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要按照惯例通过所谓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师职业的法学毕业生必须经过的无薪法律实习。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这连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明白，将他此举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我已经说到过：是否可以给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华呢？这才华有没有显露出来都是问题）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国外去学习几年。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那时是充分的。但是要想获得这么一种待遇，弗兰茨必须有足够的甩开膀子闯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的能力仅仅是内向的，表现为执拗、消极的坚韧。从这里可以找到他悲剧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才能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实上也似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而实用性与弗兰茨在艺术中追求的纯洁性是从头到脚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弗兰茨根出要求：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教义，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我和我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
我们俩热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频率”的职业——也就是说从早晨到中午二或三点上班（我把这个“或”字写得这么轻松，其实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一个小时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内心幸福），下午空闲。私人行业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进行文学工作、散步、闲读、看戏等事项的时间。即使三点以后回家去，这才吃饭，略略恢复摧残神经的工作造成的疲劳，打算进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状态——然而一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渴望的到二点为止的频率只有在极少数工作单位存在，几乎都是国家机关，那时，在旧奥地利时期，这种机关已经是只接受由高层担保推荐的犹太人才能进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陈述我们寻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经常遭到破灭的故事，这些故事那时每天都像幽灵般出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好在卡夫卡经过在最紧张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暂序幕后，终于在1908年7月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这个机构叫“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在这两个岗位上，弗兰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便不受阻碍他从事自己酷爱的写作，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衔接着的许多小时，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这种情绪持续上升，尔后重新消逝。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不能够沉入这个过程之中；而我很快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过程。于是恶劣的时期在我们俩面前展开了。我在与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时写给这位朋友的一首诗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烦恼
卢加诺湖
——给弗兰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们的腿上，
轻柔的双翼伸展得笔挺，
从的热的墙上钻入水中，
把我们当成岩石或花来想象。
高高的公路变成锯齿模样，
带着纯石灰粉，烧得像发白的太阳；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们把腰来弯，
葡萄叶的绿荫投下女性般的清凉。
但我们的心灵啊，亲爱的朋友，
它在为痛苦的过去激动异常，
语言的音响黑暗而遥远。
尽管我们知道，现在被晒得黑黝黑黝，
临近的日子将强压我们以同样的重量，
我们被压弯，无情地变成苍白。
卡夫卡试着下午睡觉，夜间写作。每一次这种尝试总能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却不能睡得充足（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道理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种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体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道，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强调的还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进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却对之高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头头（马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敏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身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出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
我们的示意图绘出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具锋刃裸露，每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种轴旁如果处于对危险的无意识中操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操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刨刀头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入刀具夹缝。木块的这种推高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时，当刀具减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头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种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危险性（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刀具缝），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性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具夹缝堵塞，当工人清除缝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
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
对于保护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锋，由于这些刀同轴实际上连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担心折断的危险。
很清楚，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爬行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义务：不占有或接受钱和贵重物品。只允许下列财产：最简单的衣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必需品、书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属于穷人。
必须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费用。不畏惧任何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在无此可能性的情况下，服从直辖于政府的工作咨询处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报酬不得超过两天所需的生活费（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区而异）。
生活尽量节俭。只吃身体必须的东西，比如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枣子。赤贫者的伙食、赤贫者的住处。
同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从不要求法庭干预。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况下完成，即使遇到对健康严重不利的情况亦然。
权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时，体力劳动四至五小时。
患病或到了无工作能力的年龄后由国立养老院、医院负责照料。
劳动生活是良心的体现机会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现机会。将拥有的财产献给国家，以便建立医院和养老院。
当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妇女。
建议（沉重的义务）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两句话无法辨认。那是可以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贫民房子，（当）教师
最高限度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卡夫卡从未积极参加过政府集会。但是他以观察的方式参加所有为改善人类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积极参加捷克群众集会和讨论会，我经常耳闻他对伟大的大众演说家如苏库普、克洛法契、克拉玛尔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锐的批评）。直到他死后，我在为写作长篇小说《施蒂凡·罗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材料时才偶然发现，卡夫卡与这一运动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识。根据他真实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证实的报道，我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写下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个操德语的客人坐在大饭馆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的实际岁数八成已经超过三十了。他整个晚上一言不发，只是瞪大了闪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对眼睛与浓密探黑的头发覆盖下的棕色脸庞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团体以帮助。卡恰喜欢他，称他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们试将布拉格行话捷克语译出来的话）。”这段话说的场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乐部的翻版。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捷克作家有盖尔纳、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诺伊曼、马雷斯、哈谢克等。
