市的阶段，如果我现在走了，它的上市就跟我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陈正浩的话似乎在意料之外，但我好像又并不觉得怎样惊讶。我推开他，“陈正浩，你是在耍我吗？”
陈正浩一定为今天的对话准备了很久，因为他立刻回答道：“我并没有放弃去美国的计划，我只是把商学院的录取通知推迟了一年，这样等你毕业去纽约的时候我正好也到纽约了。最坏的情况，你可以一毕业就回S所的上海办公室工作啊。”
陈正浩热切而无措的看着我，大概是怕我忽然放声大哭。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哭，相反，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幽默。如果我忍不住大笑出来，陈正浩大概会觉得我被这个消息打击到精神失常，所以我非常辛苦的忍住了想要大笑的想法，正色道：“陈正浩，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应该也考虑好了所有可能的后果了吧？”
“你什么意思？”陈正浩皱着眉头问我。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他仿佛很不解：“微微，我们从谈恋爱以来多半都在两地，现在不过是多延长一年而已。无论是我去还是你回来，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地方了，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
“如果这件事如此轻描淡写，你干嘛等到现在还没告诉我？”
陈正浩久久的沉默，直到我忍不住开了口：“陈正浩，我相信你在你目前碰到过的人里面最爱我，也相信你去年在纽约要和我结婚是真的，但是你对我的感情有太多的权衡：你的事业，你的自尊心…说到底，爱情对你来说，最要紧是方便，不能对人生其他的方面造成阻碍。所以其实你并不怎样信任我，也谈不上爱我，至少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爱。”
“那以你说的爱的方式，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你一毕业就回上海，而如果你做不到就算是不爱我呢？”陈正浩问我。
我忽然觉得很累。“你说的没错。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确实也不爱你。”
人生像一场圆舞。我和陈正浩总是在兜圈子，相聚，分手，再相聚，再分手。细细看来，每一次的情形都很不一样，又都如出一辙。在这个下午，我和陈正浩第三次分了手，我拎着我的两只箱子，当天下午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