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上我坐在自己的客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丢硬币——正面是去香港，反面是不去香港。据说丢硬币的意义不在于硬币哪面朝上，而在于当看到自己不想看的结果出现时，我们反而比较容易弄明白自己的心思。然而这一早上我丢了可能得有一百次，也没有完全想明白自己到底想不想去香港。
然后Jane发来了信息：你从香港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
Jane：那中午一起吃饭吧。
我：好。
“你见到我哥哥了吗？”Jane坐下来就问。
“见到了。他看上去过得挺不错的。”
“他带了女朋友来见你吗？”
“没有。他说女朋友在台湾。”
“恩。我也没见过她，只听我爸妈说是他们朋友的孩子。据说是非常大家闺秀的一个人，说话声音都轻轻柔柔的，不知道是怎样。”
我笑了：“Jane，别人形容你，一定也会说你是说话声音轻柔的大家闺秀，你应该比我们都更知道她是什么样。”
Jane摇摇头：“我恰恰不希望自己是这种形象呢。好像到哪里都无法独立生活，需要被人照顾一样。”
不知怎的，我想起当年有人误以为华少是我男朋友而试图向他兜售玫瑰，而他一蹦三尺远立刻撇清的旧事。“其实你并不需要有人保护你，而别人都存了保护你的心思，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她若有所思了一阵。
“这阵子你见过栗原吗？”我问Jane。
“最近没有。她最近在某剑道还是跆拳道班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正在约会呢。”
“日本人？”
“不是，是个挺年轻的小伙子，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听说还很帅呢。”Jane说完叹了一口气，“白人在这个方面还是更宽容一些，华人就古板得多。我怀疑如果我要再找男朋友，挑选余地大概很小了。”
“你也可以考虑白人啊。”
Jane摇摇头：“我爸妈在这方面很传统，他们会接受不了的。”
“那也没关系。”我试图安慰她，“这一代的华人观念应该没有那么守旧了，像你这样美丽娴淑，文能下棋武能做合同，一定会有谦谦君子慧眼识珠的。”
Jane噗哧一声笑了，赶忙拿起手边的纸巾遮住嘴。我在心里感叹，真正的淑女原来笑到喷饭也是林黛玉式的，于风度毫无损伤。如果是我，可能我面前的电子产品已经过水阵亡了。
正这么想着，Jane已经恢复常态，她问我：“你呢？对感情生活有什么想法？”
“我？”我不禁自嘲地说：“我老板显然觉得我在纽约市场上还不够不抢手，昨天在问我要不要去香港这个更加男女失衡的地方工作上一年半载的。”
“真的？”Jane睁大了眼睛。“我哥哥知道吗？”
“我老板昨天才问我，他怎么可能知道。况且他都有女朋友了。”
Jane兴奋的表情消褪了，眉头微蹙：“太可惜了！如果你老板早半年一年提出这个建议多好啊。那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Jane看起来是全心在为我和法兰克可惜，这让我觉得很感动。可是机缘这件事，谁也不能提前预料，我们不过是在时间的每一个当口，自以为是的做了对我们当下最有利的决定。
“其实这个时机也不算坏啊。”我安慰Jane，“至少如果我决定去香港的话，并不会显得我是对你哥哥旧情难忘所以千里奔袭地追杀过去的。”
“也许他希望如此呢？”
“是啊是啊，哪个男人不希望有齐人之福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Jane急忙反驳说。“我只是觉得你们俩很合适，错过了实在很可惜。”
“我也觉得我们俩很合适。”我忍不住说。“可是我想上帝有不一样的计划吧。”这样讲好像有点过分文艺的样子，我试图找补回来：“说不定有一天我时来运转，遇上一个像李博士一样的翩翩佳婿呢？”
Jane终于被我逗乐了。“你父母会催你结婚吗？华人父母里面很多这一种。”
我摇摇头：“我爸妈大概是已经对我放弃希望了。他们本来也没什么原则。前段时间我妈还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嫁人也可以，不嫁人也可以，嫁个中国人也可以，嫁个外国人也可以。”
“那你怎么说？”
“我问她，是不是嫁个男人也可以，嫁个女人也可以？”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我妈气得立刻把电话给挂了。”
我终于成功的让Jane不顾淑女形象，笑了个前仰后合。
和Jane分手以后，我慢慢走回自己的公寓。现在去香港，在别人看来相当于是宣布自己一年多前做了错误的决定。然而这件事情的可悲之处正如K女王早已指出的那样，一年多前就算我选择了跟法兰克去香港，可能也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只是现在选择去香港，不知道法兰克会不会错误理解我的动机，又或者对我在这一切时过境迁以后的姗姗来迟而感到恼怒？
