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常要做一件事，当拍完了脑袋拍过胸脯之后，要么拍屁股走人，要么硬着头皮撑下去。我对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拍了胸脯，接下来我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朝阳升起后就像往常一样躲在了天边的薄云之后，像是蒸笼外的炭火孜孜不倦地向笼内施加着温度。我汗如雨下地步行了近十公里才来到那所关押重刑犯的监狱附近。来之前我是想到这里看看地形，可到了这里之后，看到那座坐落在山坳中，立着布满电网的高墙的监狱时，我顿时觉得两腿无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该如何在那青色的高墙之内生存，尽管我看不到里面，可我似乎闻到了里面的暴虐和血腥。在这种三不管的地方，那里面根本就是一个困兽的牢笼。
第一次，我觉得寂寞与无助。但我不能像个摔倒的孩子似的，趴在地上用哭声吸引大人的同情和帮助。所以我放弃了向徐卫东求援的想法。可我又能怎么样呢？时间本来就不多，我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往返在美塞镇和这所监狱之间的路上。回来的路上我想，我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是在为这件事忙碌而已，但实际所作所为，对整件事毫无帮助。
回到镇子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了山，漫无目的地走在这看似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赶了二十公里路，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的我，居然丝毫不觉得疲惫。我在街边要了一听冰凉的啤酒，在路边打开扬起脖子一口气灌到肚子里，打了几个嗝，夸张得引来路人纷纷侧目。正惬意之际，突然听到旁边玻璃破碎的声音。我扭头看见一个男人趴在路边痛苦地扭曲着身体，身下一地的碎玻璃。
这时从一个店面里冲出来三个人，围着地上那个男人拳打脚踢。四周行人见状急忙避让开来，留出一片空地。我想大概是小混混在打架了，于是喝光手中那听啤酒，又买了一听打开，索性坐在路边观战。
倒下的那个男人脸上满是鲜血，看不清面容，身子蜷缩得像一只大虾，在雨点般的拳脚之下全无招架之力。而那几个人倒像是越打越起劲，嘴里不停地咒骂着什么，下手非常狠，不太像是一般混混打架，一副要将地上那人置于死地的架势。地上那个男人看来是彻底放弃了抵抗，看上去不省人事，而打他的人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我想再这么下去那人非得被活活打死不可，下意识地站起身想要去劝阻一下，转念一想我还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因此耽搁，犹豫了一下，正想转身离去，就听到地上那男人一声绝望的哀号声，似是耗尽了自己身体全部的力量和气息。那绝望的声音，听得我心头一愣，头皮发麻。我将手中的啤酒罐捏扁往地上一摔对那三人说：“差不多得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多大的仇啊？”
那三个人停了手，都转过身子看我。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为刚才的冲动付出代价了，看情形不太妙。我身体绷紧起来准备应战，但又转念一想，这是在国外，我没义务见义勇为，我来这里有更重要的事，如果因此惹上什么麻烦，可能会对自己的任务造成影响。想到这里我赶忙换了一副笑脸，但那几个人明显要朝我围过来似的，我赶紧指了指地上那个已经剩下半条命的男人说：“人都快被打死了，真出了人命也麻烦不是？”这样的殴斗在这种地方一定是家常便饭了，我有点儿后悔下意识的一时冲动。我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只想应付几句，最好能平息了他们的杀气，我得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但他们明显不想放过我，已经围了过来。其中一人说：“中国人？”
我赔笑点头说：“是，来旅游的。”
那人“哧”地笑了一下，不知和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那人一边笑一边朝我逼近，说：“见你们中国人挨打，你看不过去了？”
我迟疑地看了一眼地上倒着的男人说：“他是中国人？”我问完就又后悔了，真不知道自己多这句嘴有什么意义，这里遍地都是华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华人做着各种各样的事，其中还免不了有杀人越货的。那个狱中的大毒枭周亚迪也是个地道的华人。想到这儿，我继续一边后退，一边摊开双手以示自己毫无恶意说：“不打扰你们了。”
那人说：“你喜欢管闲事吗？”
看着这人充满挑衅又轻蔑的眼神，我突然想到，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打一架，将对面这人打个重伤之类的，或者干脆打死，是不是就可以被判进那所重刑监狱了？周亚迪不就是因为杀了人才进去的吗？
想到这里，我活动了一下手指和手腕，慢慢地攥起了拳头，甚至想好了怎样在五秒之内将对面这人撂倒在地上丧失行动能力。可再一想，我这么做会不会有些鲁莽？而且我根本无从判断将此人打死是否能真的如愿进那所监狱服刑，万一程建邦会有更好更稳妥的计划怎么办？不行，我不能贸然行动，我需要和程建邦会面之后听取他的意见，而且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并不难得，又何必逞一时之快误了大事。我做了个深呼吸，强迫自己把眼神从他脸上移开，看了看围观的路人，咬着牙，一扭头说：“你们忙。”转身想要离去。我想在对方再次挑衅之前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刚走了几步，只听“嘣”的一声，愣了一下才意识到是自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脑袋，接着感觉到碎玻璃碴儿混着冰凉的**从后脑勺往脖子里流。我一定是被啤酒瓶或者可乐瓶之类的打中了，眼前一黑，膝盖一软便跪了下来。身后又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我晃了晃僵硬到不听使唤的脖子，双手努力支撑着地面不让自己的身体彻底倒下去。
