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们得以从办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次休假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几天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开怀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们怀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来享受这一幸福。我们一起旅游，几个月前我们便盼望着这个日子，细心地做着准备，我们常为自己的细心而欢笑，然而它像一道阳光照射在我们灰暗的工作日上。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生中我从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过的旅行周中那么心境手和地愉快过。一切忧愁烦恼、郁闷不乐全被我们留在了布拉格。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孩子，我们会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话语——生活在卡夫卡身边，直接享受他活跃地冒出来的思想确是一大乐事（连他的忧郁也是奇想联翩、内蕴妙趣的）。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头还有许多夫布拉格近郊远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一番长途徒步跋涉，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我们一去二三天，平时我们也经常于星期六下午便离开了城市。大多数场合，菲利克斯·威尔奇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中的第三个人。我们一天内（我的日记中除了用“美不胜收”这一形容语外，还有这样的记载）步行七至八个小时，这是我们的体育活动。还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们游泳，我们在阳光中一晒几小时，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有一次，年轻的弗兰茨·韦尔弗（那时还是中学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塞诺拉普，参加了我们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晒得皮焦肉烤。他在萨查瓦芦苇丛生的岸边给我们朗读了他的诗歌，令我们激动不已。卡夫卡在许多信中对此类野游提出过别出心裁的建议，现援引其中的一封：“亲爱的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钱寄信告诉我你不能于六点零五分到达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因为你必须到达，我们乘坐的前往伏兰的火车六点零五分准时开。
七点三刻我们将迈出前往达乌勒的第一步，十点在雷德勒那儿吃个辣椒，十二点在施台柯维奇吃午饭，二点到三点一刻我们穿过树林到达急流边，乘着急流四处逛逛。七点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虑什么，只管于五点三刻到火车站——此外你不妨写个管邮明信片来，告诉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里柯维茨或其他地方。”我们在布拉格游泳场所的地板上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辰，还有在莫尔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艺攀登河上的水坝。在我们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中可以读到这些经历的反照。我佩服弗兰茨游泳和划船的技术，他驾驶一艘名为“饮灵号”的船尤其精明。他总是比我灵活、勇敢，在他人处于惊心动魄的处境时，他以奇特的方式听之任之，报以近乎残忍的微笑（这微笑的意思大体上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多么喜爱这种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励！我感到，弗兰茨在发明新的体育种类中主意是层出不穷的。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人格，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对待一切事情那样）。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开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奥托和我在波纳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玛多尼娜”小游泳场度过的是最为悠闲的时辰——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游利瓦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的、阳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见不到闪闪发亮的蜥踢在连接那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街道与水流清冷的幽静环境的园中小径上爬行了。这座位于峭壁下的难以忘怀的、朴实无华的游乐场，我在你的湖湾中为你、也为我们的幸福经历发出了讣告——我们在这里曾享受着宁静、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简朴。它再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过这样可爱、这样高贵的面貌。卡夫卡后来也曾再度莅临利瓦，但却是独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恋爱受挫之后（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边的哈同根疗养院。1909年我们三人境况都还很好。关于与我们一样在这个游泳场住过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达拉哥的讨论也不曾破坏我们舒适的心境。我那实际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经验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困难，卡夫卡对他很钦佩。可以说是我的哥哥为我们“发现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经来过，他领着我们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观赏一切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张相片照的是我们的弗兰茨在托布利诺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张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周围是湖岸荒野的绿色。报纸上一条消息挤入了玛多尼娜疗养地的田园梦（当然，我们那时只能读利瓦的意大利语地方报），在布雷齐亚将举行飞行集会。——我们从未见过飞机，我们非常兴奋地决定，尽管现金紧张，还是要到布雷齐亚去。