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从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耧山脉时，我走得并不快，可时光却在我脚下汩汩湍急，飞溅而流失。这让我想起我的新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在以下的故事中，我可以简称这部专著为《风雅之颂》吗？）里的一句话——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儿，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以为，《风雅之颂》是一部伟大的专著，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贵如金玉，掷地有声。它的完成，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清燕大学那片松树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我搬进去时收拾得窗明几净，墙壁上白如天空，可等我离开时，窗棂上已经再次红漆剥落，露出了缕缕木痕。那雪白的墙壁，也布满了灰尘污垢，如同沾上了粪便的巨大抹布，挂在屋里的四周。
当然，《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给我带来的还不只这些。它给我最大的回报，是今年夏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看见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我妻子赵茹萍，正和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博导李广智，躺在卧室里的床铺上。赵茹萍粉白红润，只是稍稍有些臃肿（也可以说，她的丰满恰到好处）。可是李广智却骨瘦如柴，一身黝黑。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黑一白，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他李广智哪有这能力。
我站在卧室门口，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提了《风雅之颂》的书稿。洋洋五十万字，刚刚改定誊毕，分量半尺多厚，字迹天热烦躁，其思想犹如四块砖头。大功告成，胜利归来，我想提着这兜儿伟大，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借以炫耀显摆，邀功领赏，可是她却正在和校领导同床共枕，偷欢取乐（大白天的）。我家在校区东南的家属楼里，4号楼，3单元，306室。窗外的箭杨树，旗杆样刺破青天，有几枝青绿，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动情动意，搔来挠去。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俩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缩成一团，肩并肩地团在一块，都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不止，便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几分唐突和仓促。慌忙朝后退了一步，我看见他们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二人的手关节碰在一起，有一片红肉落地的声音，在碎竹片编成的凉席上，一旋一闪放大了。
他们望着我，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回来的，应该先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
我说着朝后退缩着，仿佛我是走错了门，仿佛是一个男人尿急走进了女厕所。退到客厅转过身，我又扭回头来交代，喂，先把衣服穿起来，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便从屋里出来了。
轻轻关上门，我木在楼梯口。对面的墙壁上，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干涸翘裂了，在我怔着目光看它时，它经不起我的直视和冷厉，哗一下，有块白灰从墙上落下来。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我的脚步踢着我的耳朵了。这时候，我最怕有邻居走回来，怕他们问我说，杨教授，不回家你站这儿干啥呀？可是老天照顾我，没有安排邻居们这时走回来。
剩下的事，就是我家屋里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还有拉凳子的响动声，和我妻子赵茹萍朝门口走来的脚步声。随后门开了，从门缝挤出来了我妻子那秋叶飘零的话——杨老师，你回吧。有话回来说。
转过身，我看见她的半张脸夹在一掌宽的门缝上。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转身回家后，好像她还有一个开门迎接的动作样。进了屋，关上门，她站在客厅一边儿，穿了那年新买的淡色粉裙子，绸蓝腰带束着腰，还在胸前系了个欲要飞舞的蝴蝶结，样子像是要出门给她影视系的学生上课般，只是她的手里没有拿课本，胳膊弯里也没有夹她的授课大纲和准备给学生们播放的电影片。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交叉在小腹前，手心向上，胳膊微弯，仿佛生怕双手兜着的一兜儿空气会从手上漏下去。瞟了我一眼，把头勾下时，没来得及细加整理的头发，有一缕乘机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额上，使她的脸上如同一块白布上流过了一行儿墨。结婚十几年，我已经42周岁，她已经35周岁，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今天这样让人同情的模样儿，这样招人喜爱的可怜样，如同我的学生论文不能通过而不送礼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着。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去，看着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这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管着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再也不是科学院院士的西学专家，再也不是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做贼被人当场捉住的小老头。虽仍是身穿西装，可里边白衬衣的脖扣儿还未及扣起来，领带还如一根草绳样拿在他手里，脸色铁青如夏天正旺的萝卜皮。我猜想，往日我不在家里时，他会如主人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享受着我妻子给他泡的龙井和削了皮的大苹果。可是今天他不了。他虎落平阳了。他把半拉屁股挂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不时地瞧瞧屋门口。
他的目光提醒了我。
我过去把半开的屋门关起来（把屋门里边的暗锁扣上了），折回身，我像我家的主人样，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皮的沙发上。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又瞅了一下他们俩，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倚着沙发盯着我放在地上的书稿沉默着。
我不知道逮住他俩通奸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屋子里的闷，像空气都凝成了铁或石头般。人也已经被铸在了石头或铁里。空调还开着，可李副校长脸上有了汗（有些可怜呢）。我妻子的脸上也挂了几珠汗。我脸上没有汗，只是手心有些热。双手捏着时，像捏了两包儿水。松开时，凉气哗哗从手心钻进了手掌里。在清燕大学读书、教书20年，从没有过的酸楚和惬意，这时从手心沿着胳膊流遍了我全身。我再一次望了望他们俩，和他们看我的目光相遇时，他们的目光谨小慎微、颤颤抖抖，如在惊恐中伸出来试探安危的龟头般，看一眼，就敏锐快捷地缩将回去了。
——杨副教授，我错了，想要怎样你就直说吧。
我的天，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微细，潮潮腻腻，如从校园的荷湖那边飘过来的水蒸气。原来他在学校演讲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报告、念文件，声音可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他洪亮如钟，振聋发聩，会法语，通英语，在剑桥大学主攻过西方哲学和美学，读博期间就翻译了西方哲学最难译的几本书，后来还译了一大批西方的探索小说和最新的美学论著，撰写了《西方美学史》、《西方哲学发展史》、《剑桥、牛津教育比较论》、《欧美与中国美学比较论》等一大批的学说和专著。在清燕大学哲学系从教18年，他带出来的博士生将近八十个，后来理所当然地当了学校的副校长，学生们就大多只能在礼堂听他演讲了，很少能在教室的讲台上，看到他的神采、风采了（我曾经想有机会去近距离地听他一节课，可最终还是没听上）。再后来，他就几乎不再给学生授课了，成了这所赫赫名校忙上忙下的领导了。先是学校管行政、杂务的最后一名副校长，后来是管教学的第一副校长（高高在上，权重如山）。当我以为再也不会有机会和这位西学大家接触时，他却面对面地坐在了我面前。无论如何说，眼前这个矮小精瘦、眉毛少许发白，额头上有些谢顶的老头儿，让我和那个声名如雷的校长对不上号。我盯着他的脸，如同盯着一张悬在我对面半空的菜青叶（似乎那青菜青的脸上还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坚毅和刚强），就那么看着他，琢磨着他脸上到底有没有我行我素时，他又开口说话了。
他说，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
说，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5万元。
说，你如果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者系里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他这样说着，像给我开了一串清单样，觉得条件可以了，价码够高了，他已经力所能及了，最后把目光软软硬硬地落在我脸上，等着我的回话和讨价与还价。可却在他看我时，在他等着我的回话那一刻，我看了茶几旁我的那堆书稿后，朝他淡淡笑了笑（笑得软弱无力、意味深长），说李副校长，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请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你和赵如萍的事情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还不新，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我说着悲从心来，想要哭出来。然就在我将要泪流满面时，心里蠕动一下子，我鬼使神差（计从心来）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看着他，也看着惊怔在一旁的妻子赵茹萍，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