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月26日下午3时。日本，东京国际机场。
“女士们，先生们，由东京直达美国华盛顿的R.M——176次航班就要起飞了，请您在5号出入口验票登机，谢谢。”
扩音器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女播音员的声音，时而英语，时而日语。
他拎着只做工考究的真皮旅行箱径直走到5号出入口，从笔挺的西服内侧口袋掏出机票和出境护照递给笑容可掬的女验票员。身着白色制服的验票小姐长得很美，笑得也得甜，但那一双很美很甜的眼睛在查验护照时却隐隐闪着一股机警。
“平谷三九郎，男，52岁。《朝日新闻》特级记者。证号92——45——8732。”
她冲老记者蒂尔一笑，显然是在核实执证人的相貌和护照上盖有外务省钢印的照片是否一致。
他笑微微地看着验票员姑娘。他那泛着几粒红斑的鼻头下一抹浓浓的短须几乎遮盖住下陷的双唇。他颧骨微突，额头饱满，稀疏的花发梳理得光滑而齐整。
白衣小姐将盖过海关验章的护照和机票交还给他：“谢谢，祝您旅途愉快。”
他把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机票放在唇上轻轻吻了吻，这个颇似英国绅士风度的动作虽有些猥亵的味道却很讨女人喜欢。随后，他拎着皮箱不慌不忙地踏上通往舷梯的电梯通道。
其实，他昨天上午才从这条通道出去。那时他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港商。海蓝色的英国护照上将他的身份填写得清清楚楚：周国勋，32岁，香港恒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在五号入境口验证的也是这位白衣小姐，当她递还证件时还讨好地问了句。“您需要帮忙吗？”他摇摇头，走出机场大厅，叫了辆豪华出租车，直奔市中心的富士山大饭店，住进了预定的1655号套房。
半小时后，当他锁好房门正躺在宽大的浴缸中昏昏欲睡时，浴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裹着裘皮大衣的女人无声无息地走进来，他很纳闷，不知这个女人怎么打开的房门。透过濛濛的雾气，他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来人的面孔。这是一个容貌娇艳的日本少妇，一团浓浓的黑发高高绾头顶；鸭蛋形的脸上抹着厚厚的白粉；两条细细的，齐齐的如同月牙般的眉毛下，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含满甜甜的笑意。他断定这是一个“按摩女郎”或“应召艺妓”。在日本这是一种合法且很时髦的职业，许多高级饭店都设有这种刺激的“额外服务”。他正犹豫着是不是接受这种服务，女人却先开口了：“你是个中国人？”她讲得一口纯熟的英语，不仅发音准确，甚至把语调中的失望和蔑视也表达得淋漓尽致，说着朝后退了两步，似乎想转身离去。
他仿佛被人狠抽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一阵胀疼，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复仇的欲望，忍不住低低吼了声中国话：“你他妈站住！”
女人仍笑眯眯地望着他，又用汉语慢慢说了句：“中国人。”
他像一只被激怒的豹子再次跳出浴缸，朝女人当胸一记“黑虎掏心”拳，女人毫不慌乱，侧身一闪，躲过双拳，顺势甩掉裘皮大衣，露出一身米黄色的短裙，接着两掌平伸，从左右朝他凌空劈下，他忙横臂护挡，女人两只娇小白皙的手掌仿佛两块坚硬的木板，砍得他双臂又麻又痛，“妈的，这娘们儿还真有两下功夫。”他再不敢大意，气运丹田，拳脚相加，朝她劈头盖脸一阵猛打。几番回合下来，女人渐渐有些招架不住，发团散落，粉面泛红，脚下一滑，被他趁势摁倒在湿漉漉的瓷面地板上。他凶狠地骑跨在她娇小的身躯上，猛力撕开衣裙，却蓦然怔住：女人的身上纹着两颗五星。这是“红星军”的标记，是他在日本期间的直接领导人。但奇怪的是女人用这种方式与他联系。
“你为什么这样？”他抓过微型手枪厉声问。
女人急忙整好衣服，说：“我想让你改变计划。”
他有些疑惑地凝视着对方，显然不太相信她会掌握自己这次神秘而神圣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了解自己的行动，但绝不是这个日本娘们儿。“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计划！”
“告诉你，这件事也有人找过我们，出价一千万美元，可我没答应，我希望你也能再好好想一想，别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