当然，在卡夫卡的职业生活中并非始终笼罩着阴暗色调。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属包括与他们中间思想非常简单或非常混乱的人相交。我的故纸堆中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给我的奇特的备忘录。开头的这两句话：“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结尾处载着弗兰茨手书的笔记：“从开头记载的作者——一个五十岁的人——的一段经历中开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更广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可通过东方犹太民族（达利雅——犹太人当今的母亲）和斯拉夫民族（乌尔苏斯——斯拉夫人当今的父亲）的结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个有宗教创造精神的新人。”弗兰茨把这篇奇特的纪念文章作者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场东方犹太人的话剧演出。关于这场演出后面还将予以报道。
在他写给我的一封取消约会的信中，他给他的职业活动抹上了一层堪称走在卓别林电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开我其它的工作不谈，在我四个区域的主力阵容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架子上摔下来，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动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来，递上去的东西一概掉下来，送下去的东西人们自己则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真叫人头疼，她们不停地连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叠叠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恼的事情。……
“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监督员年轻时的经历。然而他很难同高层人士合得来。——有一次，他激动万分地跑到我这儿来。他告诉我，他刚闯了一个大祸，这也许会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争取得来的好职位（他为了父母的缘故而重视这个职位）。他被任命为设计员。理事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召集了新任设计人员，向他们作了一番庄严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讲话，逗得他（弗兰茨）突然大笑起来，不可抑止。我同心绪无法平静下来的弗兰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给这个高级官员的道歉信。事实证明这封信是写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兰茨碰到的总是好心人，好像是补偿他内心的障碍似的。他们促进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过分亲近。而其他内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几乎总得同伴逆者纠缠不休。于是一切均被纳入某种秩序，这就是说：谁也别想轻松自在。
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版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那时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来不得不至少有时候抽时间关心一下这家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他那种语调急剧强化。这事情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这种义务而压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亲催促他接受“攻读学位”而从巴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写道：“您别以为这是懒惰——不！——而是因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说是钻在音乐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乐于思索——研究——考虑。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即阅读）妨碍我这么做——我当然需要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一个人——这短暂的时间用来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远会有那么些庸人，认为天才有那么“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够了；他们不懂，白昼黑夜所有时间统统加起来才刚够使灵感和休息的交替来往保持宽阔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认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工作是差劲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这个原因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些人会感到一定的惊讶：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样，以同样的自信在日记中谈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恶的日常办公室杂务造成的能力紊乱，这是我们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认为一个天才，一个目光敏锐、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对他自己固有的独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从外表看卡夫卡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教彻悟（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对他的仁慈程度及这种仁慈在人间受到的阻碍的扭曲表达。他写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怀着一种预感摊开被子躺了下去，这时重新意识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们胀满了我的胸膛，点燃在我的脑海中，为了
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阵我反复念叨着：“那样不利于健康，那样不利于健康”，显而易见地故意强迫脑袋钻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顶有沿的帽子，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使劲用手把它按紧在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东西！血液是怎样在窄小的脑袋里挤涌着啊！有能力于一切，却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这些力量应该说是浪
费掉了。
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觉中逐字逐句或仅仅是顺便地、却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来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写下来时，读上去却总是这般枯燥、颠倒、呆板，妨碍整个氛围，畏畏缩缩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想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曾忘记。大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时候（虽然我十分盼望这种时候，但对它的畏惧心更甚）才能脱离书面构想出好的思路来。可是这时候文思如潮，过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从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这么一来，经过考虑而写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没有能力反映这种充足的思潮，这样自然显得很糟糕，因为它毫无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著。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
1913．621。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十分清楚。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日记中充满了计划、草稿、开头部分，于细微处见全貌。莫扎特反抗顶撞父亲。卡夫卡沉默不语。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赚钱职业的不幸表达得非常清楚。依我看，这里（而不是受父亲的束缚）是他进一步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种进展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接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只不过起到了助长不幸的作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回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给我的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夜晚写得很好——我恨不得写它个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终飞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页，本来只是昨天那十页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搁笔。X先生——那位企业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务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这个动向。于是这段时间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车间主任一个人管了。