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