“放屁！”他暴怒地吼着，“正因为老子是中国人才要这样干！”他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她猜到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那就不能再让她活着出去，他垂下枪口，语气平和地问：“我需要的货带来了吗？”
女人用两只清澈如水的眼睛盯着他：“我再提醒你一句，美国人已经发现了这次行动，他们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也许你刚下飞机就被安全局或情报局的特工装进国车。”
他神情漠然地摆弄着手枪：“谢谢你的提醒。”
女人仍有些不甘心地劝说道：“你如果留下来，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他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催促道：“我希望你能按规矩办事，请把货交给我，你就滚吧。”
女人望着他点点头：“你的两眼充满了仇恨和杀机，我不得不承认，他们选派你干这件事非常正确。”她忽然转身冲镶嵌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拍了拍手掌，蒙着一层水雾的玻璃镜缓缓推开，露出一扇连接着另一所豪华套房的暗门，暗门边站着两名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彪形大汉，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浴室。
他愕然地呆立着，一时竟不知所措。
女人从他手中夺过手枪，披上裘皮大衣，返身跨进暗门，扭过头冷冷地说：“先生，你要的货全在外面的箱子里。我真诚地祝你成功，但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的感觉，你不像一个中国人，你也不可能成功，再见。”
高大的双面玻璃镜又悄无声息地恢复了原状。
当他返回卧室，果然见床上有一只黑色硬壳皮箱，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架索尼800M.K小型摄像机、一台漂亮的宝利来SX——70兰德照像机、一套质料上乘的西服和一盒化妆品。在箱底的夹层处他抽出了一本日本护照、一张记者证和一张飞往华盛顿的机票。他取过那只外观精美的摄像机捧在手中掂了掂。他知道他所需要的——准确地说是美国人需要的“圣诞礼物”，就装在这架精致的小玩意里。他将利用这只小巧的摄像机和这些证件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一件足以震动整个世界的“新闻”。
2
他本可以在东京停留两天，可第二天一早，他便按计划中的预定方案用特制的化妆品改变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拎着皮箱离开大酒店的套房，急匆匆赶往机场。促使他匆忙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他讨厌别人的窥视，也憎恶这个国家。在这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唤起他记忆中的耻辱，都会使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自卑。那个日本娘们儿说得对，从根子上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算不上一个纯种的中国人。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大和民族的血液，在他身上也几乎到处都能发现日本人的特征：身材矮小，四肢粗壮，大脑门，圆鼻头，高颧骨，小眼睛。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像母亲。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亲很美，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苏杭美女，正因为她有一副迷人的美貌，在当年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南京大屠杀中才幸免一死。把母亲救下来的是一个日本大住。当两名日本士兵把他母亲架到日本大住面前时，大佐已用指挥刀砍了三十七个中国人。
“血糊糊的东洋刀在头顶上停了半晌，可楞没往下砍。”多年后，母亲仍胆战心惊地向他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悬在半空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寒光，一股浓浓的鲜血顺着刀锋缓缓地滚淌下来，正滴落在母亲苍白恐惧的脸上，又热又粘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腥味。大位猛然后退半步，盯着跪在脚旁的女人抿嘴一乐，抖动双腕，长长的刀身画了个漂亮的弧形呼啸着落下来，削去母亲的衣襟。“花姑娘，大大的好！皇军日古日古地！”
