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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阅书阁 > 其它 > 冬天里的春天 > 第四节

    直升飞机的机舱里,信号灯忽明忽灭地亮了几下。

    念芦告诉他们,该准备降落了。果然,飞机慢悠悠地沉了下来,而且关掉了那台最吵扰的发动机,人们可以用平常谈话的声调来开个玩笑了。

    “你当真要下去,打鱼的?”

    “晒盐的,我连出国机会都放弃了,非下不可!”

    “后悔还来得及噢!”

    “十年前就给我盖棺论定,封我死不改悔了。”

    但是哪想到,飞机在离地面还有几十米高度的空中,停住了,一位助手向念芦请示:“沼泽地要是降落不好,说不定会陷在淤泥里,首长一定要下去,可以再低些,用绳梯不知他们敢不敢?”

    两位游击队长对视着,有点发窘,然后尴尬地笑了。哦!可丢人哪!两个老头子连这屁大的勇气都鼓不起来。大约念芦看出了他们多少有点疑虑,便说,显然是在安慰:“现在,顶多有五层楼高。”

    灯又闪烁起来,机舱门拉开,吹进来一股凉风,助手们把绳梯推落了下去,回头看着他们俩。

    念芦好心好意地:“来,让我先给你们示范,伯伯!”

    于而龙拦住了他:“用不着,孩子,我们当过兵。”

    江海嘿嘿笑了:“二龙,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那你算了吧,我下。”

    他抢着:“小看人,我第一梯队!”

    “得啦,病号,我先到地面打前站吧!”于而龙钻出舱门,立刻,呼呼的风讨厌地从裤脚管,从袖筒灌进来,当一磴一磴地向下迈的时候,他才懂得,诗人为什么总把大地形容成为母亲,原来,他也恨不能一步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那种上够不着天,下踩不着地的半吊子生涯,实在不是滋味。而这种滋味,他在优待室里、特别班里、生产指挥组里,已经尝够了。

    他终于踩在一块结实的土地上,抬头向天空喊:“快下来吧,老伙计!”

    江海听不见他的话,但看清了他的手势,也慢腾腾地向大地靠拢。于而龙心想:啊!这种危险的游戏要是被老伴知道,肯定不会有好脸色的,活了一大把岁数,竟不知轻重,倘若有个失闪,该怎么办?可是,亲爱的老伴,冒险,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有吸引力的。不过,一定要跟江海约好,还得对若萍保密为佳。

    晒盐的隔好高就迫不及待地跳下了,高兴地搂住于而龙,朝空中挥手,绳梯收了回去,装花的篮子扔了下来,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兜了一个圈子,像一只巨大的鸟,扑打着翅膀,慢吞吞地飞走了。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于而龙说:“两个空降特务!走吧!”

    “哪儿去?”

    “当年开党委会的小河浜。”

    “路可不好走啊!”

    于而龙现在恢复了信心,精神振作多了:“我们可以在纷扰的世界里,找出一条路的。”

    “但愿如此。”

    “也是幸存者的责任嘛!”

    在高空里看,沼泽地也只有簸箕大的一块地方,然而现在,没完没了的,星罗棋布的水洼,使他们产生一个感觉,大概永远也走不出去了。阳光在头顶上照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洼,都反射出耀眼的光辉。他们很难找到一条叫做路的路——在生活里,有时也会这样没有路的,只好曲曲弯弯,绕来绕去的走,有方向,可又没有目的地,有出路,可又不知尽头在哪里?——只好往前走,有时还要跳跳蹦蹦,免得跌进酱缸——不愉快的淤泥地里去。即使看上去是绿茵茵的草地,也不宜过多停留,只要脚下开始吱吱地冒出气泡,不一会儿,地皮就瘫痪地下陷了,于是,他们两个赶紧跳开这块是非之地。再加上缠住他们不放的蠓虫,直朝鼻孔里钻,还有草丛里叮脚的小咬,哦!两位队长,石湖有时是并不那么友好的。

    四十年前,于二龙和芦花就这样在沼泽地行走着。

    他记得,芦花那时刚把辫子剪掉,因为那是战斗行军中的累赘,而且对她改扮男装也是个麻烦。然而剪成短发的芦花,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再是船舱里纳鞋底的村姑,而是工作同志,这倒使得两弟兄看来感到陌生了。

    密密的雨,扑面而来,雨水使她那乌黑的头发,紧贴在一起,在斗笠下齐刷刷地,越发衬出脸庞的丰满圆润和眼眸的澄澈明亮。

    她不到两年的变化,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地感到惊讶,似乎随着精神上的解放,人也变得鲜丽光彩起来。不久前,还是个干巴巴,常锁着个眉头,不那么舒展的女孩子,并不是那么富有吸引力的;如今像吹气似的膨胀发育起来,而且在脸颊上,总挂着一对充满魅力的笑涡,至今,这笑涡的影子还留在画家女儿的脸上。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变化一样,芦花生命的春天开始了,虽然那是个相当残酷的环境,疲劳、饥饿、紧张,还要加上疾病(恶性疟疾都没有把她拖倒)和死亡的威胁,但是青春,像灌满石湖的桃花汛,按时来了,而且以无法遏制的力量,强烈地表现出来。

    那时,每当她需要改装,那高耸的胸部就得紧紧地箍扎起来。但支队很长时期,仅有她是独一无二的女性,所以于二龙就不得不帮她点忙。也许他们是生活在船上的缘故,那些住惯了大房大屋视作鄙夷不齿的事,水上人家是不以为然的,兄弟姐妹之间,哪有许多好避讳的。在那宽不过一庹,长不过五步的狭窄天地里,文明和礼仪,男女授受不亲,就成了有限度的东西了。

    这天出发前,芦花照例又悄悄叫他到她住的草棚里,前不久那场噩梦使她加上了一道门闩。于二龙一进屋,就笑话她:“你还真把梦当真了。”

    “我不看做假的。”

    “那么是谁?”