你想得太多了。我终于对自己说。这样患得患失无非是余情未了，然而人家的生活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既然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的坐在一起喝茶谈天，也必然可以在同一个城市的天空下共处一段。
你毕竟也只是去个一年半载而已。我这样想着，终于下了决心。
一旦决定要去，事情便进展的很快。K女王很快打点好了内部的手续——如果不是香港的工作签证要等上几个星期，我简直怀疑自己会立时被打包寄去香港。我把纽约的家转租给了栗原介绍来的一个从日本来纽约短期工作的律师。这一切都做好了，我才想起来，还没有告诉萧世伯。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挺惴惴不安的。这些年来我习惯了在重大人生转折之前先问他的意见，忽然有这么件大事还未经导师批准就已经水到渠成了，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
我把来龙去脉给他描述了一番，包括法兰克的最新情况。萧世伯罕见的没有讥讽我，只是用一种先知的语气说：“你肯定会回来的。”
我反倒觉得有点奇怪：“你怎么能确定呢？”
萧世伯说：“等你回来了我再告诉你。”
我懒得和他争辩，于是扯开了话题聊别的：他的科研生活，他的partner……我郑重建议他圣诞节来香港玩，他回答说他对香港“一丝一毫的兴趣也没有，还不如去泰国看人妖。”我反正被他打击惯了，居然也不以为耻。
快挂电话前我问他：“不准备跟我说Bonvoyage吗？”
他答非所问：“我发现以前我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
“其实你跟法兰克是很合适的。”
现在我们分开了，居然连从前一直不看好我和法兰克的萧世伯都来和我说我们很合适。我觉得自己的伤口上被撒了一整包盐，一时之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唯有沉默地挂了电话。
走之前Jane和栗原来我家开了个睡衣派对，顺便帮我把家里的冬衣和细软打包储存了起来——据说香港一旦温度下降到11度左右天气预报便会警告“极寒天气”，我在波士顿和纽约这几年屯下的冬衣算是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一切做完，我们喝酒聊天直到窗外天色又发白了，才依依不舍的告别：Jane说她圣诞节假期一定来香港，现在就可以预约我的沙发，栗原建议我明年复活节和她一起去日本赏樱，反正离得近。我笑着答应她们，并逼迫她们各自指天发誓一定会履行这些诺言——时节不等人，再迟一年，我就已经回纽约了。
到底还是我们这些中年妇女之间的肉麻感情令人感动呢。我一边心满意足的想，一边在晨光中睡着了。
第二次来到香港，已经进入炎热的夏天。所有大厦和公共设施里面的空调都打得无比充足，以至于一旦踏出室外立刻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从前还在律所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玩笑：除非你自己就是并购业务律师，或者是个大胖子，否则最好尽量避免和并购律师做邻居——因为火气太旺盛，他们总是把附近的中央空调温度调得很低，周围的人难免会有堕入冰窟的感觉。香港任何一个大厦都比我原来所并购律师的办公室更冷，也许这个城市整体来说就火气很大吧。
公司给安排了一个月的酒店式公寓，在半山的麦当劳道上。上次来的时候住酒店还没有什么直观感受，这次入住公寓里，立刻就感到了香港“螺丝壳里做道场”的风格。一间约20平米的一居室公寓，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甚至是衣帽间一应俱全。当然，每一样看起来都是微缩过的尺寸。我用厨房的灶台煎过一次鸡蛋，然后在那浓烈的油烟味里生活了一整天以后，就彻底打消了自己做饭的念头。
刚住进公寓的时候林染来看我。我跟她抱怨房子小。林染白了我一眼：“你这卧室好歹也勉强三面上床了，还想怎么样。再说了，我看我们所那些做资本市场的律师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的，很少有着家的时候，估计你也差不多，就别浪费钱在房子上了。”
结果果然被林染这个乌鸦嘴说中了。第二天刚上班，T老板就让我下午跟她去北京，说是第二天早上有个重要项目的启动大会。
T老板姓Tan。我一直以为是谭咏麟的谭，但其实看了名片以后发现居然其实是陈。原来陈老板的祖上是福建移民去南洋的，到她父母一辈才辗转来香港，因此延续了南洋才有的把陈拼做Tan的姓氏。陈老板和K女王一样身材娇小而精力充沛到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的白人同事曾说过，他们从外表上唯一能区分两位老板的办法是看打扮，因为K女王总是花枝招展而陈老板则常常打扮的像是中学女老师一样。
江湖传说陈老板早年是律师出身，因此对格式和语法要求非常之高。比如说她能在一个打印出来的ppt页面里看出某一行的字号比另一行大了0.5号，另一处的两个字之间多了一个空格。当然，她最出名的事迹是某天由于文件里的格式和语法拼写错误等把某同事狗血淋头的骂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安慰了他一句：“不过看在你母语也不是英语的份上就算了，以后要多注意。”