已经吓得昏死过去的母亲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两名日本士兵押到了大佐的住处，当了一名女佣。
十个月后，母亲生下了他。这时大佐已率部转战他方，杳无音讯……
母亲是在鬼子投降那年同后来成为他父亲的守门人结的婚。他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四个弟妹的哥哥了。虽然家境贫寒，他却有幸进入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是英语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英国神父曾想把他送到伦敦的皇家学院深造，但继父不答应，母亲也不舍得。在他们看来洋文学得再好也不能顶饭吃，更不能挣钱花。为了给贫困的家庭减轻点负担，增加点收入，他只好辍学。先背着破麻袋，拎着铁扒子走街串巷拾破烂，后来又进了继父守门的那家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尽管没人知道他母亲的遭遇，也没人了解他的身世，但父母卑微的职业使他时时感到一种被人歧视和嘲弄的耻辱。他从小就仇视那些趾高气扬的权贵子弟，更仇视那些容光焕发的当权者，甚至仇视整个社会。他渴望有一天能把这令人厌恨的世道打得稀烂。
这一天还真让他等到了。
1966年盛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他由一名微不足道的翻砂工一跃成为威风凛凛的“造反司令”。戴着鲜红的袖标，举着火红的大旗，高呼着“造反有理”等最高指示，把厂长、书记统统拉上批斗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赶出豪华的住宅，让这些权贵们的公子小姐也走街串巷去扫厕所。去尝尝做下等人的滋味。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带领造反战士张贴大字报，召开批斗大会，查抄黑帮分子的老窝，砸毁一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他像一个复仇的勇士，一只冲出囚笼的猛虎，尽情宣泄着多年淤积在胸中的愤恨，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挥着墨笔在币长肥胖的脸上打叉，握着剪刀把市委书记花白的脑袋剪成标准的阴阳头，他可以坦然自若地在市委大楼的会议厅里睡觉喝酒，同王洪文、陈阿大等风云人物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慷慨陈词。在王洪文指挥的攻打柴油机厂保皇派的战斗中，他率领“工总司”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子弹把腿肚子穿个大洞仍不肯下火线，被张春桥称为“红色政权的钢铁卫士”，由王洪文介绍入党，并受到文革旗手江青的亲切接见。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经王洪文作媒，他在锦江饭店同一位漂亮的芭蕾舞演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三个月后，妻子便为他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女儿，三十得子，仕途得志。面对命运之神洒下的灿烂光环，他真诚感谢崭新的时代，他几乎每天都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哼唱着那支曾响彻神州大地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如果文化大革命真像他歌颂的那样继续好下去，那他的前程将光芒万丈，无法估量，他必将成为时代的英雄，他的名字必将载入史册。但历史并没按他的意愿走下去。“四人帮”垮台了！