    “告诉你也不信。”

    说着她面朝着墙站住,把背冲着于二龙,嘱咐他使劲勒紧住她胸部的布带,甚至勒到她喘息都困难了,还嫌不够似的,让他紧点,再紧点。

    “会把你憋死的。”

    “系牢靠了,有一回我正过伪军卡子口,呼啦散了,差点出娄子!”她披上褂子,扣好纽子,转回脸来。

    “走吧!”

    “走——”

    “都给老林哥交待清楚啦?”

    “放心吧!”

    “你干吗把公鸭嗓放啦?”

    “你管他饭?我们人都吃不饱。”

    “早晚得把王纬宇拉走,信不信?总来勾魂!”芦花敲着警钟:

    “队长,提防着点吧!”

    现在,渡口早落在他们身后老远了,大约快晌午了吧?在88的雨天,又是坑坑洼洼无边无沿的沼泽地里,仿佛时间停滞似的。除了沙沙的雨声和踩在泥沼里的脚步声,好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在这样静止的世界,停滞的时间里,就必然会感觉到内心的活动了。

    那沙沙的雨声,多么像一个人在叹息,而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更像两颗不宁静的心。他们虽然沉默着,但彼此都领悟到为什么两颗心不能如愿地紧紧密贴着,就因为横亘在中间,有那个叹息的人啊!

    爱情就是这样,越是在战火中,越是在艰难困苦的关头上,会表现得越强烈,因为说不定明天,或者下一个回合的战斗中告别这个世界。那么还有什么隐讳,什么羞涩,有什么不可以和盘托出,把心里的衷肠全部倾诉给对方呢?

    然而他们默默地走,尽管有许多的话。

    当爱情构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的时候,那个锋利的锐角,总要刺伤一个人的,而这一个偏偏是他俩的亲人,这就不得不犹豫了,何况还有那一纸并不存在的婚约。

    但于大龙决定离开石湖支队啦!走啦!再见吧!祝你们幸福吧……这是今天早晨临出发去执行会议警卫任务前说出来的。谁知他是真心,还是赌气?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轻轻地问,雨声几乎湮没了她的语音:“知道了吧?”

    他喃喃地回答,似乎自言自语:“听说了。”

    “怎么办呢?咱们——”

    于二龙拿不定主意,只是想:为什么独独对于他的走和留,会感到这么困难呢?前年,他把被害的小石头从山上抱回后,到底留不留他在游击队?大伙儿七嘴八舌,取不得一致意见,而且僵持着,非要自己表态,队长嘛,你做主吧!人们瞪着眼睛等你说个留,还是不留。

    那时于二龙真为难,偏偏由他来决定他哥的命运。

    亏了赵亮,那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从不高筑壁垒,而是敞开胸怀,恨不能拥抱整个世界。尽管于大龙跟他动过武,抢劫他的五块银元,但是他相信于大龙手上的老茧,相信他的诚恳、老实,对大伙儿说:“……他本应早站在我们队伍里的,有他理所当然的位置,是晚了一点,是走了点弯路,但他是自己人。同志们,给他一杆枪,让他跟我们一块搞革命吧!”

    这时候,芦花站了起来,大家立刻把眼光投向她,而且马上猜到她会说:“不!”因为人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她和这对弟兄的关系——她是大龙的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但她心里却只有一个二龙,难道她会投赞成票么?谁也不会捡个枷锁自己套在脖子上的。但是她激动地,泪珠都迸出来了,大声地说:“留!”

    连于二龙都愣住了,大家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不错,大龙哥当过土匪,我要不是碰到了共产党,也会拉着二龙投奔鹊山,糊里糊涂跟着麻皮阿六干的。大伙儿说他手上有小石头的血,我不信,孩子他妈也不信,你们谁去试试,抱着已经发臭的尸首,三伏天,走几十里山路,要不把孩子当做亲人,能做到吗?留下他吧,同志们!他会干好的,我信得过他,保险干得比谁都不差。”她量人有她独特的尺子:“真假好坏,不在脸上写着,日久天长,才能看清楚。二龙,你说呐——”

    于二龙说什么呢?终究是亲兄弟啊!

    雨越下越密,沼泽地也越发地不好行走,她见他不愿回答,就不再追问。其实,还有什么可以追问的?并不是一道难以回答的问题嘛!现在,需要的是勇气,需要的是突破。但是,如同一块苦痛的疮疤,早晚总是要揭去的,只因为护疼,就尽可能不触动地拖下去。

    于大龙参加支队不久,有一次突然找到他兄弟,劈头就是一杠子:“叫芦花离开队伍吧!”

    “怎么回事?”于二龙诧异他哥无端的问题。

    “让她回庄上去,随便哪一家,还愁混不上一碗饭吃?”

    那时的三王庄,第一次成为石湖支队的根据地,王经宇打跑了,逃得远远地不敢露头。但是于大龙的主意,绝不是因为三王庄成了游击队天下的缘故,于二龙猜测得出,肯定有些别的讲究在里面包含着。“究竟为了什么?哥,你痛快点行不行?”

    他吭哧半天才说出来:“我不情愿她待在队伍里。”

    “还有呢?”

    他想了想:“就这么多。”再不吭声了。

    于大龙由于刚刚参加支队,对于革命队伍的理解,自然要浅显些,现在已不是他可以决定芦花命运的时候了。于二龙一点也不客气地说:“哥,你太糊涂啦!怎么说出这样的傻话——”

    很清楚,他是听了不三不四的话才找来的,想不到于二龙不但不支持,反而碰了个钉子,使直性人忍不住了,平空里冒出一句:“她不是我的人啦?”

