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后。
下午四点半，K女王打电话给我：“王微，等会儿你回家收拾下行李，我们搭凌晨一点半的飞机去香港出差一周。”
我什么都没回答，她已经把电话挂了。没过多久，秘书发了一封邮件给我，里面是航班号码，酒店预订，以及到香港负责接机的汽车公司信息。
亚洲的资本市场死水微澜了整整一年，各家投行裁员了一轮又一轮。讽刺的是，等到各家投行部都遣散的差不多了，资本市场的势头又回来了。之前两年憋着没上市的公司这下都争先恐后的要把项目往前推进，而亚洲又一时来不及招人补上缺口，只能靠我们从美国远程救火。眼前这个项目我和K女王跟了三个月，现在马上要进印刷厂准备向证监会公开递交招股书。香港那边排不出足够人手去盯着，但如果联席承销商出面了，我们只通过电话会议参加，又必然造成公司的不满。我一直预料着大概无论如何还是得去香港一趟，果然如此。
午夜前的半小时，我拖着箱子进了肯尼迪机场。安检，过海关，进休息室——我看见K女王已经坐在里面，正在打电话。她看见我，用眼神示意“朕知道了”，便继续讲她的电话。而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打开电脑接着看项目上的财务报表。
去香港的飞机有接近16个小时。为了倒好时差，我在前半程硬撑着做完了剩下的工作，才放心的开始睡觉。我躺下的时候瞟了一眼过道对面的K女王，她在回各种积压下来的邮件，等我睡了七八个小时醒过来的时候，她保持着跟刚才差不多的姿势在看一张Excel。果然有一种人就是MD的材料啊。我在心里赞叹的想。从前刚进律所的时候听说并购组有一位极为资深的合伙人，平日便打扮得一丝不苟，但最神奇的是他去欧洲出差，上飞机的时候是西装笔挺的，连领带都没拆，八小时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仍能保持同样的风貌直接坐车去和客户开会，让跟他同行却只能在临下飞机前拿出西装换上，又去洗手间捯饬了半天才勉强能见客户的associate叹为观止。
机长广播说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我们打开窗户的遮光板。我们还在云层之上，外面是乌压压的云海——天还没亮。没多久，云层渐渐褪色，天空的蓝色开始显现出来，远处露出一抹粉红，大约是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在这当儿，飞机钻入了云层。再钻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南中国的海。最初是苍茫一片，渐渐有零星的岛屿。机长再次广播，请所有乘务人员坐下。这就是要到香港了，我模模糊糊的在心里想。
上飞机之前我给林染和法兰克写了邮件。告诉他们我要来香港出差一周，预计多数时间都会呆在中环的印刷厂，但如果来得及的话，希望能有空聚一下。
林染在一分钟内就回了邮件：香港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只要你能溜出来十五分钟，我们总是能见到的。
我对着黑莓笑了。林染果然还是风风火火的样子。我记得她说过香港所有律所的办公室都在中环，所以想来她要见我应该不难。
法兰克就难说点。从这一年多断断续续的通信里，我知道他目前在负责港岛南区的一家体操中心。他和Mike的创业项目做得很不错，除了早教和体操中心以外，据说还有意往其它和幼儿相关的产业上扩展。法兰克和幼儿，我总觉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想出Mike和小朋友混在一起的样子，但换成法兰克这种谦谦君子的风格，好像总有点不甚协调的意思。不过我记得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他站在他公寓的窗口看后面一栋房子里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然后跟我说，其实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住在那栋房子里，可是后来这家来自北欧的访问学者搬来Cambridge，房东认为他们是更稳定的租客，就把法兰克他们给赶出来了。他指着那几个正在嬉闹的孩子说，你看，就是他们把我赶出来的呢。然而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毫无恼怒的神色，倒是微笑着，眼睛微微眯起来，简直充满了母性的光芒。
其实现在的事业挺适合法兰克的吧。我早已在心里下了这样的结论。几个月前他在facebook上贴出了和某个女生一起旅游的合影，Jane说是他新交的女朋友。我虽然难免心里有一点微酸，然而这一年多来我们已经不露痕迹的退回到单纯的朋友关系。我发现，我还是很期待和法兰克的新女友见面的。
飞机沉重地落在地上，随即以高速向前滑行。我手边桌上的杂志，水瓶等等受到惯性的影响都向前冲去，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
我们到了香港。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刚刚有Channel V频道的时候，电视里常常放艾敬的《我的1997》。那时候离香港回归还有好几年，香港在我们这些大陆小孩的眼里，是神奇得了不得的地方。那里有赌神，黑帮，灯红酒绿的街巷，还有张国荣，林青霞这样的大明星……
我坐在车里往外看香港的清晨。从前艾敬抱着一把吉他唱着“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她说她想来香港是因为“她的那个他在香港”。据说她后来定居在纽约，嫁给了一个摄影师。 但这是不是当时那个在香港的“他”，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事了。