卡夫卡尤其积极推动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卡夫卡蜗居在一个象牙之塔内，一个远离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观点，那种将他想象成一个仅仅为宗教观念所笼罩的隐士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全然相反，他对一切新的、有关时事的、技术上的事物都感兴趣，比如对电影业的兴起他就很感兴趣。他从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对现代发展的滥用或弊病他也怀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对人类的本质的希望，从来不怀着自大的“优越感”，从来不以斯蒂凡·格奥尔格那种态度拒绝与下层组织的世界接触。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对他才没有吸引力。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赋，会自然而然地对之感到厌烦。比如，我从来不曾说动他，多读些卡萨诺瓦（我当时对之可能估计过高，但我今日仍觉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读的作家），不要光读关于他逃出铅皮屋顶监狱的描写。——布雷齐亚人山人海。由于我们必须非常节省，我们只能在一个像是强盗窝的房间里住宿，房间的地板中央（今天我还常问自己是否记错了）有一个圆形的洞，从洞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馆。我们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可是第二天在飞机轰鸣声声的阳光之下，那恶梦般的夜晚在我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
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
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论丑的图像之美》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尽管两个作者都表现出滑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姐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点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头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根据出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
卡夫卡走进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勃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套，因为我目不见物。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感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体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丝毫改变）。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种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热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入他个人整体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管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精神中进行，他的出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勃勃。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爱的事情），每一句话都通过每个音节清楚无误地读出而表达出来，有时他舌头运动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完全犹如音乐中那样分成短小的音节，一口气长得惊人，在强度音阶的渐强符号中急剧加强。——他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马戏团女骑手》）是仅仅由一个句子构成的奇妙的结构。
我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卡夫卡仅仅出现于“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里。根据他的性格，实际上他愿意与每一个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体健康时不拒绝与人接触。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中有马丁·布德、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维利·哈斯、鲁道夫·福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朗诵家路德维希·哈特、沃尔芬斯坦和其他人。这些人中有几位也许想要说几句话，并补充卡夫卡的生活图（参见附录二、三）。由于弗兰茨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疖病，也由于法国医生的几次治疗把他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没几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对药物和医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让自然重新带来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当他1911年去瓦伦多夫旅行（也许是公务出差）时，他认识了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工厂主施尼策，从而使他的这种倾向更加鲜明。我在我的记载（1911年5月）中找到了有关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这儿来，不到鲍姆处去。下一个星期四我终于生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那么弱、浑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里，那么悲伤’。星期五下午他来看我，讲了关于花园城市瓦伦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讲到一个‘魔术师’般搞自然疗法的人、富有的工厂主，这人检查了他的身体，仅仅从侧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说骨髓中有毒素，并几乎已进入大脑，说是由于生活方式颠倒造成的。他所建议的疗法是：开着窗睡眠、晒太阳、在花园里劳动、参加一个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由这个协会，或毋宁说由这个工厂主自己编纂的杂志。他宣扬反对医生、药物、打针的见解。把《圣经》解释成素食学说：摩西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在四十年内成为素食者。以曼那为素食品。死鹌鹑。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稣在新约中更清楚地说到面包：“这是我的躯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1910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5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J．