    于二龙忍不住笑了,这叫他着实伤心,再加上信口而出未加考虑的话,真正刺痛了他。“你的人,亏你说得出口!哥,谁的也不是,她如今是革命的人。这道理怎么你还不懂,你以为还在我们家那条破船上?现在,你,我,她,都是同志!”

    “同志?”

    “快把你那些呆念头收起来吧!”

    无心话就怕有心人去听,现在,于大龙一切都印证了,原来,灌进他耳朵里的风言风语,他是压根不相信的。现在思前想后,把事情串在一起,他终于明白,芦花的心是在二龙身上,连二龙都说了:“你的人,亏你说得出口!”他真的失望了,这些年来等着盼着,却是这个结果,能不伤心么?

    他是真爱她呀!而且爱得那样深,只不过是在心底里罢了。

    他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倒在他妈的坟上。

    那时候,人们头脑里的桎梏要更多些,大家并不赞同芦花的行为,更不理解她的抉择是正当的。去追求真正的爱情有什么过错呢?但是人们却责备她,其中还包括江海。他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假如于大龙还当土匪,或者很不成材,是不三不四的人,那么背约还说得过去;现在,他打仗勇敢,干活勤奋,人又老实,心肠也好,找不到挑剔的地方,拿不出嫌弃的理由,就轻易地把一个老实人甩掉了,还讲不讲信义?还有没有道德?芦花在支队里简直挑不出毛病,独有这个问题,人们不竖大拇指,背后讲究她,指摘她。但是,芦花是个不肯妥协的人,她认准了是决不会改弦易辙的。

    她一点也没猜错,果然在娘的坟头上找着了他,生气地对这个不会喝酒,偏要喝酒的闷嘴葫芦讲:“你可真出息,喝醉了给娘丢脸来啦!亏你还是个男子汉,亏你还是个战士,就这样找人可怜你吗?呸!起来,归队——”

    于大龙踉踉跄跄站起,头一回发现以命令口吻跟他讲话的剪了短发的女战士,确实不再是在后舱里,只会烧火做饭的芦花了。但是,那股未消的酒劲给他壮胆,不爱讲话的人憋出两句话来也够噎人的:“二龙说:你不是我的人,我来找娘问问!”芦花说:“娘在地底下,告诉不了你,还是听我说吧,我只把你当做亲哥哥。”

    “那娘临死的话白费了?”

    那个女战士坦然地说:“娘要活到今天,她也会让我自己做主的。”

    “你放心,二龙绝不肯的!”他冒出了一句。

    “这你就不用焦心了。”

    于大龙提高了声调:“别忘了二龙连冰窟窿都肯钻——”

    他不提别的还罢,一提当年喝砒霜酒冰下捉鱼的事,芦花真的火了,不可遏制地愤怒责问:“你还嫌他死一回不够本吗?”

    说罢甩手走了,于大龙望着那越走越远的影子,他的心碎了。

    也许这是残酷的,可是在任何一个不等边三角形里,总存在着钝角和锐角的呀!就在这一天早晨,于大龙决定离开了。虽然那是痛苦的,割不断的手足之情,和那心底里难以消失的牵恋,但是想到总有一个人在身边唉声叹气,他们心里是不能松快的。

    “芦花,我走了!”

    芦花正在给他缝子弹带:“等等,这就完。”

    “断了的东西,连不到一块啦,给我带走吧!”

    她望着他的脸,“哥,你怎么啦?”

    “我那儿完了事就跟江海走了,说好了,到他们支队去。”

    芦花站起来:“老赵晓得么?”他摇摇头。“二龙晓得么?”他还是摇摇头,并且觉得自己行为有些不妥当,于是解释说:“我这不是给你打招呼来吗?”惹得芦花冒火了:“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凑这个热闹!”把那个没缝完的子弹带甩还给他,眼泪都快急出来了。“你怎么能这样糊涂呢?”

    “芦花,我不能总不明白,干吗碍手碍脚,这样一来,我好,你们也好。行啦,我该出发啦,大家等着我。”

    “站住——”芦花脑海里闪出王纬宇的影子。“告诉我,谁教你的?这不是你的主意!”

    于大龙难得这样沉着、自信和镇静,他说:“芦花,咱们三个人起小儿一块苦熬苦撑长大的,有什么不能担待?让我走,你们俩好好过,不能把笑话留给人。”他忙着追赶他那小队走了,人家在喊他,因为保密关系,开会地点只有负责带队的他知道。

    “大龙——”芦花喊他,想听听王纬宇究竟说了什么?

    他回过头来,看着芦花,突然想起他妈临死时说的话,不觉重复地说了一遍:“你们俩就顶门立户地过下去吧!”然后跳上了船,走了。

    等芦花追过去,那船已经钻进密密的芦苇荡里。

    现在芦花把问题摊在了于二龙的面前:“怎么办?”

    那漆黑的瞳人里,透露出期待的神色,希望能听到他正面的肯定的答复,自然他完全了解她那个“怎么办”,并不是指走的那一个,而是留下的他们俩,并且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圆满地回答问题。

    然而,世界上许多事物是千丝万缕、互相牵系制约着的,明明是错的,偏偏不肯认错,本来是对的,可又不敢坚持。看到芦花等待而显得激动的样子,使他回想起在冰上死死被她抱住的情景,从那以后,他俩再不曾分开过,一块坐牢,一同游街,一起打游击,在枪林弹雨里,在艰苦岁月中,在生死关头上,相互体贴,彼此关照,有着许多无需用语言表达的情感交流。现在,他决不会把命运交付给天空的雁群来决定,自然更不会孤注一掷地钻进地狱似的冰洞里去。但是,他仍旧缺乏勇气,对那双明亮的眼睛说:“我爱你!”——也许未必是这三个字,但当时,表达同样意义的语汇,在石湖年轻人之间还是有的。

    于二龙咽下了那三个字,不敢做出真实的回答。在细雨88的石湖里,只有那对瞳人,是惟一光明的东西。

    也许把真善美作为最完好的品德时,偏要把真放在首位的原故吧!当真实受到压抑的时候,虚假就会盛行起来,于而龙想:那一瞬间他的脸色肯定是尴尬的,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狼狈的。

    ——人们,说出心里真实的语言吧!