朦胧间仿佛看到郑勇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风声像鬼的笑声一般凄厉在我耳畔回**。有个人在不远处用枪瞄准了他的脖子，我想喊郑勇，让他赶紧隐蔽。但无论如何都喊不出声来，又想冲过去用身体护住他，可浑身都不听我的使唤。我眼看着那个枪手慢慢地扣动了扳机，自己就站在一边却无能为力。
情急之下我使出全身力气大吼了一声，居然站了起来。刚才的枪手和郑勇瞬间都消失不见了。现实世界的阳光刺入我的瞳孔，不知何时，我早已泪流满面。方才那几个人停下了笑，站在那里看着我。
一时间，我突然觉得郑勇和宁志就站在我的身后，正歪着脑袋看着我，像是在等我出丑，然后他们好当做笑料。我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我转过头就只能看到异国的街道和陌生的路人了。我抹了把脸上和头上的泪水和血水，黏黏的手感让我确定刚才砸在我头上的是一只可乐瓶。我歪着脑袋抖着领口的碎玻璃问道：“谁扔的？”
之前来问我话的人“哧”地笑了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丢的，怎么样？是不是没爽够？我干你娘。”
我说：“抓紧时间尽量骂，你那张嘴马上就要废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嘴里不知用哪里的语言骂骂咧咧地从路边的小摊上又抽出两瓶可乐走了过来，离着我还有几步远就举起了瓶子。我上前一步，一膝盖顶到他的软肋上，他痛苦得张大了嘴，接着手一松，我顺手将他松脱的那瓶可乐接住，照着他张开的嘴里塞了进去。或许是塞得有点儿深，他开始淌着眼泪干呕。我不等他身后的两个人赶来，抓住他头发，提起他的脑袋，使尽全力一膝盖顶到他的下巴上。只听到他嘴里咯吱吱几声，那瓶可乐在他嘴里生生地被他牙齿咬爆了。黑色的可乐带着泡沫欢快地从他嘴里、鼻子里、眼睛里喷了出来，接着就是暗红色的鲜血，泉水一般往外涌。
我松开手，把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的他扔到一边，他像一只在烈日下炙烤的蛔虫一般，在地上挣扎，不停地变换着蜷曲的姿势。他那两个正赶过来的同伙见到他的惨状，明显迟疑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和脖子，相互对视了一眼，手朝身后摸去。我无法确定他们将会摸出的是枪还是刀，只能一个箭步冲上去，瞅准其中一人的膝盖最脆弱的侧面，借着惯性侧踹过去。脚后跟感觉到对方膝盖处“嘎巴”一声，我知道得手了。刺耳的惨叫声瞬间灌满了我的耳朵。
我无暇去查验他的损伤程度，将另一人伸向后腰的手牢牢扣住，反扭手腕，稍微朝外虚晃一下，他手腕下意识地朝内使劲，我见他上当，立刻就着他手腕朝内使出的力道，猛地将他手腕朝内生生掰了一百八十度。又是一声悦耳的“嘎巴”声，他的手腕断在我的掌中。但在我接受的训练中有明确提示，当敌人损失一只手的情况下至少还有六成的战斗力，也就是说，他在我眼里还是一个威胁。我随即攥紧右拳收到腋下，对准他的喉咙正中发全力打去，本来还在惨叫的他，顿时失了声，捂着脖子翻起白眼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抽搐起来。
我再回头去看那个膝盖受伤的，此时还蜷着身子抱着腿在地上来回翻滚，杀猪一样地嘶号着。我反感这声音胜过有人指着我骂娘，于是用脚背在他后脑勺狠狠来了一下，他像是死人一样安静了下来。但杀猪一样的号叫并没消逝。我循声望去，正是之前那个对着我骂娘，然后被我在他嘴里塞了可乐瓶打碎的人。我想起我之前说过要废了他的嘴，但现在他居然还能喊出声，尽管那声音已经完全不像人类发出的，但还是声音。我走过去，一脚将弓着腰跪在地上的他踹翻，见他的脸上满是血污，几乎看不出到底有多少道伤口，但隐约能看到几块碎玻璃扎透了脸皮挂着血珠露在外面，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暗红的光泽。
朝四周望去，刚才还在看热闹的路人，此时早已躲在三十多米外，有人捂着惊恐的脸朝这边张望，又做出一副随时逃跑的姿势。空气中那熟悉的血腥味夹杂着清甜的可乐味闻起来格外的醒脑，我站在马路中央，舒展了一下身体，做了个深呼吸看着被夕阳拉长的身影，突然觉得在心里数日来积攒的阴霾一扫而光。
最早被这些人打倒在地上的那个男人，此时大概是缓了过来，从地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张着满是鲜血的嘴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男人才是我打这场架的起因，也意识到我可能把一个闲事管成了大事。
那男人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子，踉跄地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快，快跟我走。”
我说：“去哪儿？”
那男人说：“先离开这里，他们都是有背景的人，而且警察一定快到了，在这种地方，说不清楚的。”
“警察？”我看了眼地上三个半死不活的人说，“会判我什么罪？”我心想我刚才所做的事会不会被判入狱？会不会进那所重刑犯监狱？
那男人刚要说什么，朝我身后看了一眼，立刻举起双手蹲在了地上。我转身一看，一辆警车已经飞驰而来，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在疾驰的车窗中伸出瞄着我。我连忙学着那男人的样子蹲了下来，趁警察还没到跟前的空当，抓紧时间问那男人：“你是游客还是本地人？”
那男人头也没抬，说：“我就是这儿的人，我叫阿来，人可都是你打的，我刚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晕过去了。”他说着居然一头栽倒在地上，紧闭起双眼。
我操！
警车“嘎吱”一声停在我的身后，几个警察冲了过来。其中一人二话不说对着我后脑勺就是一枪托。这一次并没有打得很准，但是很疼，疼痛激起了我的怒火。我猛然站起身，反手握住那把枪的枪管掰到一边，夺过枪对那警察的面门就是一枪托，骂道：“我*的，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没见还在流血吗？”