P．很重要。”（J．P．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5月4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在这方面，我是激发者。我们的友谊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学习，这是已经提到过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随我的足迹。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从我这儿接受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到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尽管我是萨沃伊咖啡馆里演出的常客，并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犹太民族的知识；但弗兰茨在我带他到那里去了一次后，简直便融合在这个环境中了。这里体现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种高度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换而不舍精神。一种奇怪而羞怯的爱与敬慕将他与一位女演员联系在一起，而她几乎毫无察觉。他将演员略维视为朋友，经常带他到他的住处去（这使不喜欢弗兰茨一切朋友的父亲非常恼火），让这个感情强烈的朋友叙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程，从而得以深刻地窥视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他的日记中凝聚着从略维那儿得来的财富；这段经历也引导卡夫卡去研读犹太史（格列茨编）和伊地语文学史（皮内斯编写的书的法文版本），——四开笔记本中大段大段地摘录着后者的内容，接着是关于小民族文学的结构和特点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同时还可在这些地方侧面看到卡夫卡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捷克文学发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内斯一书的摘录后面跟着同样详细的比德曼《歌德谈话录》一书的摘录，足见他兴趣之广泛。顺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后的日记中还有《伯爵夫人图尔海姆回忆录》（读它“成了我最近几天的乐趣”入《马赛兰·德·马伯将军回忆录》和保尔·霍尔茨豪申的《德国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国》）的摘录。卡夫卡尤其爱读传记和自传体的著作。格里尔帕第和黑贝尔的日记、冯塔纳的书馆也在他爱读的作品之列，他对这些作品远比对这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熟悉。属于他喜爱的书籍还有报告文学，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萨赛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围》、弗朗索瓦、柯佩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后者尤推“玛蒂尔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楼拜杰出的言谈”二章。卡夫卡朗读书中引录的他所喜爱的福楼拜的话真是庄严恢宏。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至今日，我还很愿意重温他划出来的地方，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虚荣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颇能说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拉玛丹的轶事：“我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不认识人登门拜访后说道——他在我面前不那么激动。”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这张明信片或许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的心情：“亲爱的马克斯，竟然叫我们给撞上了！苏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将上演了！我欢乐地浪费一张明信片，把现在你已经读到的这件事告诉你。我仅希望，他也已经给我写了信了。”弗兰茨根据伊萨克·略维的陈述以略维的口气着手写一种类似自传的东西，借以环顾伊地语戏剧，这篇东西的开头部分保留了下来。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们间的谈话面貌，我那时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勾勒出一个当时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这个圈子从与复国主义的抽象理论有别的角度，从更其活跃、更其色彩纷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事业。那时候正值复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世界现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把这些影响介绍给了我这位朋友，这种影响的发源地是布拉格巴尔——柯霍巴协会，尤其是那位杰出的胡果·贝格曼。卡夫卡一开始拒不接受，—一我当初对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过于华丽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赞同，而且当初正是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经院方式表示抗议，才走入了齐根广场那上演着受到普遍蔑视的“蹩脚小剧”的不怎么吸引人的萨沃伊小咖啡馆的。我积极地捍卫这种思想，尽管这些演员的表演往往类同于为滑稽而滑稽的文艺，接近伪艺术品。但他们的演出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犹太民族的了解要多于西方犹太人的哲学理论，那些西方犹太人虽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经异化了。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