我正这么想着，汽车驶上一座大桥。这大概就是鼎鼎大名，在黄耀明，关锦鹏，Beyond等等创造出的那些为文艺青年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里不断提到的青马大桥。我好奇地往窗外瞧。大学里我曾经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研究过这个名字，却失望的发现青马大桥的名字毫无想象力的来源于它连接的两个岛：青衣和马湾。马湾就不必说了，青衣也并非得名于京剧角色，而是香港人称青衣鱼，学名为舒氏猪齿鱼的本地海货。这样一解构，青马大桥完全失去了它鲜衣怒马的光环，简直土气得让人不忍直视起来。
除去这些形而上的偏见，这座世界上最长的桥其实建得简约有致，确有它的建筑之美。大约是当年的心理建设做得太好，当我见到青马大桥两边乃是绵延的集装箱码头和吊车，而非想象中的开阔海面及零星小岛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任何失望之情。
“第一次来香港吗？”K女王忽然问我。
“是啊。”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但愿这个项目按时交表，也许你还有机会去维港或山顶逛逛。”
正说着，汽车钻入一个隧道。等再出地面的时候，我看见了密密麻麻的高楼。高架路从楼群边划过，车又转了几个弯，我们停在酒店的门口。
立刻有穿着红色制服戴帽子的中年大叔给我们开门，K女王用广东话交代了行李，大叔毕恭毕敬的把我们迎进大厅。办完入住，K女王看了看表——刚刚早7点。
“我们各自休息一下吧。9点45回到大厅来碰面去印刷厂。”
我们去的那家印刷厂在中环置地广场的对面的大厦里，电梯坐到二十几楼便是。说是印刷厂，其实更像是一个会议中心，一层楼的大部分空间被隔成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只余中间的一片工作间，供工人处理文件用。
余生也晚，等我开始做项目的时候，纽约的项目已经不怎么需要真的去印刷厂了，各种更改和修订都是由邮件往来完成。所以我做了这几年的资本市场项目，居然都没有真的进过印刷厂。回到亚洲，仿佛时光倒流十年。“在这里开会还真不错呢！”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指着印刷厂茶水间琳琅满目的零食，冰激凌和饮料对K女王说。
“这只是标准装备而已。他们还能帮你订到全香港各种高级餐馆的外卖，在招股书终于赴印的时候送上冰好的十五年陈Dom Pérignon。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等你在这里开会开满20个小时，任何吃的和玩的都不会让你想多呆一分钟。”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但其实内心里在想，反正在不在印刷厂都得开满20个小时的会，如果开完了真的有Dom Pérignon喝，那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我们的那个项目包下了印刷厂最大的一间会议室。两家投行的人，公司律师，投行律师和审计师都已经到了，巨大的会议桌坐得满满的，只留下最中间的几个位置，等公司的人来。我们行的香港办公室派来了ECM的人，K女王还善解人意的给我找来了一个分析员打下手。小姑娘甫一看到我们，就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起她是如何提早来帮我们抢座位，并且含辛茹苦的使出各种招数保卫这些来之不易的位置的。
K女王刚跟对方银行的老大寒暄了几句，会议室门开了，公司的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站起来，像欢迎领导人到访似的。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性显然是公司的创始人，各方老大们热情的迎上前去打招呼，我们这些小兵只能面带微笑的看着，假装自己是礼仪小姐。
我立刻发现，初次见面，联席承销商Y银行那边吃了亏。他们的老大是一个高大的白人，中文只能说出你好两个字来，而公司创始人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个hello来，反倒是K女王，虽然她那口带点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不怎么亲切，至少在交流上毫无障碍，反而引得创始人先生对她的背景产生了好奇，两个人高兴的聊了半天。
等到大家都入座，打开招股书开始开会，已经十一点了。K女王在我耳边低声的说：“这个创始人迷信，找大师算过说周四是黄道吉日，所以不管这几天怎么拖拉，周四半夜十二点前肯定会结束的。”
我想笑，但最后还是努力憋住了。我听说过要在黄道吉日结婚迁居的，但要说在黄道吉日向美国证监会交纳招股书，这还真是头一遭。