当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正在非洲丛林中的一个训练营地。离开家人和祖国已经一年多了，他之所以会到这里来，完全是由于王洪文的信任和器重。一年多以前，已升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工总司总司令”把他叫到北京，告诉他经最高统帅批准要在全国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察部队。“我早看透了，”年轻的副主席一边喝着酒一边激奋地说：“军队靠不住。那帮老帅呀，老将啊，根本不听我的。要保江山，要干大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枪杆子，等把这支武装警察的队伍拉起来，我还当总司令，你当特警部长。在咱们这帮子人中，就你会咕噜外国话，当年蒋介石有戴笠，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你就是我的戴笠和捷尔任斯基。”
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副主席的厚望，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他亲自带领一批精心挑选的骨干到国外学习培训。他们先后考察了好几个世界闻名的“革命组织”，如“黑九月”、“红色旅”、“赤卫军”等，向这些专门从事红色恐怖的勇士们学习密码通讯、跟踪窃听、枪击爆炸、暗杀绑架。就在他学满业就，准备回国大显身手之际，“四人帮”却垮台了，“总司令”成了阶下囚，他的“特警部长”自然也就成了黄粱一梦。不久，国内发来急电，要求他立即回国，另有任务。他什么也没说，把带出来的那些骨干全部送上飞机，自己却撕了机票淹没在异国他乡的茫茫人海。他明白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不是傻瓜，也不会干飞蛾投火的蠢事。几天后，他辗转来到波恩，找到了梅茵霍芙集团的首领巴德尔，恳求加入这个组织。巴德尔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1968年他和情人梅茵霍芙煽动一伙狂热的大学生组建了一支革命组织“青年近卫军”，声称要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他们摧毁的第一个目标竟是梅茵霍芙的丈夫，“新左翼”杂志《混凝土》的主编迈克米·鲍曼。长着一双栗色大眼睛的梅茵霍芙亲自带领十名“近卫军战士”冲进自己的家，砸烂了所有陈设，用大铁钉将丈夫倒钉在墙上，用鲜血洗手宣誓，并把这一残杀过程拍成录相带寄给电视台。接着，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段在三天之内暗杀了两个财团要人和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这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梅茵霍芙和巴德尔名声大震，很快就成为西德乃至整个欧洲的新闻人物，也成为警察通缉追捕的要犯。许多报纸电台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报道着他们的行踪和秘史。尤其是年轻漂亮的梅茵霍芙更是记者们追踪采访的热点。她的全名叫乌丽克·梅茵霍芙，是一个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工程师的女儿。她不仅容貌美丽，秉赋也极高，通古博今，能写善辩，24岁便成为法兰克福大学一名出色的讲师和颇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她认为只有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才能摧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她近乎疯狂地采取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在全国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1976年8月，梅茵霍芙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被炸身亡。她死后，巴德尔及其同伙在德黑兰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前来给她送殡的人竟多达数万。为了纪念她，巴德尔将“青年近卫军”改名为“梅茵霍芙战斗兵团”。
作为王洪文选任的“特警部长”，他对这个组织自然不会一无所知。在出国考察学习期间，他曾两次赶到波恩同巴德尔秘密会晤，他不仅观看了大量记录该组织恐怖行动的录相带，还参观了他们制造“斯大林糖丸”的秘密据点。这是一种外形像巧克力豆一样的微型炸弹，如果吞进肚子里，在三天后仍可以引爆，其威力绝不亚于一颗重型炸弹。他很欣赏梅茵霍芙战斗兵团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残酷无情的规矩。但他绝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和规矩才使他毅然投奔巴德尔。