    那双等待着答复的眼睛,神色变得愈来愈炽烈,而且,令他大为惊讶的,怎么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玩世不恭的诡谲?芦花从来不会有类似的表情,或是爱,或是憎,都是线条清晰,轮廓分明的。但这种曾经沧海的深沉,深谙人情的世故,绝不是芦花的性格,然而奇怪,的的确确是一张芦花的脸。

    啊!那是芦花的女儿,他辨别出来了,是于莲在等待着他的答复,也是涉及到类似她妈妈那样的问题。

    他回到了玉兰花下的那顿野餐里去……

    谢若萍堵他嘴的油浸鳓鱼,并不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不论什么鱼,只要做进罐头里去,就像一窝蜂的作品千篇一律似的,总是一个味,再加上王纬宇永远唱高调的祝酒词,弄得他大倒胃口。其实于而龙最讲究口腹享受,现在,也觉得筷子沉甸甸的了,要不是来了个解围的,野餐恐怕要不欢而散了。

    穿着西服的廖思源,露出了人们久已不见的兴致勃勃的神态,长期挂在他脸上,那种愁眉不展,负担沉重,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一副地道的被告面孔不见了。今天显得轻松些,盘腿坐在野餐席边,背靠树干,从提包里拿出两听罐装洋酒:“来凑个热闹,是我女儿捎来的。”

    看到了复活过来的老头,那股神气,以及罐头上两个穿着游泳衣的女人,夏岚抬起屁股,道了声失陪,背着一分钟照相机,推辞说要给孩子们照相走了。于而龙笑笑,他了解,其实王纬宇最追求舶来品了,从来也不见他的左派太太,把那些洋货扔到楼外来,以示革命的纯洁。不过,比起老徐的夫人,夏岚只能算个小巫,那位原来的亲家母,竟然能在一座熙来攘往的公园草地上,全家人都玩得十分起劲的时候,她非要大家聚在一起,坐下来,捧着宝书,一齐高声朗读数段。于莲那时还是他们家的儿媳,实在受不了众目睽睽下的这种卖乖现丑的即兴表演,一甩袖子,蹬车回娘家来,因为她认为太恶心了。

    她对于而龙说:“我那妖精婆婆,如果不是一种可笑的智能衰退,就是天底下相当大的女伪君子,我弄不懂,这种义和团的狂热和吃珍珠粉怎么能统一起来?”

    “你那位公公呢?”

    “他岂敢例外——”

    于而龙想象那位对老婆服帖的大人物,捧书朗诵的形象,一定是很怡然洒脱的。于而龙想到这些,不禁叹息,于今惧内成风,夏岚毫无礼貌地离席,王纬宇只好无可奈何地报之一笑。唉,难道真要回到母系社会里去?

    廖思源是经过沉浮的了,倒并不计较,只是嗔怒他那不安分守己的外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陈剀正在庙门口,握着于莲的手,呵呵地笑着,她望着他,他哪里还有书呆子气呢?一个相当可爱的“学者”,他诚恳直率,坦荡磊落。正是那股毅力,干劲,和毫不畏惧的拼命精神,使得于莲着迷啊!

    徐小农也走了过来,向画家——原来的妻子伸出了手,但是抱歉,于莲不是千手观音,一只手握住画笔,一只手拉住陈剀,再也腾不出来,徐小农只好转身回红旗车里取东西去了。好在对于莲的任性,动不动就冷淡奚落自己,也已经习惯,根本不注意正在握手的两个人,眼睛里闪现出来的异样虹彩。

    “听说你打架去啦?”

    “妈的——”于莲说:“我讨厌狗眼看人低!”

    “我也是挨轰惯了,根本无所谓,从国外轰回国内,从首都轰回省会,又从城市轰回农村。他们怕我打架,那些老爷才轰我,可也不想想,我长着两条腿,还会捧着论文回来的。”

    “看起来你跟我爸一样,也是死不改悔!”

    这时,徐小农从车里捧个锦缎盒子走来,于莲真怵他的物质攻势,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再加上有站脚助威的那对夫妇,她不由得想:又像那年在葡萄架下的阵势一样,谁知爸爸还会不会沉湎在副部长的梦里?

    “快来快来!”于而龙向陈剀招呼:“你舅舅直怕人家把你已经轰走了!”

    “去年十月以前,倒有可能。”

    “现在也不是不至于。坐下,坐下,年轻人!”

    于而龙的热烈情绪,使得于莲心情宁静一点,因为,他的票至今还是决定性的一票。

    徐小农也来到玉兰花下,王纬宇赶忙迎上去,拖他挨自己身边坐下:“怎么来晚一步?”

    他指着不知装了什么宝贝的盒子说:“去取它了!”

    “啊,我担心你会找不到这里!”

    在一边照相的夏岚说:“哪能呢?莲莲简直像座灯塔!”

