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张照片啊。
在古香古色的西大门前，我带领着文、史、哲三系的学生站在风口上，身后是其他各系的老师和学生，大家用身躯组成人体长城，不让沙尘暴从大门走进学校内。可因为大门前路窄人多，一时间堵塞了交通，虽是夜晚车少，可道路的两端还是堵起了三里五里的汽车长龙。所有的汽车车灯都开着，一束束光柱穿过半空的风沙，射到学校大门前。就在这一瞬间，不知是影视系热爱摄影的学生抓拍了这张照片，还是嗅觉灵敏的记者，赶到现场抓拍了这一张。我是教授，可我像农民样在大风中袒胸露臂，大汗淋漓，胳膊挽着学生们的胳膊，背景是洞开的学校大门和大门上方由一个如皇帝样的伟人题写的“清燕大学”四个镏金大字，面前是被风吹起的一片柴草树叶，左边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右边也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在这样的背景中，我挺胸而立，脖子梗直，表情肃然，目光炯炯，如一尊英雄的塑像立在人群中，雕在学校的大门前，使那一瞬间，成了我杨科的一个永恒，成了第二天京皇城大报、小报和互联网上共用的一张照片。
我看到那照片时，已经是第二天临近中午。前一夜和同学们一道在风沙中战斗站立至下半夜的两点半，直到风止土落，沙尘停飞，同学们才都解散回校，洗澡休息，我也才回到家里，悄悄地钻进厕所冲了冷水澡，一觉睡到上午11点。起床后看见茹萍在茶几角的一叠报纸上放了一张纸，那纸上有她写的一句话——你成英雄了，校领导接见你时，可以让他们出钱出版你的巨著了。
我看着那句茹萍略带嫉妒、指桑骂槐、说东道西的话，愣了一会儿，拿起报纸，便轰轰隆隆看见报纸上发表的我带领学生抗击风沙的巨幅彩色照片与整版的消息和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清燕大学师生用人体长城抗击沙尘暴》。报道的内容分四个部分，分析了京城沙尘暴与内蒙古沙漠的地理根源，与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根源和政策偏颇。并用半亩地的篇幅，赞扬了清燕师生用肉体抗击沙尘暴的象征意义，称我们大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精神英雄。我看着那文章中一句接一句的赞美和歌颂，内心的惬意挣挣跳跳飞出来，晶晶莹莹满屋子冲撞和飘动。忽然间，我人也因此变得轻松和快乐（轻佻和浅薄），又一次极想走到校园人多的地方唱一首歌，极想站在哪儿吼上几嗓子。
我匆匆洗把脸，穿上衣服，拿好报纸就从家里走出来，到楼下意外地发现气象如雨过天晴般。昨晚还风沙满天，昏天黑地，可第二天却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学校里的各个地方都有扫垃圾的清洁工，都停着装满沙土的垃圾车。空气中有股刺鼻腥甜的沙土味，还有风断树枝的木汁味。抬起头，把目光搁到路边的树冠上，看到每棵碧绿土灰的枝叶间，都有白花花的断茬和还挂在半空的断树枝。我就从那白茬断枝下朝着系里去，为了能和更多的人说说话，告诉人家报纸上的事，我朝系里去时有意绕了两个弯，最后到系里径直去了系主任的办公室，看见主任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上放了《皇城晚报》、《京城青年报》、《环境保护报》、《国土资源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城市建设报》，七七八八，繁繁杂杂，不知道那些报纸都是从哪里坐火车、乘汽车地到了系主任的办公室，齐整整地摆在他的办公桌子上。而且每一张报纸上，都是我带领学生抗风拒沙的那张大照片，都是报道清燕大学昨夜组成人体长城抗风拒沙的事，有的题目是《名校抗风沙，忧虑在哪里？》，有的是《人体难抵风，精神可做山》，还有一家报纸，那照片上方的通栏标题干脆是《伟大！伟大！伟大！壮举！壮举！壮举！》。这一夜间，突然出现的一片儿一堆的照片和报道，如同寒冬腊月，一夜间春来乍到，百花盛开，让人不敢相信，不能接受，又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接受，使我感到头晕和清醒，骄傲和惭愧，羞涩和自豪。于是红着脸，兴奋地站到主任的桌子前，说程主任，我们中文系在昨天立下头功啦，真正抗风拒沙的都是咱们文科的学生们，文科中冲在最前的是咱们中文系。
系主任抬头看着我，脸上疑云重重，像一块黄中带青的布。
我说系里应该给学校打报告，请求给大家记上集体一等功，给学生们都发一笔奖学金。
系主任把那些报纸收起来，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上，起身望着我，像我是从门外闯进他办公室的一只猴。
我说是真的，报纸你都看到了，学校和国家教育部肯定会表彰咱们文科的学生们，会给咱们中文系一大笔的奖金或者课题费，或者文课研究工程费。说程主任，我别无他求，如果给钱了，我只希望系里能把我的专著当做一部重点来出版，报国家学术成果奖时，能首先考虑我的《风雅之颂》这部书。
我说程主任，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我说，你别这样看着我，像我杨科脑子有病样。