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而日记中的这句美丽的话是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对这些这么好却无所收益，甚至远远不曾得到应得的感谢和荣誉的演员们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许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剧命运的同情，首先是对我们的努力之命运。”——离开布拉格后，略维脱离了他的人马，前往布达佩斯。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封略维致弗兰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发自维也纳。信中写道（具有特征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么深，甚至断了与您的这一联系……我多么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脱开了一切，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爱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这一失去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您是唯一对我那么好的人……是唯一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为还算不错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给我写信。您不能对我好。我请求您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头脑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样。”信中接下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悲伤的句子：“我能够期待什么呢？再给来一针吗啡……”附着的是弗兰茨对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复的草稿。信中说：亲爱的略维：我真高兴，您还记得我；但从您信中可以得出结论，说我这么迟才回信，这却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我晕头转向，忙忙碌碌，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做许多有益的事情。
此处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做了件什么好事和必要的事，尽管世界上自然有许多怀疑，在这许多怀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
您始终还在折磨自己，无路可走，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怪，不过也许有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那时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时，我们俩心中燃着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时我想，您一定会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举成功。此外，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您的前景的希望并未熄灭。您有那么点绝望，但也有那么点幸福，当您在绝望中想到这点时便如此。愿您为今后的好时辰而多多保重身体。您所必须经历的事态已经是够糟的了，不要由于损害健康而使事态更加尖锐化。
我很希望能听到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致最衷心的问候！您的弗兰茨·K。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到达略维手中，他后来如何。——他今天是否还活着呢？1911，8月末。休假的欢乐。乘车前往苏黎世。然后去弗吕伦，再后是卢加诺。每到一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总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阳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欢乐。我们的友谊在那时变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经历了许多高xdx潮，包括关切的担忧在内。我在3月13目的记载中找到这么一段：“卡夫卡打来电话，因为他房间里的灯光灭了，后来又亮了。”我把他的诗“小小的心灵——跳着舞步……”（《乡村婚事》131页）谱了曲，用钢琴变奏来表现这简单的旋律，从而表明我对这位朋友的爱。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乐语言艺术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音乐上的细胞，这看来有得亦有失，互为补偿。我经常观察到，有些作家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表现出杰出的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好像在语言中发挥尽了他们的音乐力量，以致在音响的王国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会演奏乐器。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能区分《快乐的寡妇》和《特里斯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他从来没有为认识高档音乐花过很大力气。但是对节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觉却并不贫乏。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略弗的谣曲《艾伯斯坦伯爵》，这是他喜爱的曲子。——我时常拽他去听音乐会，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纯粹是视觉上的。“我听到的音乐自然在我周围砌起了一堵墙”，他在日记中谈到一次勃拉姆斯音乐会，“而唯一持久的对我的音乐影响是，我感到被囚禁着，与自由无缘”。接着是关于女歌唱家们、观众、一个包厢里的教会人士，一句也没有谈及音乐。——弗兰茨对于戏剧、朗诵会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我们一起在剧院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里、有着美丽姑娘们的酒家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就是说，那种特卡夫卡视为沙漠修道土或隐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他的学习阶段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此后呢？此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尽善尽美，在爱情上也要求尽善尽美，否则宁可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他与调情戏爱全然不沾边，对性爱他仅仅从最困难的方面接受，他从来不说“不正经的”笑话，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说。这意思是：他并不抗议，但是也无人会当着他的面那么干。他的整个品质是对纯洁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里，这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却还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记得他对一个叫韩富的酒馆女侍的热情，一次他谈到她时说，成团成团的骑士会从她身上驰过。弗兰茨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是非常不幸的。这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韩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脱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记中写道：“特罗卡德洛酒馆。