其他警察见我手中有枪，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起枪对着我。我想他们要不是担心会误伤到我面前这个警察的话，一定会开枪将我打成筛子的。我看了眼趴在地上装死的阿来，把枪慢慢地丢在脚边，抱住后脑勺蹲下身子，叹了口气，心说，看来挨他们打是难免了，不过打哪儿都好，希望别再打我的头了。
警察慢慢地围了上来，将我丢掉的那支枪踢远了一些。另外两个警察分别检查那几人的伤势，用本地语言不知在对讲机里说了些什么。一个看似是头儿的警察走到我跟前用熟练的汉语说：“那两个都是你打死的吧？”
“死？”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看着那两个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一个是被我踢断膝盖后又狠击喉咙的，另一个是被我掰折手腕又踹过后脑勺的。“怎么可能死？休克吧？”我说着想要过去看，那个警察头儿上前挥起枪托照我打来。
这次目标不是我的后脑勺，而是我的面门，我鼻梁牵扯着整个脑袋一阵剧痛，心想：鼻梁一定骨折了。接着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2
暖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闭着眼，眼前一片明晃晃耀眼的红色。
我想我睁开眼一定会被阳光刺到。
我听到了徐卫东的声音，就站在我的床前说：“你真是出息大了，你可真给我长脸，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么大尊佛，我看你还是滚回学校继续出操去吧。”
我躺在病房里，雪白的被褥厚厚地盖在我的身上，有点儿热，徐卫东背着手逆着光站在窗户边，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和失望，或者，是绝望。
但我依然觉得幸福，想起那个又闷热又潮湿的美塞镇，想起那个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如今都已离我那么遥远，我怎能不觉得幸福？
我想窗外就是宽阔的马路，有赶路的行人和汽车，还有亲密的情侣和天真的孩子……对了，还有即将来临的春节。就算接下来我迎来的就是徐卫东的斥责和处分，只要让我在这里，我都会觉得幸福。哪怕我被开除，去找一份工作，洗车，或者去工厂做搬运工，我都愿意。
一身白衣的护士，迈着轻盈的步伐，哼着小曲走进病房给我打针。在我的胳膊上、脖子上、脚上一针又一针地扎，一点儿都不疼，反而觉得痒。好痒，又痒又热。到底要打多少针？我实在不能忍受了，猛地坐了起来。
原来一切只是个梦。
阳光不见了，只有头顶一个高瓦数的大灯照着我；雪白的棉被不见了，四周只有青灰色渗着水的墙壁；窗户边的徐卫东不见了，狭小的窗户上焊着钢筋；护士不见了，只有嗡嗡的蚊子盯在我的身上贪婪地吸食着我的血液。
我刚想起身，发觉自己的双手被手铐铐在**，动弹不得，我甚至无法赶走那些在我身上吸血的蚊子。而且，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到底睡了多久？紧接着我只觉得鼻子一热，鼻血淌了出来，滴在我的胸膛上。我用肩膀蹭了一下鼻子，剧烈的酸疼带着眼泪使得我没忍住哼了出来。我朝着生锈的铁门喊道：“有人吗？”喊完这三个字，鼻子撕扯着脑子疼得我眼泪带着鼻血和鼻涕一起淌了出来。
声音显得空旷，就好像我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犹如迷宫一般的地牢中，而外面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即便我听到了脚步声在朝我的房间逼近，我也不认为来的是一个人。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铁门，开始拼命地挣脱手铐。我记得我挣脱手铐的最好成绩是五秒多，但这一次不论我用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此刻的我就像一个被捆绑在案板上的羔羊，任人宰割。
一阵铁链的撞击声，那扇铁门打开了。进来三个警察，我认得领头的那个，因为就是他给我鼻子上来了一枪托把我打晕的。他站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对那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随即转身离开。那两个手下一人用枪在三米开外对着我，另外一个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双手从背后反铐起来。
我跟着他们出了这间屋子，每走一步都震得我鼻子生疼，眼泪鼻血跟着往外涌。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弹簧门。他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刺眼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别过头躲避着强光。背后的警察用枪管戳着推了我一下，我跟着出了门。
我想应该是要提审我了，于是迅速在大脑里开始整理所有的信息，以应对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大概想了一圈之后，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心中的案头上：一、我该如何解释我一个人打了三个人，而且可能还死了两个？二、我该认多少罪？
因为我根本无法评估我所犯的罪到底够得上什么罪名，能够判多少年，在哪里服刑。万一罪名不够，我再跑去跟程建邦成为狱友，那这次任务就真成笑话了。想象到跟程建邦关在同一所监狱里，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情形，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面部肌肉随着笑带动了鼻子，又是一阵剧烈的酸痛，逼出了我更多的眼泪。