    众人团团坐下,一时间都找不到话题,大家各顾各的吃喝,这种场面很有点像在巴黎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

    陈剀是个乐得清静的人物,繁华的环境,和无聊的应酬,倒使得他苦恼。现在,他倒没有考虑他的论文和设计,而是被那对眼睛的光彩,真像在国外长途旅行后初见国门时,把他吸引住了。于是,仿佛浮现出那长着白桦树的原野,那一望无垠的冻土地带,在车窗外没人烟的单调景色陪衬下,为了一张不让带而偏带的自己搞的设计图,碰上了敢作敢为的于莲那情景,历历在目。当时并不是因为她的脸孔是多么充满魅力,而是她的大胆泼辣,和敢于挑战的性格攫住了他的灵魂。

    陈剀能够继续在国外求学,并不因为他父亲的问题倒霉,是由于一位高级将领关照的结果,也许是一种报恩的行为,那个民主人士的家庭确实是为革命出过一些力的。但是,随着那位高级将领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陈剀也就登程回国了。

    “把图给我!”于莲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情他,那时一块回国的留学生,并不只是他一个呀!

    “你有办法?”

    “当然,如果你认为有价值——”

    “其实纯粹是赌气,我自己搞出来的设计,为什么不许带走?”

    “那好,你来帮我,把你的设计裱糊到我的画稿后面。”

    “裱糊?”

    “哦!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学问。”

    爱情,在那漫长的旅途中开始成长起来。最初,他们俩只不过是一对恶作剧的共谋者,但是,中国的裱糊术,不仅使两张纸粘合密贴在一起,这两个人的心也在靠拢着。现在,陈剀想到自己又来到寺院,又来到玉兰花下,这么多年彼此都走了一条弯路,谁的生活都不幸福,责任究竟在谁身上?

    不错,于而龙应该承担很大责任,但是,他倘若要问:“孩子,你们自己的意志呢?为什么要把命运托付在别人手里,听候裁决而俯首听命呢?”

    那又该怎么回答?啊,只有广场方砖上那温暖的血,才是真正的觉醒。

    然而于而龙不会来问的,他和廖思源谈起一些往事,又回到五十年代的王爷坟里去了。也许这是一种通病,人们不大愿意勾起阴暗岁月的回忆,而总是容易怀念生命史中的黄金时代。啊,那些国泰民安的年头确实让人留恋啊!

    “你们俩在谈些什么呀,这么热闹!”谢若萍看到大家枯坐着有些冷场,便以主妇的身份,想把人们用一个话题聚拢起来。

    “我们在探讨骑马术!”

    王纬宇说:“那是我们骑兵团长的拿手好戏。”

    “你还不要不服气,五十年代初的王爷坟,四条腿的战友可帮了我们忙啦,那一片洼地泥塘啊!”

    廖思源笑了:“所以你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会不会骑马?”

    “是的是的——”于而龙哈哈大笑。“啊!想起来了,我正在王爷坟忙得不可开交,周浩通知我,要我洗刷洗刷,刮刮胡子,穿套干净衣服,去火车站接你(他不愿提廖师母)。‘将军’在电话里说:人家辞掉外国工厂的聘约,回祖国参加建设,要好好接待,要热情欢迎,以后你们就一个锅里盛饭,一个桶里喝水啦!”

    于而龙讲着的时候,王纬宇抬头看花,难怪,那还是五二年大规模建设的开端时期,他不在场,自然不发生兴趣了。但于而龙却很有兴味地回忆着,也许,他含有某种用意吧?“……我问‘将军’,来人姓什么?他告诉我,姓寥,寥寥无几的寥,去掉宝盖,加上——”

    “何必那么繁琐?”廖思源说,“就讲‘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廖,不就结了?”

    “我赶到火车站,一看廖总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毫无疑问,是我要接的人了。第一句,我确实是问他会不会骑马来着!”

    “你这个人哪!”谢若萍说。

    “不会骑马,在王爷坟寸步难行,廖总说他在外国看过马戏。

    好,只要懂得马是动物,长四条腿,就好办了。回到工地,我让骑兵挑了一匹最老实最温驯的牲口,外号叫做狗子他娘的马给这位总工程师骑。”

    “喝,我真像不成材的马戏团演员一样,好不容易才趴在狗子他娘身上。”

    他的话经不起琢磨,逗得人哄堂大笑,尤其于莲笑得更厉害,她今天似乎特别高兴,连徐小农给她倒的酒,也一饮而尽,王纬宇认为是个好兆,也许真的会“鸳梦重温”吧,那样就不枉一番苦心孤诣的安排了。

    廖思源觉不出自己的语病在哪里:“怎么?难道不是狗子他娘驮着我走遍整个工地?”那匹良善的牲口,忠实地、吃力地在泥塘里挣扎,尽自己的职责,虽然被赐予难听的名字,但并不后退,仍旧默默无声地向前-着,不是相当令人可敬的吗?“哦!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倒不觉得当时多么苦啦,如同喝酒一样,刚沾在舌头上,又麻又辣,回过味来,就又香又甜啦!”

    王纬宇说:“其实老廖并未把话讲完,喝酒还有最后一个过程,该是冒酒臭了!”

    “确实也是如此,如今我也是第三过程的产品了。”他的平淡语音,使整个场面又冷落下来。

    “老廖,你多心啦!”王纬宇感到有些失言了。

    “不,你说得一点不错,今天赶到这里来,就因为你俩,一个过去的领导,一个现在的上级,难得在一起的机会,特地向你们辞行来的。”

    “廖伯伯,你终于还是要走?”

    “我不知该怎么谢你这幅画?我总算能够带着欢乐走了。”

    谢若萍关切地问:“批了吗?”