那里他［弗兰茨〕爱着德意志帝国邮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开的房间。但他奇怪地退缩。当他说我将为您付房钱时，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讽。”一些信中有对此或类似的关系的提示。这朦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据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称之为不纯洁的）在他的三部长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我在此再摘引一张寄自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们证实了他在同女人世界打交道中所渴望的、得不到满足的心情（卡夫卡提到的那本书指我的长篇小说《诺纳发格宫》，1908年人（明信片）亲爱的马克斯：我坐在阳台屋顶，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护了脚，把它们从阳台的砖地上缩回到一根桌子下的横档上，只是由于为写字而牺牲着双手。我要写的是，我很幸福，你若能来我将很高兴，因为森林里有些事足以令人在沼泽上躺着思索好几年。——再会，我马上就会回来。你的弗兰茨。（用的信封是AssicurazioniGenerall的）亲爱的马克斯：谢谢你。你一定会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更早些向你表示感谢。而我星期天上午和下午一开始无所事事地坐着，无所事事得可怕，仅仅通过我的身体姿势，仅仅为了争取一个职位。下午的后半部分依然坐在我祖父那里。但是经常为自由的时辰而激动，然后在黄昏时分不言而喻地坐在可爱的几床旁的沙发中，而她在红色的被子下面拍打着她那男孩般的身体。晚上同另外那一个去展览会，夜里去酒馆里，五点半回到家中。这时我第一次读你的书，为此我再次谢谢你。我只读了很少一点，而且是已经知道的内容。什么样的喧嚣啊，有控制的喧嚣嘈杂声。你的弗兰茨。1908．6．9亲爱的马克斯——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对于写信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即使夜晚像今天一样炎热也罢。连夜蛾都不飞到灯光中来。——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四天，一片迷们。没有人受得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结果，只有你的书（我现在终于一口气往下读了）使我舒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从解释地深陷于不幸之中了。我在读它的时候，紧抓着它不放，尽管它根本没打算帮助不幸者。但倘若没有这本书，我就必须马上找到一个人，只需要他和善地向我提起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中一事。她太老了，已经无力多愁善感，人们对妓女不像对情妇那么亲热，这仅仅使她遗憾，却并不使她惊奇。我没有安尉慰她，因为她也不曾安慰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并不是有什么事非马上说不可，而是由于对你的问题好歹总得有个答复，要作出这个答复昨天走的那段路太短了（不是“昨天”，其实那时已是夜间二点一刻）。你说，她爱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开玩笑还是没睡醒觉？她爱我，而不想问问我，我问谁一起在斯台科维茨，我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在工作日不能去旅游等等。在酒吧间里时间也许不充裕，但旅游时却有的是时间，你想要什么，而每一个答复对她来说都是够受用的。一切似乎都可否定，但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没有否定的可能：我在外那儿害怕碰到W，我这么对她说了，于是她也马上害怕起来，为我害怕，怕碰到W。由此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她对我的态度是高度的友好，这种友好完全没有发展的能力，与高度的和低度的爱情全都相距甚远，因为它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我根本不必把我自己混入那几何图形中去，让它保持清洁。现在我完全有资格睡觉去了。你的弗兰茨不言而喻，我们互相间平时谈到许多初期与女人接触的经历，弗兰茨有时回忆起更早些时候与一个法语女教师的关系。他也还说到一个他有一次在楚克曼特尔认识的女人。我拥有的材料中有一张发自楚克曼特尔的神秘的明信片，那是在很早的时候：我的地址是弗兰茨写的，林中小径那幅画下面的文字出自一个陌生的女人手笔。“这是一片森林，在这可以幸福。所以来吧！”署名是速记体，无法辨认。关于这个插曲和后来于1913年在利瓦的插曲（关于后者弗兰茨守口如瓶，这一点是他对那位姑娘的诺言），1916年的日记中有所涉及：“除了在楚克曼特尔，我还从未与一个女人亲见过。然后还有同那位瑞士女人在利瓦。第一位是个女人，我是无意识的，第二位是个孩子，我彻头彻尾地给搞糊涂了。”在卢加诺，我们幸福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弗兰茨是掌握那赋予生命的、将大地与天空梦幻般结合在一起的大自然乐趣的大师。（不妨重温一下他从波希米亚森林回来后写给我的那句话：“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在拉克百乐旅馆（卢加诺），在附近的游泳场以及我们的徒步漫游中，我们享受着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日子；晚上，我们俩在旅馆平台上激动地写日记，但这回不再互相保密，而是互相商讨。那时产生了共同写一部长篇小说《里夏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在小说中善意地互相取笑（短篇小说集296页）。当卡夫卡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很少不带点小小的刻薄，而小小的刻薄总是与许多的爱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写日记，我们创造了一整套享受生活、或不如称之享受旅游乐趣的理论。我记得，我们在四林湖的蒸汽船上曾为那些“只”带着照相机，而显然对用日记完成的旅游回忆录这更高的艺术一无所知的游客发出同情的叹息。——还有另一个计划产生于那次短暂的、然而内容无限丰富的旅游过程中（那次旅游也到达了米兰，在那里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折回，前往斯特雷莎和巴黎）。这是一个近于疯癫的计划，但我们俩却坚定不移地、不断以新的戏谑加以扩充。我们想出一个主意，创造一种新的导游书。它可以被冠以“便宜”之称。比如瑞士便宜游”、“巴黎便宜游”等等。弗兰茨怀着不知疲倦的心情和孩子般的快乐，推敲琢磨这种应该使我们成为百万富翁，但首先是摆脱可厌的公务工作的这种类型的原则，细至一切枝节。我则认认真真地同出版商们就我们的“旅游小册子改革”保持通讯联系。我们的谈判失败的原因是，不得到一笔巨额预支，我们便不肯披露我们宝贵的秘密。——弗兰茨特别乐意在这种严肃与戏谑的分界线上玩弄平衡，且技艺高超。人们经常摸不看头脑，他的意思是严肃的抑或是开玩笑的；他自己显然也并非总是搞得清，一任自己伟大的童话叙述家的创造性奇想涌流。他也便是这样与我玩新的旅行指南——我们的“便宜丛书”——的游戏的，其内容我们在巴黎地铁的比尔和其他提及最多的开胃饮料广告旁的墙上处处都曾看见：“便宜从书”首先可为旅行者减却选择之苦，提供的是强制性路线，在每个城市里只有一家旅馆，只有一种交通工具，价格最为实惠。将有一个组织经常验证情况。关于准确的“小费数”卡夫卡写入了我们共同的备忘录。笔记中写着：“不是快速或慢速的旅游者，而是一种不快不慢的旅行团。