满脸泪痕的我被带到了审讯室，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很想洗把脸。我扫视了一圈那间审讯室，没有看到任何能判断出现在是什么时间的日历、挂历或者其他东西，于是很自觉地坐到那张一看就是为我准备的椅子上。
对面的桌子上堆着我放在旅馆里的所有行李，早已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好在那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我的来路，或者说，仅凭那些东西，怀疑我是一个非法越境者都很难。
在问过我国籍、姓名和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之后，审讯进入了主题。从他们口中我得知被我打的人两死两重伤。
“两死两重伤？”我说，“你们记错了，我只打了三个人。”
但他们不允许我说话，接着向我陈述事态的严重性：一共死了两个人，另外两个鉴定为重伤，其中之一舌头和喉管严重受损，不仅不能再说话，就连咀嚼、吞咽和呼吸都有严重的障碍，还有部分玻璃碴儿从上颌戳进了鼻腔，具体造成多大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另外一个身体多处创伤，中度脑震**。
我明白了，他们是把阿来的伤也算到了我的头上。那个身体多处骨折、中度脑震**的就是阿来，那个我救了他命的人。
不等我辩解，他们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是来旅游。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因为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根本不在乎。我想一定是这种地方有太多来路不明的人了。最后，他们让我详细叙述那天的经过。
我想，周亚迪杀了人只是被判刑，而我杀了两个人，还有一个重伤，要比他严重，为了尽量接近他的罪行，我必须得拿见义勇为来说事，不然我担心万一罪行太过严重，会被关到一个更加严密的监狱去，那么我就真麻烦大了。
我说，我只是路过，看到有三个人在下死手打那个阿来，看不过劝了两句。谁知道那个后来口腔严重受损的人，先出手用可乐瓶砸了我的头。我说到这里低头给他们展示了伤口。另外两个人要上来致我于死地，我出于自卫才还手，没想到出了人命。说到这儿，我尽可能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后悔和悲哀。
他们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有些不耐烦，丢给我一份中文的笔录让我看完赶紧签字。看那意思根本不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拿过那份笔录一看，傻了眼，根据那份笔录，我是一个喝了酒之后寻衅滋事的混混，包括阿来的那一身伤都是我打的。
我说我想见一见阿来，跟他当面对质。因为如果按照这份笔录，我的罪行就不仅是用恶劣来形容了，而是恐怖。根据我对那所监狱的观察，还不至于关押一个这般危险的罪犯，一个喝醉以后赤手空拳跟四个青壮年动手，用极端残忍的方法打死两人、重伤一人、致残一人的凶徒。
我的恳求获得准许，阿来很快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但是从进门之后，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了数。我想，对质也许没有必要了，他的架势已经告诉我，我注定要被扣上这顶残忍至极的凶徒的帽子了。如果他都能这样，那么那些当时围观的所谓目击者，更不会有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了。
我想起当时阿来拽着我，让我赶紧离开，说那些人是有背景的话不是一句空话。什么样的背景我不关心，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样的罪名到底能将我置于何地。
如果能明确告诉我，我签了字，就可以被判到那所目标监狱里服刑，那我毫不犹豫地会在那份笔录上写上我的名字。但现在我不能判断这里面的轻重与否，犹豫再三，我还是没有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故意躲避我视线的阿来，我希望他能看我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因为这句公道话影响的并不是我的刑期那么简单，而是国内每年数百公斤毒品的运售网络。但我却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希望他的良心能战胜他的胆怯。
接下来的两天，我又被提审了几次，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并正当防卫的说法。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刑讯逼供的准备，不过除了那个被我打过的警察过来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外，没有其他人再来找我。
我的脸被那警察打肿了，嘴巴合不拢，不停地流着口水，好在我自己在牢房里时，他们不再铐住我的手。这不仅可以让我驱赶成群的饥饿的蚊子，还能摸摸自己的脸，想象自己现在狼狈的模样。但更让我发愁的是，我和程建邦约好了要见面的，现在他见不到我不定会怎么想，会不会情急之下暴露身份？那样的话，全盘计划会全部落空，这边的毒枭接到消息后自然会加强防范，今后再走这条路恐怕会难上加难。
我不知道还将被关多久才会把我送上法庭，我也不知道被法庭审判后的结果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在坚持什么，因为我根本无法确定那份笔录能给我或者整个任务带来什么。
我在努力地与伤痛和蚊虫的叮咬抗争着，试图让自己睡去。我能给予自己的只有尽量休息，不然伤势会加速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吞噬我的健康，我不想我的反应变得迟钝，更不想一旦我如愿进入那所监狱后，因不能自保而被活活打死。
我是个战士，我得去战斗，所以我不能倒下，至少，不能倒在这里。
我不断地在心中默念这句话为自己打气，挨过那些漫长的黑夜。