    陈剀从口袋里掏出来护照、飞机票:“呶,都办妥了。”两位工厂前后负责人沉默了,谢若萍充满了惜别之情,不胜依依地问:“什么时候启程?”望着那一张孤零零的飞机票,突然想起了那位文弱的廖师母,她们俩一起度过那急风暴雨的最初几年,她也曾陪过谢若萍在门后马扎上守候丈夫。那是一位和善的,然而是软弱的,总是像藤萝一样,要依傍着什么的女性。两口子一块从国外冲破封锁阻挠回来的,如今,只剩下廖总孑然一身地走了,他把她扔下了,难道能带着骨灰盒走吗?

    廖思源回答:“明天坐飞机去广州,然后经香港——”

    人们都像哑了一样,惟有鸟儿不理解人们的心境,在欢快地啭鸣喧闹在廊檐花枝间。过了好一会儿,于莲望着那幅即将完工的写生,冒出了一句:“廖伯伯,不理解你为什么执意要走?你以为欢乐只在画面上么?”

    “莲莲,我是个冒酒臭的人,杀风景啦!”

    十里长亭,送别辞行,本是生活河流里容易掀起的波澜,往往要触动人的心弦,何况像断线风筝,远涉重洋,从此一去不回头呢?也许他不应该走,因为撇下的是母亲似的祖国呀!但是,话说回来,他作出走的决定,总是考虑再三。肯定,他为这种割舍痛苦过,然而他还是下了狠心,一走了之,难道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么?二十五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会不在他脑海里印下一丝值得怀念的印迹?有的,毫无疑问,甚至是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批下来,明天马上离开,不打算多停留,免得在脑海里生出许多犹豫,懊悔,来折磨自己。

    谁也没心思把杯子举起来了。

    于而龙站起来:“廖总,走走去吧,我陪你看看古庙吧,恐怕你还是头一回来吧?”

    “是头一回,但也是最后一回。”

    他们俩步出了芬芳的院落,沿着曲折的路廊,登上了另一层楼殿。在那里可以眺望到西山坳里的罗汉松,也可以瞥见到半山腰里舍利塔的圆顶。低下头俯视是紧贴大庙后墙的湍急的水涧,那位穿着红白蓝三色旗似的舞蹈演员,那位十二月党人,那位左派,正在嘻嘻哈哈地照相玩。

    “怎么?老廖,已经毫无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么?”

    不远处的田野里,一畦畦的冬小麦长得肥黑茁壮,廖思源把眼光落在绿绒似的麦苗上,落在垄沟里背阴处余下的肮脏的残雪上,似乎不曾听到于而龙提出的问题,又似乎已经答复了地不再关切。

    “听见我说话了吗?”

    那位总工程师仍旧不回答。

    “好吧!”于而龙终于放弃了最后说服他的意图。“那你就走吧!老伙计,我不再留你了……”

    大约在几年前,王纬宇曾经拿总工程师的一份报告,来打趣他的时候,事后他问过书生气十足的廖思源:“我不了解你高雅的意图何在?非要当一名‘二氧化碳’,打算达到个什么目的?”

    “我确实感到我的心大大坏了,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所以请他们新党委讨论,免得因为我而玷污了党。”

    “你天真得太可笑,老廖。连小偷、破鞋、活王八都挂上了党员牌牌,难道会多嫌你一个技术权威?自然,谦逊是种美德,发现自己不够,可以再努力,可千万不要犯愚,冒傻气!”终究是二十多年的交往,他们俩习惯了直言不讳的谈话方式,从来不拐弯抹角。

    “我们两个反正有一个装糊涂的。”廖思源说:“你认为党还是你的我的吗?我佩服你的自我感觉过分的良好,时至今日,真可怜,你还不能过组织生活。而我,运动一开始,就被‘红角’革命家开除出党了。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就像阿Q在土地庙里一觉醒来,发现赵秀才,假洋鬼子都成了柿油党,革命没他的份啦!”

    于而龙的笑声在老鳏夫空荡荡的房间里轰轰地响:“你挺幽默!”

    “含泪的笑罢了!”

    他看着老头的清癯面孔,那眼角的细碎鱼尾纹,表明着经历过的艰辛生活。他在国外求学期间,是靠自己在餐馆里洗盘子谋生的,那时穷得廖师母在亲戚家寄居,也就是陈剀的家。廖思源的拿手好戏是削土豆皮,有时表演给于莲和于菱看,他不愧是动力学权威,懂得怎样利用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率。手指,快刀,土豆,像魔术师般旋转着,动作快速娴熟,总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但他只能为他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才表演特技的。

    于而龙可能也如此,只是对自己的人,才毫不见外地责备:“你不应该给他们制造笑话的机会。”

    “这不是笑话。”他回答:“我不配,也不能当党员了!”

    “胡说——”于而龙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在五十年代生龙活虎的工程师,中央领导人握过他手,表扬了他的干劲。特别在六十年代,别尔乌津领着他那一伙不告而别,工厂落到那种田地,像遭到强盗洗劫过的人家,连贴身裤子都失去了。哦!廖总工程师那时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以致得了传染性急性肝炎,转氨酶指数高达五百,也不曾把他搞倒拖垮。那时他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发他一张购货卡片,可以享受一些优异待遇,后来收回一看,他的卡片上全部是空白,一样东西都没买过。尽管那样,他还是日以继夜的滚在厂里,用大鞭子抽都不走。当工厂终于造出了中国风格的产品,那大马力的家伙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时,大伙儿都围上去向他这位设计师祝贺。因为别尔乌津幸灾乐祸地预言过工厂可以关门大吉,现在照常运转起来了,能不高兴么?人有人格,国也该有国格。“廖总,廖总,你真是个好样的!”但他躲不迭地避着大伙:“别碰我,别挨着我,我是肝炎患者,会传染给你们的。”然后,兴奋地爬上机器,和他一向端庄的体态,沉稳的性格全不相同,紧贴着轰隆隆的心脏部位听了会子,回过头来,向赶来抓他住院去的谢若萍说,用的是拉丁语:“夫人,哦,尊敬的大夫,脉搏正常——”