第一天开了整天的会，但是居然只讨论了招股书开头的总论和商业章节，连风险因素和MD&A都没有讨论。其间因为商业章节里对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到底能写到什么程度，公司的创始人和Y银行的白人老大争执了很久，差点吵了起来。这架吵得非常费力——投行老大说了一句话，公司董秘帮忙翻译给创始人听，然后我们看到创始人变得怒容满面起来，很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投行这边的分析员再翻译给老大听，然后老大再做出反应。对我们这些不需要翻译的旁观者来说，这种有延迟的吵架像看卡带的旧电影一样，有一种奇怪的喜剧效果。然而眼看双方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连我们这些看客也觉得如坐针毡起来。我不断的偷瞄K女王，想看她会不会调停一下局面，但她只是保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一直在听，仿佛事不关己似的。
两边吵得快要下不来台了的时候，公司律师终于出来打了圆场，建议在招股书里写“某公司是某某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之一。”
创始人先生不干：“我们明明是最大的，为什么非要写‘之一’？”
律师于是很为难的给他解释，这种非常绝对的说法，写出来容易被质疑是否属实，有法律风险。
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K女王开口了：“之前不是有一份市场调查报告说某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吗？我们直接写根据xx调查报告，某公司是某某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不就好了吗？”
创始人先生马上拍了下桌子：“这个好！”律师斟酌了一下，说这样是可以的。另一家投行的老大听了翻译，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看见公司董秘向K女王投来一个感激的眼神——这尴尬的一关就算是过了。
可能因为觉得反正还有很多时间，第一天的会晚上八九点就散了。我本想写封邮件给林染看她有没有时间出来喝一杯，然而时差的困意袭来，我几乎是刚踏进酒店房间的房门就睡着了。
第二天简直毫无悬念的天刚亮就醒。我打开窗帘往外看——房间对着青色的山，半山腰里藏着一座水光粼粼的蓄水池，在晨早的雾气里，有鹰一样的鸟儿从山谷和大厦间飞过。原来香港的钢筋水泥森林里面还有这样的景色，我不由得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些好感。
吃完早饭，礼宾部的中年大叔很热心的告诉我，从酒店到中环，有一条景致很不错的路。想着时间还早，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一路穿过香港公园，又穿过一座教堂，车水马龙的主路应该就在旁边，但是我走的这条曲径通幽的路却好像世外桃源似的。虽然是春天，沿路却能闻到桂花隐隐约约的香气，直到最后一个下坡，却是已经在置地广场的斜对面了。
后面几天的会拖得一天比一天久，大家仿佛集体得了拖延症似的，每天的讨论似乎都要到了深更半夜才能进入正题。香港的小分析员跟我说，每次跟代表公司的这家律所合作，都要准备好拖到凌晨5点证监会系要关门前一刻才能把招股书交掉。因为人家生意好，合伙人总是同时有三五个项目在进行，所以往往像我们这种好多天的印刷厂会议合伙人只有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才会出现，中间都主要交由她下面的律师负责处理。“不过这次我们运气好。”她说，“公司要求必须在周四交表，他们再怎么拖也拖不过周四半夜去，我们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虽然有周四的这个盼头在，这许多天的会还是很折磨人的。印刷厂的茶水间里放着一张按摩椅，最初的两天大家都不怎么好意思在公共场合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按摩椅，到了周三半夜以后，谁也顾不得那许多了，简直恨不得能排着队躺着放松一下。
过了第一天，创始人先生便每天来点卯一两个小时，不再从头和我们坐到尾了。神奇的是，公司方律师的合伙人也总能在他来之前的半个小时出现，又在他离开后的半小时左右消失不见。两家投行的人和承销商律师倒是老老实实的每天来报道。几天观察下来，我发现联席承销商的老大其实水平很高，总能见微知著的发现招股书里的问题，又能高屋建瓴的提出观点和建议。更让人佩服的是，经过这么多天连续从早到晚的会议，他一点没有显得疲惫的样子，即便开会到了深夜，也仍然保持着精神抖擞的架子，直让我想起从前律所里那位从美国坐飞机去欧洲还能一路保持西装笔挺的合伙人。
去买咖啡的时候，我跟K女王说了我对对方这位老大的种种观察。K女王说：“你倒是观察得不错。他是香港投行界最有名的几位前辈之一，能力和姿态都不是现在很多新提拔的高层能比的。可惜，在这个市场，他慢慢变得irrelevant了。”
“为什么？”
“你也看到了。他没法跟这些中国公司不会说英文的企业家交流。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十年前在香港这个市场里要出人头地，说不说中文是不那么要紧的，可是现在，各家银行根本不会调任何一个不说中文的人来香港做中国业务。除此之外，他的业务水平很高，但往往找不到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和他们进行沟通，因而有他在的项目上常常会出现第一天那种和公司高层发生争执的情况。”
我沉默了。这种英雄迟暮的故事总是听着有点心酸的。
K女王把咖啡递给我：“你还是年轻，满脑子都是妇人之仁。这一行确是很残酷的。但如果老人不一代代的被推出去，哪有位子留给你们这些新人呢？”