警察再次将我带出牢房，我发现换了一条路，没有去之前那间审讯室，而是上了一辆封闭了车窗的囚车。同时我也发现，我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每一步都开始费力，脑袋变得昏昏沉沉。我忍住没有去触碰自己的额头，我不想承认自己已经发烧这个现实，因为那将证明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炎症。
坐在颠簸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幻想自己指挥着体内亿万的白细胞在与病毒殊死搏斗，但效果似乎并不太好。我开始呕吐，但是我已经吐不出什么东西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时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身来。我挣扎着抓着车内的把手，刚爬到门口，手一软，一头栽了下去，啃了一嘴的腥咸的泥土，我居然连吐掉嘴里泥土的力气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那晚，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郑勇和宁志张开嘴低着头，用流出的口水带走嘴里的泥沙。然后我突然想笑，我翻转过身体，躺在地上，对着天空“哈哈”地笑了两下，就被浑浊的口水和泥沙呛住了。
我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拼命地侧过身子咳嗽，朦胧间我看到了医院的红十字，我想，我有救了，随即舒了一口气，放松了精神。恍恍惚惚中，不知道被人搬来搬去多少次，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针，仿佛还有人在喂我食物和水。
我看到了雪白的床单和毯子，咬着牙睁开眼，努力让自己意识清醒，只为了验证这一切是真的。当得知我的确是在医院的病房里，的确有护士在给我打针喂药后，我再一次踏实地睡了过去，什么都没有梦到。
那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早晨，如果不是手上戴着手铐，我几乎就要笑出来了。我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虽然还有些酸痛，但那种痛楚很清晰，我清晰地知道那些疼痛的位置和严重与否。
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正在快速地恢复。
在那家医院里治疗休养了两天后，我被送上了法庭。
检察官宣读了我的罪状，我坚持我是见义勇为引来了致命的袭击，才出手防卫。阿来出庭时依旧没有看我一眼，低着头回答完检察官的问题后，低着头指认我，最后低着头退庭。
我知道，在这个法庭上，我唯一能做的只有最后听取宣判结果，其他都已经跟我无关了。所以，当法官起身宣判时，我闭上了眼睛，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够被判进那间监狱服刑。可当听到法官最后的宣判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蒙了。
被带到一个牢房之后，我开始确定我听到的是真的。因为那间牢房设施很好，好得让我害怕。我想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来历了，我再一次将任务搞砸了，可能这次搞砸的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可又能怎么样呢？现在的我需要组织带我离开这里，我愿意为此次任务付出我的生命，但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屈死在异国他乡。
我想起自己曾经枪毙死刑犯的情景，我无法接受自己有一天会被五花大绑，跪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被人一枪打碎我的头颅。
我想程建邦或者徐卫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一定会理解我，并且搭救我的吧，他们也会觉得相对而言，我的生命会更重要吧。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换回战友的生命一样，他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里杀了三个人，无论如何判我死刑我也不冤。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决定暴露自己放弃任务而找的借口，或许，只是我一相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任务就算全盘顺利，也一定会有人流血，有人牺牲。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死得那么壮烈，凭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凭什么我会比别人特殊？
我再次想起郑勇，我没什么地方比他特殊，他却牺牲在第一次任务中。还有孙强，他比我更出色，却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而牺牲。
我能活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活得比他们长？我今天能在这里呼吸，不正是郑勇、孙强这样的战友付出生命换来的吗？如果现在的我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了别人而将生死抛之度外，我又如何去面对我自己。
程建邦说得对，要相信上级，尤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我坚信上级为了这个计划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我看到的这么简单，一定花费了大把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或者已经有前辈打入了金三角，如果我此时暴露自己，暴露这个计划，那一定会给整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次惨重的打击。
