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萧世伯给过我一张唱片，是90年代初出的《校园民谣1》。里面有一首沈庆写的歌，歌词里说：“你知不知道，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对于沈庆，我一直只记得《冬季校园》里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那首歌初听的时候，我还挺不喜欢的，总是把它跳过去，因此被萧世伯嘲笑没有品位。
法兰克走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想起这首歌。有时候走在第六大道人来人往的街上，会自然而然的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旋律，和景岗山干干的声音，你知不知道，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12月的纽约既阴且冷，沉默的应和着我的情绪。
法兰克离开纽约前我在一个没日没夜的项目上。资本市场的潜规则是每年要上市的企业得在12月10号前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完成上市，一旦过了这个日子，今年没做出去的项目就得等明年，所以到了年底总有一些客户希望能把三个月的工作量在三个星期里做完。投行的基因缺陷之一，是随时可以被客户炒鱿鱼，我听说过红鲱鱼招股书交表前半小时因为和公司发生争执而被炒掉的壮烈故事，可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每个项目上兢兢业业，不到最后一刻承销协议签字了，投行的承销费到手，谁也不敢随便跟客户说一句狠话。于是每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上旬大家都忙得人仰马翻，好歹要让客户觉得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每天需要工作16到18个小时且周末无休的时候，我常常希望自己会突然生一场大病，这样就可以短暂地偷一个懒，在家昏睡几天。但事实往往不遂人意，我发现连轴工作的时候我皮实得很，然而一到大项目做完，终于可以透一口气的时候，却会晚节不保的忽然病倒，然后浪费掉项目之间本来可以鲜衣怒马的时光。
法兰克离开以后没多久，我生了一场大病。鉴于这个时间点和12月10号相差也没有太远，用逻辑的方法我很难推断出到底这场病是因为项目做完了的原因多一些，还是因为情人离别的原因多一些。虽然主观上我觉得后一个结论显得风雅而深情款款，但理智告诉我其实还是前一个比较有可能。纽约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对我来说只剩同事而没有朋友的地方，我在家里烧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爬起来自己烧一杯从前在下城的日本超市屯的方便面。现在没有人专门让Jane家的女佣给我做米粥了，如果在这个时候矫情起来，是要出人命的。
人往往在脆弱的时候才开始思考人生，然后得出悲观的结论。我在病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试图思考过我和法兰克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一旦和一个人耳鬓厮磨过再分开，无论这当中有怎样的缘由，道理，原则，始终都是一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过程。尽管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对法兰克产生过天雷地火不顾一切的爱情，但和法兰克分开其实是一个和从前离开陈正浩相比痛苦得多的过程。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往往有滴水穿石的巨大力量。那个和你分享这些生活细节的人不在了，那些细节也变得不是滋味起来。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自来水。很久以前我读过一篇陈升写的文章，那里面说，没有哪个人，是离开另一个人，就活不下去的。
我这样勉励着自己，默默的喝掉了那杯水。其实如果加了冰就更好了，我倒回床上去的时候这样想，然后自然而然的，景岗山大叔的声音又在脑海里响了起来，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
这场病足足持续了一个星期。也许是我在心里自暴自弃了，反正也没有人管我，不如多做几天狗熊。
周五下午我收到萧世伯的邮件：“贵校教堂这周末举办本年度圣诞音乐会，你和法兰克有计划来吗？”
我盯着邮件看了半天，才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没有告诉过萧世伯我和法兰克已经分开了。半晌，我按了回复键：“我打算来。一起去？”
