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脱口而出。
“说来话长。”Jane的脸转向窗外，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总的来说就是我做不了Kevin家的媳妇。”
她转过身来：“王微，你明天晚上有安排吗？不如一起吃晚饭吧？”
Jane选了我家附近的一家日本餐馆。甫一坐下，Jane给自己要了一杯清酒。
她问我：“离开法兰克觉得可惜吗？”
我莞尔：“鉴于我们讨论的是你哥哥，我告诉你的任何答案都可能会被误解，所以我还是不回答的好。”
Jane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她自言自语似的说：“其实我搬出来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可惜的。但是在法兰克的公寓里住了几天，我又不觉得可惜了。”
我托着下巴听Jane说话，今晚她需要的多半只是个听众而已。
果然，没等我做任何回应，Jane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就只结这一次婚了，所以再怎样隆重都是理所应当的。当时我坚持婚礼一定要在 St. Patrick教堂，在Palace Hotel举办婚宴，还要在纽约时报上登一个有照片的启事。我妈妈陪着我去Vera Wang定了店里最贵的婚纱之一，光裙子本身就花掉一万三，我还嫌不够，额外要求在整个裙子上钉了珠。因为要在 St. Patrick教堂结婚嘛，如果婚纱不够夸张衬不起教堂恢宏的背景怎么行？”
“结完婚我们就去了欧洲，玩了整整一年。我们什么计划也没有，在托斯卡纳乡下的时候我很爱那里的环境，我们便索性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已经考上了法学院，专门推迟了一年入学。我记得当时我在想，这就是嫁给Kevin的好处，我可以尽情做我想做的事，反正也不必为了钱而工作。”
“这是很令人羡慕啊。”我不由地说。
Jane苦笑了一下：“你知道我OCI的时候因为履历表上有一年空白以及我当时的住址，被多少律所拒绝过吗？”
我想到当年Jane确实抱怨过，有律所看到她住在四季的顶层公寓，便直接怀疑她是不是真有诚意做律师。
“我念法学院的时候，Kevin和他的父母都表现得很支持。然而一旦开始工作，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婆婆和Kevin的姐姐不断的旁敲侧击，说我是她们整个家族所有已婚女人当中唯一一个上班的，这样不利于家庭稳定。”
“难道你的法学院是白上的？”我忍不住问。
Jane点点头：“他们觉得女人受教育是好的，但最好是受完高等教育以后仍然能够回到贤妻良母的角色里去。所以她们常常给我讲Kevin一个叔叔的女儿——她在念完哈佛的MBA之后便直接结婚做了家庭主妇。”
“可是这完全是浪费社会资源啊！”我有点气愤的说。
Jane叹了口气。“是的。可是很多家庭的观念仍然是那样的——女人的教育，不外乎是为了让她们更好的做一个妻子和母亲，如此而已。我慢慢意识到，除非我离开Kevin，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多多少少已经被设计好了，我永远不会有经济上的烦恼，然而我的人生是围绕着丈夫和孩子的，一旦有了孩子，我必然需要辞职回归家庭。如果我幸运的话，我会很早得到一个儿子，否则的话就需要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
我想到娱乐小报上常常报道的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身边人的身上，有种奇异的荒诞感。
“等我意识到Kevin并不会站在我一边的时候，我开始认真考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我想要的。我自己的妈妈一直为她因为家庭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深深的遗憾，我不想重蹈覆辙……”
Jane看起来像要哭了。我握住她的手：“你妈妈会理解你的选择的，这很重要。”
“嗯。”她喝了一口清酒，眼里的雾气散了。“Kevin挽留我的时候我也很犹豫，但我想这个选择对我最好。”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Kevin和Jane像神仙眷侣一样，活在自己的一个阳春白雪的世界里。Jane当年读书的时候说她每天回家要先洗澡，因为觉得坐过了一趟地铁很脏。Mike问她干嘛不干脆让司机每天送她来上学，她一本正经的说如果被其他同学看到了会对她有不好的印象。现在的Jane说话还是低声细语的，但比从前念书的时候斩钉截铁多了。纽约工作的这几年，想必把她的内心也锻炼得坚强了起来。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Kevin和Jane一定能白头到老，那时候女人反正也没有另外一种选择。然而现在并不是一百年前，而看起来柔弱的Jane，多少出乎我意料的，选择了一条自由却比较困难的路。
“工作以后人确实会发生很多变化。”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Jane忽然说。“我和栗原聊过。她和秀树也是一样，感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情况和人变化了，也就不适合在一起了。哎，你看我，明明她已经改回去本来的姓了，我还是不由自主的叫她栗原。”
“我也是。”我附和道。“这也许就是她决定换个环境的原因之一吧。”
“所里很多同事挺不理解她的。高田尤其如此，这让栗原很伤心。大家都觉得秀树在栗原念书的时候一直工作支持她，现在她终于毕业了，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却决定离开秀树，类似始乱终弃。你也知道，亚洲的文化特别不能理解这种情况，高田有次在办公室旁敲侧击的给栗原讲他认识的另外一对白人妻子和日本丈夫的故事，说那个妻子离婚后直接买了一张机票就把丈夫像旧衣服一样扔回日本去了。栗原当场就在办公室哭了。”