“你是我亲密的朋友，我真诚地欢迎你的到来。”巴德尔微笑道：“不过，你也知道我们的规矩。”
他冷冷地望着对方：“说吧，让我什么时候行动？”
一当然是越快越好，我相信这种考验对你来说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续。”巴德尔递给他一杯香槟酒：“祝你成功。”
他把酒杯放下，转身出门。
一小时后，他神色坦然地返回巴德尔的办公室，伸出被鲜血染红的双手晃了晃，端起酒杯慢慢品尝着。
巴德尔疑惑地望着他：“但愿为你洗手的不是一名流浪汉。”
他起身拧开电视机，屏幕上的女播音员正用微微颤抖的声音播发一条新闻：“……30分钟前，在马尼拉大街圣保罗歌剧院前发生一起谋杀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56岁的人民党参议员沃尔斯携夫人看完演出走出剧院时，被混在人群中的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开枪打死。据目击者证实，凶手是一名矮个子的亚洲人，他用沃尔斯的鲜血洗过手才逃离现场，由此可以断定此人是梅茵霍芙集团的成员，目前警方正追捕凶犯……”
巴德尔满意地重新为他的杯中斟满酒。
他把三根沾满鲜血的手指伸进杯中揽了搅，碧清的酒液顷刻变得一团殷红。
巴德尔又神情肃穆地递给他一张梅茵霍芙的照片：“朋友，祝贺你成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名新兄弟。”
“谢谢。”他接过照片，装进贴身的衣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此，他便开始了一种动荡、刺激和充满血腥味的“革命生涯”。他就像一只孤独、残忍、充满复仇欲望的野狼四处游荡，寻找着一切可以宣泄仇恨的目标。在奥格斯堡繁华的大街上他和梅茵霍芙集团的弟兄们绑架了工业巨头汉斯·马丁·施莱叶，当场打死四名保镖，在和警察玩了43天“捉迷藏游戏”后，又将施莱叶开膛洗手；在罗马的光天化日之下，他配合“红色旅”的战士绑架了由众多保镖护卫的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随后又同追捕的警察打了五十五天的“城市游击战”，才用五十五发冲锋枪子弹把瘦小的莫罗打成一团肉泥；在马德里和开罗，他参加了暗杀西班牙和约巴总理的行动；在危地马拉和苏丹，在墨西哥和奥地利，也都留下了他的战绩。正是靠着这些辉煌的战绩，他赢得了傲慢的白种人的敬畏，很快成为梅茵霍芙大家庭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但他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在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和家人的命运。可他得到的总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昔日一同造反起家的战友纷纷被罢官撤职、被捕人狱；原先批倒斗臭的“反动权威”“走资派”又纷纷卷土重来，上台掌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四人帮”将要被押上法庭公开审判。他的家人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被从豪华的住宅中驱赶出来，又搬回到破烂的大杂院里的小平房；年迈的母亲难以承受厄运的打击自杀身亡；娇小的妻子虽然宣布和他划清界线并办理了离婚手续，却仍然被芭蕾舞团开除，到一家做鞋垫的街道工厂挣钱糊口；幼小的女儿呢，也一定早已离开那所优越的上等学校，在人们的嘲讽辱骂中到处流浪……这些消息，这些情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撕扯着他的心，使他疼得发抖，恨得发狂。他完全成了一个无国无家的浪人。悲哀和绝望，越发加剧了他的疯狂的仇恨，他明白给自己带来这些灾难，把自己推人这种绝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所熟悉的和憎恨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两次打倒的“头号走资派”，竟然很快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仇恨的加剧，他复仇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他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一项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他曾几次想潜回国内并精心设计了几种行动方案，但都被巴德尔阻止了：“你这样干只能是去送死。”
