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敛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上海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百姓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查封店铺；不肖之徒，乘机勒索，使蒋经国的金融整顿行动受到了影响。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其有烦言。蒋介石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
不久，蒋介石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介石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介石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谁知这副团长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后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地转到解放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本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省主席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吃紧，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陈仪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完，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蒋经国，叹道：“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一言不发，转头而去。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失败收场，正苦闷伤神，无处发泄。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原本就恶劣的心态愈加不能自持。他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其父告御状，难免添油加醋，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介石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电话给陈仪，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随即赶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浙江省主席一职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磊接替。
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政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名闲散军官被枪决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当时曾被上海的各大报纸披露。
汤恩伯拘押陈仪之事发生于1949年2月底，正是蒋介石1949年元月第三次下野之后。此事的发生令人目瞪口呆，李宗仁身为代总统，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被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
事后，蒋介石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全由蒋介石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由此可见，蒋介石专制体制下个人专断的恶劣。
陈仪之死是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这位号称蒋介石手下的“五虎上将”是接受陈仪死刑命令的招待官。他神色黯然地走向陈仪说：“陈主席，请一路走好。”
陈仪淡然一笑道：“死，何足惧哉！今有故人相送，老夫足矣。”蒋鼎文黯然，一时难以找到说词，良久，他沉沉地点头道：“好吧。”便嘱惟一的随身厨子为陈备水沐浴、更衣。
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
两个士兵欲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扭头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67岁。
另一个暗杀名单上的大佬白崇禧虽然在大陆逃过了蒋介石的暗杀，但他终于在台湾被军统制裁掉了。1949年7月到1950年初，自负的白崇禧手中数十万桂系大军被歼灭，他徨海南岛，蒋介石害怕他去了共产党这边，就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白崇禧信以为真，慨然赴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虎落平阳，结局堪忧。”
果然，白崇禧去了台湾后，被解去了一切公职，不再受到任何重用，甚至连个“国策顾问”类的闲职也没当上。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