说真的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脑里进了水。
他便把他的目光收回了，把桌上那一叠儿报纸卷在胳膊弯儿里，说杨教授，咱俩到校长那儿去一趟。
——校长让我去找你，正好你来了。
——快走吧，校长在办公室里等着你和我。
我俩也就出门了。
他前我后，走出办公室时，碰到所有的学生都用赞许钦敬的目光望着我，像望着凯旋的恺撒大帝样，目光里湿漉漉的敬重和红粉粉的幸福，如同信徒突然遇到了教宗、又不相信自己会遇上教宗般。我说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吧？他们点个头，又对我说电视新闻也播了，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新闻和照片，铺天盖地都是对我们的颂赞和致敬。我便像父亲样，拿手去一个女生的头上摸一下，去男生的脸上摸一下，或者拍拍他们的肩，表示说一切都才刚开始，非凡的还在后边呢。
我就那样被同学们的目光簇拥着，从系里走出来，跟着程主任，到了校长的办公室。穿过校园时，像英雄穿过一片掌声样，所有的目光都是热乎乎的羡慕（还有嫉妒）和称颂，所有的问候都是滚滚烫烫的亲切和敬重。到了学校办公大楼的楼梯上，开电梯的姑娘见了我，慌忙从她那儿抽出一张报纸打开来，神秘地看一眼，脸上立马红光灿烂、滋润祥和，有一种冲动想要做什么（也许是想让我签名吧），可犹豫一会儿，又被她自己的理性克制了（其实她没必要克制自己的，让我签名我一定会签的）。
从电梯里走出来，我看见她在为没有实现她的冲动而后悔，脸上的遗憾像涂在她脸上的一层粉。校长是在办公大楼八层的最里边，走廊上墙壁雪白，寂静宽厚，地面上铺的进口大理石石材，乳白温顺，踩上去像踩在棉布上。说句实在话，在清燕大学20年，今天到校长的办公室是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些忐忑不安，激动不已，手心冒汗。在那寂静的走廊里走着时，我像一个人走在去朝拜皇帝的宫廷里，好在程主任在我前边带着路，到校长的办公室前敲门时，他还回头笑着望了我一眼。
我明知故问地说，校长叫我有什么事？
程主任笑了笑，说这走廊上有甲醛的气味你闻没闻见？
我说到底什么事？
他说这甲醛的气味太浓了。
然后我们就敲门、推门进去了。校长的办公室果然如同校长的办公室，完全和校党委的会议室大小一模样，有三个家用客厅那么大。靠墙的地方全都是书架，书架上摆了各种书籍和资料，黄色牛皮纸的档案和棕色的硬壳文件夹，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书架上，像图书馆的书籍样你挤我、我挤你地每本书都挤得只见骨头不见肉。我站在门口儿，瞟一眼那书架，又瞟一眼沿着书架三尺远近摆的一圈儿兰花、橡皮树、巴西木和我说不出名的花花和草草，再看看花草往里一圈儿，围着的进口沙发和沙发前的写字台，以及写字台上的文件和报纸，笔筒和茶杯，卡通书和台灯，订书机和指甲刀，台历和餐巾纸，电话和告状信，还有校长看见我和程主任的表情和沉默。他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看了一眼我们俩，把正看的一张香港的英文报纸丢在桌子上（像丢一张擦过嘴的餐巾纸），然后就那么半冷不热地看着我们俩。因为离得远，我没能看清他看的报纸版面上是什么文章和内容（我的英文单词本来也和农民的贫瘠薄地样），但却相隔几米远，看见了报纸上清燕师生抗击沙尘暴的那张大照片（天呀，这新闻快得和跑马占地样），然后再看老校长的脸，就看见他的沉默黑黑乌乌，如谁在他脸上涂了一层砖厚铁重的漆。
张校长，程主任轻声说，杨副教授来了。
校长打量了一下我。
报纸也都找到了。程主任说着，过去把那一叠儿报纸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子上。
——我走吧，有事你再跟我打电话。
程主任边说边退着出了校长的办公室，把我留在那儿，像把一只羔羊留在了荒原上。这让我有了一些紧张和不安（我自小就是怕见大人物的人）。那时候，校长看着我，像一个父亲看着一个把家里东西朝外偷的孩子般，虽说脸上的青乌黑紫中有了缓解的白和黄，可他的目光却愈发的利锐和尖刻，盯着我似乎想用目光把我浑身的衣服脱下来。老校长已经65岁了，也许半年、也许三个月，就要离休了，就要把这个办公室中的一切都交给李广智（或者别的谁）。可他在离休前，遇到了全校师生抗风拒沙的事，好像这件满天风云的事，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雷雨和冰雹。我说张校长，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想喝水了自己倒。我说你这办公室光线太好了。他说都是些不值钱的花花和草草。我便坐下来，半个屁股陷在沙发的沿儿里。我问他，让我来是让我汇报昨晚抗风沙的事情吗？他说光荣哦，没想到我的清燕大学这么了不起。
我僵着表情笑一笑，说，报纸上都说是我组织学生们到大街上组成了人体防风墙，其实，我就是和学生们一道做了我该做的事。
祝贺你，校长把椅子转过来，冷面对着我，说你成英雄了，清燕大学又一次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全世界的媒体从昨晚开始都把目光集中到我们学校了。
我说真的吗？
——不会吧？
——那好啊。