据说这位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哑口无言的退出了陈老板的办公室——这时候指出他的母语其实就是英语大概只会火上浇油，然而陈老板给他找的这个借口好像也有那么一点伤自尊…
资本市场火爆的印证之一，是我和陈老板出这一趟差，要参加两个项目的启动大会。一家是互联网产业民企，还有一家是带点国字头背景的大型企业。
没出发之前我们就收到了两个项目的工作组名单。按照惯例，每个项目都要取个项目代号。我研究了一下两个项目的工作组名单，发现各自都大有玄机。互联网民企给自己的项目取名K7，乍看起来可能是某特工人员的代号，但实际上据知情人士称，这个企业的竞争对手是一家名字以7开头的企业，K7其实就是杀死竞争对手的意思。大型企业的项目叫“财富项目”，项目上的分析员吐槽说她今年以来已经做了三个叫“财富”的项目，简直跟生了个孩子取名叫张伟一样毫无创意。财富项目的项目组名单足足是一本小书，光投行就有8家。据说当初企业放出风声要在香港上市的时候，所有有上市业务的投行都投了标。企业接见各家投行的前一天，香港到北京的各架航班上都是去开这个会的投行人士，有一家投行的领导瞟到隔壁另外一家投行的投标材料，发现比自家的厚一倍，下了飞机就发了脾气，他底下的小朋友们只好连夜修改自家的投标材料，务必得比竞争对手的厚！
投标过程是怎样的惊心动魄金枝欲孽就略过不表了，总之从我这个听众的角度来理解，当年皇帝选秀的架势恐怕也不过如此。最妙的是，最终结果也跟皇帝选秀差不多——无法取舍之下，企业一口气选了8家投行之多，保证那些名头响亮资源充足的内资和外资银行，一个也不落下。
开会那天我们很有先见之明的派分析员小姑娘在开会前一小时先去占座——发布开会通知的时候企业已经说了，每家银行的中国区老大和项目组里职位最高的合伙人必须来参加这次启动大会，否则立刻除名。以这种架势来看，本次启动大会的参与人数没有两百人也有一百五，然而会议室里面只有那么多座位，如果不先下手为强，估计也只能落到做墙花的命运。
等我们到了会议现场，分析员小姑娘哭丧着脸来迎接我们。原来企业早已经防患于未然，事先对参会人员的安置问题做好了安排：会议室中间的大型会议桌一圈的座位，除一半留给企业领导们以外，其余是为各家投行的中国区老大以及律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准备的。会议桌外围放了一圈临时的椅子，供陈老板等级别够高，但还没资格坐在会议桌旁的参会嘉宾使用。至于我们这些小兵，企业的人“抱歉”地说，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椅子了，只好委屈我们站一站。
项目启动大会倒是准时开始了。企业领导们像开政治局会议一样按照级别一一入场就坐。大领导点头示意下，二把手开始给大家讲解企业历史和文化。这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前排就座的老大们也许只是无聊而已，我们这些穿着高跟鞋站在后排的人却是身心俱受其害。
好不容易二把手把企业文化讲完了，董秘开始发言。他说，由于这个项目上投行数量众多，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家的能力和积极性，企业决定把事务性任务分别派给各家银行承担，比如说，A银行负责和市场调查公司沟通，B银行负责搞定印刷行，C银行呢就负责联系上市相关的公关公司。给我们X银行的任务是和联交所沟通。说完，董秘停顿了一下：“最后，每周例会请每个银行轮流派人来负责会场的预先布置和后续打扫工作，Y银行就负责排值日表。”
我们站在后面的人拼命忍住笑，而坐在领导们对面的Y银行中国区老大估计在心里面问候了企业文化许多遍，表面上却若无其事且一副“乐于效劳”的专业表情点了点头，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老大们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项目启动大会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胜利闭幕。老大跟陈老板说了两句话，跟我们这些小兵们点了点头就走了。我和陈老板则转战K7项目的启动大会。
和之前那家企业比，K7项目的客户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公司的两个创始人是大学同学，又都是科班出身，所以公司上上下下都尊称他们刘博和赵博，听着就比刘总和赵总有文化。刘博和赵博一个矮矮胖胖，一个高高瘦瘦，恰似没头脑和不高兴。公司创业七八年了，所做的互联网产品虽然我没有听说过，但据说在国内同行业里市场占有率居于首位。刘博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书呆子，谈起公司的产品和理念来倒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让人不得不佩服。