所以我不能那么做，就当我在这次任务中，为其他战友做了一块垫脚石吧。
我想，当徐卫东知道我在这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一定会理解我，也会认可并赞许我的做法，更会在我的追悼会上，对着我的遗像敬个军礼吧。
3
他们没有通知我行刑的时间，这令我十分抓狂。我说不清对那一刻的到来，我是期盼还是害怕。
每当他们把餐食从门外放进来的时候，我都不敢直接去看，而是屏住呼吸，闭着眼，一点儿一点儿地张开眼睛去看那食物是不是突然变得丰盛起来，如果突然变得丰盛，我知道那顿饭就叫做断头饭，是我的死亡通知书。
如果和上一顿一样，那么我可以断定还能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一阵。就像今天的午餐，和昨天的午餐内容没什么变化，我舒了一口气，狼吞虎咽地塞下饭菜，打着饱嗝四仰八叉地躺在**，等下一顿。
我刚躺了不到五分钟，就有狱警来打开我的牢门，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示意我跟他走。我说：“去哪？”
那狱警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用下巴指了指外面，示意我快点儿。我登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难道这鬼地方连顿断头饭也不给吃，就要拉出去枪毙吗？
我说：“刚才那顿不算，我还没点菜呢。”我想如果狱警上来给我一下子就好了，至少能证明这不是去奔赴刑场。人们对将要死的人总会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会格外同情。但那狱警只是站在门外，拿着枪继续催我。
我说：“是你来执行吗？你能离得近一些开枪吗？对准我的后脑勺，我张开嘴，让子弹穿过我的后脑勺从张开的嘴里飞出去，那样我的死相会好一点儿。”我可不想自己的脸上有个枪眼，或者被子弹掀掉头盖骨。
我说完见他还是没有反应，又说：“如果不是你，能不能麻烦你，把我的请求转告行刑的人？连顿好饭都没有，这点儿要求总不过分吧？”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动作催我，对我的请求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心想完蛋了，这人可能听不懂中国话。
我觉得再这么耗下去也没有意思，除了让人觉得我贪生怕死之外，毫无帮助。将来为我恢复名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不想徐卫东听到我临死前有懦弱的表现，我希望档案里，能对得起“英勇无畏”四个字。
想到这里，我抬头挺胸迈着稳健的步伐，夹在前后两个狱警之间走着，就像是小说和电影里那些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样。我想或许应该去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可我对眼前看到的一切却没有丝毫留恋，也许只因为这里是异国他乡吧。
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这里。我曾做梦都想离开这里，想不到却是用这种方式离去。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单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几张白纸和一支笔。我看了看带我进来的狱警，他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后，他给我倒了一杯水。看着那杯水我想，在这里这么久，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即便是连续二十四小时疲劳轰炸的审问时，我渴到连嘴巴都闭不住的时候，也没有给我过一滴水喝，突然这么客气，大概也是因为我是个将死之人吧。
我端起水喝了一口，又看到桌面上的纸，也许是要我写遗言吧。
这样的环境下，我能写什么呢？又能写给谁？
这时进来一个看起来级别较高的警察，看了我一眼，坐在我对面用流利的中文说：“你的事有新的状况发生，我们需要重新给你做笔录，重审你的案子。”
我小心翼翼地问：“那是什么意思？之前判重了还是判轻了？”说完我就为自己能问出如此白痴的问题而懊恼，还有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吗？难不成现在还有凌迟？
那警官说：“阿来承认了，你是在他生命受到威胁时帮助他的事实，所以……但是你不要得意，这不代表你没事，一次杀了两个人，致残一人，也够你在里面蹲半辈子的。”
听到这里，我恨不得越过那张桌子，抱住那警官在他脸上亲一下。
那一刻，我觉得他是这世上最美的人，而且还拥有着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声音又给我带来了有生以来最好的消息，除了拥吻他，我想不出别的方式。
我举起那杯水说：“谢谢，我先干了。”我把那杯水一饮而尽。
那警官嘴角抽搐了一下，摸出烟丢给我一支说：“我希望你不要拿这个事添油加醋，不过我料你也没这个本事，你是不是在你们国内犯过事？”
我心想，他大概对我拥有中国国籍这个事实多少有些畏惧。但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有心情去拿他们的司法体系说事？赶紧说：“也没什么大事，还不是打架什么的。”
“那样最好。”他哼了一声，将打火机丢给我，又说，“那好，我们出了一份，你看一看没问题就签字吧。”说着递过来一沓纸。
我匆匆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说阿来在这次事件中也有动手之外，再没什么与事实不符的说辞。我欣然签字，对于阿来这样的人，就算把整件事都栽在他头上，我也不会有半点儿不爽。
很快我被重新送上法庭，被判处二十年监禁，不得假释。最重要的是，我所服刑的监狱正是与周亚迪同一个。
在这个地方，我想要拥吻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那个警官，还有就是宣判我的这个法官了。