校长用鼻子哼一下，看我一会儿，说你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你真的不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说着校长把他面前的台历转过来，让台历对着我，朝回翻一页，用指头敲着台历上的日子说，知道了吧？看见了吧？想起昨天是什么日子没？
原来——却原来，昨天的日子是六月四号。
台历上六月四号的日子，被校长用红笔画了三个问号，又在那问号后画了三个感叹号。
校长焦虑不安地和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无奈地看看我，说杨副教授你走吧，但你必须意识到，这次抗风事件，要比你我和学校的估计严重得多，事态的发展，要看欧美国家的态度和国外媒体的关注度，要看教育部的态度和这件事会不会惊动国家领导人。
校长把我送到屋门口，还朝我招了一下手，说看事态发展吧，到时候也许需要你杨副教授为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呢。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最能顾全大局的知识分子，才把你叫到办公室里推心置腹谈这些。然后我俩告别时，还彼此握了手。他的手又软又热，根本不像一个65岁老人的手，握上去像握着一团绸缎般。
校长一直看着我走到电梯口，才又回到他的办公室。可我没有走进那电梯。我看校长把门关上了，我在电梯门前怔了一会儿，又回身走进了一个副校长的办公室。
我说牛副校长，我真的忘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了，如果事态发展对国家和学校不利了，还请领导们多担待。
我走进学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钱书记，我意识到了昨天我不该和学生们一道去做那抗风拒沙的事，当时我根本没想起昨天是几月几日什么日子的事。一旦上边对这事件怪罪了，还请你能为我多说几句话。
我去了胡副校长的办公室，说胡副校长，我是来向组织检讨的。现在我明白了昨晚抗风拒沙事件的严重性，如果需要了，我愿意书面写检讨，愿意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做检讨。
我走进李广智的办公室，把坐在那儿的他给吓了一大跳。
他有些惊异地望着我。
我朝他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他慌忙站起来做出一副热情的样。
我把他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
他指着屋里的沙发示意我坐下。
我站在他写字台的对面，像一个做了天大错事的孩子样，又干笑一下子，说李副校长，现在我是彻底明白了昨晚事件的严重性。可昨晚我也是真的疏忽是什么日子了，真的我不知道昨晚学校轮到你值班。不过谁值班我都不该去伙同学生们进行抗风拒沙的事。我虽是副教授，可也算是一个名教授，学生们热血方刚，我一去自然就有助长和支持的味道了，何况昨天又是那样敏感的日子呢。现在看来我和学生们确实有可能被境外媒体所利用，确实有可能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被动和影响，确实是我对不起学校、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国家了。我郑重地向你、向组织也向国家道个歉，希望组织上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政府可以谅解我、原谅我，希望国家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我愿意配合学校的一切工作，使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说李副校长，请你放心，你和茹萍的事情我谁都没讲过。
说不过那件事情也务必请你相信我，我确实没有把你的裤头藏起来。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再次向你跪下来。
我果真又在李副校长面前跪下了（第三次），这次跪下来，我双腿发软，脸上挂汗，像一棵草倒在一棵树面前，像一棵树倒在了山面前。我跪下泪流满面求着说，李副校长，这一次是我杨科真的求你了，昨天抗风拒沙时，我真的忘记昨天是什么日子了，真的不知道是六月四号呢。求你了，下次校领导开会研究我和学生们抗风拒沙的事，务必请你多为我开脱几句话，说我真的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呢。
我去了四个书记的办公室，三个副校长的办公室，两个常委委员的办公室，把我的检讨和道歉无比真诚（近乎可怜）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如同云开日出，京城的沙尘昙花一现样，可在第二天，事态沿着预想的方向向前发展了——有三份来自京城某处红墙内的文件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领导们传阅了文件后，每个人都在文件的空白之处写了字，签上了自己的名，然后那文件就被一个文件夹送到了八楼校党委的会议室。