这个不解风情的人居然立刻回信补了一刀：“你家法兰克同学不陪你来？我一直觉得他是真正喜欢音乐的那位，而你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我咬着牙回了信：“他去亚洲了，我们分手了。”
我盯着gmail的主界面看了五分钟，萧世伯的回信到了。一共五个字：“王同学，节哀。”
去波士顿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塞了各种感冒药和一整盒纸巾在包里。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打喷嚏和流鼻涕，以至于有一个前排座位的花白头发老太太专门走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摇了摇头，谢过了她的好意。
到酒店放下行李，我给萧世伯打电话，约他碰面吃午饭。萧世伯说不如在餐厅见，我同意了，并且提议了Harvard Square里的一家越南餐厅。
刚坐下来萧世伯就说：“王微，你去了纽约这么久，饮食品味也没有提高嘛，还是喜欢吃这么不上档次的东西。”
我懒得跟他计较。“最近我经常听你很久以前给我的那张《校园民谣 1》，忽然发现有些原来我觉得挺艰涩难听的歌其实还是挺好听的。”
萧世伯正色道：“那是因为你老了。我现在都听花儿乐队。”
我哭笑不得。“那可不，您都四张了，我也不能永远十八岁啊。”
他仿佛若有所思：“嗯，不过其实你有勇气离开法兰克这样的钻石王老五而没有不顾身份脸面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说明你的心态还有年轻的地方。”
“是吗。”我有气无力的回答。
“肯定是法兰克想去亚洲发展，你想着自己的职业前途就没跟他一起去，你们就分手了，对不对？”
“差不多。”我一边低头把豆芽罗勒拌在面汤里一边回答。
“但是我猜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可能连你也未必意识到了。”
“哦？”我还在忙活着我的面。
“其实你的潜意识里很可能想的是，当年你没有为陈正浩留在国内，现在也不能为法兰克回了中国，不然的话，你不就白白的放弃了陈正浩了吗？”
我抬起头来震惊的望着他。
“你看，我猜对了吧。”萧世伯得意洋洋的说。
我想了一会儿，摇摇头。“不对。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我觉得我的决定其实跟你说的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觉得，我自私的想自己留在纽约，但却不能更加自私的要他也留下来。”
“错！”萧世伯大声的说。旁边一桌有两个中年美国女人往我们这里看，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你觉得自己好像很英雄主义的放他飞走了。但是如果你确定你们俩的感情，也确定自己不想去亚洲，真正的英雄主义是把这些都告诉他，让他决定为你留下来。他可能会后悔，你也可能因此觉得始终亏欠他的，但这种为了两人感情的前途而一己承受的心理负担才是真正的勇气，你的那些看似深明大义的举动都不过是不愿意承担长期责任而已。”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萧世伯惊恐的看着我：“你不是要哭了吧？哎呀我就是这么一说，反正指导别人的感情生活嘛，又不要我实际出力。”
我瞪了他一眼：“谁说我要哭了的？我只是觉得，你这老牌文艺青年把事情想得太理想化了。如果我要求法兰克留下来，他大概确实会留下来。可是两个人的感情讲究一个公平，不能有一个人总是占上风。我不愿意让他觉得在我们的关系里他总是妥协的那一个。既然我不愿意回亚洲，至少应该放他走。”
“但是放他走了跟分手并不完全是一件事。”
我望向窗外。“你说的对，目前来说跟分手并不完全是一件事，但是我在长距离恋爱上的过往业绩太差了，实在没有勇气再来一次。而且即使我们还在一起，不过是把去留的问题往后推了推而已，总有一天有一个人得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或者分手。与其两个人这样互相牵绊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不如两袖清风的散了好。”
“遗憾吗？”萧世伯问我。
“那当然。”我又瞪了他一眼。
果然他立刻收起刚才文艺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王同学，你这么有原则的人，没赶上当年的革命浪潮真是太可惜了。”
这就算完结了刚才的那个话题。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又聊了一会儿。我问萧世伯：“你有什么打算？毕业了也要像其他男人一样回亚洲吗？”
萧世伯促狭地说：“果然现在男人在你心目当中只有两种：要去亚洲的和不要去亚洲的。”
我装作认真的想了一想：“嗯，差不多。”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吗？要去亚洲的男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人有挺强的事业心，但是觉得在美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亚洲好歹是主场作战，所以他们的信心也比较强。”