“我就是准备用生命去挽回我失去的革命荣誉。”他忿忿地咬牙切齿地说。他确实没考虑自己的安危，死对他已变得并不十分可怕。这个时机终于让他等到了。
3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天下午，他陪同巴德尔到汉堡一家五星级大酒店会见一位客人。这是个五十多岁的伊朗人，讲着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自称是中东拉霍曼石油公司副总裁。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想购买一件圣诞礼物”。副总裁将肥胖的食指和拇指弯成一个圆圈：“俄罗斯大雪茄。”
“什么价？”巴德尔冷冷地问。
“100万美元。”伊朗人晃动着两根粗大的套着蓝宝石戒指的手指，“先付50万定金，贷送到后再付50万。”
巴德尔眼睛一亮，逼视着对方：“我想知道你们的目标是谁？”
“有这个必要吗？”
“你要明白，梅茵霍芙的战士决不是为了金钱而战。”
伊朗人沉吟稍许，微笑着将一本画报递给历史学教授，画报的封面上是只色彩斑斓的猛虎。
巴德尔不解地皱皱眉：“这是什么？”
“迪姆虎，东方的百兽之王。”
“我不喜欢兜圈子。”
伊朗人不放心地望了望坐在一旁的矮个子中国人，欲言又止。
巴德尔冲他晃了一下脑袋，他知趣地起身退出去。
尽管他没听到巴德尔和那个伊朗人的密谈，但他已猜到这是一笔什么样的生意。
当天晚上，巴德尔便召集梅茵霍芙战斗兵团的核心成员举行轮盘仪式。这是在执行特别绝密和重大的行动之前选择敢死队员的一种方式。九名男女围坐在一只巨大的轮盘旁，人人神情肃穆而木然，米黄色的轮盘中心放着一颗褐色的椭圆形胶丸，这就是令文明世界闻风丧胆的“期大林糖丸”。一根长长的红色指针凶狠地指向四周依次写着的9个号码，当转动的轮盘停下后红针指向某个号码时，这个号码的主人便是这次任务的执行者。当初梅茵霍芙就是这样被指定去谋杀来西德访问的美国总统的，不幸的是她尚未接近目标就被机智的特工发现而遭逮捕，她只好在狱中引发了吞进肚子里的“斯大林糖丸”自杀身亡。
他的号码是“7”，一个不吉祥的数字。
巴德尔先领着众人宣读过誓词，然后双手抓住轮盘边沿猛力推动。轮盘“呼呼”旋转着掀起一股凉风，九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根猩红的指针。
轮盘渐渐慢了下来，终于稳稳地停住了，指针锋利的箭头狠狠地刺向“6”号。
跪坐在他身边的金发女郎突然惊惧地喊了声：“不！——”
巴德尔冷冷地逼视着她：“怎么，你胆怯了？”
女郎脸色苍白地摇摇头：“不，我……我……”
他轻轻推了一下轮盘，让红色的指针指向“7”。
众人都愕然地望着他。
他淡然一笑：“上帝说，这四轮到我了。”
巴德尔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好一会，朝众人挥了挥手，说：“那我们就尊重上帝的意志吧。”
落选的核心成员纷纷起身退去。
屋子里只剩下他和巴德尔。
他仍盘腿坐在轮盘旁，这种坐姿是他从小练出来的，可以一动不动坐一两个小时。
巴德尔神色郑重地开始交待任务：“上帝的感觉是对的，这次行动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也只有你能完成这项使命，但我不能强迫你，梅茵霍芙需要和倡导的是自愿的献身精神。”
“为了伟大事业我时刻准备献身。”他庄严地回答。
巴德尔点点头：“对，我非常了解你这一点，你简直无法想象这次行动有多么重要。”
他平静地笑笑：“我知道。”
巴德尔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挥动着手臂大声说：“不！你不可能知道，迪姆虎！懂吗？我们要消灭的目标是迪姆虎！”
他又淡淡地重复一句：“我知道。”
巴德尔有些不相信地打量着他：“怎么？你全知道？”
他从轮盘中心捏起那颗“斯大林糖丸”，举到眼前细细端详着，慢悠悠地说：“如果我不知道迪姆虎是谁，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巴德尔似有所悟地“哦”了一声：“既然如此，那我就没必要讲那么多了，但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美国人也安排了一个‘刺杀迪姆虎计划’。为了实行这个计划，他们需要我们帮助购买一件‘俄罗斯雪茄’，并为此替我们办好了一切入境手续。”
他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美国人绝不是迪姆虎的对手。”
巴德尔做了个赞同的手势：“是的，他们的刺杀计划决不会成功，要消灭迪姆虎，只有靠我们梅茵霍芙兵团的勇士。所以我决定采取这次行动，利用美国人做掩护。当然，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你——准确地说是为了你的祖国和亲人。”