两天后晚上的8点半，我正在家里写着我的检讨书，系里程主任到我家，提了苹果和香蕉，把苹果、香蕉放在客厅的沙发旁，通知我，让我到校党委会议室里去一趟，说学校的领导要集体和我谈次话。
我也就去了。
走进八楼党委的会议室，所有的党委成员如校长、书记和三个副校长、两个副书记及组织部长、教务部长等，全都围在会议室的桌子旁，使会议室的氛围寒冷而温暖，宛若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摆着的一炉火。温暖而寒凉，如夏天不透风的屋里堆着几块巨大的冰。我从电梯里走出来，在会议室门口站一会，敲了门，走进去，看到所有的人，脸上原来都是僵硬的沉默和寂静，可是见了我，又都脸上忽然挂了笑，显出的红润和女人化妆一模样。我的到来，像火柴样把沉默和死寂点燃了。会议室里的冰冷寒凉迅速被温热所取代（热得让人受不了，心肝上都哆嗦出了一层汗）。校长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杨教授，你坐，坐，坐到我这边。说着就将一把椅子从墙下拉过来，放到他身边。然后书记忙往另一边挪挪他的皮椅子，给我让出一块更为辽阔的位置来。李广智忙不迭儿去给我倒上一杯水，放到我面前时，还将滴在会议桌上的一滴茶水用他的手绢亲自给擦了。接下来，有个副校长把他面前的烟缸摆到我面前，明明知道我不抽烟，可还从他口袋取出一包未开封的大中华摆到烟缸旁。还有既是博导，又专管干部的组织部长。他最少比我大10岁，可却像我的学生样，不知从哪儿端来一个水果盆，盆里有西瓜、苹果、香蕉和泰国梨、新加坡的桃，红红绿绿一片儿，香味甜味诱得人手痒鼻子疼（那水果刀雪亮雪亮，有一股锋利的冰寒气）。我说着不吃、不抽，可他们还是硬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我面前，像他们虽然都是职高权贵的校领导，可我却是更为职高权贵的部长样，或者是国家仅有的几个领导人。
然后集体谈话也就开始了。
校长拿起一个苹果和水果刀，迟疑一会儿，最后把目光在他面前三天来的三份文件上溜一眼，又从他脚下的包里取出一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日本、韩国的原版报纸及从网上下载的国外的文章和图片，半冷不热、寒暖不均地说，我首先在这儿代表清燕大学校党委，向中文系的杨科副教授，在三天前带领学生组成人体长城抗拒风沙的事迹表示敬意和感谢。说现在，杨副教授，你成世界名人了，我们清燕大学也再次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世界报》、英国的《卫报》和法国的《解放报》，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韩国的《朝鲜日报》等，都在头版报道了清燕大学不满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状况，因此借助六月四日晚的大风沙，组织大学生用人体抵抗沙尘暴的消息。说我们这一举措，充满智慧，一箭双雕，既攻击了现实，又纪念了历史。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一被全世界关注的行为和消息，给政府造成被动和巨大的压力，就像把昆仑和泰山搬起来压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和肩上。话到这儿，校长把他手里的那一大打儿外文报纸和资料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苦笑一下接着道——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杨副教授商量一件事。我有个想法，为了把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我65岁的高龄，向杨副教授请求和商量，你如果能以自己的名义写上几封信，分别给国家有关部门，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们抗风拒沙时，你们不仅忘了那一天是什么日子，而且我们校领导集体出来再三劝阻你们没能劝阻住，是你们一时糊涂组织学生们到学校以外抗风拒沙了。
校长边说边削着手里的大苹果，落在会议桌上的苹果皮，像女人的头发样卷来卷去着。说完了，他也削完了，最后悠长地叹口气，乞求地望着我，把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说杨副教授，我的建议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子，希望你能为学校和国家做出点牺牲和奉献，能把压在国家领导人肩上的大山减一些。
说完这番话，张校长望我时，眼角似乎潮湿着，似乎想要哭出来。他紧闭一会儿嘴，把欲哭的悲伤咽回肚子里，又把目光落到62岁的书记脸上去，说我的话完了，大家有话也都和杨副教授谈一谈。
于是，62岁的书记接着说，如果杨副教授同意给国家有关部门写那么几封信，我希望你在那些信上能写这样一句话——说校长、书记为此还召开过一个紧急党委会，说党委成员，尤其是书记和校长，那天晚上曾拉着你的胳膊，不让你们组成防风墙，是你自己头脑发热，便组织学生离开学校上街了。
