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洪（化名）没有想到，自己才过了不到一年的舒心日子，就又跌入到谷底。午后的阳光耀眼刺目，窗外巴塞罗那的美丽秋色渐浓，而他却一筹莫展。
面对满地的碎玻璃和被翻得杂乱的抽屉和衣柜，他浑身颤抖、坐立不宁。当然，他想过打电话向西班牙的警察求助，自己的家被洗劫，老婆的戒指、自己的手表、三万多欧元，以及自己所有的证件，全都不翼而飞。但他不敢报警，也不能报警，他此时的身份让警察成了自己的天敌，让这本该被维护的合法权利也无处伸张。
他久久地坐在房间里，默默无语。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我是什么人？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商人还是罪犯？他反复自问。阳光倾泻到他身上，将他的身影拉得狭长。孙大洪感到嘴里酸涩，脸上发凉。他不禁又将视线转到窗外熙攘的城市，他不知道，自己所欠的那笔良心债，到底该如何偿还，自己到底该怎么赎罪才能得到解脱。他无力地坐在地上，愁眉不展地望着墙上的钟表，针在一圈一圈地转动。
唉……孙大洪一声长叹，用手撑住膝盖让自己重新站起，进货的时间到了，如果再不去工作，今晚超市就要断货，他打电话给儿子，让他提前放学过来看家，自己则努力打起精神，穿上印有超市标志的工作服，走出房门。和农民靠天吃饭一样，顾客是超市经营者的衣食父母，孙大洪不敢耽误，但走了几步，他又不禁回首望着玻璃破碎的窗户，心中五味杂陈。
万芳和郝言坐在西班牙的**E高速列车上，望着沿途一望无际的广袤红土高原，感到心旷神怡。远方层林尽染，植被披上秋色，仿佛金色的海洋。在几个小时前，他们刚刚结束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司法部副司长的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平等对话，就中西两国如何更好地对追逃追赃加以协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马德里高楼林立却不失传统的底蕴，是个典型的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城市，而目的地巴塞罗那却风格迥异。列车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目的地行驶，从马德里的阿托查火车站到六百公里以外的巴塞罗那，只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面对眼前的高原风貌，让万芳不禁想起了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的场景，疯狂的瘦弱骑士和他忠诚的仆人踏过尘土飞扬的土地，去迎战那个巨大的风车怪物。
一旁的座位上是一对母子，小男孩大约三四岁的年纪，棕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活泼好动，万芳注视着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小虎。小虎四周岁了，正是淘气的时候，以前只跟爸爸疯玩，从不找妈妈。但在猎狐行动开始以后，小虎变乖了许多，甚至有些黏人，每次回家，小虎都会围在万芳身边，生怕她跑了一样。
万芳触景生情，心里觉得酸酸的。她是猎狐缉捕组的成员，三十出头的年纪，戴着金丝眼镜，是个典型的知识女性。她多年前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选择，第一是和母亲一样，做一名注册会计师；第二则是女承父业，当一名人民警察。说实话，当时她有些犹豫不决，所以既参加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面试，又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公安部经侦局。而上天弄人，两个单位都对万芳敞开了大门，一方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薪酬优厚，一方是从小便梦寐以求的警察制服。为此万芳家召开了家庭会议，父母很民主，说两个工作都很好，让她自己选择。父亲是一名公安系统的基层指挥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很受下属敬佩。他一直是万芳心目中的榜样，看着父亲和蔼的微笑，万芳知道那是一种期望，于是没再犹豫，毅然选择了加入公安部经侦局，穿上了那身藏蓝色的制服。
而一旁的高高大大的帅小伙儿郝言，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在猎狐行动办是个有名的“快手”。别看他年轻，但在急难险重的任务前能做到井然有序，在关键时刻能沉得住气，是个天生干警察的料。同时，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球迷。郝言望着窗外的异国风景，心中对即将到达的目的地充满了憧憬。巴塞罗那是球迷心中的圣地，巴萨的梅西更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但他深知，此行可不是来游玩，在巴塞罗那等待他的工作，不但任务很重，而且十分艰巨。按照缉捕队长文小华的要求，此行不但有谈判任务，还要执行对犯罪嫌疑人孙大洪的规劝遣返，工作要务求实效、力争圆满。作为万芳的助手，郝言也感到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列车到站，万芳和郝言在总领馆参赞的带领下，赶赴总领馆进行汇报。总领事非常关心猎狐行动，说每天都在通过电视和网络关注猎狐的报道。他要求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务必要做好对犯罪嫌疑人孙大洪的劝返工作。