K7项目上只有两家银行，除了我们以外，另外一家据说是由公司新请来的CFO介绍的。来这家公司以前，这位CFO先生就在这家银行供职。刘博讲完公司的情况以后，CFO先生便开始主持局面，开始就上市相关的各个节点给在场的中介机构布置工作。
我听到旁边两个律所的小姑娘交头接耳，一个偷偷的跟另一个说：“这个CFO很帅呢，你看他那双修长的手！”
人生大概就是不断验证墨菲定律的过程。财富项目和K7项目的启动大会安排在同一天，让我们不必跑两趟北京，这俨然就已经用完了我在节省旅行时间方面所有的人品。很快我们被通知，财富项目每周二开招股书撰写会，K7项目每周五开招股书撰写会。对于这种例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各中介机构的老板们不必真人出席，需要的时候电话会打进来就好，但负责项目的VP，律师和审计师是必须到场的。于是我只好每周不辞辛苦的飞两趟北京，眨眼间就变成了国泰的贵宾旅客。
我以为搬到香港后会常常见到林染伉俪和法兰克，但其实我再见到林染，都已经是快两个月以后。银行给的一个月免费公寓早已到期，但我因为太忙没空找房子，干脆直接常住了下来。去签约的那一天，公寓销售部的人笑眯眯的跟我说，这公寓里面有1/3的住客都是因为类似的情况住下来的，年纪最大的一个，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了。
这听起来，真像是老鹰乐队《加州旅馆》一样的恐怖故事。
在纽约呆惯了，会觉得亚洲的招股书撰写大会真是毫无效率。K7项目上CFO前东家派出了一位据说是理工科出身的VP。最初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待人谦和有礼，充满合作精神。然而讨论商业章节的时候，这位仁兄在如何呈现公司的云计算策略上直接钻了牛角尖，坚持一定要从某一个角度来写。偏偏刘博当年博士课题就跟这个相关，觉得这个问题的阐述乃是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绝不能让一个在技术上只是三脚猫的投行人士指手画脚。整整三周，每周的招股书撰写会都围绕着云计算策略的写法展开。这位仁兄和刘博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赵博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不说话，而无论我和公司律师如何想尽办法调和两方或是试图岔开话题，全都无功而返。
说实在的，我挺赞同刘博的观点。倒不是因为我对云计算有任何理解——在他们俩的辩论之前，我对这个技术概念几乎一无所知。然而招股书这个东西虽然是披露文件，需要百分之百的真实准确且不得对公司的重要情况有所隐瞒，但说到底，写招股书也还是在写一个故事。它像新闻一样，全篇真实，但是总有取材和角度的差别，可以让两张报纸写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来。既然刘博喜欢按他的方式说故事，那为什么不呢？反正我并不像我的同行那样，觉得他坚持的那第二条路线就能让公司的股票更顺利的卖出去。
争论到第四周，刘博已经明显不耐烦了，言语上也不甚客气起来。对方银行的这位仁兄也有点招架不住，一时看看我，又看看CFO，像是在向我们求援。可惜刘博已经表现出不满，我也不好在这种时候出来淌这趟浑水。CFO身在公司内部，反倒是更有机会帮他。
CFO在这位仁兄殷切的目光里终于开口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刘博说的有道理一些。以我过去在银行的经验，对云计算策略做你说的修改也并不一定会收到你预期的效果。”
于是尘埃落定，对方银行的仁兄兵败如山倒，而刘博趁胜追击，狠狠数落了对方银行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拖延项目时间，那位仁兄的脸顿时挂得比鞋底还长……
不过民企的速度还是快的。这个瓶颈一突破，三周之内我们就进了印刷行准备密交了。那边厢大型企业还在每周慢慢悠悠的讨论商业章节风险提示，而各家银行也还在任劳任怨的轮流值日呢。
每个项目第一次进印刷行都至少需要花上两三天时间才能真正交表。两位博士是无神论者，不信黄道吉日，所以到了真正交表那一天我们毫无疑问的熬到了美国证监会系统关门前的最后两小时。各方万事具备，只等律师改好最后一轮的意见发给所有方确认就可以交表。我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精神萎靡的样子，虽然已经到了这个点了，也还是认命的去印刷行的茶水间准备再冲一杯咖啡。
茶水间有人站在胶囊咖啡机前。和我一样需要用咖啡因才能从黎明前坚持到曙光降临的人呵！我在心里想。很快，咖啡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表示用完的胶囊已经被丢弃。那人端起咖啡杯转过身来。
而我瞬间石化在原地。过了足足有一个世纪的时间，陈正浩问：“你怎么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