组织部长说，杨教授，我知道，你写专著时间紧，其实这几封信我已经替你写过了，由你过过目，签上名字就行了。
教务部长说，这里我首先向杨副教授道个歉，这几年轮到我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可这几年杨副教授从副高晋升正高时，因为名额有限，因为种种原因，评审委员会都把杨副教授从晋升的名单中拉下了。这拉下来我也投了赞成票，现在看来我错了。请大家和杨副教授给我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趁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还未最后结束，我建议今晚的会议结束后，由我连夜召开一个评审委员会的紧急补充会，今夜就让杨副教授的名字出现在由副高晋升正高的名单上，而且还把杨副教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一个副院长听了教务部长的话，跟着说，年底我们清燕大学会表彰一批模范教授，发一大笔奖金，我想像杨副教授这样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当其冲需要表彰的。不管别人有何意见，我个人建议这批被表彰的知识分子中，杨副教授的名字也应该排在第一位。
另一个副校长也又跟着说，我在学校管后勤、管基建、管分房，我一辈子没有乱用过职权，现在我想违犯一次规定，独自做主，把将要盖好分给学校的院士和对国家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楼，将来分给杨副教授一套。两百多平方米，五室三厅三卫的结构。如果别的普通教授有意见告状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还有一个副书记，轮到他说了。他犹豫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时机成熟，我建议今天把杨副教授的副高晋升为正高后，年底就把杨教授提拔为中文系的系主任。
最后大家都说了，只还有坐得离我最远的李广智没发言。校领导们都把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在学校管教学，和茹萍有那么一档儿事，到现在都还怀疑是我藏了他的裤头没还他。所以那些目光缓缓舒舒、噼里啪啦，落到他的脸上时，他紧闭了一会儿嘴，又抬头看了一眼我，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我能为杨科教授（他已经开始称我教授了）做些什么事，可我听说杨教授用5年时间写了一部对《诗经》有颠覆和重建意义的专著，题目是《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听说这部书稿一出来，京内京外的十几家权威出版社为争这部书稿打破了头。还听看过书稿的人说，有可能《风雅之颂》这部专著一问世，会在全国的文科高校掀起一股家源性宗教讨论热，有可能因为《风雅之颂》这部书，使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宗教，找回自己灵魂的家。所以，我想给《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特批50万块钱，或者100万，等书一出来，专门为这部专著召开各种研讨会，让这部专著成为一部中国人回归和皈依宗教与文化的桥梁和路道，成为所有识字的人或所有大学生的必读书。
然后就全都说过了。
每个领导的发言都像冬日的一盆炭火样烤着我，让我感到温暖舒畅，每个毛孔都热得要出汗。会议室里的气氛平静滚烫，像一锅煮沸了却不咕嘟的水，冒着热气却又滋心润肺，使人觉得周身都如刚洗完澡样热暖轻快，天宽地阔。李广智说完以后，大家都把目光落到我身上，那些目光枯木逢春、焦渴干燥地从我对面，从我左右围过来，像一堆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望着一个手拿馒头的中年人，似乎我不把这个馒头给这些孩子和老人们，也许他们会叽叽哇哇活活饿死（也许他们会像狼一样朝我山呼海啸地扑过来）。这当儿，会议室里宁静无比，沉寂如死（置身那里，仿佛是置身在荒野的坟地中），空气滞重坚硬，一堆一团，像石块样挤着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蜡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可以给国际媒体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说杨教授两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忘了6月4日是什么日子了。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在那特殊的一天，发生的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和那一天的特殊日子没关系。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