说实话，昨天送别高田的聚会上我只觉得栗原比原来沉默，还以为是仍然处于离婚后的低潮期的关系，却没想到她和高田之间还闹过这么一场。栗原和高田认识那么久，高田这样不试图理解背后的原因便毫不犹豫的站在自己同胞一边，想必栗原是很伤心的。“大家都本能的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吧。”我说。
“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社会总是推断丈夫要比妻子强的。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大家便仿佛坐等婚姻出现危机似的。而一旦预言成真，决定分手的妻子要承担一个普通的男强女弱的关系里决定分手的丈夫更多的道德指责。”
这番话确是不假，但由Jane说出来，却好像总有点怪怪的。“没想到你纤纤弱质的外表下，还有一颗女性主义的心啊。”我打趣她道。
我和Jane边吃边聊，到餐厅要打烊了才离开。回到家，我觉得疲乏得很，正准备睡觉，黑莓在这个时候闪了起来。
我躺到床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开始查未读邮件。
邮件来自法兰克，不长。法兰克像是老朋友一样，用流水账的手法描述了一下他刚搬去亚洲这段日子的情况。我把邮件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他的叙述方式云淡风轻，同样一封邮件如果是发给Jane的也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暧昧的语言，没有藏头。我甚至怀疑他可能真的写了一封相同的邮件同时发给了很多人……
于是我完全没有睡意了。
出人意料的，来年开春我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忙。去年美国的资本市场开始显现出对中国公司不友好的迹象：最开始是有机构开始对一些已上市公司进行做空交易，并且发布质疑财务报表做假的报告，紧接着又真的爆出来有上市公司对财务报表进行做假的丑闻。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去年12月没有成功做出去的中国企业上市项目，基本上都半死不活了：各方为了撑住还在准备上市的架子，每周照例还是要开个项目进展会，但是招股书的撰写停滞不前，客户也没有什么大新闻可以分享，只有审计师们勉强可以汇报下审计报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算是整个项目还活着的例证。
我们这个团队好歹在纽约，亚洲的项目不那么热门了，K女王便带着大家做本地的项目，也算是进可攻退可守。香港的同事就没有那么幸运。有传闻说公司可能会准备近期削减一些职位。于是我们发现，亚洲同事回邮件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有时候我下午三点给亚洲的同事写上一封无关紧要的email，因为抄送了老板，也能得到一分钟之内收到回复的待遇。
这边是人人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未等见分晓，那边厢项目上负责工作组名录的律师发出了一份更新名录，大家一看，联席承销商的项目组上有数人离职了。那周的组会上，公司某副总问那家投行的项目负责人为什么忽然有这么大的变化，对方倒是早有准备似的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无非是个人志向啦，家庭需要啦，等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旁听周会的同事对望了一眼，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
现在看起来，我没有选择和法兰克回亚洲，虽然并不是一个完全基于职业发展考虑的决定，但却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如果我当时要求转岗去亚洲，哪怕当时成功了，恐怕现在面临的也是可能立刻被要求离开的局面。
然而思想起来，我觉得有点惘然。如果我回到亚洲而立即被裁员，我和法兰克恐怕也不乐观，也许我会回到美国，也许我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也许我留在香港——但多多少少会有不愉快吧。命运也许就是如此，在那个当儿，无论选了怎样的一条路，最后差不多也还是殊途同归吧。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法兰克给我写的那封邮件我还没有回。现在我常常见到Jane，我们俩加上栗原经常会在工作之余碰面，消磨时光。Jane喜欢说我们是失婚女子俱乐部——她和栗原是离婚妇女，而我一点也没有像是能嫁出去的样子。有几次我想问Jane她有没有收到法兰克一封貌似群发的邮件，事到临头还是没有办法问出口。
复活节那天Jane召集我和栗原去她的公寓小聚，说她父母刚去欧洲旅行带回来一箱很不错的红酒，而她又专门为这良辰美景去六大道上的Magnolia Bakery买了香蕉布丁和复活节特供纸杯蛋糕。
我们散坐在法兰克公寓客厅的地毯上嘻嘻哈哈的喝酒，吃其甜无比但又让人欲罢不能的纸杯蛋糕。自从Jane接手了法兰克的公寓，我还是第一次来。家具还是原来的那些，可是Jane给客厅铺了地毯，在沙发上放了许多靠垫，花瓶里插上她喜欢的桔梗花，整个公寓立刻看起来女性化了许多。那些我跟法兰克在沙发上各自读书，在餐桌边吃饭交谈的片刻，早已无迹可寻。
Jane提议放一部电影，立刻得到了我和栗原的响应。她在她的DVD里翻找了半天，举着两张问我们：“Love Actually还是Bridget Jones Diary?”