我在心里哼着小曲，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愉悦，跨上了那辆送我前往监狱的囚车，心情却像是登上了回国的班机。
这真是滑稽。
可是很快这种滑稽的好心情就消逝了。因为将要面临的事，可能会比死更令人胆寒，我说不清我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中了，没有人帮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囚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走得并不快，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从小镇到那所监狱区区十公里的路程，没有什么时间让我去做什么心理准备，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等死，突然回到轨道上，竟然有些不适应。
明明我很快就要成为一个烈士，一个功成名就的英雄，可现在……我刚想到这里，车子减了速。我透过车窗，看到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正前方是一片半个足球场一样大的空地。除了几个警察外，我看到不到一个犯人。
空地前面正对着监狱大门的，是一幢陈旧但看起来很坚固的三层楼，没有一扇窗户。这栋楼坐北朝南矗立在那里，周围围着几栋同样颜色小楼房。
我环视着监狱里的环境，明白了，这是我全新的战场。
我暗自活动了一下全身，通过这些天的休养，除了脸上有些地方有轻微的疼痛外，其他已经全部康复了。我接着攥了攥拳头，活动了一下手指。一个看押我的警察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说：“手痒了？那你算来对地方了。”说着他和另外几个警察诡异地笑了起来。
我先被带到医务室，填了一个病史表格，然后按要求脱光了衣服，像个马戏团的动物一样按照医生的要求张嘴、抬手、跳跃。最后赤身地趴在**任由他戴着橡胶手套在我的下身检查。十多分钟后，他给我建了一个病历。
这期间，我趁他不备，从他只开了一条缝的抽屉里偷了一把医用剪刀，藏到那叠衣服里。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我将那把剪刀别在了腰里。
我跟着狱警，沿着那栋楼的西侧朝前走，前面墙角处有一个小小的裂缝，几块碎落的砖头落在一边。大概估算了一下，应该可以藏住这把剪刀。于是打定了主意，在经过那个裂缝的一瞬间，我左右脚一绊，一个狗啃泥摔倒在地上，故意将下巴蹭在地上。趁那两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之际，我就势把腰间别的剪刀塞进那个缝隙里。
我捂着下巴在地上打了个滚，就手抓了一把泥土和碎砖块堵了堵那个缝隙。我检查了一下，看不出什么端倪后，扶着墙站了起来，抹了抹脸上的泥土，冲狱警狼狈地笑笑，然后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们继续走。
领完囚服和鞋子，换好后，我抱着配发给自己的日用品跟着狱警进了那栋楼。楼外艳阳高照，楼内又阴又冷。穿过铁门才看到里面的构造，像极了国内某些五六十年代的筒子楼，只不过要大得多。
我的出现大概是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好奇的犯人们纷纷走到自己的铁门前，围观我这个新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不想跟里面任何人发生眼神上的接触，于是一边走一边用余光草草地扫了几眼。昏暗的光线下，连他们的脸都看不清，更不要想从中辨别出谁是周亚迪了。我低着头跟在狱警身后，上了二楼。
看得出，这儿的管理非常严格。关押在这儿的都是重刑犯，自然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可现在居然如此安静，尽管我没有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对视，但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莫名其妙的敌意。
狱警将我带到二层西北角的一个牢房门口，停了下来。我抱着自己的东西站住，抬起头一看，这里是整栋监牢中最背的一个角落了。我往牢房里一看，不仅空无一人，而且里面本来简陋的设施看来已经很久没人使用了，到处是顽固的污垢和铁锈。这里的人俨然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宁可和其他人去挤，也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单间吧。
狱警在对讲机里喊了一声，牢门“嘎吱”一声打开。狱警的中文有点儿生硬，一字一顿地说：“你就住这里，上下铺随你选。墙上有本守则，看清楚，按照那个去做，对你没坏处，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钻进牢房。
这间大概有十五平方米，支着一张上下铺，床架都是大拇指粗的钢筋焊接成的，上面锈迹斑斑，**铺着早已分不出本来颜色的草垫子。屋子一角有一个蹲位，高处是一个锈得没样子的水龙头。
我按了按床，非常结实，将行李丢在**，走到角落去检查那个水龙头。没怎么使劲，水龙头的一字开关就被我生生掰了下来，一些生锈的铁屑跟着落在地上。我把那个掰下来的一字开关攥在手里，转身对还在门口的狱警说：“这个开关坏了。”
狱警背着手走进牢房，伸脖子看了一眼，说：“一会儿给你换，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按了一下蹲坑的冲水开关，水管里一阵呜咽后，冲出一股发红的水，散发着浓重的铁锈味。多按了几次以后，水渐渐清了。
“报告警官，没问题了，可以把钥匙给我了。”我说完这句话，附近几个牢房的犯人嗡嗡地笑起来。
那狱警“哧”地笑了下，走过来说：“你还挺幽默的。”突然抬手一警棍捅在我肚子上，我的胃部肌肉跟着收缩，痛得蜷下了身子。
狱警啐了口口水，锁上门离开了。
我没去过监狱，更没坐过牢，但我想在这种地方装怂，只会给自己惹来更多的麻烦。况且，周亚迪是不会注意到一个菜鸟的。来之前，关于我在监狱里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过很多种方案，可我不是个好演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过当走进这里时，我豁然开朗，既然这里关的都是恶棍，那我不妨做一个合格的恶棍。