此次赴巴塞罗那的任务是劝返犯罪嫌疑人孙大洪。他今年五十岁，老家在中国浙江，现在已经在西班牙获得了“绿卡”。2011年的时候，孙大洪在缅甸承租了一块占地十英亩的金矿开采权，租期为二十个月。同年12月底，孙大洪对同乡老江谎称其拥有该金矿的产权，签订了《矿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以首付二百万元人民币转让矿山的产权，后续资金待成功开采后支付。孙大洪在收取二百万元首付款之后，并没有按照约定将金矿的产权进行转移，而是回到了西班牙隐匿。2012年，被害人老江报案，国内公安经侦部门以孙大洪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猎狐行动开展以来，经过办案单位多次对孙大洪进行规劝，他表示希望在巴塞罗那与公安人员见面。为此，万芳和郝言才日夜兼程赶赴西班牙。不料，到了巴塞罗那之后事情却出现了变故。万芳连打了三个电话，对方都没有接通。直到晚上7点，电话才打了回来。万芳知道是孙大洪的心里在矛盾着，于是简短交流，便约定了一个小时后见面。
夜晚的巴塞罗那喧嚣熙攘，人潮涌动。这个临近地中海的城市，温和多雨、舒适宜居，当晚8点整有一场盛大的足球赛要在诺坎普足球场举行。巴萨主场优势明显，球迷将彻夜狂欢，整个城市都在沸腾着。酒吧、夜店、路旁，所有的电视都在转播即将开始的球赛，到处都是热烈的球迷，他们身穿巴萨球队的队服，手举着球队的旗帜，脸上涂抹着油彩，将秋季的巴塞罗那带入到夏日的火热之中。
在近乎节日的气氛中，万芳和郝言在街头疾行，他们要去一个陌生的咖啡馆，去约见犯罪嫌疑人孙大洪。在足球圣地不去看球，这对于郝言来说，也许是身为球迷最大的不幸，但此刻他的心中却没有一丝游离，他是一名人民警察，知道自己的神圣使命是什么。他知道，无论是劝返还是缉捕，在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国内之前，一切都有变数。
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咖啡馆里，孙大洪已经早早在那里等待。他面相苍老，虽然来到西班牙多年，但说话还是浙江的口音。西班牙的生活节奏很慢，许多店铺都只营业半天，饭店也大都在晚上8点后才开门营业。许多中国人来到西班牙之后，生活多年却依然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还是在华人的圈子中生活，吃中餐说中文，看不出任何的西化。他们在国内就是勤劳朴实的耕耘者，到了国外也没有变化。开餐馆、卖小百货，这些仍是华人谋生主要的职业。孙大洪就是这样的在西班牙的普通华人，他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超市，每天起早贪黑微利经营，这几年因金融危机，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收入也大打折扣。
看到万芳和郝言进门，孙大洪赶忙起身迎到面前，犹豫了一下，才伸出颤抖的手，仿佛不是要表示礼貌，而是要被戴上手铐。
“你好，我们是中国警察。”万芳与孙大洪握手，做着开场白。
“我……我知道……”孙大洪点头。
“为什么关机？”郝言开门见山。
“我……”孙大洪停顿了一下，躲闪开郝言的眼神。“我在超市忙呢，没有听到。”他闪烁其词。
万芳和郝言都知道，这是孙大洪的托词，但既然已经见面，这些插曲也就不再深究。
“现在终于想通了？”万芳用平缓的语气问。
“唉……”孙大洪一声叹息，“是啊，我想通了，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他低下头，缓缓坐到座位上，隐藏在咖啡馆的阴影里，仿佛要掩饰自己的颓唐。咖啡馆外开始热火朝天地狂欢，比赛已经打响，巴萨的勇士们在球场开始与对手进行激烈的角逐，而咖啡馆内却只有他们一桌客人，显得萧条清冷。孙大洪喝了口浓浓的黑咖啡，开始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孙大洪在巴塞罗那经营着一个超市，看似是个成功人士，实际上却过着辛酸的生活。“我活得很屈辱”，这是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在十六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刚满三岁的孩子，从浙江老家偷渡到法国，在那里非法滞留了整整五年，自己刷盘子、打零工，妻子给人做衣服、做保洁，一切可以维持生计的手段他们都会尝试，一家三口在黑漆漆的地下室里抱团取暖，在繁华光鲜的城市下，过着像老鼠一样的生活。五年之后，孙大洪又带着一家随老乡辗转至西班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绿卡”，取得了合法身份。