没有任何投资者（只要他不像我父亲那么神经质）会对厂里那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产生怀疑。我也有同感，尽管并不是像父亲那样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心单调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会怎么怀疑又亲的担忧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记，说穿了我也琢磨不透，为什么一个比X先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车间主任，在X先生不在时就不能将一切处置得像以往一样井井有条，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是人，而不是贼。……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的写作（当然这不是吹嘘，而是自我安慰），那时我老想着，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对我唠叨，说我为了使父亲安心应该什么时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亲则用目光及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出了更严厉的话。这些请求和责备虽然就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说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却（这里便表现出这番话的无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状态中也无力承担那种监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两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视，当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对于这个要求偏偏冲着我来，说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对这家工厂的建立负有主要责任——我感到，这种罪责我一半是在梦中接受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现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新酒馆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说，今天中午母亲根本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说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过错使父亲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开和工厂的完全无人照管作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过是胆汁而已）在全身流动，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像通常那样去卧室就寝后从窗口跳出去，另一条是在今后十四天内每天到工厂去，到X的办公室去。第一种办法赋予我以可能性，抛开一切责任，包括对受干扰的写作和漠不关心的工厂的责任；第二种办法肯定将打断我的写作。十四个夜晚的睡意总不见得轻轻一抹便能从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后或许还能接着今天中断之处继续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够的力量的话。
我没有跳下去，把这封信当作告别信来写的诱惑力也
并非十分强烈（我对此的灵感是朝着别的方向的）。我在窗边伫立许久，贴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阵冲动，用我的纵身一跳来叫桥上的关税征收员们吓一跳。然而我从头到尾强烈地感觉到，一旦下了决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将真正无可挽回地坠入深渊。同时我感到，继续活下去要比死亡对我的写作打断得少一些（假如只不过说到“打断”的话），而十四天后，我在长篇小说的开头与其继续之间，将在工厂里（正好面对我那满足的父母）活动并生活在我的长篇的最深处。
我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向你和盘托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作出评价，你对此是拿不出什么评价来的。但是，由于我决定不写诀别信而跳下去（到头来总会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间里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给你写一封后会有期的长信，便是这封。
现在再给你一个吻，道一声晚安，这样我明天就可以像所要求的那样当上工厂负责人了。
读着这封信，我脊背发凉。我直言不讳地给弗兰茨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提请她注意儿子头上一线轻悬的自杀危险。当然我请求她不要将我的干预告诉弗兰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满了感人的母爱。她开头写着：“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您从我颤抖的字迹上看得出来，我和您一样激动。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他们，而在此我却束手无策了。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接着，这位母亲设计了一个应急谎言。由于父亲有病，经不起任何激动，她想给他以弗兰茨每天去工厂的假相，同时找另一个合伙经营人。“我今天就对弗兰茨说，明天他不必到工厂去了，但我不会提到您的信的。但愿他能赞成，从而平静下来。我也请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给他以安抚，非常感谢您对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的写作具有什么性质，对他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要看怎么判断了。
上面已经说到过，“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日记中最富启发性的一句话。从可惜只留下片断的弗兰茨对他与人本哲学家鲁道夫·斯泰钢博士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弗兰茨在其工作中经历的状况与斯泰钢博士描写的“慧眼卓识状况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创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学说、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学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职业”，这是他在给可能的未来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中说的话。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我有一个使命”，他在另一处宣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指一个纯文学的使命。人们不曾发现，实际上宗教的因素从一开始就立于文学因素的后面——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观的独特形式出现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义地充实了生活的像样的工作的宗教，是适应与大众团体共处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带来惩罚。”这句话是一个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断再现，在他最后写成的短篇小说《约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积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读完笛尔塞的《经历和创作》后写道：“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缄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头，宁可咬生活”）已经反复出现主动介入这个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这么一段话：“人类的一致性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顺的人）所怀疑，哪怕仅仅在感觉上；可是它却以全体人类或个别人的发展的完美的、不断再现的共同性显示在每一个人眼前，或似乎在显示。即使在个人最内在的感觉中也不例外。”——说这话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现最极端的人类隔阂和寂寞，比如所有动物故事（动物的灵魂无法与人沟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记载的那个以下述句子开头的残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俄国内地一条小铁路旁任职，”小说后来写道。“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爱吗？”——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团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认识到，他原则上否定向往孤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须认识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义的工作中（长篇《城堡》主人公K．徒劳地试着闯入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同样，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许多关于单身汉生活的描述，也完全应该作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对应图像、对应象征来理解。——卡夫卡为了他的创作劳动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会神，这种状态有时由于一次谈话便会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这类例子。但是他仔细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对自己作出判断：“在过渡时期，比如最近这一周或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便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悲伤的、然而泰然的对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讶。我与一切事物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达其边缘。”再看1912年3月：“文学是我唯一的天职，除此以外我一概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谁来证实这一真实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27)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欢的职务像那阴影笼罩的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阻止着那个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