他真诚地朝对方弯弯腰：“谢谢你做出的这个决定。”
巴德尔摆摆手，继续说道：“有山姆大叔的保护你会非常安全地进入美国，然后就按我们设计的方案单独行动。”
他把“斯大林糖丸”装入衣兜，“我知道该怎么干。”
巴德尔又亲切地笑了笑：“你一定会成功的，谈谈价钱吧，10万怎么样？”
他摇摇头。
“15万。”
他仍摇摇头。
“20万，你报个价吧，只要成功，我全满足你。”
他苦涩地一笑：“钱对我来说已没什么用处了。”
第二天下午，巴德尔领着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英国人走进他的房间。巴德尔介绍说英国人叫约翰逊·霍普金斯，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带来了两只裹着红丝绒的小木匣和一纸袋照片。
他知道他们来干什么，礼节性地握握手，便不声不响地翻阅着照片：这些照片全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国人，有正面的，侧面的，有全身的，半身的，还有几张背影的。他觉得照片上的人很像自己：小眼睛，高颧骨，大脑门，厚嘴唇。
巴德尔得意地说：这是刚从中国发来的传真照片，据权威人士的情报，这将是一个最有可能接近目标的人。他不得不佩服巴德尔的狡诈和能量，这个家伙竟然把手伸进了中国的心脏，这样快就得到了如此重要和准确的情报。当然，他可能只是一个二道贩子，真正的大老板仍躲在幕后。其实，他对巴德尔“这次行动完全是一种革命道义”的说法从来就没相信过。他很明白这位“左派领袖”既没如此雄心，也没如此觉悟，他这样做一定是同某些人谈成了一笔交易，和谁呢？那个拉霍曼石油公司总裁？不，那个老人说得很清楚，他只需要一件“俄罗斯雪茄”？巴德尔完全是利用美国人作掩护，真正的雇主显然不在华盛顿的白宫，极有可能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不过对这些“秘密”他不愿多想，也不愿打听，只要知道迪姆虎是谁这就足够了。
约翰逊医生打开木匣，取出两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头模摆在茶几上。他一眼就认出来，一个是自己的脑袋。另一个是照片上那个人的头颅，模型做得惊人的逼真，轮廓、肤色、头发、眼睛、鼻子、耳朵，都惟妙惟肖，酷似真人。
“我这是严格按电脑计算的比例制做的，绝对不会出一丝一毫的误差。”外科医生在两个头模间不停地指点着，自豪地说：“其实这很简单，我只要在你的鼻子和下巴加点东西，再把颧骨削低点，头发染成灰白色，然后戴上一副眼睛，我敢向上帝担保，你就是吻他的妻子，也不会遭到拒绝。”
他轻轻抚摩着自己的头型，“很好，开始吧。”
几天后，当大胡子英国医生解下他脸上的绷带时，尽管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仍被镜子中自己的容貌惊呆了。整型手术做得很成功，整个面部没有留下一丝伤痕，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现在只是一个替身，心头不免生出几许惆怅，几许悲哀。
“怎么样？还满意吧？”高大的整形专家微笑着问。
“谢谢，非常精致，”他用一根手指在陌生的脸颊上小心翼翼地划动着，“不过，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再修整一下。”
“哪里？”英国医生俯下花白的脑袋寻找着，伸长的脖颈上隆起一条条像小蚯蚓似的青筋。
他握起拆剪绷带的长刃手术剪，朝伸到面前的那根布满皱纹和毛孔的喉管狠力剪去。只听“咔嚓”一声，一股腥热的血浆喷了他一脸，整形专家笨重的躯体抽搐着倒在他的脚下，嘴里仍叨念着什么。“对不起，”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有些歉意地弯腰帮死去的英国医生合上瞪圆的双眼。他必须这样做，他精心设计的行动计划除了巴德尔之外，绝不允许有第二个人知道。
可当他成为平谷三九郎即将离开东京机场时，那种壮怀激烈的豪情连同他原先的名字和身份一同消失了。站在滚动的电梯上，他耳边又响起“红星军”女首领那带着嘲讽和蔑视的话语：“你不像一个中国人，你也不可能成功。”这声音搅得他心烦意乱，也使他惶惑不安。“这个女巫式的娘们儿，怎么知道我不是纯种的中国人？她又怎么敢断定我不可能成功？莫非真如她说的那样美国人已经掌握了这次秘密行动？不，不会！她只是一种试探，一种猜测，或者是她为拯救迪姆虎玩的一种手段，一种计谋。”他在心中宽慰着自己，同时也生出一丝思恋之情。
几分钟后，庞大的麦道M——28客机呼啸着冲上蓝天，载着一个叫平谷三九郎的记者和两百多名乘客向大洋彼岸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