栗原说她都可以。Jane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也都行，反正这两部我都没看过。”
“真的吗？”栗原和Jane不约而同的惊叫出声。
我不解的望着她俩。
“Wei, are you a woman?” 栗原居然这样问我。
我不大明白为什么没看过某一部电影在她们的眼里足以造成我的性别认知危机，但为了捍卫我如假包换的女人身份，我同意了她俩的要求，晚餐由Jane叫外卖，务必把这两部电影的课都补上。
电影确实好看。不过我想，如果我早上十年看到这两部电影，大约也会像Jane和栗原那么投入而念念不忘。有些事情，过了一定的年龄去做，就差了点意思。念中学的时候我妈非常怕我学坏，因此严格限制我看书的类别。我到了大学里，才第一次有自由选择读什么书的权力。我迫不及待的开始补当年听同学一再津津乐道的金庸和琼瑶，却发现金庸的故事通过电影电视的方式深入人心，小说却好像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神奇，琼瑶就更不用提了，我根本没办法把任何一本看完。我为自己不能欣赏主流文化而苦恼了很久，终于意识到我既然过了十几岁那种心潮澎湃的憧憬江湖生涯和懵懂爱情的阶段，自然也不会为了金庸和琼瑶食不知味了。
家里没人等着的结果就是，我们三个女人到了晚上十点多还赖在Jane的客厅里喝酒聊天。
栗原问Jane: “和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离婚是不是跟我们这种随便签个字的不太一样，需要有各种额外规定，比如说能不能继续使用丈夫姓氏？”
Jane笑着拍了栗原一巴掌：“你以为我是Diane von Furstenberg，和贵族老公离了婚好歹也要保住人家高贵的姓氏？何况中国人的姓氏不都是赵钱孙李，没什么高下之分。”
“结论别下的太早啊，要是Kevin姓爱新觉罗，我觉得你还是留着夫家的姓氏比较好。”我也跟着打趣Jane。
“唉，有时想想，习惯了想去散步的时候过个街就去中央公园，家里时刻有佣人打点前后，现在打回原型还是有点不习惯的。”Jane忽然颇为伤感的说。
我说：“后一条容易，你也搬去香港，请个菲佣就行。前一条嘛，你没想过在离婚时要求Kevin把第五大道的公寓过户到你名下作为补偿？”
Jane摇摇头：“你以为现实都像SATC一样，Charlotte离开了她的丈夫对方还能因为愧疚把家族公寓送给她？如果我开口要那间公寓，就算最后成功了，我们的离婚官司也最起码要打上个三年五年吧。”见我和栗原都点头称是，Jane继续说：“不过说到香港，法兰克去了这么久，除了刚到的那天给我和爸妈写了封邮件说平安到达以外，我们都还没收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
我有点惊讶。难道我收到的那封邮件不是群发的？但在Jane面前，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收到了法兰克的邮件。正沉默着，栗原说：“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有很多事情，也许头绪太多了他还没来得及静下心来写信吧。等他安顿下来，自然会和家人联系的。”
Jane似乎被说服了。
晚上回到家，我又看了一遍法兰克的邮件。字句平淡，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味道。难道这封邮件真的只写给了我一个人？我还是不能相信。
但我决定还是回信给他。
我告诉法兰克高田君回国了，我常常和栗原以及Jane碰面。防止他担心Jane，我多写了两笔她现在的情况。为了凑篇幅，我又谈了谈我的工作，但只字未提亚洲资本市场项目枯竭的问题。写完，我又读了一遍，改掉几个自认为有点暧昧的字眼，然后在我后悔之前，把邮件发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Bridget Jones小姐。她站在讲台上举着话筒，想要在心上人面前展示公众演讲的能力，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的心上人注视着她，然后她把Mr. Fitzherbert念成了Mr. Tits Perv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