“有点道理。”
“可是我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我留在亚洲，必然有很大的压力希望我娶妻生子，经营工作。反而是在北美，天高皇帝远，这里的人也不那么关注别人的生活。我可以理所应当的不求上进，把业余时间都消磨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
“希望你这个闲云野鹤的梦想能一直坚持下去。”
萧世伯粲然一笑：“只要我没爱上什么错误的人，应该问题不大。”
吃完午饭溜达了一圈，我们便去Yard里排队。这是我第三次参加Christmas Carol Service。研究了一番今年的曲目，我发现别的曲子都和去年不一样了，只有Silent Night还在曲目单上。我和法兰克第一次来参加Christmas Carol Service的时候，也唱过Silent Night。去年我以为是巧合，看来其实不是。
熟悉的歌声再度响起。我意识到旁边不再有那个人用德文跟我唱同一首歌了。这个发现让我既失落，又有些彷徨。
我以为不会再有送人离开纽约的机会，但其实我错了，我只是没有想到下一个离开的会是谁而已。从波士顿回来刚刚一周不到，Jane写email说，高田君即将离开纽约回日本工作，她和栗原以及其他几个前同事定于三天后给他开欢送会，请我也去参加。
高田也要走了——我不禁想起前日萧世伯关于什么样的男人会想回亚洲的说法。从前高田说他在美国生活久了，不习惯日本那种上下级泾渭分明的同事关系。那今天他为什么选择回去呢，难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带着这种疑问去了高田的欢送会。出乎我所料，到了Jane说的那个餐厅，只有栗原一个人在。我看看手表，正好是约定的时间。“Lisa, 好久不见，只有你一个人吗？”
栗原点点头：“我也刚到。”
“你没跟其他同事一起？”
“我一个月前已经换到另一家律所了。”她拿了一张名片给我。我接过来，出人意料的，我发现名片上栗原改了一个西方的姓，不再姓栗原了。
大概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她说：“我和秀树君离婚了，改回了原来的姓。”
我想到很久以前高田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曾对栗原说“要好好珍惜不一般的秀树君啊。”转眼栗原已经不再姓栗原了。我很想问发生了什么，毕竟还是开不了口。但不说什么呢，又好像更加奇怪。于是我问栗原:“怎么想起来换了一个工作？”
栗原淡一笑：“因为和秀树君离婚了嘛，所以想换个环境。反正你也知道，这些大所之间一家和另一家也都差不多。”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这时候高田和另外一个同事走了进来。我和栗原一一拥抱了高田，祝贺他将要开展新生活。
“怎么决定要回日本的？”我问高田。
“啊。”他挠挠头。“我在纽约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嘛。今年夏天回日本探亲的时候家里安排了相亲——居然我很受日本女孩子欢迎呢。后来选择了一位相处了一段，觉得很不错。可惜她从小在日本长大，完全不懂得说英语，不能来纽约生活。正好前段时间有一家美国所的东京办公室想找一位和我背景类似的律师，我觉得机会不错就决定回国了。”
“那么你也算好事将近咯？”我笑着问他。
高田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算是吧。这次回去就要举办订婚仪式。大约再过一年，等房子什么的都置办好了就准备结婚了。”
“恭喜恭喜。”我向他举杯。高田也举起了他的酒杯：“你们有机会到东京来玩啊。”
人陆陆续续都来了。高田显然非常高兴，喝得也有点多。夜晚还没过去一半，高田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醉意。他跳上椅子，摇摇晃晃地说：“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歌！”然后他手握着看不见地话筒，含混不清的唱起了一支日文歌。出人意料的，别桌的人也没什么意见，一曲终了，大家倒一起给高田鼓起掌来。
这一晚大家闹到快半夜才散。Jane说她和我顺路，可以一起打车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她明明住在五大道，怎么会和我这个住在三大道的顺路呢。不过既然她这样说了，我也没有细问。
在出租车里，我问Jane：“你知道Lisa已经离婚了吗？”
Jane点点头：“她应该就是为了换个环境换换心情而去了别的所的。”
“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好可惜啊，我记得当时秀树君天天给她做便当，他们看着可恩爱了……”
“王微。”Jane忽然打断了我。“我和Kevin马上也要离婚了。我现在住在法兰克原来的公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