    像这样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热爱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竟然会提出来退党,起码是反常的心理状态。在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党里钻以牟私利的时候,他却要当废料,当二氧化碳,岂不怪哉。

    “你不是发高烧吧?”他正告着。

    “我是说正经的。”廖思源颇为严肃的回答。

    现在,于而龙终于明白,他的痛苦折磨该经过多少时间的斗争,才得出今天的结果。

    随后,在去年秋天,十月里那个清冽的早晨,谢若萍为了使孤独的老人,也享受到喜讯的欢欣,和于莲一块来到了楼下。

    正在做气功的廖总工程师,起先不相信,继续闭目入定,意守丹田,等到于莲调皮地放开了劳辛的录音讲话,他的气功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

    画家把录音机凑到他耳边,他站了起来,半信半疑地:“该不是愚人节的新闻吧?不,今天不是四月一日,而是十月——”他望着日历:“是十月几号来着?”

    一看写字台上的日历,已经好多天没翻过去了,于莲开他的玩笑:“你这个当代陶弘景啊!‘山中无日月,惟有白云多’。”

    谢若萍叹息,她想起廖师母,那个多么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一个丈夫失去了妻子,就像在生活轨道上失去了重心,不免要倾斜:侧,把日子过得不像样子了。

    “有一位诗人,我认识他,他最后被国民党枪杀了,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死水》,可能你不一定读过,我给你念两句:‘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莲莲,听,像不像我?”

    “不!”于莲大声地反驳:“你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颓废要不得,这股风会把你吹起的,一定——”

    过了不久,他倒真的吹起来了。年底,王纬宇来找于而龙,多少有些奚落的口吻,问着:“你干吗不拦住他?”

    “谁?”

    “钟楼怪人。”

    “什么事?”

    “他正式申请出国,到他女儿那里去,和家人团聚。”

    他能说些什么呢?

    于而龙想都想不到:度过了对他来说是最难熬的岁月,从剃成阴阳头,到成为敲钟人为止的苦痛历程,是不容易的:现在,和煦的春光又温暖了每个人的心窝,他居然提出要走,实在是不可思议。

    “看看你器重的专家党员吧!”王纬宇说得比较婉转,不曾用拉进党来等等粗俗字眼。

    于而龙哪有工夫理他,把革委会主任撂在客厅里,下楼找廖老头去了。

    二十多年来,于而龙不曾用如此高的嗓门和总工程师讲过话,甚至和他大发雷霆的时候,也得自觉收敛降个调。于而龙那该死的脾气,跟谁少吵过架呢?现在,几乎是大吵大喊,也不怕隔音性能不良的楼房,传到在楼上客厅里坐着的客人耳朵里去。——让他笑去吧,那只号丧的乌鸦!“收回你那个愚蠢到家的念头,老廖,我怀疑你神经是否健全?理智是否正常?你在歇斯底里,明白吗,简直糊涂到了家!你老天拔地的跑到外国去做什么?列宁都劝那个唱低音的夏里亚平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可你,老兄,倒要远离祖国。去把申请书讨回来,马上去,王纬宇就在楼上我家。”

    “不!”廖思源知道于而龙是最难通过的一关,二十多年来,命运使他们紧紧扭在一起,那种分不出是友谊,还是爱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会对他产生相当强的影响。如果于而龙执意不让他走,真害怕自己没准会动摇的,他咬定牙关,不退让地声称:“那是经过我深思熟虑以后,才作出的决定。”

    “狗屁决定!”于而龙嚷嚷着,声震屋宇,如果说刚才是G调的话,现在的腔调起码够上升到D调了。“一张技术图纸,也许你拍板说了算数;在政治上,你是小学生。不,办出这种傻事,只有幼儿园孩子的水平!”于而龙在他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脑门官司,看什么也不顺眼,尤其那电炉上熬着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冒泡,似乎在嘲笑他多管闲事。

    “好了好了,咱们不要吵架!”

    “谁跟你吵来着,就听你一个人嚷嚷!”

    廖思源看着从不服输认账的于而龙,想起他在优待室里共同生活的两年,竟然学会了英语,那顽强不屈的劲头,看样子一定要拚命说服自己的。

    “好,我们来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老廖,你百分之百地错了。你不应该走,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们已经看见曙光了,一句话,从黑斑鸠岛上熬过来啦!——记得跟你讲过我这段往事吧?怎么偏偏到了光明普照,大地回春的日子,你倒想出了馊不可闻的主意呢?”

    “正是现在,我才走。”

    “糊涂!那么艰难的日子,你倒挺得住?”

    “那时,我也想过走的念头。”廖思源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声音更低了。“当我终于知道她已经离开人间以后——”他看了一眼桌上镜框里的速写像,那是眼睛睁得很大,有着惊奇夹杂惶恐感情的廖师母,于莲凭记忆里的印象,画出这位没有等到丈夫放出来的可怜的妻子。

    “当时,你为什么不走?你女儿来过信要你去,在优待室,你给我看过。”

    “我想过。可是那时候提出申请走的话,我的良心不允许。”

    “为什么?”

    “我不能只顾自己逃生,而工厂,是我们两个一块搞的,有罪同当,不论多大过错,我也该承担我的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一古脑儿全留给你,罪过你一个人顶,惩罚你一个人受,我做不出那种事的,那不是君子行为。可怜哪,到时候,连游斗都没个伴,那是不是太孤单了?”