偏差是有可能存在的，但问题不大，因为总是与精确近咫尺。”“便宜丛书”此外还将在自己的分类中回答下述问题：“下雨天干些什么？”“旅游纪念”、“合适的服装”、“免费音乐会”、“何处与怎样可以像当地人一样获得免费戏票？”“各画廊只有少数重要的画，但值得认真观看。”我们尤其以开玩笑的态度搞一本“便宜丛书”中的语言向导，这本书的原则是：“要想完全掌握一门外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宁可马上着手学一种不正确的外语。这样不太费劲，而用来互相理解却也够了。这是一种世界语，一种由我们发明的不合标准的法语或英语，还加上方言和当地适用的符号语言。”我们怀着浓郁的兴趣和喜爱所制订的一切计划都融和着我们开怀的大笑，都自然地包含着深有所感的嘲讽，这些嘲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俩都缺乏对外语的天才）和我们由于情势所迫而实行的节俭的。——为了减低那些日子在我的记忆中过于明亮的亮度，从愿以郑重的态度再引录一段我此后写的日记：激动人心的是，柏拉图多次试图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西西里）。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在他心里，在他周围？——提到柏拉图的名字所产生的矜持稳重的音调与这显然傻里傻气的事实完全不相称。——这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有谬误，但他在同时代人的眼里难道不应该占有比傻子更合理的地位，不应该少令人难堪些吗？后世对他的过度鼓吹不那么介意或根本不介意，于是他的“理想”观念光辉地显现了——然而人们却忘了，这种过度鼓吹和这种理想观念是共生的。假如我完全诚实地说的话：卡夫卡有些时候有些方面不也在令我难堪吗？比如在卢加诺，当他不肯服泄药、忠于他的自然法则时，我不是由于苦求而败坏了自己的情绪吗？——卡夫卡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天才的例外表现，他是那么难以言状的温柔和体贴入微。从原则上说，天才的身上总是喷涌出令人不愉快的因素直至彻底的不可捉摸，而他自己努力去消除这些。事实上这些因素在他身上也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只有一些残余，比如不准时。
为了进行下一个年头即1912年前往魏玛的旅游，我们出于对歌德的爱，出于进行了多年的歌德研究而有着特别充分的准备。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这时我们再次看到他那轻微的刻薄：卡夫卡有时强调说，他很惊讶，怎么有的作家会那么不谨慎，居然去摘引歌德的话——歌德的一句话在每个作家的其他文字中间总是显得格外耀眼。下面一段日记证明了卡夫卡对歌德不同寻常的敬意（我在这段话后面接上一段关于莱辛形象的日记，以便将卡夫卡对德国古典文学家们的态度的全貌至少象征性地勾勒出一个轮廓来）：歌德通过他的作品的强大力量很可能阻止了德国语言的发展。在他身后的年代里，尽管散文经常脱离他，但是最终——现今便是如此——却更强烈地渴望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并重新拣起歌德笔下出现过、但此外与歌德并无关系的古老的用语，对自己无限的依附性之完善的外观高兴不已。
关于巴尔海姆（见《明娜·封·巴尔海姆》，他在日记中引录了我们提到过的狄尔塞的那本书中的一段话：“他拥有心灵生活的那种自由的灵活性，在生活状况改变时总是重新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全新的一面，这种能力是只有真正的诗人的创造中才具备的。”怀着这种五体投地的心情，我们拜访了魏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补充日记中对这次旅行的记述，我想重述一下我的《爱的魔国》中相应的一段，唯一与之不符的是，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小职员没有一整个月，而只有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用于访问魏玛。他们共同作夏季之旅。只去魏玛，去魏玛一个月；在尊崇歌德的原始力量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全然不受时髦的反对他的窃窃私语所扰。对此不需要什么抵抗性的影响力，这些也许只能加强他们的感情。此外，他们希望做的并不是研究魏玛，而是在那里生活，就像在一个避暑胜地那样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游泳，晚上在主广场的一家饭店中吃许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就像关系到戈尔塔的一切事物一样，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于戈尔塔的意愿，而是出于他的自然属性、一种独特的诚实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觉上求精）的基本特征。
他和弗劳恩普兰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儿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说是爱情关系恐怕言过其实，这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一种羞怯的、调皮的、或许还带着微微痛楚的乐意互相见面。结果是，戈尔塔连同克里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处，这么一来，他们便可以同这美丽的姑娘一起随便进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可以进入不对游人开放的花园，可以在开放时间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间里，也就是说不受游客脚步声的影响。他们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员，当然这是就最远的意义、就古罗马的意义而言。歌德的旋律幽灵般一缕缕地掠过与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过的时光，掠过夏季歌德花园古老的爬满青藤的墙内那绿叶环抱、玫瑰簇拥的晚上。他在这里，这个有着国王般威严的老人，他无隐无形地就在这里！魏玛的其他纪念地，包括与歌德有关的在内，他们参观得不很多。戈尔塔的经历总是有缺陷的，总是只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当然怀着爱的紧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善。这也很容易转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赞扬来归纳：一种紧张积极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但是戈尔塔不曾感到这是优点，而认为是自己的弱点，是缺陷，他也无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这种无漏洞的经历或强有力的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的现象，他对此入的钦佩便会无以复加。从他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把克里斯朵夫（也许不完全对）看成是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无论如何，他们互相补充，达到了最融洽舒适的境界。在魏玛度过这些日子后他们将分手，这使他们感到有些痛苦。克里斯朵夫回家去，里查德还要去哈尔茨山的一个自然疗养院。在那之前，他们还将一起乘坐一段火车。在铁路岔路口的火车站上，克里斯朵夫突然热血沸腾地拥抱朋友，吻了他（仅此一次），轻轻地吻在脸颊上。回家后，他们无日不见面，至少要匆匆说几句话。在有的星期里，他们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游泳学校中度过，在秋天栗子树下那些晒得滚烫的木板上，在已经有点儿凉的莫尔道河水中。对职业的忧虑，关于家庭、关于最初的艳遇——他们无所不谈。