周三晚上几乎所有人都熬了一个通宵。因为交表当天还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比如投行要各自过投资委员会等等，大家都如临大敌，希望周三能尽量把招股书做完，不至于耽误了周四的黄道吉日。K女王凌晨三点多才离开印刷厂，我留守到五点半，回酒店去洗了个澡，躺了两个小时又回来报道。最可怜的是审计师，因为他们的工作有点拖了全项目的后腿，头天晚上公司董秘发了飙，让他们“做好承担错过周四交表的一切后果的准备”，导致整个审计师团队从合伙人开始，全部留守印刷厂，没有人离开一步。
终于到了周四。创始人大叔又施施然出现了。和我们这些熬了将近一个星期的人相比，创始人大叔可算得神采奕奕。分析员小姑娘悄悄在我耳边说：“眼看就要变成上市公司创始人了，身价马上飙升，果然比什么样的化妆品都有效啊。”
招股书已经基本完工。投行的分析员和律所的初级律师各自忙着核对招股书里面最后的数字。我在准备下午和投资委员会开会需要的资料，而K女王和公司高层以及两边律所的合伙人们在谈笑风生。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下午五点，两家承销商团队都暂时退场，各自找了个小会议室“过会”。我们这边很快就走完程序。回到大会议室，K女王立刻对创始人先生说：“恭喜，我们这边顺利过会了。”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K女王的营销手段之一，因为创始人先生马上回答：“X银行果然有效率，做事不拖泥带水的。”
大约是觉得胜利就在前方，创始人先生觉得也需要犒劳各方连日来的辛苦努力，他让印刷厂定了据说香港很有名的避风塘螃蟹做晚餐。美食果然是振奋人心的东西——所有人呼啦一下围拢到食物旁边去，虽然螃蟹令人食相不雅，但大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螃蟹快要被一扫而光的时候，有人忽然说：“Y银行的会还没有开完啊，要不要给他们留点？”我和K女王对视一眼——通常情况下，投资委员会的会议时间越长，越是不好的兆头。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Y银行的团队终于出现了。白人老大神色正常，他后面的人倒是各个心事重重的样子。对方会说中文的ED简短的跟公司方面汇报了情况：原来他们在过会当中，美国那边的总部有人提出觉得因为公司所在行业对政府政策比较依赖，担心会有反腐败法的问题，要求公司在招股书里面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这本来其实也就是多加一个风险因素的事。但对方在这最后的关头提出来，公司明显被惹恼了。创始人先生很气愤地说：“我们做生意光明正大，你们看到中国两个字就觉得会有行贿啊腐败啊，那不要跟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好了。”
对方急忙安抚公司说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美国那边提出了要求，是不是可以对招股书进行少许修改，以满足投资委员会的要求。白人老大显然也觉得事态不对，在问过下属之后也试图帮忙解释这个问题并没有公司想象的那么严重。可惜这只收到了反效果，创始人先生显然对这种需要通过翻译的沟通非常不满意，反过来指责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完全不懂得中国的国情。
双方僵持良久，最后Y银行妥协了，由白人老大再去给美国方面打电话进行沟通。这时已经快九点钟，为了能保证在今日之内交表，各方开始走交表前最后的程序：尽职调查问卷做了，除了Y银行外，各方也都已经给公司律师发了正式邮件认可最终版本的招股书。这些做完，一个小时又过去了，Y银行的老大还没有回来。
Y银行的人去小会议室看了好几回，带回来的消息都是老大还在和美国方面沟通。到了十点半，创始人先生说：“不能等了，你们现在就要给我招股书的认可，我要交表。”Y银行立刻有人起身去告诉老大这个消息，两分钟后，他回来了。
创始人先生看了他一眼：“问题解决了吗？”
白人老大还保持着他的风度：“暂时还没有，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对招股书进行微调？”
这句话被翻译了过去，创始人先生冷笑了一声：“箭已经在弦上了，是不能退回来的。”
白人老大说：“那很可惜。我可以继续和美国方面沟通，但我们现在不能认可招股书。”
创始人先生仿佛早已经料到这个回答，他立刻回答说：“那也不必了。我决定取消Y银行的承销资格。”
白人老大的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仿佛难以相信他们就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公司炒了鱿鱼。他试图接着向创始人先生解释，但语言的障碍在这个时刻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创始人先生对董秘说她不必翻译对方的话了，他没有兴趣听。
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很快。律师很快把招股书封面上Y银行的名字和标记划掉，X银行相应的变成了独家承销商。在午夜前的十分钟，招股书顺利的在黄道吉日提交给了美国证监会。创始人先生果然要求印刷厂开了香槟，大家举杯庆贺，仿佛忘记了一个小时前Y银行离开时的不愉快。
公司律师举着香槟来和K女王捧杯：“祝贺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独家承销资格。”
K女王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