    于而龙直摇头,他不喜欢知识分子这种孤高耿介的古道热肠。

    “……再说,你是我结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又一块合作了二十多年,在优待室里朝夕相处了好几载,既是难友,也是知己。你说我能撇下你,抛弃朋友,背叛同志吗?那太缺乏一点做人的基本道德。现在,当然不同了……”

    他听着听着停住脚步,望着在动力学上有很深造诣的专家,是一位知识分子味道多么浓厚的老夫子呵!他想起那位死在敌人屠刀下的秀才老先生,他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那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过数千年文化教养传统的熏陶,而形成的知识分子特有素质——“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色古香的感情。

    要不得啊!老兄……

    “不对,老廖,你这种过时的感情拉倒了吧!着眼点不应该放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这些恩恩怨怨对于大局来讲,是小而言之的东西。我谢谢你的关切,要懂得,我也是那种不值得提倡的人情味多了一点的人。‘将军’早批评我好感情用事,我来到屋里同你嚷嚷,就充分说明我的弱点;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来,因为一步棋往往决定全局,老廖,你要慎重再慎重啊!”

    他握住于而龙的手:“老于,原谅我吧,我实在有点辜负你,对你不起——”他的语音显出不大自然的样子。

    于而龙不耐烦地甩开了廖思源,动作几乎有点粗鲁,他讨厌婆婆妈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他迫切想找到原因,关键在什么地方?日子好过了,他怎么倒要走了?

    “我太老了。”

    “谁也不年轻。”

    “心灵上的伤痕,是永远也不能愈合的。”

    “老廖,打碎牙,往肚内咽,死过的人,难道还怕死吗?”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回天无力,老于,让我走吧,我还是走了的好……”

    是这样吗?也许。那么无需再问了,他,可能太伤心,太疲倦,也太悲观了。

    当初造这座寺院的人,决想不到几百年后,会有这样一对朋友,处在这样的心情里凭栏远眺的。在他们身边的一块山石上,迎面刻着“莫回头”三个苏东坡体肥放大字,那原是鼓舞参拜的香客,沿着崎岖山路继续往上攀登。但是于而龙却目不转睛地思索着那言简意赅的三个字,想着在人生的途程上,有时倒需要回过头去,看一看自己走过来的路。

    他不禁思索:“为什么一个远涉重洋,几经转折,才回到祖国的工程师,在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以后,又要离开这块他洒下过汗水的土地呢?”

    在王爷坟那一片烂泥塘里,廖思源有时连“狗子他娘”都不骑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而且永远保持他那绅士派头,穿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得溜光,刚来时还改不了那打领带的习惯。他那同样是上头漏雨,脚下泛浆的工棚办公室,也要收拾得比其他屋子整洁。炮弹壳做的花瓶里,警卫员总给他采一些野花插上。他白天设计未来的工厂,在蓝图上绘出他将来挨斗、坐喷气式的一个个车间;夜晚还得给抽调来的科技干部讲课,如今那些高足,遍布全国,有的还成了专家。那时,一些外国公司或研究机构,还总给他唱些海妖的引诱之歌,他站在齐膝深的泥塘里宣布:“哪儿我都不去啦,王爷坟是块磁铁,把我吸引住了。看,我的脚已经陷在里面出不来了。”

    看他在泥浆里挣扎的狼狈相,于而龙逗他,那时,他俩刚刚开始熟悉起来:“你应该把你脖子上的套包子解掉,不嫌憋得慌,满头大汗。”

    警卫员在一边牵着马偷笑。

    知识分子有时真是无知得可怕,侧过脸来问道:“什么?你管领带叫套包子?”

    小鬼忍不住揭发:“廖总,师长拿你开心,只有牲口,才用套包子。”

    他丝毫不介意:“当一头革命的牲口,在泥塘里奔走,也未尝不可。”

    但是,他奔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了七十年代,虽然手脚被捆住了,但还没有发明一种可以捆住脑子的办法,所以他的脑子还在奔走。他做气功吗?不!他在打坐吗?不!他在思考他摸索了一辈子的动力理论。但是,他现在,停下了脚步,不再奔走了,明天,就要离开共同生活过二十五年的土地、工厂、同志、朋友,离开祖国。走到这一步,怪他自己么?当然,他是不应该走的,话说回来,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吗?

    社会有时是个教员啊……

    走吧,走吧,于而龙现在倒不那么坚留他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他,一个只顾学问,无暇旁骛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个失败者。

    要不然,就是这个或那个运动的牺牲品。

    看,在下面院落里的花丛中,席地而坐的王纬宇,正擎着酒杯,像葛天氏之民那样,无忧无虑地高谈阔论,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看他那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神气,可以估计到老徐,和比老徐还大的人物,仍旧很健康,很结实。所以,他认为廖老头的选择,或许还不是那样没有道理。但是,无论如何,明天就要握别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问:

    “老廖,当真你对这块土地不产生一点点感情?”

    没有回答。

    “老廖,难道你不惦着你亲手建造起来的工厂?”

    仍旧没有回答。

    “老廖,你对我们这些共事多年的人,真的舍得抛掉?”

    廖思源凝视着共了二十五年事的共产党员,摇摇脑袋,朝那镌刻着“莫回头”三个大字的曲径走去。

    他好像衰老得很,一个失去补天信念的人,步态龙钟,孤孤单单地走了。

    那模样,使于而龙回想起被王经宇杀死的郑老夫子。

    是谁用一把无形的刀,砍向廖思源的呢?于而龙多么痛恨那些制造罪犯,制造混乱,制造歇斯底里狂热,制造荒唐逻辑的祸首啊!

    他不禁想起那些攻破巴士底狱的人,是怎样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也不禁想起托尔斯泰在一部小说前面引用过的,那两句《圣经》上的阴沉沉的语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走吧!老廖,祝你一路平安!”

    ——至于我,却是要留在这里跟他们干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