作出这个决定后，我有一些兴奋，可能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恶棍的自己，只是有些人用后天的修养和文化，将自己的恶棍形象囚禁了起来，另一些没有管住自己恶棍灵魂的，大多都聚集在这种地方。
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正义凛然地做一个恶棍，彻底释放自己所有压抑着的阴暗和残暴，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放大这些才行。
我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吹着自编的口哨收拾起了床铺。从头到尾，我没有朝外张望一眼，不是因为我胸有成竹，而是我真的没有准备好，该用怎样的姿态和眼神去面对其他人。
没多久，一个狱警带着一个维修工模样的人过来，帮我修好了水龙头。等他们离去后，我松开手，那个刚才被我掰下来的水龙头一字开关已经被我的汗水浸湿了。我仔细打量着手中这个一寸左右的小金属棒，正琢磨着怎么利用它，就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接着听到狱警在喊：“监狱长训话。”
我走到门口，隔着铁栅看到一个大约五十多岁高大挺拔身着笔挺警服的男人，被几个狱警拥簇着，站在牢房入口的平台上。我在二楼最偏的角落，所以看不到他帽檐下的脸。我看了眼其他牢房的犯人，才发现，他们统统都在朝我这边张望。我似笑非笑地扫了他们一眼，继续看向楼下那个监狱长。
他清了清嗓子，用带点儿粤语味道的流利中文说：“各位大佬，大家好。”说完这句他居然很礼貌地躬了躬身子。这让我很诧异，一时分辨不出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难道这里的犯人已经嚣张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最近来了几位新客人，所以我要把老话再说一次了。听过的也别嫌烦，就当是复习了，没听过的就要用心记好了，因为这关系到你在这里的安危。呵呵，大家可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没有吓唬各位的意思。”他顿了顿，突然语气一变，恶狠狠地说，“我不管你们来这之前有多大能耐，在这个地方，你们在我眼里连狗都不算，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然别说你们在这里没好日子过，你们的妻女恐怕……”他说到这与周围几个狱警一起**笑起来。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这里比我想象的更夸张，如果你在这里坐牢，你的家人都会被你牵连进来。
还好我不是本地人。我正瞎琢磨着，就见监狱长跟着几个警察上了楼，径直朝我这间走来。我一松手，将手里握着的那个小铁棒准确无误地丢到卷起边的裤脚里。
监狱长一行人走到我的牢房门口后，我才看清这人的脸。很白，鼻梁很高，眼睛深陷，即使是微笑着也藏不住眼睛里的寒光。如此近的距离，他比我整整高出半个头，应该有一百九十公分。
隔着铁栅栏，他笑眯眯看着我说：“今天刚到这里吧？我们这里环境不太好啦，你委屈委屈吧。”
我稍稍点头，没有吭声。
他问道：“中国人？”
这个人阴阳怪气的，我拿捏不准他的脾性，不确定自己怎样会犯到他的忌。于是点了点头，还是没吭声。
他说：“那你算来对地方了，这里基本上都是华人，而且我们官方的语言就是汉语，你觉得我汉语说得怎么样？”
我还是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他示意狱警将门打开，我退开一步给他让出位置。
谁知门刚打开，他一脚就踹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想躲开，但考虑到躲开必将让他尴尬，那样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生生接了他的这一脚下马威。他力道很大，那一脚正中我的胸口，名副其实的窝心脚。我的身体像是一枚被击出的棒球向后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厕所的角落里。
强烈的窒息感使得我眼前阵阵发黑，几乎要昏了过去。胸腔内的肌肉因为受到强烈冲击而剧烈地收缩，任由我努力着张开嘴呼吸，也喘不上一口气。我努力让右腿蜷起来，生怕藏在裤脚的小铁棒掉出来，给我惹来更大的麻烦。
他踱着方步走上前来说：“不好意思，刚才那一下是一个父亲为自己儿子讨个公道，哦，对了，你在外面打的那个警察就是我儿子。”
这时我才喘上来第一口气，可每一次呼吸都伴着胸腔剧烈的胀痛，忍不住开始咳起来，竟然咳出了血，血点随着我的咳嗽喷到了我胸口的囚服上。
“这下是送你给的见面礼。”他说完一脚朝我的额头踏来，速度太快，离得太近，我又在墙角，根本无法闪躲，只能硬生生地再挨一下。他的鞋跟重重地踏到我的脑门上，我头向后一仰，后脑勺硬生生地碰到了身后的墙角上，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
朦胧间，耳边像有无数电钻在墙上钻孔的刺耳噪声，我的头也随着刺耳的噪声炸裂般地疼痛，可浑身却好似被绑住一般，一动也不能动。渐渐地，那些电钻似乎开始从我的耳孔往里钻，越钻越深，仿佛就要被这痛苦结束生命的时候，我猛地睁开了双眼。
四周黑漆漆的一片，隐约能看到铁栅的影子。耳边刺耳的噪声瞬间消失，可头疼还在继续。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看来他没在我晕过去之后动手。我努力站了起来，凭借着白天对牢房的记忆和微弱的光线，摸索着打开水龙头，却一滴水也没流出来。
我只能忍着口中的焦渴，摸索着回到**，躺了下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嘴里满是腥涩。
我摸到牙膏，朝嘴里挤了一点儿，清凉的薄荷味迅速从口腔充斥到昏沉沉的大脑和憋闷的胸腔。我把那点儿牙膏吞了下去，身体稍微舒服了一点儿，很快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