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8月13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B．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8月13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
信中说：“早晨好！亲爱的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归纳小文章时处于小姐的影响下，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什么愚蠢之处，产生某种暗中滑稽的顺序颠倒。请你再看一遍，让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谢上再加上一个感谢。”接着是两点小小的修改意见。当我于9月29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9月29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10月1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10月2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10月3月：“卡夫卡，进展顺利。”10月6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10月8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10月14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F．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爱上了F，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著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11月24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xx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有我有此兴趣：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e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a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弗丽达同F．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B，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2月12日。我在描写那个远在异国的朋友时多次想到了斯多于尔人在这个故事写成三个月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在大约三个月前订了婚。
我昨天在威尔奇那里朗读完这个故事后，老威尔奇走了出去，待他一会儿之后回来，他特别称赞故事中图画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说道：“我看见那个父亲就在我面前，”这时他单单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诵时他坐过的那把。
妹妹说：“这是我们的住房。”我对她误解了地方很惊奇，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1913年1月《观察》出版。扉页上的题赠是：“献给M．B。”在弗兰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题词上写着：“正如这里已经印出的，献给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弗兰茨·K。”一年后，我得以通过我的长篇小说《图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题赠作为回报。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和他的创作的总题目，我在弗兰茨生前我写下的唯一的关于他的大块文章中（发表于1921年11月《新周报》写道：从哪儿开始呢？——无所谓。因为这个出版物有个独特之处，无论从哪方面去观察”总是归到同一个结论。
已经表明，它的诚实性、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纯洁性是多么明显。因为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种面貌，而不纯洁的东西会闪烁亮光。但在这里，在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可以这么说：在现代派的整个文学范畴内，只有在他身上没有亮光闪烁，没有天幕的变换，没有布景的推移。这里只有真实，没有其他。不妨以他的语言为例！有那么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词汇、拼凑、易换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这些手段为他所不齿。“不齿”甚至也不是准确的用词。那些手段无法接近他，就像不纯洁无法接近纯洁，为纯洁所禁止一样。他的语言像水晶般清明，从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确、清晰、对象准确，似乎觉察不到别的。然而在清纯的语言小溪那明亮的镜面之下，梦和幻象在不可测度的深处流过。往下看去，人们会为其美丽和独特而着魔。可是却说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时说不出，这些完全正确、健康、简单的句子形式的实质是什么。只要读上几个卡夫卡的句子，舌头和呼吸器官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终了处，段落似乎追循着某些神秘的法则，词组间的小间歇有着它们自己的结构，一种不是由地球上物质构成的旋律在回荡。这是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完美无缺，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罗波利墙的废墟面前的福楼拜哭泣的那种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甚至疾驰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们》，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动万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的第一篇。这是火，这是满怀预感的童年那不平静的火与血，但是这些火墙服从着一根看不见的乐队指挥棒；它们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宫殿，每一块石材都是翻滚着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夸张，不过分的。只有在不能达到最外边界，不能达到围着宇宙的那条线时，人们才跳跃而过。而包罗万象的东西则不需要跳跃。——这样不会枯燥吗？这便是卡夫卡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已经说过：他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完美。所以，包罗万象与最小、最滑稽的细节相融合，奥基安诺斯与办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艺术相融合，灵魂得救的甜美与本来是战马布齐法鲁斯的新律师的融合、或与一个遭受折磨的乡村医生、或作公务旅行的小人物或一个身着闪光饰片服的马戏团女骑手的融合。所以有着闪耀伟大艺术光辉的阶段和风格的朴素，尽管朴素，却与奇思异想交相辉映，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词汇中。所以那里的隐喻毫不引人注目，却总是有新意（人们总是过了一些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它）。所以有着寂静、视野广阔、自由，如同在云层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泪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开玩笑，他就必须使用弗兰茨·卡夫卡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火，却不留下烟熏的痕迹；它有着无穷空间的崇高，却也发出生物会发出的一切颤抖。纯洁的人触动不了不纯洁的，这既是纯洁者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地感受自身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本身却是某种消极物，是其弱点。纯洁者要想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坚持不让自己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在诱惑下消失，就必须仿佛通过几千层放大镜片一样来夸大弱点。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认这么做恰恰是他的优势之所在。于是出现了第二层地板，就像所有双层地板一样，这第二层是幽默。是的，他是这般执著，这般坚持最危险的行为（事关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气息，然而就在这恐怖气息中也泛着一丝可爱的笑意。这是一种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是接近最后审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种形而上的笑。有时候，当他给我们几个朋友朗诵他的一篇小说时，更是笑容满面，而我们也开怀大笑起来。可是我们马上就沉默了。这不是让人类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这样笑（不能将他们按照拉菲尔的小天使雕像来想象——不，是长着三对巨大翅翼的天使、赛拉芬，是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魔鬼般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强与弱、高昂与屈从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显的是弱点——一这是一种表面上类似颓废、魔鬼般的恶，对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恐怖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就像从爱伦·坡、从维利、德·里斯勒、亚当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发出来的东西。然而这个第一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卡夫卡的小说如《在流刑营》与坡毫无关系，尽管坡等人笔下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恐怖场面。只要对比一下语言风格就会明白这一点，或至少产生疑问。卡夫卡色调明快的描述犹如安格尔线条清晰的画，岂可与那些恐怖文学专家们颤抖的、有时是强行引起颤抖的形式同日而语？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兴趣对地狱深海进行探究的专家；往往只是出于被迫才拖上那么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种“道德”。他们是诗人，当然，甚至是大诗人，是确实受到了精神震荡的——可是难道不也到处让人感到那么点“对震荡的自豪”的味道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场景之中的却是宗教信徒们深沉的严肃态度。他从不表露对深渊的好奇心。他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向深渊看去。他对崩溃并无渴望之。心。他崩溃，但是他是看见并爱着光明的道路、坚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体的，他热爱头顶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远拯救人类的、完美的天空甚于一切。可是这个天空皱纹突起，如同一张动怒的父亲的脸。对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担惊受怕要比对一些还过得去的地狱中的反常现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学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态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来，卡夫卡造就的艺术作品给人的震动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变形记》或《判决》等等）才令人感到那么恐怖。因为在它们周围，包括在它们中间，整个自由的世界门户洞开。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根据原则要求而可怕”，其原则要求毋宁说正是“可怕”的反面，从原则要求出发也许应该是田园般的或英雄气概的，反正应该是正在的、健康的、积极的，倾向于生命欲望，倾向于温柔和善良，热爱着美丽的姑娘躯体（它在《变形记》结尾处在主人公的尸体上方放射光芒），爱着乡间的劳动，爱着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鲜嫩的，充满了对欢乐、幸福、正直，对肉体和心灵的力量的追求——这种原则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们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衬托下，这“只是不是我们的”比对最极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惊心动魄得多。卡夫卡并不抛弃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
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芯，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
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
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
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K．）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这一页日记写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51)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